浙刊佛藏述略

　　张新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佛教典籍浩如烟海，大藏经是佛教典籍的总集。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随着汉译佛典的增加，先是出现了写本大藏经；雕版印刷术发明后，到北宋早期又出现了刻本大藏经，此后历代王朝都把编辑刻印大藏经作为标榜“太平盛世”和为皇室成员积德祈福的官方行为；同时，民间集资刻藏也蔚成风气，还发生了崔法珍断臂募刻《金藏》这样的故事。据统计，从北宋开宝四年（971）刊刻《开宝藏》为始，到清乾隆三年十二月（1739初）《龙藏》刻毕为止，不算《房山石经》，860多年当中，中国国内官方和民间刻印汉文大藏经近20种；即使刨除现在尚有争议和疑义的若干版本，能够确认的至少还有14种。荟萃“般若”、“宝积”、“大集”（或“华严”）、“涅槃”四大部经典的所谓“小藏”，目前已知的刻本也有3种。可以说，佛教流传于世两千余年，没有哪一个国家像历史上的中国这样重视对佛教文献的不断收集和汇整，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倾注了这样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反复从事佛藏的编纂和出版。如此之多的大藏经刻本，见证着我们的前人对佛教文化和人类文明做出的卓越贡献。
　　在所有这些大藏经中，出自浙江地区的刻本占有十分显著的位置，不但给今天留下了大量具有文物价值的实物，还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史料。在中国大藏经刻印的历史上，浙江的地位是不容忽视、不容置疑的；在佛教史的研究上，浙刊诸版佛藏印本中携带的第一手信息是不可多得、不可替代的。但在近年出版的《浙江佛教史》等地域佛教史专著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述颇感不足，令人不免有沧海遗珠之憾。抱憾之余，不揣浅陋，愿利用本次“吴越佛教文化与社会学术研讨会”之机，结合学界部分研究成果，对浙江刻印佛藏的一些问题略加掇拾如次。
　　一、关于《圆觉藏》和《资福藏》
　　不同版本的大藏经的名称，是后人以各版大藏经的刊刻朝代或其年号、刊刻地点或发现地点等作为依据分别确定的，不少版本且有两个以上的名称。《圆觉藏》和《资福藏》都是因存世的印本题记或其他历史文献中提到其雕版处所“圆觉禅院”和“法宝资福禅寺”而得名，又因该处所地属湖州归安县松亭乡思溪村，而有《前思溪藏》和《后思溪藏》之称。
　　《圆觉藏》是南宋初年由曾任密州观察使的致仕官员王永从携其弟永锡及诸侄捐舍家财，在自己回乡后创建的圆觉禅院刊刻的一部私版大藏经；全藏计548函，《千字文》编号自“天”至“合”。这是浙江地区第一部刻本大藏经，也是继《开宝藏》、《辽藏》、《崇宁藏》、《毗卢藏》之后中国的第五种佛教大藏经版本。
　　对于《圆觉藏》的刊刻起迄时间问题，以前一直有不同说法，这是因为目前存世的《圆觉藏》零本中只在“命”字函《观所缘缘论》和“履”字函《长阿含经》卷二十二末尾发现有基本相同的题记，略述该藏刊刻缘起及参与者情况，其时间落款是绍兴二年（1132）。于是，仅仅根据这一年款，便有“约在北宋末年开雕，绍兴二年基本刻完”[i]、“绍兴二年应为大藏着手开板之年月”[ii]等见解；笔者当年则认为有绍兴二年题记的两函距全藏首尾都很远，定是年为始年或竣年似都不无牵强。[iii]而且，通观题记，其中称全藏经板为550函，与实际数字并不相符，也可证明该题记不是刻竣时所写。1997年，何梅同志发表《南宋〈圆觉藏〉、〈资福藏〉探究》[iv]一文，通过对题记中圆觉禅院首任住持慈受怀深禅师到达湖州的时间不会早于建炎元年（1127）八月的考证，得出《圆觉藏》雕版应自建炎元年八月以后开始，约在绍兴八年或稍迟一些时候竣工的推断。这一推断，至少在开刻的大致时间上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因此也使《圆觉藏》获得了南宋时期所刊刻的第一部大藏经的地位。
　　至于《资福藏》，一般往往与《圆觉藏》并提，在很长时间里都被认为是同在思溪一地刊刻但晚于《圆觉藏》的另一部大藏经，其原因大概在于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所藏旧籍《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大藏经目录》之书名及其中对该藏函数为599函即《千字文》编号直到“最”字之统计，还在于清末杨守敬先生《日本访书志》中对他自己从京都府天安寺购回国的一部宋刻大藏经记作“宋理宗嘉熙三年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所刊”；而且又有论者将圆觉禅院和法宝资福禅寺当作思溪当地的两座不同寺院，更增添了问题的复杂性。其实，史料表明，湖州吴兴郡于宝庆元年（1225）改名安吉州[v]，法宝资福禅寺则系圆觉禅院升格而成[vi]，二者绝非异地。何况寺名冠有“法宝”二字，恰恰暗示寺内有大藏经板的事实。早在1922年，王国维先生就质疑《资福藏》“即就思溪王氏所刊加以增补，未必别有一刻也”[vii]；1964年，日本学者小川贯弌也认为，法宝资福禅寺的大藏经，前548函就是“前思溪藏”即《圆觉藏》，后面一部分为法宝资福禅寺补刻者。[viii]何梅同志实地细阅了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杨守敬所购大藏经之后，根据版式、刻工等资料进行分析，在前述文中做出了“被称为《圆觉藏》和《资福藏》的两种刻本，实际上属于同一付刻板”，“因此可以统一称为圆觉禅院本或《圆觉藏》本”的判断，并厘清了传世之《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大藏经目录》中比《圆觉藏》的548函多出51函的缘故为误抄。这就是说，以往所称的另一版本之《资福藏》原来是不存在的，现存国家图书馆的以《资福藏》名世的大藏经应该正名为《圆觉藏》，其中一部分是《圆觉藏》刻竣近百年之后由圆觉禅院在升格为资福禅寺前后一段时间内重新补刻的，其全藏总函数仍应为548函；其所收经籍部数和卷数按何梅文中的统计分别为1437部和5916卷。何文对于《圆觉藏》、《资福藏》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意义，如果再能够解释一下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中坚称其所购法宝资福禅寺大藏经函号“至最字止”、亦即不止于548函的原因（比如杨是否也接受了《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大藏经目录》中的说法，而实际并未逐函细审原书？因为国家图书馆现藏杨购回的“《资福藏》”并无548函以后的内容），当会令无缘目睹该藏印本实物的学人更加满意。
　　二、关于《普宁藏》
　　《普宁藏》是元初由杭州路余杭县南山大普宁寺刊刻的元代第一部大藏经。
　　大普宁寺是北宋末年在民间兴起的白云宗的寺院。宋末元初时，大普宁寺的住持是道安，《普宁藏》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开刻的。白云宗由清觉在杭州创立后，受到北宋官方和佛教主流派的双重挤压，清觉本人被寻隙“编管”于岭南，《释门正统》一书将白云宗斥为“邪伪”。一百多年里，白云宗虽在浙西地区获得一定发展，终究未摆脱“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处境。元帝国对南宋的军事胜利，使白云宗看到了改变自己境况的机遇。开刻《普宁藏》的计划，正好是在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进占杭州的第二年提出的，道安随即北上晋见忽必烈，要求承认白云宗“法门”和允准刊行大藏经，得到了朝廷的同意。道安遂在大普宁寺设白云宗僧录司，自任僧录；寺内原设的“刊经局”正式以“大藏经局”名义出现，已于“戊寅年四月”[ix]（1277）之前不久开始的刻藏事业也由小规模尝试一转而为大规模运作。道安的刻藏活动还争得了元朝炙手可热的藏传佛教高僧胆巴国师和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杨琏真佳的支持，二人分别以“功德主”[x]和“都功德主”[xi]身份具名；一时间僧俗信众踊跃捐资，刻板进展一帆风顺。至元十八年（1281）三月，道安在第二次前往朝廷奔走活动期间逝于燕京大延寿寺，弟子如一继任大普宁寺住持，继续刻藏事业，又经如志、如贤两任住持，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十月，全藏558函即已告竣，《千字文》编号始“天”终“感”，前后费时不过12年许，创造了私版大藏经刊刻速度的最快记录。
　　大德三年（1299），大普宁寺僧如莹编成《杭州路余杭县白云宗大普宁寺大藏经目录》四卷，序言中云：“今思溪浙本，是本寺所刊目录，照思溪式行于世。”就是说，《普宁藏》是依照《圆觉藏》目录刊刻的，这也正好证实《圆觉藏》（或后来所称的《资福藏》）的确只有548函；《普宁藏》多出的10函，乃是《圆觉藏》没有的一百卷《宗镜录》。在《普宁藏目录》的“感”字函后面，如莹为尚未刊刻的“秘密经”预留出了“武”至“遵”共28函位置，称“另有目录”，说明大普宁寺当年已有继续刊刻密教经典的设想。后来的史实表明，大普宁寺的这个设想没有完全按原计划施行，却由松江府僧录管主八以为所有“闽浙教藏”即当时江南的《崇宁》、《毗卢》、《圆觉》、《碛砂》、《普宁》等各版大藏经补足“秘密经”的方式基本实现了（此事详见后叙）。如莹目录“遵”字号之后还有“约”字号一函，是沙啰巴译经5种和清觉的《白云和尚初学记》、《白云和尚正行记》，但在如莹编制目录的当时并未刻出。
　　558函《普宁藏》收书的部数、卷数历来说法不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和《佛教大辞典》中采用周叔迦所记“1430部，6004卷”[xii]之数；1999年《佛学研究》发表何梅、魏文星《元代〈普宁藏〉雕印考》一文，经对如莹《普宁藏目录》逐一考查勘误，认为应更正为“1420部，6008卷”。
　　延祐四年（1317）三月至泰定元年（1324）八月，大普宁寺刻《景德传灯录》三十卷，以之换掉了《普宁藏》“振”、“缨”、“世”三函原有的5部宋太宗“御制”文，这应是一次政治行动，不足为奇。此前的至大三年（1310）、皇庆二年（1313），列入如莹目录的沙啰巴译经5种和《白云和尚初学记》、《白云和尚正行记》先后刊成，这是白云宗文献唯一一次被收入古代大藏经，清觉的这两部著作幸赖《普宁藏》才得以留存下来，但奇怪的是现存印本上并无《千字文》编号。而在上世纪30年代上海影印西安开元、卧龙两寺发现的《碛砂藏》时，其“约”字函《传法正宗记》部分缺页，寻到山西晋城青莲寺所藏《普宁藏》同函同卷抵补，与《碛砂藏》本衔接天衣无缝。这个情况不能不使人困惑：青莲寺本“约”字函是否属于《普宁藏》？《普宁藏》是否先后有两个内容不同的“约”字函？《碛砂藏》“约”字函《传法正宗记》是延祐二年（1315）续刻的，同时续刻的还有“法”字函《传法正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论》、《辅教篇》等，如果青莲寺本“约”字函属于《普宁藏》，《普宁藏》是否也有“法”字函？支持提出这最后一个问题的资料在于影印本《碛砂藏》：元统二年（1334）五月，圣旨命以《天目中峰和尚广录》“但有藏经印板处，教刊板入藏经”[xiii]，然据目前所见的记载，只有翌年六月大普宁寺奉旨刊成之，计三函三十卷，[xiv]但经板元末与寺俱毁，原版印本在现存《普宁藏》中未得见；西安所藏《碛砂藏》也有《中峰广录》，编入最末的“韩”、“弊”、“烦”三函，但残缺严重，上海影印时，缺页以明《永乐南藏》配补，从配补的《南藏》版《中峰广录》卷首文字看，它的刊刻底本正是《普宁藏》，可见其当时大概具有唯一性，《南藏》只是另给了函号（“丁”至“乂”）；而西安《碛砂藏》中明确标有“韩”、“弊”、“烦”字号的《中峰广录》印本，也不是碛砂延圣寺原版，乃是明代“云居禅庵住持比丘智怡”等施财重刊本，那么，既然连皇家的《南藏》版《中峰广录》都以《普宁藏》为底本，云居禅庵重刊版的底本会不会也只能是《普宁藏》呢？其刊本上的“韩”、“弊”、“烦”字号，会不会就是从《普宁藏》原印本上照录下来的？此外，陕西扶风法门寺塔中1981年发现大量《普宁藏》残叶，据整理者披露，有“烦四卷第二十四”一板[xv]，整理者虽因其无头无尾而未给出书名，但各版大藏经中函号卷次排序与之相合的其实只有《中峰广录》；如果能够对照实物，确实排除此为其他版本，则《普宁藏》的增补和总函数等问题就可以得到比较确切的新的答案。
　　行文至此，忽忆及大藏经版本目录专家童玮先生曾根据山西省图书馆所藏《普宁藏》散本中的两则题记，认为与道安一起主持《普宁藏》雕造工作的还有一位“慧照大师”，且该藏当时曾被称为“龙龛法宝藏”。[xvi]实际上，慧照大师只是道安的荣号，与后来奉旨刊刻《中峰广录》的大普宁寺住持明瑞号“佛智妙应广福大师”的作法是一样的。山西太原崇善寺所藏《普宁藏》“迩”字函《大般涅槃经》卷一有如一题记“用报本师僧录慧照大师大和尚”等语，是如一为纪念刚刚圆寂的“本师”所题，“僧录慧照大师”者，显然就是道安。至于“龙龛法宝”，应该不是《普宁藏》的专名。辽僧行均曾撰《龙龛手镜》，乃阅佛典者之字书，其统和十五年（997）沙门智光序有“矧以新音遍于龙龛”[xvii]云云，都是以“龙龛”作为佛典之一般代称；童先生所引题记称“印造龙龛法宝一大藏”[xviii]，口气上显然也不是特以“龙龛法宝”一词仅指《普宁藏》。当年童玮先生曾在大藏经研究中惠我良多，可惜今已故去，笔者无缘就此再向他请教了。
　　三、关于《碛砂藏》的续补、“秘密经”及妙严寺版“四大部经”
　　《碛砂藏》是约在南宋宝庆至绍定年间（1225—1233）开刻、元至治二年（1322）刻竣的一部私版大藏经。它的刊刻地点本不在浙江，而是在今属江苏苏州的平江府陈湖碛砂延圣院（入元后升为寺）。但是，它在元、明两代的续补工作，却与浙江有密切的关系。
　　《碛砂藏》的刊刻历尽周折，宝祐大火，宋末兵革，刻藏曾中断25年，大德元年（1297）方才恢复，但进展缓慢；直到大德十年（1306），松江府僧录管主八发心施财，大规模鸠工续刻，《碛砂藏》才算基本完成。
　　1981年法门寺塔中与《普宁藏》散本一同发现的元刊《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昧耶般若波罗蜜多理趣经》，卷尾有一则“大德十年丙午腊月成道日”松江府僧录管主八刻经题记，其中称：“近见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大藏经板未完，遂于大德十年闰正月为始，施财募缘，节续雕刊，已及一千余卷；又见江南闽浙教藏经板比直北教藏缺少秘密经律论数百卷，管主八发心敬于大都弘法寺取到经本，就于杭州路立局，命工刊雕圆备，装印补足直北腹里五台关西四川江南云南高丽等处大藏教典，悉令圆满。”这段记载告诉人们三件事，一是管主八用不到一年的时间续刻了一千余卷《碛砂藏》，二是他又刻了《普宁藏》等“闽浙教藏”所缺少的“秘密经律论数百卷”，三是这些“秘密经律论”刻版地在浙江杭州路。如莹《普宁藏目录》空出的“武”至“遵”28函“秘密经”，正好由管主八的这次刊雕补缺而得以“圆备”。这28函“秘密经”的经板在大德十一年（1307）刻成，至正二十三年（1363）由管主八之子管辇真吃剌舍入碛砂延圣寺与《碛砂藏》经板“一处安顿”[xix]，西安所藏《碛砂藏》中即包含这28函“秘密经”，晋城青莲寺和法门寺塔中的《普宁藏》也包含有属于这28函的“秘密经”（前引刊有管主八题记的《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昧耶般若波罗蜜多理趣经》即是），它们应该是用同一付经板刷印的。事实表明，管主八以这些“秘密经律论”补足各地闽浙版大藏经印本的志愿基本上实现了，这是他为汉文大藏经刊刻事业立下的一大功劳。
　　从现存管主八的刻经题记中，可以知道他续刻一千余卷《碛砂藏》的地点也在杭州。上海《影印碛砂藏》第586册《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卷九题记在述及管主八续刻《碛砂藏》后又刊刻“秘密经律论”一事时，称其“施财叁佰定，仍募缘于杭州路，刊雕完备”。一个“仍”字，证明了管主八续刻《碛砂藏》就是在杭州。当时，杭州是江南的经济、文化中心，刻板印刷手工业十分发达，管主八不仅在杭州刊刻了汉文佛典，还“雕刊河西字（即西夏文）大藏经板三千六百二十余卷”、“印造三十余藏”，“装印西蕃字（即藏文）乾陀般若白伞盖三十余件、经咒各千余部”[xx]，其工程量之大，刊印速度之快，令人惊叹。管主八其人，作为管理松江府僧政的中级地方僧官，大约不过是来自藏区的众多萨迦派僧侣之一，但靠着大规模印施佛典的行动，他为佛教的传播创造了独特的业绩，浙江作为他刻经事业的舞台，也因此值得在佛教历史上大书一笔。
　　《碛砂藏》经板明代又有补刻之举，发心募缘补刻者是杭州西湖南山高丽慧因华严讲寺沙弥（鲍）善恢。1966年，北京柏林寺发现一批《碛砂藏》的明代印本，1994—1995年间，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李际宁先生对其进行了整理、研究，据他引证的这批印本中《大般若经》第五百二十八卷卷尾永乐九年（1411）鲍善恢题记云：“尝睹本寺藏经函内少欠数多，遂往碛砂、妙严二刹补印藏典，全其品章。因见彼寺经板年深岁久，朽烂缺欠者多，发心备板，化募众缘，命工刊雕完就，使大藏流通，令正法久住。”李际宁先生认为，“此次补刊经板活动的起迄时间，当在明初永乐七年（1409）前后至永乐十年（1412）”[xxi]。他还在鲍善恢的题记中发现了逸失已久的记载崔法珍雕印《金藏》史事的金章宗明昌四年（1193）《赵渢碑》的内容。善恢引崔法珍断臂设誓刻藏往事，是为了激励自己克服困难，补刻完《碛砂藏》经板之“朽烂缺欠者”，但没想到其题记成了钩稽史料的重要资源，今天益显其珍贵。
　　当初，在西安开元、卧龙两寺发现《碛砂藏》时，其建首之《大般若经》并不是碛砂原版，而是混配在一起被发现的元代浙江吴兴（湖州）妙严寺刻本。北京柏林寺发现的那批《碛砂藏》，其《大般若经》也是妙严寺版。这种刻本一露面，很快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欧阳竟无、叶公绰两先生分别在《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序》和《碛砂延圣院小志》中对其有所述及；日本学者小川贯弌专门写了《吴兴妙严寺版藏经杂记》一文。妙严寺，初建于南宋嘉熙间（1237—1240），“本名东际”[xxii]，后改名妙严院，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七确指其在“府城东南洪城村”。非常凑巧，妙严院也是白云宗的寺院，宋末元初时，大普宁寺住持道安也担任妙严院的住持。至元十八年道安圆寂后，其嫡传弟子如宁继任妙严院住持，至元二十九年（1292）升“院”为“寺”。如宁及其后任如妙、如渭、明伦，一直在增置田产、扩建寺院，到至大二年（1309），求得名人牟巘撰成《湖州妙严寺记》，由著名书法家赵孟頫书写上碑，标志着妙严寺的上升阶段达到了顶峰。妙严寺从宋代初建时就开始刻经，西安和北京柏林寺所见《碛砂藏》中的妙严寺版《大般若经》，则属于妙严寺在元代中期刊刻的“小藏”“四大部经”之一。西安藏本《碛砂藏》中之妙严寺版《大般若经》共有题记14条，最早的一条是泰定三年（1326）正月，最晚的是至正九年（1349）十月，在卷六百，称“共舍田亩递年收花，命工刊雕四大部经，兹幸圆成”，是乃“四大部经”全部刻完时的口气；其卷一有至顺三年（1332）妙严寺经坊题记一则，略云：“曩因《华严》版行于世，继刊《涅槃》、《宝积》、《般若》等经，虑其文繁义广，不无鲁鱼亥豕之讹，谨按大都弘法、南山普宁、思溪法宝、古闽东禅、碛砂延圣之大藏，重复校雠已毕。”小川贯弌据此认为它是文字“最正确的佛典”[xxiii]，叶公绰先生认为，请印《碛砂藏》者“舍碛砂般若原版而用此，殆以其校订精严有可取欤？”[xxiv]仔细辨识西安藏本《碛砂藏》中的四十卷《大般涅槃经》和一百二十卷《大宝积经》，恰恰也是以妙严寺本为主的。其《大宝积经》卷十末有泰定二年（1325）题记，说明该经是在《大般若经》之前刊刻的，而前面那则题记中列出的“四大部经”名目，正是妙严寺刊刻它们的顺序，即最先《华严》，其次《涅槃》，再次《宝积》，最后《般若》。一部六百卷的《大般若经》，刻了大约24年之久，平均每年25卷左右，可见当时妙严寺的财力比较拮据，与大普宁寺刊刻《普宁藏》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个中原因大概与延祐六年（1319）十月白云宗主沈明仁获罪[xxv]、白云宗政治、经济地位继大德年间遭到一次削弱之后第二次被削弱有直接关系。不过，在经历了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对白云宗的明令禁止以后[xxvi]，妙严寺还存在了很多年，所刻经板也始终保藏在寺内。故杭州鲍善恢永乐年间可有“往碛砂、妙严二刹补印藏典”以至补刻“朽烂缺欠者”的举措。而包含着鲍善恢补刻之妙严寺版印本的北京柏林寺藏《碛砂藏》，又是宣德七年（1432）前后由北京顺天府大兴县居民董福成等舍资请印的[xxvii]，说明妙严寺经板至少在那时还能够使用。
　　湖州妙严寺版《大般若经》、《大宝积经》、《大般涅槃经》校订精严，又弥补了碛砂寺大火后部分经板的缺失，使后世请印《碛砂藏》者能够基本获致完本，其文献学价值是有理由和《碛砂藏》版相提并论的。
　　四、关于《武林藏》和《嘉兴藏》
　　武林，即杭州；《武林藏》，顾名思义是在杭州刊刻的又一部佛藏，但现代研究大藏经的学者一直没有见过这个版本。之所以判断有这样一种大藏经，完全是基于万历年间为在五台山开刻后来所称之《嘉兴藏》而撰写《募刻大藏文》的密藏道开的一段文字：“太祖高皇帝既刻全藏于金陵，太宗文皇帝复镂善梓于北平，盖圣人弘法之愿唯期于普。故大藏行世之刻，不厌于再也。后浙之武林仰承风德，更造方册。历岁既久，其刻遂湮。”[xxviii]密藏道开是明末高僧紫柏大师达观真可的高足，他在上面这段话里透出了所谓《武林藏》的两个信息：一是刊刻时间不仅晚于洪武年间的初刻《南藏》，也晚于正统五年（1440）完成的《永乐北藏》；二是装帧形式为线装方册本，不是传统佛藏的梵筴经折本。而且，道开强调《武林藏》是方册本，是为了他们确定把《嘉兴藏》也刻印成价廉适用的方册本援引先例，以破除易梵筴本为方册本是否对佛经不尊重的思想疑虑。其实，佛教书籍刻印为方册本，明代之前就已不是新闻。《东文选》收高丽僧宓庵《丹本大藏经庆赞疏》，形容从辽朝获赠之《契丹藏》（即《辽藏》）：“帙简部轻，函未盈于二百；纸薄字密，册不满于一千。”1978年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辽藏》卷轴本后，有人认为宓庵对《辽藏》的描述失实，但1987年河北丰润天宫寺塔中发现了方册蝴蝶装小字《辽藏》翻刻本，证明宓庵没有说错，同时，也给佛书装帧为方册本提供了最早的实例。元大德十年管主八开刻“秘密经”28函，内收《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其克己序云：该书“旧梓方册，未类梵典”[xxix]；这表明，《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起初就是以方册本流通的。
　　明代书籍已普遍采用线装。因此，如果《武林藏》确是方册本的话，仍不失为我国第一部线装本佛教大藏经。但奇怪的是，在道开万历十五年（1587）为表达自己刻藏决心而写的《刻大藏愿文》中，他却说明代大藏经“仅南北两板，法道陵夷，莫此为甚”[xxx]；在紫柏及其他共襄刻藏盛举的名人愿文里，也没有一个人提到过方册本《武林藏》。如果《武林藏》真是在《北藏》之后刊刻的，才过了100多年就已经片板无存，甚至几乎再无人知晓，仅有的谈论者道开也是语焉不详、言辞闪烁，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汉文大藏经”条目下说1982年发现《武林藏》17卷，折装本，有12卷盖有宣德己酉岁（1429）北京居民王真一家施经一藏奉安福寺传供的6行112字愿文；判断此为《武林藏》，是因为有的印本上有“杭州施主”字样或“杭州在城大街众安桥北杨家经坊印行”牌记。条目作者还认为《武林藏》相传的方册本，“可能即此折装本”[xxxi]。2003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佛教大辞典》“《武林藏》”条基本沿用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的内容[xxxii]。但在此前的1995年《佛学研究》中，国家图书馆李际宁同志已撰有《“武林藏”之我见》一文，利用所见原藏柏林寺的《碛砂藏》印本中与大百科条目所引王真施经愿文完全相同的题记，以及有这一题记的《大般若经》卷四百六十的一个元代刻工姓名，认定宣德己酉年王真一家印造的绝不是明刊本《武林藏》，而是配补了元妙严寺版、又得到明鲍善恢补刻的《碛砂藏》。至于《武林藏》，李际宁认为，“方册本”和“在杭州雕造”这两个基本特点恐怕还不能否定。李际宁同志的文章有力地“颠覆”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说法。看来，《武林藏》的问题，在发现新的实物资料之前将仍然是一个谜。《武林藏》的知名度在明代当时就不高，也许是由于某些原因印行范围极小，这样的话，人们是否可以寄希望于未来的一天在浙江的某个地方忽然见到它的吉光片羽呢？
　　尽管《武林藏》缥缈难寻，前面提到的《嘉兴藏》却实实在在地给浙江古代刻藏事业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嘉兴藏》的刊刻，是当时一批僧俗大德各自动念，而后因缘际会、一拍即合的结果。台湾佛教文献学专家蓝吉富教授对此有详细的论述，见于（台）《谛观》杂志1992年总第70期《〈嘉兴大藏经〉研究》一文。根据蓝吉富教授的考证，最早在嘉靖、隆庆之交（1566前后）倡议刻藏并主张易梵筴为方册的，是著名居士袁黄（了凡）；袁了凡又影响了幻余法本，二人一同商之于紫柏大师，得到认可，并获高僧憨山德清及陆光祖、冯梦祯等达官显贵和社会贤达支持，又遇到万历十年（1582）也曾单独发过刻藏心愿的密藏道开前来投皈紫柏，紫柏命道开负责其事。万历十七年（1589），这部大藏经终于在五台山妙德庵开始刊刻。然而，五台山冬季苦寒，雕造多有不便，经四年刻成五百余卷后，便迁到浙江余杭径山寂照庵，继续兴工，以如奇、法本（法本寂后为法铠）、兴勤代替骤然隐遁的道开共同负其责，并确定嘉禾（即今嘉兴）楞严寺为发行流通窗口。这就是《嘉兴藏》得名的由来；因其刻在径山，所以又有《径山藏》之称。万历三十一年（1603）紫柏遭诬瘐死后，值其居士弟子吴用先出长浙江藩台，乃修复径山东麓之化城寺，贮藏刻好的板片。然紫柏去世，对募集资财影响甚大，逐渐只能在零星出资的施主所在地附近刻板，勉强维持刻藏不曾中断；以致直到明末的崇祯壬午岁（1642）事犹未竟，经板也分散在嘉兴、金坛、吴兴等地。此时，有利根上座发誓完成其事，先动员大施主认捐，又向崇祯十七年（1644）北京破城后刚刚在南京登基的南明弘光帝请旨，催各地把刻好的经板送到径山，还请求弘光帝为藏经制序。但蓝吉富教授的研究显示，兴勤的三传弟子契颖在入清后的顺治十六年（1659）仍在“担愿了完全藏”，表明《嘉兴藏》还是未能在利根手上完成。
　　《嘉兴藏》“正藏”内容系依《北藏》设计，共210函，其中只有5种书为《北藏》所未收。从现存题记看，“正藏”全部刻完的时间已到了康熙十六年（1677）前后。此时距道开撰发愿文的万历十五年，已过去了90年之久。中逢乱世，海内扰攘，《嘉兴藏》的刊刻历程不能不充满艰难曲折，几代佛弟子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嘉兴藏》对后世最大的贡献在于它的“续藏”、“又续藏”，里面收录了大量以往从未入藏的佛教文献，特别是明末清初的一批禅师文集、语录。据蓝吉富教授依照蔡运臣先生《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xxxiii]统计，到今天为止，《嘉兴藏》中还有288种典籍未曾被包括日本《卍续藏》、《大正藏》在内的任何新编大藏经收录过。这是明清佛教史、禅宗史研究领域中的一笔丰厚财富。
　　入清后，《嘉兴藏》的“续藏”、“又续藏”与“正藏”大约同步刊刻，康熙十六年前后也已基本告竣，但最晚的刻本在乾隆年间还在增入。笔者同意蓝吉富教授的见解，他认为“续藏”（含所谓“又续藏”）不是按照严格规划刻出的，有很多是各地自行刻板汇集到楞严寺印刷发行，结果就被作为了《嘉兴藏》的内容。事实也说明，《嘉兴藏》的后续部分越到后来越混乱不清，一般统计称“续藏”为95函，“又续藏”47函，康熙十六年后分别从中撤除5函和4函，总共剩下133函，加上“正藏”，达343函；实际上，这个数字不见得完全准确，或者说准确的数字还有待掌握。但《嘉兴藏》总卷数超过12600卷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它应该当之无愧地登上古代中国大藏经规模之首的宝座。
　　《嘉兴藏》还真正开创了佛书方册线装本的时代。它所制定的版式，成为明末清初所刻佛书的标志性特征之一。连远在湖南、被以为是李自成隐居之处的夹山寺，都藏有仿《嘉兴藏》版式刊刻、冠以“支那撰述”名目、传为李自成所作的《梅花诗》的板片。如果不是《嘉兴藏》的普及使它的版式为世人所熟悉，刻《梅花诗》者大概不一定非要选择《嘉兴藏》的样貌来作为其外观形态吧！
　　《嘉兴藏》尚未刻完之时，福建高僧隐元隆琦于顺治十一年（1654）东渡日本，即携去《嘉兴藏》一部，当非全藏。日僧铁眼道光于宽文九年（1669）依此开刻《黄檗藏》，版式文字全同，经板至今存于宇治黄檗山万福寺。由是，《嘉兴藏》在中日佛教交流的历史上同样写下了重要的篇章。
　　从《圆觉藏》到《嘉兴藏》，人杰地灵的浙江为世人呈献了一份份佛教文化的瑰宝。卷帙浩繁、工程巨大的大藏经刻印活动，也反映了浙江在中国古代手工业文明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对于宗教事业，还是对于社会发展，浙刊佛藏的意义都理应得到深入的评价。
　　注释：
　　[1]《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152页。
　　2（日）小野玄妙：《佛教经典总论》，杨白衣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773页。
　　3见《关于佛教大藏经的一些资料》，载《世界宗教资料》1981年第4期。
　　4载《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4期。
　　5见《宋史》卷八十八。
　　6见（成化）《湖州府志》卷十二。
　　7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下。
　　8见（日）小川贯弌：《大藏经的成立与变迁》，台北，华宇出版社，1984年，第63、64页。
　　9见太原崇善寺藏《普宁藏》《大般若经》卷二十题记，转引自何梅、魏文星：《元代〈普宁藏〉雕印考》，载《佛学研究》第8期，1999年。
　　10见山西省图书馆藏《普宁藏》《解脱道论》卷一扉画，转引自童玮：《扶风法门寺塔所藏〈普宁藏〉残本的版本价值》，载《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74页。
　　11见郑振铎编《中国版画史图录》“磧砂藏扉图四幅”，中国版画史社，1940年。但该书将有杨连真伽题名的扉画认做“磧砂藏扉图”有误，笔者判断该扉画应是为《普宁藏》所刻。
　　12《法苑谈丛》，中国佛教协会，1985年，第98页。此数字分别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第153页；《佛教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42页。
　　13见《影印宋磧砂藏经》第589册。
　　14同上。
　　15转引自童玮：《扶风法门寺塔所藏〈普宁藏〉残本的版本价值》，载《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73页。
　　16同上，第175页。
　　17法炬：《新修龙龛手鉴序》。
　　18转引自童玮：《扶风法门寺塔所藏〈普宁藏〉残本的版本价值》，载《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75页。
　　19见《影印宋磧砂藏经》第565册《大乘六波罗蜜多经》卷七题记。
　　20见前文所引《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昧耶般若波罗蜜多理趣经》题记。
　　21李际宁：《〈金藏〉新资料考》，《藏外佛教文献》第三辑，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448—449页。
　　22见《湖州妙严寺记》。
　　23（日）小川贯弌：《吴兴妙严寺版藏经杂记》，载《支那佛教史学》第五卷第一号，昭和十年（1941）六月。
　　24叶公绰：《磧砂延圣院小志》，《影印宋磧砂藏经》首册之二。
　　25见《元史》卷二十六。
　　26见《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
　　27见注21李际宁文。
　　28见《径山志》卷五。
　　29见《影印宋磧砂藏经》第584册。
　　30《密藏开禅师遗稿》卷首，见《大藏经补编》第14册，台北，华宇出版社，1986年，第349页。
　　31《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154页。
　　32见《佛教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29页。
　　33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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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152页。
　　[ii]（日）小野玄妙：《佛教经典总论》，杨白衣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773页。
　　[iii]见《关于佛教大藏经的一些资料》，载《世界宗教资料》1981年第4期。
　　[iv]载《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4期。
　　[v]见《宋史》卷八十八。
　　[vi]见（成化）《湖州府志》卷十二。
　　[vii]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下。
　　[viii]见（日）小川贯弌：《大藏经的成立与变迁》，台北，华宇出版社，1984年，第63、64页。
　　[ix]见太原崇善寺藏《普宁藏》《大般若经》卷二十题记，转引自何梅、魏文星：《元代〈普宁藏〉雕印考》，载《佛学研究》第8期，1999年。
　　[x]见山西省图书馆藏《普宁藏》《解脱道论》卷一扉画，转引自童玮：《扶风法门寺塔所藏〈普宁藏〉残本的版本价值》，载《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74页。
　　[xi]见郑振铎编《中国版画史图录》“磧砂藏扉图四幅”，中国版画史社，1940年。但该书将有杨连真伽题名的扉画认做“磧砂藏扉图”有误，笔者判断该扉画应是为《普宁藏》所刻。
　　[xii]《法苑谈丛》，中国佛教协会，1985年，第98页。此数字分别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第153页；《佛教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42页。
　　[xiii]见《影印宋磧砂藏经》第589册。
　　[xiv]同上。
　　[xv]转引自童玮：《扶风法门寺塔所藏〈普宁藏〉残本的版本价值》，载《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73页。
　　[xvi]同上，第175页。
　　[xvii]法炬：《新修龙龛手鉴序》。
　　[xviii]转引自童玮：《扶风法门寺塔所藏〈普宁藏〉残本的版本价值》，载《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75页。
　　[xix]见《影印宋磧砂藏经》第565册《大乘六波罗蜜多经》卷七题记。
　　[xx]见前文所引《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昧耶般若波罗蜜多理趣经》题记。
　　[xxi]李际宁：《〈金藏〉新资料考》，《藏外佛教文献》第三辑，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448—449页。
　　[xxii]见《湖州妙严寺记》。
　　[xxiii]（日）小川贯弌：《吴兴妙严寺版藏经杂记》，载《支那佛教史学》第五卷第一号，昭和十年（1941）六月。
　　[xxiv]叶公绰：《磧砂延圣院小志》，《影印宋磧砂藏经》首册之二。
　　[xxv]见《元史》卷二十六。
　　[xxvi]见《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
　　[xxvii]见注21李际宁文。
　　[xxviii]见《径山志》卷五。
　　[xxix]见《影印宋磧砂藏经》第584册。
　　[xxx]《密藏开禅师遗稿》卷首，见《大藏经补编》第14册，台北，华宇出版社，1986年，第349页。
　　[xxxi]《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154页。
　　[xxxii]见《佛教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29页。
　　[xxxiii]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