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佛教文学

南朝佛教文学
　　南朝要从刘裕的永明元年(420)算起，到隋文帝把陈后主俘至长安(589)止，共169年中历宋、齐，梁、陈四代，这一时期南北仍然分裂、宋、齐、梁、陈在南方，叫南朝；北方为北魏(后分裂为东西魏)、北齐、北周，叫北朝。
　　南朝的佛教一直都很发展，帝王有好几个特别信佛，如梁武帝和陈武帝，虽然经过几次战乱，特别是侯景进入南京
　　的大破坏，由于陈武帝的信佛，寺院仍能保持干多所，僧尼人数仍有三万多人。晋代佛学重在般若，南朝则重涅磐、三论和成实，因此在教义上互有争论，围绕这场争论，产生了一些著名的文章，如周颐的《三宗论》便是。
　　南朝由于统治者的提倡，社会风气奢靡，反映在文学上，则追逐浮艳，讲究雕琢，盛行骈体文，诗歌多写儿女事情，所谓“六朝金粉”即“齐梁体”是也。这种风气还影响到佛教文学彝，如惠休，他俗姓汤，，武帝令还俗当官，他的诗已没有一点襟味，其甚者比世俗文人还要艳丽，如《白{纟宁}歌》其二云：
　　少年窃窕舞君前，容华艳艳将欲然，为君娇凝复迁延，流目送笑不敢言，长袖拂面心自煎，愿君流光及盛年。
　　这哪里还有点僧人规范。他还有首小诗《江南思》却写得十分清新秀丽：
　　幽客海阴路，留戎淮阳军，垂情向春草，知是故乡人。
　　他与鲍照的关系很好，惠休有《赠鲍侍郎诗》，而鲍照的集子也有《秋日示休上人诗》、《答休上人菊诗》，所以后人以“休鲍”并称。江淹集子里有《休上人怨别》，其中有“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后世多以此两句诗为惠休的原作，江淹采此名句入诗，白居易《题道宗上人十韵》“不似休上人，空多碧云思”便是如此理解的。因此僧人诗而有名句，当自
　　惠休始。
　　又如释宝月做了一首《估客乐》，其一云：
　　郎作十里行，依作九里送，拔依头上钗，与郎资路用。
　　据说齐武帝为布衣时，曾游历襄阳樊城，登基以后作《估客乐》，使宝月奏之管弦，宝月上了这两支曲子。可见他作艳曲还是为了迎合齐武帝，他简直把佛教的禁戒忘干净了。
　　还有一位释法云，作了两首《三洲歌》：
　　三洲断江口，水从窈窕河旁流，啼时别共来；长相思。
　　三洲断江口，水从窈窕河旁流，欢将乐共来，长相思。
　　此虽没有惠休、宝月的香艳，但一看就知道它是世俗题材。另举一位僧正惠
　　，僧正是管理和尚的官，一般应是一本正经的，他有一首《咏独杵祷衣诗》，最末结句云；
　　令君闻独杵(独处)，知圭有专心
　　可见他也不那么正经。这个时代长义学的多不能作诗，作诗的又拙于义学，把僧人禁戒抛诸脑后。因此我们不能不说，由支遁、惠远开辟的以佛学作基础的玄言诗，到了宋齐以来是销歇殆尽了。
　　难道就没有僧人写的佛教题材诗吗，有，那就是释智藏《奉和武帝三教诗》和释惠令的《和受戒诗》。前者当然要按梁武帝意图，开头四句便说：
　　心源本无二，学理共归真，四执迷丛药，六味增苦辛。
　　四执是指执迷外道邪见，六味指苦、酸、甘、辛、咸、淡，出南本《涅磐经》，似乎是有佛的味道了，然而下面又云：
　　周孔尚忠孝，立行肇君亲，老氏归裁欲，存生由外身。
　　谈到了孔与老，这是应制奉和皇帝的，怎能不照皇帝意图办事呢?惠令的《和受戒诗》中有两句“是日何为盛，证戒奉皇储”，原来是和太子重云殿受菩萨戒的诗。这两人的诗格都不高，都因为应制不得不作，谈不上有什么真实感情，不过趁韵而已。
　　在陈朝时释智恺写了首《临终诗》：
　　千月本难满，三时理易倾，石火无恒焰， 电光非久明，遗文空满笥，徒然昧后生，泉路方幽咽，塞陇向凄清，一随朝露尽，唯有夜松声。
　　诗中用了“石火、“电光”都是佛经常用以比喻人生的短促，全诗用词和意境都显示了佛家的看法，而音韵铿锵，排调高雅，在南朝的僧人中，要算最上等的了。
　　僧人的散文可以介绍的有三位，一位是僧祐，他生于宋武帝水初二十一年(444)，死于梁武帝天监十七年(518)，受业于沙门法颖，颇为当代律学名家，故僧祐特精律学。著述甚富，对佛学影响最大也最为后世重视的有三种，一为撰集经吴编制成《出三藏集记》为中国现存最古的佛教经录，现在许多佛学家考证某经的流传，真伪都要参考它，简称《祐录》；第二是他编纂了一部《弘明集》这部书收集了许多珍贵的文献，把佛教和儒道思想的论战，以及围绕“神灭论”的沦争双方对立的文字，搜集在一起，为研究东汉末至梁代止三百多年的道佛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三是《释迦谱》为现存中国人所撰佛传最古的一种。为了让我们能欣赏到他的散文，我们引证《弘明集后序》：
　　余所集《弘明》，为法御侮，通人雅论，胜士妙说，摧邪破惑之冲，弘道护法之堑，亦已备矣。然智者不迷，迷者乖智，若导以深法，终于莫领，故复撮举事典，指事取微，言非荣华，理归质实，庶迷途之人，不远而复，总举众疑，故日“弘明”。
　　大意是：我所集的《弘明集》，是专门为捍卫佛教，对于外教对它的攻击进行保护的，所有通人的高论，名流的妙说，一切摧伏外道邪见以及由它而引起的迷误和专门弘扬护卫佛教的文章，我都收集全备。虽然智慧高的信佛没有迷惑，而迷惑的人智慧不足，这两种人如果导以高深的佛理，他们都没法理解。因此这些传世的典籍，应加以撮要编辑。本书理论朴实。没有虚华之调。这样才能使迷途之人能因为读了我这本书，在入迷途不远的地方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总的目的是解释大家的怀疑，所以叫做“弘明”。
　　刘勰，他写了一部《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文学理论巨型专著，他提出的一些文学理论一直到现在还为讲古代文论及文学理论的人所称引乐道。
　　《粱书·刘勰传》说他“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十余年”。他在高憎十多年的指导下，“邀博通精论。天监初由中军临川王肖宏荐引兼记室，后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甚为昭明太子所赏。”《文心雕龙》五十篇写完之后，为了取得沈约的好评，曾装作一个贩书人的模样，约命取读，大加称赞。后出家，改名“慧地”。从他跟僧祐及以后出家来看，他应该是一个佛教徒。但是在《文心雕龙》里，仅有一段文字涉及佛教，《论说》云：
　　次及宋伤、郭象，锐思于几神之区，夷甫、裴，交辨于有无之域；并独步当时，流声后代。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徒说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
　　大意是：我们还要谈到宋捞、郭象，他们致力探讨极精深的境界，王衍主张“万物皆以无为本”，裴
　　(wei)著《祟有论》驳斥王衍，他们之间互相辩论，这些文章和议论，并独步当时，声誉流传后代。但过分拘执于“有”。的人，不免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外在的形与用上，而片面以“无”为贵购，人则只守着内在的空无，他们都是偏颇之见，没有达到真理的境界，能变化莫测探讨到入神的源泉，还是要算佛教的“般若”理论啊!
　　慧皎，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留住过宏普寺，寺藏书甚富，这为他专心著述创造了好的条件。他的最大贡献
　　是把前人的僧传加以整理，编写了一部系统的《高僧传》，全书录正传二百五十七人，附见二百七十四人，文笔十分优美。他在佛传文学中的地位，有点与司马迁在史传文学上的地位
　　相似。今录一段《高僧传序》，可以看出他的文风：
　　自前代所撰，多日名僧，然则名者本实之宾也，芳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本非所纪，高而不名，则备今录。故省名音；代以高音，其间草创，或有遗逸。今此十四卷，备赞论
　　者，意以为定，如未隐括，览者详焉。
　　大意是：前代为僧人作的传记，多取名曰“名僧”，但是名是由实派生的，如果一位僧人甘于淡泊而有实际的德行，那他品德是高的，但没有名气；另外一些僧人为了迎合时代趣味，没有什么道德，他会猎获到名气。但是他人品不高。我决不记载那些有名气而品德不高的人；对品德高而没有名气的人，正是我现要收入这部书里的对象，这是草创的工作，可能有些遗漏。本书凡十四卷，都写了赞论文字，有个人意见，如有未完善之处，请读者看后指出！
　　这段时期的文人佛学诗文，由于受到梁武帝提出“合三教”的影响，因此同一作者既有佛教诗文也有关于道教及崇拜儒家的诗文，这种风气一直影响到唐宋乃至近代。当他们进入仕途或正想挤入仕途，他们大颂孔子；一旦仕途遭到挫折，他们就在佛道二教找寻慰籍，甚至青云得意也要附庸风雅，作一些有佛道趣味的诗文；有的地位高了，僧徒道教徒要求他们写寺志碑文，借光山林，他们也得写点以资应付。所以对这些资料应当慎重对待，不能见到有点佛教文章诗歌，就说他们是佛教徒。要弄清他们的身份，至少是居士，或在诗文中有热烈的信佛表现和愿望。
　　第一个要介绍的是谢灵运。据《诗品上》，他小时送到道土杜明师家养了十五年，故名“客儿”，又称为“谢客”，可见他是受过道家影响的。他生于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被杀于宋文帝元嘉十年。他是晋世族谢玄之孙，曾袭封康乐公，入宋降为侯，做过永嘉太守。后来与佛教发生关系，曾见慧远于庐山，法显取经回南京，他又曾晤法显。道生以“般若”理论融合《涅架》学说，主张“一阐提(不信佛)人皆有佛性”与顿悟学说，他十分欣赏，写出了他的论文《辨宗论》，他说：“由教而信，则有日进之功；非渐所明，则无入照之分”，可见这时他已是信佛了。
　　他在学佛上非常自信，加上他性情高傲，凌忽了会稽太守孟凯；孟凯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当面对孟凯说：“丈人(指孟凯）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因此得罪了孟额，后徙广州，也被杀于广州，临刑还要将自己的长髯施舍寺庙，作修维摩诘像之用。可见他死前还是一位佛教徒。他还参与修订过《涅架经》，使南本《涅架经》文字流美。校然《秋日遥和卢使君游何山寺宿歇上人房论，〈涅磐＞经义》云：“翻译推南本，何人继谢公”，可见僧人对他参订的南本《涅磐》之推祟了。
　　在文学上他是大家，僧人惠休评他的诗说“谢诗如芙蓉出水”，鲍照也有“谢五言如初发奖蓉，自然可爱”之誉。兹引《登石室饭僧诗》后半段：
　　同行息心客，暖然若可睹，清霄浮烟，空林响法鼓，忘怀押鸥绦(tido)，摄生驯咒虎，望岭眷灵鹫，延心念净土，若乘四等观，永拔三界苦。
　　大意是：同到石室来的禅客，虽然隔着重山，但远远遥望仍然能够看到，不过不太清晰罢了。明朗的天空轻轻地浮泛着一缕缕烟霭，空旷的林子里传出寺院里的法鼓声，这时我已忘怀了时事，去与鸥鸟和鲦鱼交上了朋友，连咒虎也变得和驯了，遥望岭头我眷念着佛常居住的灵鹫，至心念颂西方净土，如果能保持慈、悲、喜、舍四等之心，便可永远从三界得到解脱。
　　他还写了一些有关佛教的诗文，如《佛影铭序》、《维摩经十譬赞》、《祗洹像赞》、《慧远法师诔》，无论文章技巧，字句的锤炼与风格上都是比较高的，《庐山远法师沫》写得尤其哀惋动人；说明他对一代宗师慧远的倾慕。
　　南齐时期，我们要介绍周颐，他字彦伦，宋明帝对臣下惨毒，臣下均不敢谏，他屡次引说佛经中的因缘祸福，宋明帝听了也为之小止。他曾著《三宗论》，为高僧智林所推许称赞《三宗论》为“真实行道第一功德。”当时何
　　也精信佛法，但要吃荤辛，一天太子问 “你与何 相比，谁更精心求道?”
　　答：“我们二人都有所累，都不能免去三途八难。”太子问：“这是为什么?”他答道：“我有妻子，而何要吃肉。”这个答案道破了中国居士禅在士大夫中特别兴盛的原因，也道破了为什么中国士大夫崇拜维摩诘的原因，因为维摩诘也是在家居士。
　　王融，竟陵王萧子良的八友之一，他主张“上智利民，不述于礼，大贤强国．阉图惟旧”(大意是：有上等智慧的人，不一定要按照礼来办事，要以利民为主，大贤人强国，不要光是按老框框)，可见他是有些革新精神的。他留下有佛理趣味的诗不少，如《法乐词》有十二章，《河诸四大门诗》四章，今绎一点，以示梗概：
　　明心弘十力，寂虑安四禅，青禽承逸轨，文骊镜重川，鹫岭标远胜，鹿野究清玄，不有希世贤，何以寻{氵蒙}泉(第七首)。
　　这首诗是歌颂佛的。“十力”、“回禅”、“鹫岭”、“鹿野”都是佛经中的常用词汇，
　　“十力”指佛具有十种智力；“四禅”指用以治惑，生诸功德的四种基本禅定，从一禅到四禅各种禅定有不同的精神境界；鹫岭又名灵山，佛所常居之处；鹿野苑相传为佛最初转法轮之地。这首诗歌颂佛成道后在理岭、鹿野苑宣传佛法。《法乐词》将佛的一生分为十二阶段，分段加以歌颂。《敦煌歌辞总编》里《圣教十二时》(佛本行髓)就非常与《法乐词》的手法和分段相似，它们之间可能有继承的关系。
　　梁武帝早年信道，以后信佛，天监三年（504）下诏宣布佛教为国教，他在位时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佛寺五百馀所，僧尼十余万人。他还亲自组织并撰文反对范缜的《神灭论》，今录其《十喻诗·乾闼婆》一首。乾闼婆城就相当于中国的“海市蜃楼”，所谓“朝起海洲，远视似有楼橹人物，而无其实”。按照佛学说，一切尘世都无其实，没有真实、都是空的。诗云：
　　灵海自己权，沧流去无边，蜃蛤生异气，闼婆郁中天，青城接丹霄，金楼带紫烟，皆从望见起，非 是物理然，因彼凡搭喻，此中玄又玄。
　　大意是：大海非常辽阔，它流到无穷远的地方，蜃始产生异气造成了“海市蜃楼”的现象，这就是所谓“乾闼婆城”，它高高地与赤色的天空相接，城里的金色楼台还冒出紫色的轻烟，这些都由我们望见(妄见)所得，并非事物的本身，因此我借这个比喻，来说明空的道理，这里面可真玄之又玄啊！
　　海市蜃楼是大气中由于光线的折射；把远处景物显示到空中而成，海边湿度大，容易造成这种现象，并不是蜃相蛤吐气所起，这是我们读者今天应当知道的。
　　肖行的第三子肖纲也就是后来的简文帝，由于武帝十分好佛，所以他的子女都受了影响，都参加他的佛教活动，如在华林园受戒，和《会三教诗》，据《梁书·简文帝纪》说肖纲还编了《法宝连壁》三百卷。他现存佛教诗最令我们注意的是组诗，即《十空诗六首》，兹录最后一首《镜象》：
　　精金宛成器，悬镜在高堂，后挂七龙网，前发四殊光。田望移垂月，傍瞻譬壁当。仁寿合万类，淮 南辩田方．终归一亡有，何关至道场。
　　中国古代的镜是用铜等金属铸成的．所以说“精金宛成器、悬镜在高堂”，第三句是说镜的饰纹，第四切描写镜子的亮．第五句写镜子挂起来远看，就像月亮，第六句是说如把镜子从傍侧看，就像璧，像耳当．第七句用的陆机灼典故。机时其弟陆云说，仁寿殿前有大方铜镜、高五尺余，广三尺二才，这样大的镜子，什么东西部可以照，所以说“含万类”、第八句是说扬州(古代称淮南)的镜子比什么地方铸造的都好，最后以佛家语作结，说最后什么都没有，至道也不免这个结果。
　　庚肩吾是庚信的父亲，他曾以佛作太子时出东、西、南、北四门，分别碰见老、病、死、沙门，因而感到人生充满苦恼，发了善信的事，作了四篇赋，每赋分为《东城门病》、[南城门老》、《西城门死》、《北城门沙门》，共计一十六首。在整个南北朝时期，像他这样用气力去写这样一个题材的，恐怕就只他一人(沈约仅写了一首《四城门诗》)，今选第二《南城门老》：
　　昔类红莲草， 自玩绿池边，今日白桦树，还悲明镜前，壮心欲何在，余日乃西边，清尊不复乐，蓬鬓岂还妍。
　　没有什么典故须要我们解释，现在我们来研究陈朝的佛教文学。
　　徐陵，字孝穆，东海郯(tan)人，6小时家人带他去见宝 ，
　　摩他的头顶说：“这是天上的石膜鳞啊！梁时曾官东宫学士，入陈迁五兵尚书领大著作。他为文重骈偶，与庚信齐名，世称“徐庚”，有《徐孝穆文集》。他于诗主张绮靡轻艳，按照他的标准，选编了《玉台新咏》，是一部诗歌合集，轻艳之诗较多，但也保存了一些优秀作品，如《孔雀东南飞》即仅见于此书。他并没留下有关佛教题材的诗，但留下了一些文章，如《与智凯书三首》、《五愿上智者禅师书》，可见他与智者大师关系的密切。这四封信里，每信的开端用陵和南”(即徐陵敬礼)，可见他信仰智者大师之深，他向智者大师提五愿：(一)、临终正念；(二)、愿不更地狱三途；三)、愿即还人中，不高不下处托生；(四)、愿童真出家，如去奉戒；(五)、愿不堕流俗之僧。可见他信仰的虔诚，今世故不到当和尚，下辈子要当一不流俗的和尚。有位深法师还俗他还写了一封信说出家十利，劝他坚持信仰，不要退转。
　　他写了一系列有关佛教寺庙的碑文，兹以《东阳双林寺傅大士碑》为例：
　　大士天眼所照，预睹未来，摩掌之初，夙鉴时祸，哀群生之板荡，泣世道之奔沦，救苦为怀，大悲为病，誓欲虚中闭气；识时为斋，非服名香，但资禅悦。
　　大意是：大士练有天眼，能够预见未来，他像佛图澄一样很早就预察到未来灾祸，哀悼大众将遭到离乱，世道即将沉沦，因此他以救苦为怀，为悲悯群众担心，发誓服气严守过中不食之戒，以求得禅悦境界。
　　江总，字总持，少年有名，曾仕梁、陈、隋三朝，陈世官五尚书令，世称“江令”，喜作艳诗，开皇十四年卒于江都(今扬州市)。
　　江总有篇自序，说明了他的宗教信仰：“弱岁归心释教，年二十余，入钟山就灵
　　寺则法师受菩萨戒，暮齿官陈；与摄山布上人游款，深悟苦空，更复练戒，运善于心，行慈于物，颇知自励，而不能蔬菲(要吃荤)，尚染尘劳，以此负愧平生耳”。说明他是在家居士，他作的佛教题材诗不少，仅录《静卧栖霞寺房望徐祭酒诗》一首：
　　绝俗俗无侣，修心心自斋，连岩夕气合，虚宇宿云霾(mai)，卧藤新接户，欹石久成阶，树声非有意，禽戏似忘怀，故人市朝押，心期林壑乖，唯怜对芳杜，可以为吾济。
　　大意是：我要绝俗，在俗中确实没有我朋友了，人只要修心，心也就自然清净，山岩之间暮霭已经合拢，虚廓的天空云儿积聚，树藤盘卧快伸到门前，斜歌的石块磨久了，已造成了阶梯，树声确非有意，静观山鸟快乐相戏，使人顿忘尘俗，老朋友在朝做官，他已习染于尘世生活，他原来想隐居林壑的愿望落了空，因此我只有对着芳香的杜若，把它当作我的朋友。
　　这一时期佛教翻译文学最重要的是《百喻经》为印度求那毗地所译，它用譬喻手法，宣传佛教，对于悭吝刻薄以及犯戒的人加以棒喝，使有贪、嗔、痴习染并因而犯有恶行的人得到觉悟，有所改正；另外有一些则开示法义，使深奥的佛理因得到譬喻而豁然了解，既描写了可笑的事情，又有很犀利的讽刺性，使人们爱听易懂。《百喻经》里的故事有一些很和我国古代故事或民间流行笑话相似，《乘船失一
　　喻》云：
　　昔有一人乘船渡海，失一银吁(yu)金属所造的盂)，堕于水中，即便思念，我今画水作记，舍之而去，后当取之，行经二月，到师子诸国，见一河水；便入其中，觅本失
　　，诸人问言：“欲何所作?”答言：“我先失 ，今欲觅取。”问言：“于何处失?”答言：“初入海失。”又复问言：“失经几时?”言：“失来二月。”问言：
　　“失来二月，云何此觅?”答言：“我失
　　时，画水作记，本所画水，与此无异，是故觅之。”又复问言：：水虽不别，汝昔失时，乃在于彼，今在此觅，何由可得?”尔时众．人无不大笑。
　　这个故事在罗秉芬等人选译的《佛经故事选》二十五页，载有译文，可以参看。这个故事与《吕氏春秋·察今》的“刻舟求剑”故事相似：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在船上刻过印记)，日：是吾剑之所以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二是《经律异相》，梁僧宝唱等集。宝唱曾为梁武帝掌管华林园的宝云经藏，他有机会见到当时各种佛教异书，他把这些故事辑录出来，共六百六十九则，分别门类：天部、地部、佛、菩萨、僧、国王、太子、公主、长者、优婆塞、优婆夷、外道仙人、梵志、婆罗门、居士、估客、庶人、鬼神兽畜、虫、地狱等，便于检索，为印度故事的总汇，题材多样，内容宏富，文学趣味极高。如《檀腻
　　身获诸罪》云：
　　[王]见二母各争一儿，时王明黠(xia）；聪明而狡猾)，以智权计，今唯一儿，二母争之，听汝二人，各挽一手，谁能得者。非其母者，于儿无慈，尽力顿牵，所生母者，于儿慈深，不忍拙挽。王鉴其伪，诘出力者，强谋他儿，即向王首，儿还其母，各尔还去。
　　这个故事就演变成为元曲的《包待制智勘灰栏记》，这和西方所罗门国王审判两个妇人争儿子的故事差不多。
　　《经律异相》虽列为类书，但它每个故事均著明出处，说明出自何种佛经，所以我们把它附在这里。此外尚有刘宋天些三藏求那跋陀罗译的《大意抒海经》，它与《列子》中的
　　“愚公移山”故事相近，但远比“愚公移山”繁富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