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义天来华在何处登陆

　　（中国）黄夏年 （韩国）朴永焕
　　在中外佛教 佛教交流史上，高丽僧义天是不位不得不提到的重要人物。这位朝鲜天台宗开山祖师，在宋代来到中国，研习天台和华严， 回国后编纂藏经，对宣传中国文化和促进两国间的佛教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怀念。高丽义天来中国，朝鲜史料记载他由密州板桥镇，中国史料有说他是由明州登陆，本文依据中国史料，再结合两国当时年处的时代背景，略考义天来在何地登陆。
　　一
　　宋代天台宗分成了两派，以四明知礼和慈云遵式为首的是山家派，[1] 因其和弟子们都住山，如在天台山、宁波等地弘扬天台教观为其特色而得名，自视为天台宗正统。与之相对的是住在京师钱塘的庆昭、智圆、晤恩等人,被贬称为钱塘派或山外派。
　　四明知礼中兴了天台，广智、神照、南屏三人继承乃师的遗志，将天台宗的教观发扬光大，并且最终形成了山家派里的三个大系，广智一系仍然驻守在知礼住过的寺院延庆寺，以四明地区为据点，致力于弘扬天台的活动。广智之后是神智，神智之后是扶忠，扶忠之后是是明智。史载：“若其载三智之美，可传而不可朽者，有永嘉继忠，其师神智。而资忠者，曰明智中立矣(见《明智法师塔铭》，晁待制说之作。)。”[2]也就是说，在扶忠继忠之后，明智中立是扶忠以后的第一人。
　　明智，鄞县人，宋仁宗赵祯景祐六年（1046）生，9岁出家于甬东之栖心寺,即现在宁波的七塔寺，“受经一诵,永忆不忘。” 嘉祐八年（1063），17岁参加了朝廷的度经考试后，被允许剃度为僧。治平元年（1064）受具足戒。熈宁（1069——1077年）中，神智开帏设问，凡二百余人，无有出师右者。不久离开延庆寺，居住在隠学山栖真寺，众方从之。又受太守的恳请，到鄞县宝云寺居住8年。然后明智离开了宝云寺，到了鄞县东明堂岙白云山。在山四年无一日不讲经。崇宁五年（1106），明智60岁，郡主请主延庆。明智在延庆寺一共住了9年，最后于政和四年（1115）离世，享年69岁，起塔在四明南城崇法院祖塔之东。
　　明智的圆寂是山家派的一大损失，后人对此亦有所评价。《释氏稽古略》卷四说“宋（政和五年）四月。明州延庆院明智法师中立入寂。立嗣神智鉴文。文嗣广智尚贤。三世皆继住持延庆祖庭。至立益盛。晁说之铭其塔(祖庭塔铭)”[3]
　　有关明智中立的史料，主要集中在《佛祖统纪》和《四明尊者教行录》等文献中，但是这些资料都是晚出，并且注明来自明智中立的弟子、待制晁说之居士于撰的碑铭中。这篇明智的碑铭，笔者查阅了一些重要的天台宗研究著作，皆没有看见被当作第一手资料使用过，学者皆引用的是《佛祖统纪》和《四明尊者教行录》等二手资料。最近，笔者在《四库全书》里检索到晁说之著的《景迂生集》，在“碑铭”部分，收有《宋故明州延庆眀智法师碑铭》（以下简称《碑铭》），[4] 这应该是有关明智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十分重要。通过比较，可以知道南宋的志磐撰《佛祖统纪》的《明智传》明显取材于《碑铭》，但在内容上有压缩与改写，也收进一些新的材料与提法，两者并不完全一样。[5]
　　二
　　《碑铭》云：“元祐间髙丽佑世僧统义天者，聪明瑰伟之士。初为嘉兴源公而来，纔济海岸，见师升堂，闻未甞闻，咨嗟失色，且叹曰：‘中国果有人焉。’既而义天接谈辨者，累夕倾其所学，欲折其锋，竟不得毫发。”《明智传》里，则“元祐间”为“元祐初”。元祐是宋哲宗赵煦开始执政的第一个年号，从1086 –1093年，一共8年。按朝鲜的史料，义天是在宣宗二年（1085），即宋神宗元丰八年与弟子共乘商船渡海来宋，中国学者鲍志成先生对此有较为深入的考证。他说：
　　义天离开高丽的时间十分精确。事实上，此年（引者按，即神宗元丰八年）三月宋神宗驾崩后已为哲宗取代，虽年号依宋制仍为元丰，而登临大宝的却是哲宗赵煦，其年号“元祐”无非要到次年才启用而已。因此，一O八五年五月三日这个义天离国的日期，就宋而言，既可为元丰八年，也可说元祐初。[6]
　　鲍志成先生的意见是可取的。虽然元祐初应该从1086年开始，但是由于神宗的驾崩，哲宗登位，实际上元祐年间就开始了。《宋史·高丽传》说：“元祐四年（1089），其王子义天使僧寿介至杭州祭亡僧，言国母使持二金塔为两宫寿，知州苏轼奏却之，语在《轼传》。”[7]从旁证说明了义天来华在元祐初的时间。义天来中国的时间看来拟无大的争议，但是在他来的路线上却有着根本不同的说法，按朝鲜的史料，义天与弟子是在山东密州板桥镇登陆的,但是中国的史料中却说是在四明登陆的.鲍志成先生对此也有一个考证.他说：
　　宋丽之间海上往来，起初多在山东半岛的密州、登州为出海或登陆港口，称为“东线”。熙宁七年宋丽恢复关系后，以高丽之请远避辽朝的需要，以“南线”为两国往来的通道。这条南线，是从明州定海（今镇海）出洋，遇上便风，三日入洋，五日后抵达黑山，即入高丽国境，在岛屿中穿行约七日到达礼达江口，然后陆行三四十里，就到达高丽国开城。义天入宋系航海而至，没有疑问。其登陆地点，《高丽史》、《灵通寺碑》都说在“密州板桥镇”，那么走的是东线，而其时密、登诸港已关闭，而UV3—11（引者按，指《玉岑山慧因高丽华严教寺志》卷三“高丽国义天王子”条）说在“四明郡”即明州上岸，则走的是南路。“南路”说为明末修志李翥所说，并非原始记载。因而，从史料来源和价值看，当以东线说可信。[8]
　　鲍志成先生赞成东路说的根据，是资料的时间性，因为他认为朝鲜的史料靠前，中国的史料晚出，所以东路说是成立的。朝鲜的资料主要是来自于三种，一是现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院的《开城兴王寺大觉国师墓志铭》，建于高丽肃宗六年，即1101年，其中说：“忽元丰乙丑岁，（大觉国）师以微行越海，巡游宋境，而主客郎中杨傑被诏导引，自密水至汴河，直上宸殿……。”[9]二是立于京畿道开丰郡岭南面玄化里灵通寺址的《开城灵通寺大觉国师碑文》，建于高丽仁宗三年，即1125年，其中谈：“五月甲午，至大宋板桥镇，知密州朝奉郎范锷，迎劳即奉表，具陈所以来朝之意。”[10]三是立于庆尚北道漆谷郡北三面崇乌洞仙凤寺址的《仙同仙凤寺大觉国师碑文》，建于高丽仁宗十年，即1132年，其中说：“四月八日，绝海洋，初抵密州界，哲宗闻之，迎置京师启圣院。” [11]
　　从时间上看，《开城兴王寺大觉国师墓志铭》是义天逝世当年撰写的。[12]《开城灵通寺大觉国师碑文》是义天逝世后第24年撰写的。《仙同仙凤寺大觉国师碑文》是义天逝世第31年撰写的，所以《开城兴王寺大觉国师墓志铭》的撰写时间最早。从内容上看，《开城兴王寺大觉国师墓志铭》说义天是在杨傑的陪同下，“自密水至汴河，直上宸殿”的，并没有明确说明义天是在何地上岸的。《开城灵通寺大觉国师碑文》明确称义天“至大宋板桥镇”，将义天的上岸地点精确固定。《仙同仙凤寺大觉国师碑文》基本上是沿着《开城灵通寺大觉国师碑文》的说法，认为义天“初抵密州界”。所以义天登陆中国的地点，以《开城灵通寺大觉国师碑文》最为明确，但是从三碑的内容来看，有理由推测，《开城灵通寺大觉国师碑文》的明确说法应是本于《开城兴王寺大觉国师墓志铭》的，换言之，《开城灵通寺大觉国师碑文》是在《开城兴王寺大大觉国师墓志铭》内容上的衍文。
　　在中国资料里，李翥编的《玉岑山慧因高丽华严教寺志》十二卷是在明崇祯元年（1628），清光绪七年（1881）刊行的。[13]此时已经离义天辞世527年，史料的准确性是极差的。《佛祖统纪·明智传》撰于宝祐六年（1258），离义天逝世的时间过去157年，也晚于朝鲜的所有碑文。但是它的内容是根据《宋故明州延庆眀智法师碑铭》的缩写，故有所本，不是虚构。明智中立是在宋政和四年，即1115年去世的，义天比明智早14年离世。明智的碑文《宋故明州延庆眀智法师碑铭》只能在明智圆寂后才能写出，虽说它晚于《开城兴王寺大觉国师墓志铭》，但是这应是中国史料中最早的记载了。《宋故明州延庆眀智法师碑铭》具体的撰写时间现已不可考，据《四库全书》的编者纪晓岚等说：
　　《景迂生集》二十卷,宋晁说之撰。说之，字以道，开封人，少慕司马光为人，故自号景迂。元丰五年进士。元符中以上书入邪等，靖康初召为著作郎，试中书舍人兼太子詹事。建炎初，擢徽猷阁待制。高宗恶其作书非孟子，令致仕。说之博极群书，尤长于经术，年未三十，苏轼即以著述科荐之，所著书数十种，靖康中遭兵毁不存。其孙子健访辑遗亡，复编为十二卷，又续广为二十卷。前三卷为奏议。四卷至九卷皆诗。十卷为易元星纪谱。十一卷易规。十一卷尧典、中气、中星、洪范小传各一篇，诗序论四篇。十二卷中庸传及读史数篇。十三卷儒言。十四卷杂著。十五卷书宋。十六卷记。十七卷序。十八卷后记。十九、二十卷传、墓、表、志、铭、祭文。其中辨证经史多极精当，星纪谱乃取司马光元历、邵雍元图而合谱之，以七十二候、六十四卦相配而成，盖潜虚之流。儒言则力攻荆舒之学，党禁以后所作也。陈振孙书录解题，曰刘跂斯立墓志。景迂所撰见易传，后此集无之，计其佚者多矣。此本当即陈氏所见，而讹误颇甚。洪范小传及十七卷序文内间有佚简，又有别本，题曰《嵩山集》，所录诗文与此本并同，卷帙亦合，盖一书而两名，今附著于此，不复别存其目焉。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校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臣熊孙士。总校官臣陆费墀。[14]
　　由上可知，《宋故明州延庆眀智法师碑铭》虽为晁说之所撰，但是编入集子是在其孙子健时完成的。原著可能在“靖康中遭兵毁不存”。但不管怎样，《宋故明州延庆眀智法师碑铭》的本身可靠性是应该成立的，后出的《佛祖统纪·明智传》就是以此为原本而缩写的。只是该书作者志磐将《宋故明州延庆眀智法师碑铭》截成两部分，一部份以《明智传》的形式放在了卷十四，另一部份以《明智法师碑论》为名，放在了卷五十。[15]
　　《宋故明州延庆眀智法师碑铭》虽然比义天的《开城兴王寺大大觉国师墓志铭》至少晚14年，但是两人仍然是同时代的人物，且两人之间有过往来，除了中国资料之外，在韩国编的《大觉国师外集》四、十二中也记载了两人的交往。按照鲍志成先生所说的资料出现的时间性之想法来推论，中国史料可能的确不能使用，因为它们都晚出。但是，由于义天与明智中立两人都见过面，只是明智比义天在世活得久一些，所以他的《碑铭》晚于义天的墓志是必然的。但是，作为明智的传记《宋故明州延庆眀智法师碑铭》也属于第一手资料，并非辗转传抄而来，且撰写的碑铭的作者晁说之也是同时代人，又是明智的直传弟子，所以对这一史料的甄别应该持较为谨慎的态度，不能轻易地加以否定。
　　三
　　由于中朝的史料都属于孤证，我们有必要将视野和外延进一步扩大，尽可能从历史的背景中来考察这一情况。从地理环境和历史资料中可以看到，辽代在地理上与高丽接壤，《辽史·百官志二·北面边防官条》称：“辽境东接高丽，南与梁、唐、晋、汉、周、宋六代为劲敌，北邻阻卜、术不姑，大国以十数。”[16]为此，辽代的辽阳路各部门，就是为“控扼高丽”而设的。高丽与辽相为终始二百余年，其间虽有和好，但是也有过不少的战争。辽圣宗统和三年（986），“上将征高丽，亲阅东京留守耶律末只所总兵马。丙午，命宣徽使兼侍中蒲领、林牙肯德等将兵东讨，赐旗鼓及银符。”[17]翌年，“秋七月甲辰朔，诏诸道缮甲兵，以备东征高丽。……丁卯，遣使阅东京诸军兵器及东征道路。”[18]只是由于有人报告：“以辽泽沮洳，罢征高丽。”[19]但是圣宗东征之心并未死，“庚寅，东征都统所奏路尚陷泞，未可进讨，（圣宗）诏，俟泽涸，深入。”[20] 统和十年（996）以东京留守萧恒德伐高丽。二十八年（1014）八月，圣宗自将伐高丽，次年返回。开泰二年（1013）至九年（1020），辽朝与高丽一直在作战，最后以高丽战败为终。此后，双方没有再发生战争。[21]天庆十年（1121）金朝崛起，四年之后辽朝灭亡。义天来中国的时代正是辽道宗的时代，也是辽朝的颠峰时期。道宗是辽代一位杰出的皇帝，《辽史》“赞曰：道宗初即位，求直言，访治道，劝农兴学，救灾恤患，粲然可观。” [22]道宗在位时，辽与高丽往来正常，特别是佛教联系了两国的情感，重熙八年（1040）庚寅，道宗“赐高丽佛经一藏。”[23]大康九年（1084）甲寅“诏僧善知雠校高丽所进佛经，颁行之。己未，定诸令史、译史迁叙等级。”[24]重熙八年是义天来中国的前一年，辽与高丽之间的正常关系，表明义天来华时不会受到什么阻碍，东线是畅通的。
　　宋朝与高丽的联系是不断的。《宋史·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云：“而高丽、回鹘、黑水诸国，又各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外国传一·夏国传上》亦云：“于是东若高丽、渤海，虽阻隔辽壤，而航海远来，不惮跋涉。”不过，“往时高丽人往反皆自登州”，[25]宋朝与高丽的海上交通主要是通过山东登州联系的。登州，即山东蓬莱县，唐天宝元年（742）为东牟郡，乾元元年（758）复为登州。宋太宗曾遣秘书丞刘式为使赴高丽，高丽治遣使元证衍送行。证衍至安香浦口，值风损船，溺所赍物。“太宗诏登州给证衍文据遣还，仍赐治衣段二百疋、银器二百两、羊五十口。”[26] 淳化四年（993）正月，高丽治遣使白思柔贡方物并谢赐经及御制。二月，遣秘书丞直史馆陈靖、秘书丞刘式为使，加治检校太师，降诏慰问军吏耆老。刘靖等人自东牟趣八角海口，“登舟自芝冈岛，顺风泛大海，再宿抵瓮津口登陆，行百六十里抵高丽之境曰海州，又百里至阎州，又四十里至白州，又四十里至其国。治迎使于郊，尽藩臣礼，延留靖等七十余日而还，遗以袭衣、金带、金银器数百两、布三万余端，附表称谢。”[27]真宗天禧三年（1019）九月，“登州言高丽进奉使礼宾卿崔元信至秦王水口，遭风覆舟，漂失贡物，诏遣内臣抚之。”[28]天圣九年（1031）宋仁宗遣使护送来宋朝贡的高丽御事民官侍郎元颖等293人到登州回国。[29]由于契丹和女真的战争，此后高丽国来宋朝贡的活动停止，“绝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30]但是民间商贸活动的仍然未绝。神宗天圣年间（1023-1032）罗拯[31] 担任福建转运使，曾有泉州商人黄谨前往高丽经商，受到高丽国王的热情接待，“馆之礼宾省”。[32] 也就是这次活动，重新促成宋与高丽之间再开交通。熙宁二年（1069），高丽国礼宾省移牒福建转运使罗拯云：“本朝商人黄真、洪万来称，运使奉密旨，令招接通好。奉国王旨意，形于部述。当国僻居阳谷，邈恋天朝，顷从祖祢以来，素愿梯航相继。蕞尔平壤，迩于大辽，附之则为睦邻，疏之则为勍敌。虑边骚之弗息，蓄陆詟以靡遑，久困羁縻，难图携贰，故违述职，致有积年。屡卜云祥，虽美圣辰于中国。空知日远，如迷旧路于长安。运属垂鸿，礼稽展庆。大朝化覃无外，度豁包荒，山不谢乎纤埃，海不辞于支派。谨当遵寻通道，遄赴忚街，但兹千里之传闻，恐匪重霄之纡眷。今以公状附真、万西还，俟得报音，即备礼朝贡。”翌年，罗拯将高丽王国书禀报朝廷，“议者亦谓可结之以谋契丹，神宗许焉，命拯谕以供拟腆厚之意。”[33]熙宁七年（1074）高丽国王徽遂遣民官侍郎金悌等百十人来，“高丽复通中国自兹始。”[34]
　　宋朝与高丽重新恢复朝贡，不仅是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时在两国交通史上也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天圣年间，两国之所以交通断绝，皆是因为契丹与女真的原因。高丽国王致罗拯书说：“蕞尔平壤，迩于大辽，附之则为睦邻，疏之则为勍敌。虑边骚之弗息，蓄陆讋以靡遑，久困羁縻，难图携贰，故违述职，致有积年。”点出了高丽国王的无奈和顾虑，及两国疏远的真正原因。宋朝之所以要与高丽恢复外交，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联合高丽攻打契丹。[35]东线登州地处北方海域，受契丹的影响是无疑的，欲保证交通畅通无阻，不受契丹的影响，只有另辟通道，重开交通。真宗天禧年间，“明州、登州屡言高丽海船有风漂至境上者，诏令存问，给度海粮遣还，仍为著例。”[36] 说明从南方明州直达高丽的“南路”一直是存在于民间的。《宋史·高丽传》载：“自明州定海遇便风，三日入洋，又五日抵墨山，入其境。自墨山过岛屿，诘曲嶕石间，舟行甚驶，七日至礼成江。江居两山间，束以石峡，湍激而下，所谓急水门，最为险恶。又三日抵岸，有馆曰碧澜亭，使人由此登陆，崎岖山谷四十余里，乃其国都云。”[37]可见，诘曲嶕石、石峡湍激，风险太大，路不好走，但是如果遇到顺风的话，从明州到高丽只用十天的时间就可以了。由于存在着风险，没有特殊情况，特别是作为官方的使者是不选择这条道路的。 所以《宋史·高丽传》又云：“昔高丽入使，率由登、莱，山河之限甚远，今直趋四明，四明距行都限一浙水耳。由海道奉使高丽，弥漫汪洋，洲屿险阻，遇黑风，舟触嶕辄败，出急水门至群山岛，始谓平达，非数十日不至也。舟南北行，遇顺风则历险如夷，至不数日。其国东西二千里，南北五百里，西北接契丹，恃鸭绿江以为固。江广三百步。其东所临，海水清澈，下视十丈，东南望明州，水皆碧。”[38]
　　熙宁七年（1074），高丽国王遣臣金良鉴来宋朝，转达国王的话：“欲远契丹，乞改涂由明州诣阙”，神宗从之。南路正式成为宋朝与高丽两国之间的官方通道。为了两国间的交往，宋朝下了不少的功夫，耗费了很大的成本给予特殊的礼遇与重视。高丽使入贡，诏班侍从之上，崔汝文反对，认为“不可卑近列而尊陪臣。”宋皇遂命如旧制。[39]由于北宋的朝都在河南开封，汴河是国内的重要通道和“建国之本”，[40]朝廷于熙宁六年（1073）接受范子奇的建议，“以外江纲运直入汴至京（开封）”，[41]“是后高丽入贡，令溯汴阙。”[42]“汴”是汴渠，自今河南荥阳县东北接黄河，东南经今开封市南、民权县与商丘市北，复东南经今安徽砀山、萧县北，至江苏徐州市北入泗水。上游又称鸿沟或狼汤渠，中下游又称汳水、获水，后为隋通济渠、唐广济渠的东段。自今荥阳县北引黄河东南流，经今开封市及杞县、睢县、宁陵、商丘、夏邑、永城等县，复东南经今安徽宿县、灵壁、泗县和江苏泗洪县，至盱眙县对岸入淮河。
　　汴河是隋至北宋为中原通往东南沿海地区的主要水运干道。朝廷为了保证高丽特使来华不致于被路上耽搁，于宣和（1119—1125）年间在泗水上建立水闸，提高水位，让水路畅通无障碍。[43] 但是其耗费颇巨，而且繁琐。[44]政和末年，明州知州楼异向朝廷建议，在明州设立高丽司，“以尊元丰旧制。”[45]按惯例，高丽每次来贡，朝廷回馈甚厚，由于明州地方经济不好，“郡县供顿无旧准，颇扰民，诏立式颁下，费悉官给。又以其不迩华言，恐规利者私与交关，令所至禁止。”[46] 朝廷还于元丰元年（1078），遣安焘假左谏议大夫、陈睦假起居舍人在明州建造了两条船舰，“一曰凌虚致远安济，次曰灵飞顺济，皆名为神舟。”[47] 两条神舟造好后，从明州定海开出，到了高丽，“国人欢呼出迎。（国王）徽具袍笏玉带拜受诏，与焘、睦尤礼，馆之别宫，标曰顺天馆，言尊顺中国如天云。”。[48]高丽王徽特别派近臣向安焘等人强调：“王遇使者甚敬，出诚心，非若奉契丹，苟免边患而已。”[49]表白高丽与宋友好的心迹。高丽王对宋朝友好，“在位三十八年，治尚仁恕，为东夷良主。”[50] 元丰六年（1083），徽卒，朝廷讣闻后，非常重视，“天子闻焉，诏明州修浮屠供一月，遣杨景略、王舜封祭奠，钱勰、宋球吊慰。景略辟李之仪书状，帝以之仪文称不著，宜得问学博洽、器宇整秀者召赴中书，试以文乃遣。又以远服不责其备，谕使者以相见之所殿名、鸱吻，皆听勿避。”[51]元祐五年（1090），朝廷还“复通使，赐银器五千两。”[52]
　　南路的开通，刺激了两国的贸易发展，高丽王徽“诏以付市易务售缣帛答之。又表求医药、画塑之工以教国人，诏罗拯募愿行者。”[53]在民间，宋国也掀起了与高丽贸易的高潮，迫使宋政府采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违反者以罪论处。如“元丰二年，贾人入高丽，货及五千缗者，明州籍其名，岁责保给引发船，无引者如盗贩法。”[54]元祐三年，规定“擅乘船由海入界河及往高丽、新罗、登莱州境者，罪以徒，往北界者加等。”[55]到了(绍兴)二年（1132），明州定海县入高丽者约有80人。[56]
　　四
　　宋朝与高丽两国的关系虽然恢复，但两国之间始终充满阴影，契丹等国是两国之间的一块心病，影响了两国之间的长远友好关系。特别是在北宋末期，积贫积弱的宋朝处于儿皇帝的角色，处处要看契丹和金国的脸色行事，同时又要防范高丽，怕高丽与契丹和金国的勾结，这种复杂心态在处理两国的关系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无疑损害了两国间的正常关系，乃至最终结束。
　　宋朝与高丽的关系恢复，契丹肯定是不满的。史载，熙宁元年（1067）“契丹来求代北地，帝手诏访琦。琦奏言：臣观近年以来，朝廷举事，似不以大敌为恤。彼见形生疑，必谓我有图复燕南意，故引先发制人之说，造为衅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丽臣属北方，久绝朝贡，乃因商舶诱之使来，契丹知之，必谓将以图我。一也。强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闻之，必谓行将及我。二也。遍植榆柳于西山，冀其成长以制蕃骑。三也。创团保甲。四也。诸州筑城凿池。五也。置都作院，颁弓刀新式，大作战车。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将。七也。契丹素为敌国，因事起疑，不得不然。”[57]朝廷内部，因与高丽外交耗费太大，也有人反对。给事中许翰认为，宣和七年（1125）“高丽入贡，调民开运河，民间骚然。”[58]中书舍人孙傅因“论高丽于国无功，不宜兴大役，传坐罢。” 元祐四年（1089）杭州高僧净源圆寂，义天派其徒来吊唁，但说是祝两宫寿，苏轼大为反感，上书说这是高丽来试探宋朝对高丽的赏赐厚薄，主张薄赐。[59]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南宋刚建，高宗即位，“虑金人通于高丽，命迪功郎胡蠡假宗正少卿为高丽国使以间之。”[60]有人提出派使节取道女真到高丽，“图迎二帝”，反对者认为，如果高丽以此为借口攻打金国，这岂不是把宋朝给拖进去了吗？结果还是取杭州海道到高丽。宋朝的使节在高丽受到冷落，后来高丽使节再度来宋，朝廷找借口，没有接见高丽使节。[61]还有站在中华正统的立场上不满高丽对大宋的态度者，认为“高丽乃我奴耳，南朝何以厚待之？”[62]苏轼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人物。熙宁二年（1068）高丽入贡，使者因在国书中称为“甲子”，被苏轼怒斥，最后使者改称熙宁，“然后受之”。[63]元祐七年（1092）高丽遣使请书，朝廷按惯例表示同意，但是苏轼反对，认为“汉东平王请诸子及《太史公书》，犹不肯予。今高丽所请，有甚于此，其可予乎？”不过朝廷没有采纳这个意见。[64]
　　正是由于内外反对，朝廷对高丽的态度有了变化，从热情变为冷淡，并且对高丽来人既防备又限制。北宋最后一位皇帝钦宗靖康元年（1126）即位，高丽贺使至明州，御史胡舜陟言：“高丽靡敝国家五十年，政和（1111-1118）以来，人使岁至，淮、浙之间苦之。彼昔臣事契丹，今必事金国，安知不窥我虚实以报，宜止勿使来。”[65]钦宗听之，下诏将贺使留在明州，只接受了纳贡的贺币，安排贺使回国。[66]到了南宋，朝廷对高丽的戒心有增无已，绍兴元年（1131）十月，高丽入贡，礼部侍郎柳约言：“四明残破之余，荒芜单弱，恐起戎心，宜屯重兵以俟其至。”[67]次年，闰四月，高丽礼部员外郎崔惟清、阁门祗候沈起入贡金百两、银千两、绫罗二百疋、人参五百斤，高宗后殿引见，“以温诏遣还。”[68]十二月，高丽遣知枢密院事洪彝叙等六十五人来贡，朝廷认为“虽在兵间，不可无学，恐为所窥。诏以法惠寺为同文馆以待之。” 三年八月，上谓辅臣曰：“闻上皇遣内臣、宫女各二人随高丽贡使来，朕闻之，悲喜交集。”吕颐浩曰：“此必金人之意，不然高丽必不敢，安知非窥我虚实以报。”[69]六年（1138），高丽持牒官金稚圭至明州，朝迁赐银帛遣之，“惧其为金间也。”[70]三十二年（1162）三月，高丽纲首徐德荣诣明州，提出欲遣贺使来宋，守臣韩仲通向朝廷汇报，殿中侍御史吴芾奏曰：“高丽与金人接壤，昔稚圭之来，朝廷惧其为间，亟遣还。今两国交兵，德荣之请，得无可疑？使其果来，犹恐不测，万一不至，贻笑远方。”高宗诏止之。[71]隆兴二年（1164）四月，明州言高丽入贡。“史不书引见日，恐同彝叙之诈。其后使命遂绝。”[72]宋朝与高丽两国自恢复关系之后90年，再次断交。而在民间，又延续了30年，直到庆元（1195—1200）年间，朝廷下诏严禁商人持铜钱入高丽，两国的关系全面停止。
　　五
　　由上可知，熙宁七年至靖康元年的52年间，是宋与高丽二国恢复关系后的高潮与正常时期，这时南路成为两国交通的主道，双方的官方来使都是在明州上岸和离岸的。义天来华正是这段时间。《开城兴王寺大觉国师墓志铭》说义天是在杨傑的陪同下，“自密水至汴河，直上宸殿”。《仙同仙凤寺大觉国师碑文》“绝海洋，初抵密州界。”密州是山东诸城，以境内有密水而得名。《开城灵通寺大觉国师碑文》说“至大宋板桥镇”。板桥镇是一重要的贸易集散地。宋朝的外贸主要集中在南方的广州、泉州和明州等地，熙宁九年（1076）集贤殿修撰程孟曾建议将贸易集中管理，罢杭、明两州市舶司，将其归为广州管理，但是没有得到允准。说明明州港口的贸易是重要的。早期的来明州贸易的高丽商船置朝廷的禁令不顾，来船不断，因此朝廷于元丰二年专门发布诏令，加以管理，两国之间恢复交通以后，以法的形式来确立明州与高丽贸易的地位。[73]
　　宋朝廷义天“韬形去国，潜服放洋”，搭华商林宁的船来到中国，当时密州和登州都被封闭，一直到了义天离开中国之后才开始重新开放。这在密州知州范锷给朝廷的上书中可以知道。在此之前，由于朝廷严禁私贩，密州知州范锷曾于元丰五年（1083）上书朝廷：“板桥濒海，东则二广、福建、淮、浙，西则京东、河北、河东三路。商贾所聚，海舶之利，颛于富家大姓，宜即本州置市舶司，板桥镇置抽解务。”[74]翌年，宋帝诏都转运使吴居厚条析以研究，没有明确给予答复。到了元祐三年（1088），范锷等再次向朝廷奏言：“广南、福建、淮、浙贾人，航海贩物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运载钱帛丝绵贸易，而象犀、乳香珍异之物，虽尝禁榷，未免欺隐。若板桥市舶法行，则海外诸物积于府库者，必倍于杭、明二州。使商舶通行，无冒禁罹刑之患，而上供之物，免道路风水之虞。”[75]这次朝廷同意了，乃置密州板桥市舶司。义天来中国时，对高丽的港口，只有明州是开放的，其它都不属于官方正式列入的。因此，义天走南路入宋的可能是性存在的，《宋故明州延庆眀智法师碑铭》虽然没有点明义天在明州登陆，但是其中说道：（义天）“纔济海岸，见（明智）师升堂，闻未甞闻，咨嗟失色，且叹曰：‘中国果有人焉。’”从明智的传记可知，义天来时他正在延庆寺主事的时候，不在杭州，所以“纔济海岸，见（明智）师升堂”八个字，实际上已经说明了义天与明智见面的时间与地点，这个时间就是“元祐初”，亦即元丰八年，地点就是明州延庆寺。《佛祖统纪·法邻传》亦谓：“高丽义天至，首入南湖，师明智而友慧，请跋所受教乘归国。师援笔立成，有古史风。义天嘉叹不已(文见《名文光教志》)。”[76]“首入南湖”四个字，不是也说明义天来华时首到明州吗？
　　作者黄夏年，195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杂志社社长、《世界宗教文化》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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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朴永焕，1961年生，韩国东国大学中文系教授。
　　[1] 现代学者又将山家派里再分出四明知礼派和天台慈云派两家，加上山外的钱塘派，宋代天台宗一共分为三派。参见潘桂明、吴忠伟著《中国天台宗通史》第十章。
　　[2]《四明尊者教行录》卷六，T46, p0916a。晁说之文收入《景迂生集·塔铭》中。
　　[3] T49, p0883a。
　　[4]《佛祖统纪》卷十四据《宋故明州延庆眀智法师碑铭》缩写成《明智传》，但生平介绍不完整，故不作主要资料资料引用。
　　[5] 关于明智的生平思想和事迹，笔者曾撰有《宋代栖心的明智中立法师考》一文，待发表。
　　[6] 鲍志成《高丽寺与高丽王子》第91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
　　[7] 《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传三·高丽传》。
　　[8] 鲍志成《高丽寺与高丽王子》第92-93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陈景富与黄有富先生，见《中朝佛教文化交流》一书。
　　[9] 李智冠《校堪译注·历代高僧碑文》（高丽篇·3）第106页，社团法人，伽山佛教文化研究院。1996。
　　[10] 李智冠《校堪译注·历代高僧碑文》（高丽篇·3）第119页，社团法人，伽山佛教文化研究院。1996。
　　[11] 李智冠《校堪译注·历代高僧碑文》（高丽篇·3）第181-182页，社团法人，伽山佛教文化研究院。1996。
　　[12] 《开城兴王寺大大觉国师墓志铭》云：“今年十月三日册封（义天）为国师，是月五日国师恒化。……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四日刻。” 建中靖国元年即1101年。
　　[13] 参见鲍志成《高丽寺与高丽王子》第19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
　　[14] 《四库全书·集部三》。
　　[15] T49, p0445b。
　　[16]《辽史》卷四十六，志第十六。
　　[17]《辽史》卷十《本纪第十》。
　　[18]《辽史》卷十《本纪第十》。
　　[19]《辽史》卷十《本纪第十》。
　　[20]《辽史》卷十《本纪第十》。
　　[21] 以上参阅《辽史·二国外记·高丽传》。
　　[22]《辽史》卷二十六，《本纪二十六·道宗纪六》。
　　[23]《辽史》卷二十三，《本纪二十三·道宗纪三》。
　　[24]《辽史》卷二十四，《本纪二十四·道宗纪四》。
　　[25]《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传三·高丽传》。
　　[26]《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传三·高丽传》
　　[27]《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传三·高丽传》。
　　[28]《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传三·高丽传》。
　　[29]《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传三·高丽传》。
　　[30]《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传三·高丽传》。
　　[31]《宋史》卷三百三十一，《列传》第九十云：“罗拯字道济，祥符人。第进士，历官知荣州。州介两江间，每江涨，辄犯城郭，拯作东西二堤除其患。选知秀州，为江西转运判官、提点福建刑狱。泉州兴化军水坏庐舍，拯请勿征海运竹木，经一年，民居皆复其旧。
　　“（罗拯）迁转运使。邵武之光泽不榷酒，以课赋民，号“黄麴钱”，拯均之他三邑，人以为便。改江、淮发运副使。江、淮故无积仓，漕船系岸下，俟籴入乃得行，盖官吏以淮南不受陈粟为逃谴计。拯始请凡米至而不可上供者，以廩军。又贮浙西米于润仓以时运，自是漕增而费省。转为使。
　　“……加天章阁待制。罗拯居职七年，徙知永兴军、青颍秦三州，卒，年六十五。
　　“拯性和柔，不与人校曲直。为发运使时，与副皮公弼不协。公弼徙他道，御史劾其贷官钱，拯力为辨理。钱公辅为谏官，尝论拯短，而公辅姻党多在拯部内，往往荐进之。或讥以德报怨，拯曰：“同僚不协，所见异也。谏官所言，职也。又何怨乎？”时论服其长者。
　　论曰：长卿性务廉洁，以能臣称，中师用法刻深，以治辨称，虽均为材吏，而优劣自见。拯及仲甫俱能为国兴利除害。构始开西南边，诜遂拓泸夷被进用，虽有他善，而不能逭清议。至于沆决河议，绥远民，折邻使，历有可称述者，其最优欤。”。
　　[32] 《宋史》卷三百三十一，《列传》第九十。
　　[33] 《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传三·高丽传》。《罗拯传》云：“拯使闽时，泉商黄谨往高丽，馆之礼宾省，其王云自天圣后职贡绝，欲命使与谨俱来。至是，拯以闻，神宗许之，遂遣金悌入贡。” 《宋史》卷三百三十一，《列传》第九十。
　　[34] 《宋史》卷三百三十一，《列传》第九十。
　　[35] 《宋史》卷三百一十七，《列传》七十六《钱惟演传附从孙勰传》云：（熙宁三年，钱勰）奉使吊高丽，外意颇谓欲结之以北伐。勰入请使指，帝曰：“高丽好文，又重士大夫家世，所以选卿，无他也。”乃求吕端故事以行，凡馈饩非，故所有者皆弗纳。归次紫燕岛，王遣二吏追饷金银器四千两。勰曰：“在馆时既辞之矣，今何为者？” 吏泣曰：“王有命，徒归则死，且左番已受。”勰曰：“左右番各有职，吾唯例是视，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还，拜中书舍人。
　　[36] 《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传三·高丽传》。
　　[37] 《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传三·高丽传》。
　　[38] 《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传三·高丽传》。
　　[39] 《宋史》卷三百七十二，《列传》一百三十一《翟汝文传》云：“高丽使入贡，诏班侍从之上，汝文言：“《春秋》之法，王人虽微，序诸侯上。” 不可卑近列而尊陪臣。”上遂命如旧制。”
　　[40] 《宋史》卷九十三,《志》四十六，《河渠志三·汴河》。
　　[41] 《宋史》卷九十三,《志》四十六，《河渠志三·汴河》。
　　[42] 《宋史》卷九十三,《志》四十六，《河渠志三·汴河》。
　　[43] 《宋史》卷第九十七，《志》第五十《河渠志七·东南诸水下》云：“ （隆兴）二年（1164），芾又言：“修鉴湖，全藉斗门、堰闸蓄水，都泗堰闸尤为要害。凡遇纲运及监司使命舟船经过，堰兵避免车拽，必欲开闸通放，以致启闭无时，失泄湖水。且都泗堰因高丽使往来，宣和（1120—1125）间方置闸，今乞废罢。”
　　[44] 《宋史》卷三百五十三，《列传》一百一十二《孙傅传》云：“ 宣和末，高丽入贡，使者所过，调夫治舟，骚然烦费。”
　　[45] 《宋史》三百五十四，《列传》一百一十三《楼异传》云：“政和末，知随州，入辞，请于明州置高丽一司，创百舟，应使者之须，以遵元丰旧制。”
　　[46] 《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传三·高丽传》。又云：“初，高丽入使，明、越困于供给，朝廷馆遇燕赉锡予之费以钜万计，馈其主者不在焉。”
　　[47] 《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传三·高丽传》。
　　[48] 《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传三·高丽传》。
　　[49] 《宋史·安焘传》。
　　[50] 《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传三·高丽传》。又，《安焘传》云：“元丰初，高丽新通使，假焘左谏议大夫往报之。”
　　[51] 《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传三·高丽传》。
　　[52] 《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传三·高丽传》。
　　[53] 《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传三·高丽传》。
　　[54] 《宋史·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
　　[55] 《宋史·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
　　[56] 《高丽传云》：“(绍兴)二年（1132），明州定海县入高丽者约八十人，愿奉表还国。诏候到日，高丽纲首卓荣等量与推恩。”
　　[57] 《宋史》卷第三百一十二，《列传》七十一《韩琦传》。
　　[58] 《宋史》卷三百六十三，《列传》一百二十二《许翰传》：“许翰，字嵩老，拱州襄邑人。中元祐三年进士第。宣和七年（1125），召为给事中。为书抵时相，谓百姓困弊，起为盗贼，天下有危亡之忧。愿罢云中之师，修边保境，与民休息。高丽入贡，调民开运河，民间骚然。中书舍人孙傅论高丽于国无功，不宜兴大役，傅坐罢。翰谓傅不当黜，时相怒，落职，提举江州太平观。”
　　[59]《宋史·苏轼传》云：“（元祐四年）杭僧净源，旧居海滨，与舶客交通。舶至高丽，交誉之。元丰末，其王子义天来朝，因往拜焉。至是，净源死，其徒窃持其像，附舶往告。义天亦使其徒来祭，因持其国母二金塔，云祝两宫寿。轼不纳，奏之曰：‘高丽久不入贡，失赐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测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寿之礼。若受而不答，将生怨心，受而厚赐之，正堕其计。今宜勿与知，从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为国生事，渐不可长，宜痛加惩创。’朝廷皆从之。未几，贡使果至，旧例使所至吴越七州，费二万四千余缗。轼乃令诸州量事裁损，民获交易之利，无复侵挠之害矣。”
　　[60] 《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传三·高丽传》。
　　[61] 《宋史》卷三百七十二，《列传》一百三十一《翟汝文传》云：“建炎改元，杨应诚请使高丽，图迎二帝。汝文奏：‘应诚欺罔君父。若高丽辞以大国，假道以至燕云，金人却请问津，以窥吴越，将何辞以对？’后高丽果如汝文言。” 《高丽传》云：“(高宗即位)二年（1128），浙东路马步军都总管杨应诚上言：‘由高丽至女真路甚径，请身使三韩，结鸡林，以图迎二圣。’乃以应诚假刑部尚书充高丽国信使。浙东帅臣翟汝文奏言：‘应诚欺罔，为身谋耳。若高丽辞以金人，亦请问津，以窥吴、越，其将何辞以对？万一辱命，取笑远夷，愿毋遣。’应诚闻之，遂与副使韩衍、书状官孟健由杭州浮海以行。六月，抵高丽，谕其王楷，以所欲为。楷曰：‘大朝自有山东路，盍不由登州往？’应诚曰：‘以贵国路径耳。’楷有难色，已而命其门下侍郎傅佾至馆中，果对如翟汝文言。应诚曰：‘女真不善水战。‘佾曰：‘彼常于海道往来，况女真旧臣本国，今反臣事之，其强弱可见矣。’居数日，复遣其中书侍郎崔洪宰、知枢密院金富轼持前议不变，谓二圣今在燕云，大朝虽尽纳土，未必可得，何不练兵与战？终不奉诏。应诚留两月余，不得已见楷于寿昌门，受其拜表而还。十月，至阙，入对言状，上以楷负国恩，怒甚。尚书右丞朱胜非曰：‘彼邻金人，与中国隔海，利害甚明。曩时待之过厚，今安能责其报也。’右仆射黄潜善曰：‘以巨舰载精兵数万，径捣其国，彼宁不惧。’胜非曰：‘越海兴师，燕山之事，可为近鉴。’上怒解。十一月，楷遣其臣尹彦颐奉表谢罪，诏以二圣未归，燕设不宜用乐，乃设幕殿门外，命客省官吴得兴伴赐酒食，命中书舍人张澂押伴，如礼遣还。”
　　[62] 《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传三·高丽传》。
　　[63] 《宋史·苏轼转》云：“熙宁二年 高丽入贡，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轼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
　　[64] 《宋史·苏轼转》。另《宋史·高丽转》亦云：“礼部尚书苏轼言：“高丽入贡，无丝发利而有五害，今请诸书与收买金箔，皆宜勿许。”
　　[65] 《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传三·高丽传》。
　　[66] 《高丽传》原文为：“乃诏留馆于明而纳其贽币。明年始归国。”另《食货志》云：“靖康元年（1126）丁巳，高丽入贡，令明州递表以进，遣其使还。”《卫肤敏传》云：“靖康初，始还，进三官，迁吏部员外郎。会高丽遣使来贺，命假太常少卿往接之。朝论欲改称宣问使，肤敏曰：‘国家厚遇高丽久矣，今边事方作，不可遽削其礼，失远人心，愿姑仍旧。’乃复称接伴使。既至明州，会京师多难，乃便宜称诏厚赐使者，遣还。
　　[67] 《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传三·高丽传》。
　　[68] 《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传三·高丽传》。
　　[69] 《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传三·高丽传》。
　　[70] 《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传三·高丽传》。
　　[71] 《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传三·高丽传》。
　　[72] 《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外国传三·高丽传》。
　　[73]《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云：“先是禁人私贩，然不能绝，至是复通中国，故明立是法。“
　　[74] 《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
　　[75] 《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第二百四十六，《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
　　[76] 《佛祖统纪》卷十五，T49, p022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