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佛教研究的新视角——评《台湾佛教的探索》

台湾佛教研究的新视角——评《台湾佛教的探索》
　　徐登攀 庄婉婷
　　自1990年以来，台湾佛教的研究逐渐热闹起来，尤其是佛教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台湾著名学者江灿腾的(台湾佛教百年史研究(1895~1995年))(1996年)和(日据时期台湾佛教文化发展史)(2001年)。前者对台湾百年佛教史进行了宏观性概括，构建出该领域研究的大体框架；后者对日据时期殖民统治下台湾新佛教变迁史展开宏大而深入的研究。此外，王见川、李世伟、范纯武、松金公正等学者也在该领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不断挖掘出新史料，进一步拓展了台湾佛教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近段，范纯武、王见川、李世伟又有新的著作(台湾佛教的探索)出版。笔者对台湾佛教史稍有涉猎，想借此谈一点个人的认识和学习心得。
　　该书是论文集，分八个部分组成，对台湾佛教近百年来的历史做了不同侧面和角度的探讨。范纯武(台湾佛教青年会初探)一文，根据(台湾日日新报)以及(台湾佛教青年会临时布教记事日记)等珍贵资料，对台湾佛教青年会的布教活动及发展情况进行深入探讨，进一步阐发了台湾佛教青年会在台湾佛教发展史上所具有的分水岭之意义；另一篇(日本佛教在台湾“蕃界”的布教事业)关注的是日本殖民政府“理蕃”政策下，以本愿寺派为主体的日本佛教在台湾的布教活动；还有一篇(1950年代台湾佛教与佛教小说)，作者通过佛教小说来观察战后初期台湾佛教的发展情况，其视角颇为新颖，文中对小说的故事内容进行解读，相当精彩，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背景，该文在(“大陆佛教重建”时期的台湾佛教界与佛教宣传)一节中，对战后初期传统佛教重建所面临的内外因素的分析，值得参考。
　　王见川{台湾近代佛教人物：江善慧、王兆麟、无上初探)一文，对于江善慧在日据时期的佛教改革、王兆麟的佛教事业以及无上法师等重要的佛教人物进行深入探讨，该文在日据时期至光复初期台湾佛教人物史的研究领域里具有填补空白之意义；此外，王见川《透视故事的背后：”佛教慈济功德会”的早期情况(1965~1971年)》和李世伟(“慈济功德会”初期重要人物陈贞如访问记)二文，对慈济教史中几乎成为定论的“慈济功德会创立时是由一些识字无多的家庭主妇组成”以及慈济的组织、运作全靠证严法师主持的说法，提出了较符合历史实际的观点。该文指出，在慈济功德会创立之初，身为花莲地区的新闻工作者的陈贞如女士在当地社会中具有相当的活动影响力，担任《慈济》创刊社长的陈贞如和其他慈济功德会委员，透过(慈济)等刊物积极向外宣传，吸收新会员等诸多努力和不懈经营，为慈济功德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作者对慈济功德会早期资料的解读翻转了关于证严法师及慈济早期历史的叙述，这一非出自崇拜心理的论述，使得关于慈济早期发展情况的描述更加贴近历史事实。王见川的书写完全出自一名历史研究者所应具有的客观、公允立场，其不沉迷于“慈济”光环下的既成说法，不仅体现了作者的锐识，也促使我们在惊叹台湾佛教四大道场的繁荣事业之余，对它们的早期发展历史给予更为客观、冷静的观察。
　　王见川另一篇文章(战后台湾佛教神异僧的理念——关于广钦老和尚(1892-1987年)的二三事》，考察了广钦老和尚选择奇特修行方式的原因以及在台湾初期的活动，从而较全面地呈现出这位特异僧的佛教理念。针对学界较多关注传统佛教如何走向现代化、教理化的现象，王见川选择具有神异色彩的广钦老和尚作为对象来探讨“民俗佛教和正信佛教之间交涉的复杂面貌和认知上的；中突”，有着重要的意义；王见川(李炳南与战后初期台湾的佛教(1949~1952年))一文，介绍了李炳南在台湾战后初期的佛教活动及其创办“台中市佛教莲社”的经过，并以此为切入点来探讨战后初期台湾佛教的情况，其意义不仅在于考察了战后初期台湾居士佛教的发展，而且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战后台湾佛教史研究上的空白。李世伟、王见川{大专青年学佛运动的初期发展(1958-1971年)》一文，围绕大专青年学佛运动的起源及其初期开展情况展开讨论，对周宣德所推动的大专学佛运动给予积极的评价。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台湾佛教的探索)一书对台湾佛教的研究在书写模式、研究视角上进行了诸多新的探索，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战后台湾大陆传统佛教的重建问题。1945年以后，随着日本殖民统治的结束，日本佛教势力也从台湾退出。但是在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之下，台湾佛教无论在佛教组织还是传统教制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经历了“皇民化运动” (1937~1945年)之后，台湾佛教受日本佛教的影响日益明显。所以，台湾光复后，如何对台湾佛教进行重建，尤其是对佛教组织上的重新整合，使其尽快地摆脱日本佛教的影响，便成为台湾佛教界面临的迫切问题。学界在以往研究上往往注重从“中国佛教会”在台复会及其组织重建以及传戒制度的重新确立等角度分析。战后台湾政治及外部环境的变迁无疑对传统佛教的重建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 {台湾佛教的探索)一书指出，在台湾佛教摆脱“日化”重建中国传统佛教的过程中，台湾本土佛教的配合与接引问题也是重建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成效的重要因素，此论颇为中肯。无论是日据时期两岸佛教交流而产生的归属与认同感，还是战后初期台僧对大陆迁台僧侣在生活上的接济与照应，都不能忽略台湾本土佛教在该时期的角色和作用。因此，该书为战后初期台湾佛教发展状况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其二：台湾佛教书写模式的问题。(台湾佛教的探索)一书总结了学界对台湾佛教的研究脉络，对各种书写模式进行了客观的评价。该书对于教团史之外民间佛教的关注以及四大教团的再认识等问题和观点，无疑值得学界进行反思。众所周知，目前台湾佛教的发展以佛光山、慈济功德会、法鼓山、中台山四大道场最为繁荣，而日据时期则存在着观音山凌云寺派、大岗山超峰寺派、月眉山灵泉寺派、大湖法云寺派所谓的四大法派。学界对这些佛教法派、道场形成发展进程研究的着力，使得台湾佛教的研究显现出框架性的线索，那么对于此框架下一些微观现象的继续探讨，以及对这种”后设性”研究模式的思考，则是(台湾佛教的探索)一书所要展现给读者的内容。此外，该书对慈济功德会早期组织和运作情况的披露，以及对在教团史中“很难安置其位”的广钦法师的注意等，说明著者除了继续关注既有的教团史之外，对台湾佛教史的书写方式进行了新的探索。
　　然而， (台湾佛教的探索》一书也难免存有一些不足之处，该书由作者新创作或已发表的几篇论文构成，虽大体上以日据时期及战后初期为时限，对台湾佛教史的一些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但由于时间跨度较大，讨论议题不一，所以全书缺乏较为严密的体系；纵观台湾佛教的发展进程，佛教在各个时期都无法隐藏外部环境，尤其是政治变迁所留下的印迹。此外，(台湾佛教的探索)一书的要旨是主张多重脉络、多角度地研究台湾佛教，笔者觉得战后台湾佛教的入世倾向，尤其是解严后随着佛教界重新分化整合，以及大量佛教系新兴宗教的涌现，佛教界所表现出的强烈关怀现实社会的现象亦相当的醒目。
　　佛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是以宗派实体的形式存在于当代台湾社会中的，所以佛教与台湾政治必然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虽然“政教分离”原则，已为绝大多数的民主社会所接受，但在现实台湾社会中，佛教与政治的关系非但没有因‘，政教分离”原则的实行而淡化，反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总体趋势来看，随着台湾佛教的世俗化，作为精神领域的宗教信仰不可避免地要同包含政治在内的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复杂的联系。尤其是在解严后伴随着台湾政治”民主化”和多元化的进程，佛教界以其蕴涵的广大民意成为影响台湾社会的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
　　解严前，台湾佛教与政治之间的纠葛始终没有摆脱“以政领教”或“以政压教”的态势。在戒严体制下，国民党当局对宗教的态度是一切以政治考量为出发点，即遵守戒严时期的有关禁令并配合国民党政府推行各项政策是宗教存在的基本原则。在此前提下，只要不涉及批评政府言论且能为国民党当局所掌控，宗教便有着相当程度的发展空间。对于佛教界来说，在经历了迁台初期的“白色恐怖”事件的打压之后，“中国佛教会”采取了积极迎合当局的各项举措，最终争取到较大的发展余地。然而，这一时期的台湾佛教界始终是在国民党当局的收编和笼络下发展的，佛教界在一些议题上虽然也发出微弱的反对声音，但在政治的淫威下趋于平静。
　　解严后，随着台湾地区经济、政治环境的急剧变迁，佛教界在1960年以来积蓄相当资源的基础上逐渐展现出“自主性”的姿态。自1990年以来，台湾佛教界在“人间佛教”理念的指引下积极地关怀台湾现实社会，对包括政治在内的各种议题提出独立的主张；尤其是站在“护教”、 “护生”的立场上，佛教界不惜走上街头，甚至采取与台湾当局直接对抗的方式来影响政府的行政措施和相关法律的通过；一些新兴的教派更是以激进的方式来表达其政治诉求。对于台湾当局来说，一方面试图通过出台宗教法等手段来进一步管理和控制宗教，另一方面为了获取广大佛教信众的选票又不得不给予佛教界各种“礼遇”，众多的台湾当局要员甚至以皈依佛门来增加政治资源；所以，解严后的政教关系往往在两者相互妥协与利用中发展，台湾政治的多元化与“民主化“使得台湾当局政治上的绝对权威开始逝去，而代之以民意为最终裁决。因此，探讨台湾佛教及其新兴宗教在台湾社会尤其是台湾政治生态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作用，也将是颇有趣的课题，其相关的研究是否也属于该书所指称的探索呢?
　　该书在资料的运用上更有其值得推荐之处。王见川向来以大量引用新的史料及敏锐细致的考证为学界所称道，其慷慨地向学界提供最新史料的胸襟也倍受称赞。在《台湾佛教的探索)一书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王见川的一贯文风，王见川在《战后台湾佛教神异僧的理念——关于广钦老和尚(1892-1987年)的二三事)一文中附录了{广钦老和尚资料》，在该书三校稿时，王见川先生还把新发现的一则(自立晚报)所报道的关于广钦老和尚早期重要资料附在该书的结尾部分；在(透视故事的背后：”佛教慈济功德会”的早期情况(1965-1971年))一文中，除了公开刊出了李世伟的(“慈济功德会”初期重要人物陈贞如访问记)(附录一)，王见川还在(“发现慈济”——兼谈陈贞如访问记)中附上有关证严法师及慈济功德会的三则早期资料。此外，范纯武在研究中，利用了(台湾日日新报)以及{台湾佛教青年会临时布教记事日记)等珍贵资料，其文后附录的有关材料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还有，(觉生》、(慈济)等创刊号资料的发现、运用，以及对日据时期和战后初期的报刊、小说、图片等第一手资料的引用、解读，都体现出该书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
　　总而言之，(台湾佛教的探索)一书是范纯武、王见川、李世伟在台湾佛教研究实践上的新成果，也是该领域内研究模式上一次有意义的探索，值得我们认真一读。
　　(作者徐登攀工作单位为厦门大学漳州校区，庄婉婷工作单位为《泉州晚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