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玄覺的山居禪觀
慧能禪師門下的另一高足玄覺,他是永嘉(今浙江溫州)人,俗姓戴,字道明。關於玄覺的出生,《祖堂集》卷三說他先天二年(公元七一三年)遷化,春秋三十九,依此上推,則玄覺當出生於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六七五年);而《宋高僧傳》卷八與《景德錄》卷五所載玄覺遷化的年代與《祖堂集》無異,但曰其春秋爲四十九,依此上推,則玄覺的出生又在唐高宗永徽六年(公元六六五年)了。玄覺齠年剃髪,以孝行著稱,居溫州開元寺,並孝養母、姊二人於寺,因而屢遭人誹謗;後來其母亡故,而玄覺仍然未抛棄其姊,以故更遭人誹謗。在這種情況下,有東陽神策禪師①勸玄覺覓師授印。玄覺因於三十一歲那年南行禮慧能禪師,問對契旨,因得六祖印可,遂留曹溪一宿,此後玄覺遂以“一宿覺和尚”著稱(在《祖堂集》卷三,玄覺傳的標題就是“一宿覺和尚”),那則著名的“一宿覺”公案,成了天下叢林的美談。對此,《景德錄》卷五曰:
(玄覺)後因左溪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谿。初到,震錫攜瓶,繞師三匝。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矣。(《大正藏》五一卷二四一頁上欄至中欄)
從《宋高僧傳》、《祖堂集》、楊億的《無相大師行狀》來看,玄覺在未參慧能禪師之前,便與天台宗的第六代祖師玄朗(公元六七三年~公元七五四年)十分友善,而且玄覺對天台的止觀的修學也造詣甚深。據楊億的《無相大師行狀》所載,玄覺在未參六祖以前曾“徧探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冥禪觀。”(《中國佛教思想資料彙編》第二卷第四冊一四九頁)可見,玄覺早就有了相當高深的天台修學造詣,這爲他後來的參學六祖,在理論與行持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我們從他的那則“一宿覺”公案中與六祖的機辯來看,卻不曾有一絲天台止觀的次第之見,倒是不乏一路向上、直指人心的迅疾機鋒,從某種角度上講,玄覺的機辯真還有點“臨機不讓師”的氣氛了。而六祖對玄覺的開示則始終是扣住“無生”這個核心來闡發的,“無生”這個禪學命題事實上也成了玄覺參悟的鵠的。在玄覺所作的《證道歌》中,幾乎俯拾即是表現玄覺這類禪學思想的句子,例如:“不因訕謗起冤親,何表無生慈忍力”、“自從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等,即是其例。確實,玄覺“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關”以後,他雖然居永嘉而近天台之學,但玄覺的一生,“終得心於曹溪”。
玄覺在六祖那裏得法以後,仍回溫州弘法,住龍興寺。楊億的《行狀》說玄覺回溫州後,“策公乃留師。翌日下山迴溫江,學者輻湊” (《中國佛教思想資料彙編》第二卷第四冊一四九頁),號稱為玄覺弟子的魏靜在《永嘉集序》中也說:“三吳碩學,輻輳禪階;八表高人,風趨理窟”(《大正藏》四八卷三八七頁下欄)。可見,玄覺回溫州後,第一是不再居山而下溫江居止;其二是他已經開始了他的弘教生涯,當時學人奔驟其門下,那種門庭若市的盛況是可以想見的。《宋高僧傳》也載他有惠操、惠特、惠慈、玄寂等門人,“皆傳師之法,爲時所推”(《大正藏》五○卷七五八頁中欄),但這些門人此後都不傳世了。
玄覺圓寂之後,李邕左遷浙江麗水司馬,爲他撰寫了《神道碑》,自稱是玄覺弟子的慶州(甘肅慶陽)魏靜爲玄覺整理了著作《禪宗永嘉集》,宋初的楊億爲之作《行狀》,宋太宗於淳化中(公元九九○年~公元九九四年)詔本州重修玄覺的龕塔。玄覺圓寂之後,其盛譽日隆,這恐怕還是因爲他留下了一部不朽的著作《永嘉集》吧。關於《永嘉集》的編纂,《祖堂集》卷三載“此後所有歌行偈頌,皆是其姊集也”(《祖堂集》卷三),那麽,現行的《證道歌》等玄覺的作品也許是其姊所纂集了,而《禪宗永嘉集》則可能是出自魏靜的編集了。
現存的《永嘉集》思想很不一致,其中幾乎表現了兩種不同的禪觀。其實,這也無須生疑,祇因爲玄覺的行狀材料不大翔實,我們無從釐清其思想脈路而已,但我們至少也不難看出,玄覺禪學思想的發展很明顯地存在著兩個階段:一是未參曹溪前的階段(即三十一歲前),此時的玄覺與左溪玄朗友善,對於天台禪學也有很深的修養,因而他這一時期的著作則未免不偏重於天台止觀之學;二是玄覺參禮曹溪以後這個階段,此後玄覺接受了慧能的禪學思想,使其思想逐漸地轉化爲曹溪頓教思想了。因而,現行的《永嘉集·勸友人書》以及盛爲流傳的《證道歌》等作品,就明顯地帶有後期的思想傾向,而《永嘉集》中第一至第八篇等作品,則比較地傾向於前期的思想。其編纂者大概是爲了保存文獻之故,一律不加說明地集錄到了玄覺的文集之中,因而我們今天看來,就顯得前後的思想不大統一了。也許是因爲胡適對神會的考證著了名,因而有人準備將《證道歌》的“著作權”也索性列入神會的門下,其理由是《證道歌》中有對於西土二十八祖與東土六祖的傳承記載,還有就是《證道歌》中有“不是山僧爭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這樣的句子,因此便將《證道歌》斷爲神會所作。其實,這種作法也未免太草率了一點,雖然《證道歌》在流傳的過程中難免不爲後人所增刪,使其思想很難保持純一性,但《證道歌》的主要思想仍然是玄覺的,這是無庸置疑的了。且今天在燉煌的石窟中也發現了玄覺的《證道歌》,像這樣一首影響到了西河的禪偈,在流傳過程中産生某些變異,恐怕也是在所難免的事情了。
現行的《永嘉集》前八篇循序漸進地闡述了禪修的次第,比較接近於天台的止觀之學。第一篇“慕志道儀”,旨在闡明發心向道、親近善友等事;第二篇“戒憍奢意”,重在去掉修行中的懈怠思想;第三篇“淨修三業”,著重談如何修身口意三業的清淨行;第四篇“奢摩他頌”,主要是談“止”的修行;第五篇“毘婆舍那頌”,主要是談“觀”的修行;第六篇“優婆叉頌”,主要談“等持”之行,從而離四句、絕百非,達到第十觀心門而“契玄源者”;第七篇談“三乘漸次”;第八篇闡明“理事不二”之理。以上八篇循序漸進,其主要思想脈路似乎是天台家的,但其中也隱含了某些禪宗的頓教思想。如:在“三乘漸次”第七中,玄覺一方面認爲“下智觀者,得聲聞果;中智觀者,得緣覺果;上智觀者,得菩薩果” (《大正藏》四八卷三九二頁下欄),另一方面,玄覺又認爲,祇要做到“桑田改而心無易,海嶽遷而志不移,而能處憒非喧,凝神挺照,心源朗淨,慧解無方,觀法性而達真如,鑒金文而依了義。如是則一念之中,何法門而不具?”(《大正藏》四八卷三九三頁上欄)到了這裏,似乎並無修行的階漸次第,而是頓悟一乘妙諦的闡述。
在這裏,我們主要想討論一下玄覺後期的禪學思想,首先,我們來談談他的《勸友人書》。《勸友人書》在《永嘉集》中居第九,它集中地體現了玄覺的山居禪觀。如前所述,玄覺在永嘉時,與天台宗人左溪玄朗的交誼甚厚,殆在玄覺參學曹溪歸來,下溫江居止後,玄朗致書玄覺,邀他山居。對此,《宋高僧傳》玄朗本傳也有記載:
初,覺與左溪朗公爲道契,朗貽書招覺山棲,覺由是念朗之滯見於山,拘情於講,迴書激勸,其辭婉靡,其理明白。俾其山世一如,喧靜互用,趣入之意,暗詮于是,達者韙之。(《大正藏》五○卷七五八頁中欄)
在《永嘉集》第九中,先列出了玄朗的致書,玄朗的信文字不多,悉錄如下:
自到靈溪,泰然心意,高低峰頂,震錫常游;石室巌龕,拂乎宴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風掃白雲,縱目千里;名花香果,峰鳥銜將;猿嘯長吟,遠近皆聽;鋤頭當枕,細草爲氈;世上崢嶸,競爭人我;心地未達,方乃如斯。倘有寸陰,願垂相訪。(《大正藏》四八卷三九四頁上欄)
玄朗的致書非但文字優美,亦曲盡其志慕林棲、情耽幽靜的禪修思想,它所欣賞的是山居的那種良好的修行環境。誠然,良好的禪修環境對於修行來說,自然是不無裨益的,但也未見得環境就是禪修悟道的唯一條件。也因爲玄朗“執見於山”,未能明瞭“山世一如,喧靜互用”的妙理,所以,玄覺給他寫了一封將近兩千字的長信,反復申述此理。
但無論如何說,玄朗終竟不愧爲一代禪定修養極高的大德。《宋高僧傳》卷二十六載他從如意元年(公元六九二年)至開元十六年(公元七二九年)之間,“雖致心物表,身厭人寰,情捐舊廬,志栖林壑。……獨坐一室,三十余秋,麻紵爲衣,糲蔬充食。”(《大正藏》五○卷八七五頁下欄)對於具有這樣“能行頭陀”的禪定修養極高的禪師的復信,自然是難以開曉其妙理的。因而玄覺禪師的復信十分注意措辭的委婉,一來不失道友舊情,二來可以更好地開曉其禪法的了義,反復闡明“解契玄宗”,以合大道的妙理。玄覺的復信在大致概括玄朗禪師來函的大旨之後,便針對其信中的內容提出了不同的見解:“然而正道寂寥,雖有修而難會;邪徒諠擾,乃無習而易親。若非解契玄宗,行符真趣者,則未可幽居抱拙,自謂一生歟?”(《大正藏》四八卷三九四頁上欄)
在這裏,玄覺禪師提出了至道“本自寂寥”,雖有心修爲而難以契悟之理,因邪見則無須修習而易染,所以自心未解玄宗,是不可以幽居抱拙一生的。永嘉禪師在這裏將禪宗稱之爲“玄宗”,也許是禪門中的首唱,此後禪宗的將參禪稱之爲“參玄”、稱禪宗至道爲“虛玄大道”、提出“三玄三要”等主張等②,那種以“玄”喻“禪”的作法,在後世叢林中也就屢見不鮮了。禪在這裏被稱之爲“道”,稱之爲“玄”,其實也並不是什麽奇怪的事情。佛教在東土弘傳的歷程中,自然得與中國本土的文化相結合。東晉時的僧肇大師可謂善解般若性空之義者,連《高僧傳》也稱他爲“秦人解空第一者”,更有人稱他爲“中國玄宗大師”;南朝的傅大士(相傳爲玄朗的第六代祖先),曾披衲、頂冠、靸履朝見梁武帝,以表示三教(儒釋道)在最高層次上是互相融通的,其《心王銘》曰:“觀心空王,玄妙難測” (《大正藏》五一卷四五六頁下欄),也是以“玄”來解釋佛之至理的。到了玄覺禪師這裏,稱禪宗爲“玄宗”,也就不是什麽奇怪的事情了。玄覺認爲“道性沖虛,萬物本非其累”,在這裏,“沖虛”一語,便是從《老子》第四章中“道沖,而用之或不盈”(王弼《老子道德經注》,《二十二子》一頁中)一語中衍生出來的。可見,以老莊的“大道虛玄”來喻禪法的非情識可測,多少是含有幾分合理性的,同時也不失爲弘法的一種善巧與方便。
那麽,玄覺禪師何以要告誡玄朗不可“幽居抱拙”一生呢?因爲,深山幽居雖然可以遠離凡塵的喧囂,自然有益於修行;但在另一方面,若一味地執著寧寂的外境,則必將産生一種靜妄,也難免不落頑空。玄覺禪師認爲:若禪者心未徹了而居山修定,則“鬱鬱長林,峨峨聳峭;鳥獸嗚咽,松竹森梢,水石崢嶸,風枝蕭索;藤蘿縈絆,雲霧氤氳;節物衰榮,晨昏眩晃。斯之種類,豈非喧雜耶?”(《大正藏》四八卷三九四頁中欄)也就是說禪者若心疑未了而入山修定,則必將執著外境而爲外境所轉,以至於忘失了自心的修習,而使自性迷失。
照此看來,玄覺禪師是有點反對住山的修持了。其實不然,在玄覺禪師看來,住山必須先識道,否則就會執境生迷。因此,他在答信中說:
是以先須識道,後乃居山。若未識道而先居山者,但見其山,必忘其道。若未居山而先識道者,但見其道,必忘其山。忘山則道性怡神,忘道則山形眩目。是以見道忘山者,人間亦寂也;見山忘道者,山中乃喧也。必能了陰無我,無我誰住人間?(《大正藏》四八卷三九四頁中欄)
見道後的禪者住山,則人、境雙泯,住山而不礙其證道;而未見道的禪者住山,非但無益於修持,反而容易被山境所惑,更添一重迷情。誠然,若禪者能了達五陰性空的話,則自然不會生住山與住世之別了。對此,永嘉禪師認爲:“若知陰入爲空,空聚何殊山谷?如其三毒未祛,六塵尚擾,身心自相矛盾,何關入山之喧寂耶?”(同上)若以不二的思想來觀之,則“真慈平等,聲色何非道乎?特因見倒惑生,遂成輪轉耳。”(同上)永嘉禪師在這裏對玄朗執境的破斥,也可謂鞭辟入裏了,而其曉人以至道,其語諄諄,縱然是摯友,也不會産生誤解了,反而會使之信受奉行。
在此基本上,永嘉禪師的復書向上一路,非但曉其山世一如的平等至理,而且還站在行大乘菩薩道的高度上,奉勸玄朗不棄世法而證出世間法。他認爲:
若能了境非有,觸目無非道場;知了本無,所以不緣而照。圓融法界,解惑何殊?以含靈而辨悲,即想念而明智。智生則法應圓照,離境何以觀悲?悲智理合通收,乖生何以能度?度盡生而悲大,照窮境以智圓。智圓則喧寂同觀,悲大則冤親普救。如是則何假長居山谷,隨處任緣哉!況乎法法虛融,心心寂滅,本自非有,誰強言無?何喧擾之可喧,何寂靜之可寂?(同上)
若能以般若之智觀照境空,則觸目菩提,舉手舉足,市鄽深山,無非道場,這是永嘉在上文中已經表述了的思想內容。然而,玄覺站在行大乘菩薩道的高度上講,則不能只圖個人的自了,而要考慮度他,在永嘉這裏,自他是不二的,要做到這一點,也就必須悲智雙運了。永嘉禪師的“智圓則喧寂同觀,悲大則冤親普救”,確實是大乘菩薩道所要躬踐實行的,同時也是佛道與禪道修持的最高境界。其實,永嘉禪師的這種禪學主張,早在二祖慧可時便已經提出。《景德錄》卷三載慧可大師付法僧璨大師以後,他便隨緣任運以弘法了:
(慧可)即於鄴郡隨宜說法,一音演暢,四衆歸依,如是積三十四載。遂韜光混迹,變易儀相,或入諸酒肆,或過於屠門,或習街談,或隨斯役。人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師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大正藏》五一卷二二一頁上欄)
二祖慧可所身體力行的就是這種悲智雙運的菩薩道,他隨緣住世,弘傳正法,拔濟世人之苦,而又不染世法。事實上,真正能經得起考驗的修持是徹底地的心了,它應當是像二祖這樣處世間調心而不被世塵所染的。達到了這種境界,自然就沒有山世之別、喧寂之異了。是故《壇經》曰:“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法寶壇經·般若品》)六祖的旁嗣淨居尼玄機,她在習定於大日山的石窟中時,也曾悟到了:“法性湛然,本無去住;厭喧趍寂,豈爲達邪?”(《五燈會元》卷二之本傳)對於一個見了性的禪者來說,外境之喧寂自然不會使其心動;而要向上一路,悲智雙運,自度度人,則更不會有厭喧趨淨之想了。
永嘉禪師的這種山居禪觀,非但上契祖師心印,而且也十分合符大乘佛教的精神。永嘉禪師的復書在開示清楚了大乘菩薩道的思想以後,又仍不吝以般若的空觀來啓發玄朗解黏去縛。他勸導玄朗說:“如是則何不乘慧舟而遊法海,而欲駕折軸於山谷者哉?故知物類紜紜,其性自一;靈源寂寂,不照而知;實相天真,靈智非造。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於人,何關動靜者乎?譬夫未解乘舟,而欲怨其水曲者哉!”(《大正藏》四八卷三九四頁下欄)永嘉禪師認爲:祇有真正徹了的禪者,方能住世住山,均會任運隨緣而不受情之所牽挂。爲此,玄覺的復書收束曰:
若能妙識玄宗,虛心冥契;動靜長短,語默恒規。寂爾有歸,恬然無間。如是則乃可逍遙山谷,放曠郊鄽;遊逸行儀,寂怕心俯;恬淡習於內,蕭散揚於外。其身兮若拘,其心兮若泰;現形容於寰宇,潛幽靈於法界。於是則應機有感,適然無準矣。(《大正藏》四八卷三九四頁下欄)
在這裏,永嘉禪師又重復地提到了“玄宗”二字,以“玄”喻“禪”,非但諧音,而且也可以體現禪旨的深邃莫測的特質。正如我們上文所述,在永嘉的禪觀中融攝了老莊的思想,而且在他的復書中甚至還有“若知物我冥一,彼此無非道場”的語句,則似更富有魏晉以來的玄學情韻。然而,“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若不熔冶東西土文化於一爐,焉能使不可言說的禪法有弘傳的方便?若站在方便的角度上講,玄覺的這種作法,何嘗不是一種無礙的慈悲。更何況以這種方便來弘化,易於破斥對方的境執(即對山居環境的法執),使之反觀自性,頓悟禪旨,從而將物我打成一片,使山市之境皆同一如而不生喧靜之心呢!
我們在對永嘉山居禪觀作了粗淺的闡述之後,還想對他的《證道歌》作一些簡單的介紹。《證道歌》通篇以唐代民歌的形式出現,全篇共六十二節,表現了玄覺比較豐富的禪學思想。其中包含有“入深山,住蘭若,岑崟幽邃長松下;優遊靜坐野僧家,闃寂安居實瀟灑”的山居之趣,在那種境界中,“江月照,松風吹”,這可真是身居鬧市的達官貴人們所難以享受的一種清福了。其中自然也有玄覺對他早年經教修學的反思,他認爲:“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卻被如來苦呵責,數他真寶有何益?”(《證道歌》收在《大正藏》四八卷三九五下欄至三九六下欄,此處所引《證道歌》皆出北京刻經處本,以後不再一一注明,僅於引文後注明節次)從這裏可以玄覺對他原來那段“徧探三藏”的修學經歷的反思,也說明了他從此以後已經朝著禪門頓悟的方向精進了。也因爲玄覺的禪學思想産生了轉變,使得他過去所學的經論也一時融通,達到了“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的境界,這一境界對於宋儒“理一分殊”思想的建立,産生了很大的影響。下面,我們想就《證道歌》略從兩個方面作些介紹。
我們之所以認定玄覺是出自曹溪門下,最重要的一點恐怕還是因爲他的《證道歌》所倡導的是禪門頓教思想。自然,禪門的頓教思想,是建築在佛性皆有這一理論基礎之上的,也因爲佛性皆有,因此一旦見性了也就會頓然開悟。玄覺對於禪學思想的闡發是非常透徹的,他認爲:
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第八節]
窮釋子,口稱貧,實是身貧道不貧。貧則身常披縷褐,道則心藏無價珍。[第十一節]
心鏡明,鑒無礙,廓然瑩徹周沙界。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光非內外。[第二十八節]
以上三節,分別闡述了佛性具足的思想。玄覺在這裏借用了“摩尼珠”、“道”、“心鏡”、“圓光”等譬喻,以說明衆生本自具足的真如覺性,顯得十分得體。我們在這裏值得注意的是,玄覺的家境不佳,他原來住溫州開元寺時,因贍養其母、姊而屢遭人誹謗。因此,作爲玄覺本人來說,他肯定是“身貧”的,但他認爲“道”(自家“摩尼珠”)是不貧的,他的這種境遇自然也在促使他朝著禪宗的頓教法門中勇猛精進,去探取這個寶藏。也因爲佛性人人具足,這就爲頓悟成佛提供了理論基石,《證道歌》在此基礎上大倡禪門頓教思想。
《證道歌》在開篇就說:“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化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原自性天真佛。”[第一節]他一開頭就向讀者抛出了頓教思想,接著,又對這一思想作了更爲透徹的闡述。《證道歌》說:
頓覺了,如來禪,六度萬行體中圓。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第三節]
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卻三祗劫。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第三十六節]
從這些對於大乘頓教思想的闡揚來看,足以見出玄覺最終是得法於曹溪的了,這在我們分析他的《勸友人書》時,也已經涉及了這一命題。玄覺的頓悟思想是有理論依據的,這大抵與他原來所具有的甚厚的經教修養這一點十分相關。他在《證道歌》中也曾提出了“是則龍女頓成佛,非則善星生陷墜”,其中的“龍女成佛”,典出《法華經·提婆品》,當時的龍女才八歲,但她能受持諸佛所說甚深秘藏,深入禪定,刹那頃發菩提心,得不退轉。當年三祖僧璨在開示道信禪師時,也曾援引過這個典故,玄覺繼之而用此典,遂將禪門刹那而成正覺的教理作有力的了闡揚。
《證道歌》在另一方面則是闡揚般若性空之義,然後援此展開對二執、毀譽、定慧、果報等一系列禪學方面命題的討論,從而將之納入無住性空的本體之中。《證道歌》說:“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第三十二節],事實上,這就點明了玄覺對《金剛經》的依持,因而從某種角度上可以見出五祖付囑慧能時,採用《金剛經》應當是信然不誣的。況且,玄覺在《證道歌》中也開宗明義地說:“有人問我解何宗?報導摩訶般若力”,這就進一步明確了玄覺對般若性空思想的遵循,這自然也與曹溪以來的思想一脈相承。衆所周知,《金剛經》等大乘般若類經典,對於外相的破斥是乾淨徹底的,而破斥外相這一原則也成了《證道歌》所表述的重點。在《證道歌》中,幾乎處處可以發現玄覺對二執的破斥,他認爲:“證實法,無人我”[第二節],這便是對人我法的破斥;又曰:“不求真,不斷妄,了知二法空無相。”[第二十七節]又曰:“不可毀,不可讚,體若空虛勿涯岸。”[第三十七節]又曰:“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麽得。”[第三十八節]在這裏,玄覺對於真與妄、毀與譽、取與捨等二執邊見,一一作了破斥,自然,玄覺對於二執的破斥,其旨在彰顯“無相”之理(亦即般若實相義)。因此玄覺認爲:“覺即了,不施功,一切有爲法不同。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第二十二、二十三節]在這裏,玄覺所闡明的是無相妙理,而所舉的例子也是人們所常見的佈施之類的事情,他從“無相布施”的角度,闡揚了無爲法的甚深妙義。
在開顯了般若的無相妙義之後,玄覺對於禪門所不可回避的禪定等學也作了一定的闡述,他認爲“定慧圓明不住空”,應當是“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第十九節]。這種行住坐臥皆是禪之妙用的禪修思想,既是發祥於曹溪的慧業,更是洪州一系禪者們所極力闡揚的。可見,玄覺的禪觀與湘贛地區禪者的禪學主張基本上是相通的。
《證道歌》既然闡明了無相的妙義,那麽它對於人們尋常見到的毀譽等事又將如何看待呢?這個問題也是玄覺一生感受最深的,他早年在溫州開元寺時因贍養老母與姊姊,屢遭人譭謗,其人情之難受,他是深有體驗的。但因爲他以甚深的般若空觀來照破,所以在那種極其難以忍受的境遇中,他坦然挺了過來,成就了他一生的慧業。對此,《證道歌》是這樣說的:
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銷融頓入不思議。[第十四節]
觀惡言,是功德,此即成吾善知識。不因訕謗起冤親,何表無生慈忍力?[第十五節]
對於譭謗,玄覺能用這樣一種心量來對待,可以說真正達到了“無生法忍”的境地,這自然也是契於“無相”妙義的了。但這畢竟是玄覺對待別人譭謗他的心態,換言之是玄覺在接受別人譭謗時的心境。若是有人譭謗佛法,玄覺的態度則大不如此了,他十分坦誠地告誡世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第四十五節],從這裏就可以充分地見出玄覺的那份護法心了。
同理,從般若無相的境界出發,玄覺對於佛教中所常說的“果報”等觀念,也一一作了闡述。他站在“無相”的最高境界上提出了“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應還舊債”[第五十四節]的總體觀點,號召人們精進修行,了卻無量劫的夙業。但是,站在佛教傳統的戒律上來說,又有定業難轉之說,因而玄覺特地指出:“有二比丘犯婬殺,波離螢光增罪結。維摩大士頓除疑,猶如赫日銷霜雪。”[第五十七節]玄覺在這裏引用了《維摩經·弟子品》中的典故:當時,有兩個比丘因無心而犯了淫殺的重戒,便去找優波離釋疑悔,優波離便按照戒律爲他們開示,誰知反而增重了他們的罪障。後來,維摩居士隨即爲他們開示“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之理,使這兩個比丘當即得到了解脫(參見《大正藏》一四卷五四一頁中欄)。玄覺舉這種例子來說明“了即業障本來空”的妙理,無疑也是對大乘頓教思想的合理發揮。《證道歌》的內容很豐富,我們在這裏僅是提出了其中主要的禪學思想,略作分析而已。
總之,玄覺的禪觀雖然受了天台家的思想影響,但從其整體來看,他仍然不失爲曹溪的弟子,尤其是在他後期接受了曹溪頓教思想以後,曾對天台的教觀作過一番深邃的反思,從而更爲堅定地朝曹溪路上精進。另一方面,他以曹溪思想去包容天台教觀,因而使得他在曹溪的門人中,其禪學思想自成一格。後世法眼宗的天台德韶禪師,就走上了永嘉的這條圓融禪、台二教的道路,再發展到其門人永明延壽禪師那裏,則大有將佛教各個宗門圓融起來的氣量,而追溯其理論源頭,似乎還是源於玄覺禪師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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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會、慧忠、玄覺這三位曹溪門人中,神會一生奔波,他雖然在授徒弘化的影響方面遍及中原,其門人中也有皎皎者(如慧堅、宗密等)出世,但荷澤宗畢竟在與北宗的抗爭中互相銷融了。慧忠一生雖然榮爲國師,門人上萬,可惜無一神足能弘揚其法,故其禪法傳至耽原而終。玄覺住世的時間雖然不長,但他的禪觀頗具特色,可惜其後嗣也是不榮。但他那不朽的著作《永嘉集》至今仍爲禪門所推崇,也可謂將一代禪匠的思想傳於後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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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神策禪師在《景德錄》卷五中作“玄策禪師”,他是婺州金華(今浙江金華)人,出家後遊方,得法於六祖慧能。
② “參玄”,在石頭希遷的《參同契》中稱“參禪”爲“參玄”,有“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之句(見《景德錄》卷三十)。“虛玄大道”,曹山本寂在詮釋洞山的《五位旨訣》時曾說:“兼帶者,冥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真宗’。”(見《曹山語錄》與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五燈會元》卷十三七八七頁)“三玄三要”是臨濟義玄所提出的,他認爲禪師在接引學人時,“一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見《臨濟禪師語錄》)他的後世門人善昭曾就此作頌,以闡揚義玄的“三玄三要”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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