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法师佛学思想

圆瑛法师佛学思想
　　第一、精研楞严，修禅悟道。
　　圆瑛于1905年（二十七岁）在天童寺禅悟后，继续修习佛法。他在通智处听讲楞严，至七十四岁《首楞严经讲义》告峻，可以说是以毕生精力精研楞严。
　　《楞严经》历来被公认为诸佛心宗、群经秘藏。圆瑛初听楞严，深感此经是“末世津梁，禅门关钥”。1941年他在上海圆明讲堂开办楞严专宗学院时，更明确地说：　
　　“夫《楞严经》者，诸佛之心宗，群经之秘藏，众生之大本，万法之根源，……由是二番破识，撤去大定之障碍；十番显见，指明菩提之正因。会四科惟是本真，融七大无非藏性。……安住楞严大定，万行繁兴；趣向萨波若海，二严克备。原始要终，不离最初方便；从因尅果，疾成无上菩提。一大藏教，孰有过于此经者哉！”
　　他把《楞严经》看做开示修禅、耳根圆通、破除五蕴魔障等禅法的根本经典，四十余年精研不辍。虽然法务繁忙，仍时时参究，遇到经中不理解的问题，就写一张纸条，粘贴于座前的墙壁上，反覆琢磨，一旦领悟，再三定实，把纸条撕下。墙上的纸条由少而多，又由多而少，直至“一房疑义，扯尽无余”。因用功过度，三次吐血，仍精进不止。研究此经竟达十载，讲此经达十三次，可见他用心之良苦。
　　他讲说《楞严经》，被天台宗尊宿谛闲法师称为“海内独步”，被尊为“楞严座主”。从1909年在鼓山开讲《护法论》始，至1952年底（七十五岁）在玉佛寺讲《楞严经》止，讲经说法四十三年，所讲以《楞严经》为主的各种经论二十余种，直至六十三岁始出《楞严纲要》一卷，六十八岁始著《楞严纲要》二十四卷，七十五岁告峻，可见其著述之严谨。他所创办的楞严专宗学院，即以楞严为正课，以《圆觉经》、《大乘起信论》，台贤教义、惟识等为助课，听讲的除本院为僧外，四众弟子络绎不绝。
　　禅宗之根本精髓，在于教人开佛知见，明心见性，顿悟心源。对此，圆瑛《首楞严经讲义》点明：　
　　“佛之知见，乃众生本具六根之中不生不灭性。根性，即是佛性。此性常在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曰嗅，在舌曰尝，在身曰觉，在意曰知。”
　　这种关于六根之性即佛性的“根性说”，是继北魏地论师佛性当果而现的“当常说”、佛性现成的“现常说”以及吉藏《三论玄义》论佛性十二家之说以来的新贡献。他论“参禅以修止观为下手，止观功深，而得定慧。”“参时，即用本觉理体，起一段始觉智光，照着那一个话头。”“教人看一句话头，截断意识不行，令见清净本然之心性。”可见，圆瑛的禅学思想既是继承宋大慧宗杲以来“看话禅”的传统，又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和直接证悟。
　　第二、禅净兼修，一吼三求。
　　圆瑛自出家受具以来，学律、持戒、参禅、研究台、贤、法相、三论、密宗真言，无不涉及。1913年（三十六岁）阅永明延寿、莲池蕅益大师著作，又归心净土。1952年在回顾生平修禅历程时诵偈曰：　
　　禅净双修四十年，了知净土即深禅。
　　有人问我其中意，云在青山月在天。
　　这是对永明延寿“会通禅教”传统的继承和发扬。1934年，他在上海圆明讲堂设“圆明莲池念佛会”，由其徒明旸助师弘法，常年组织四众念佛。圆瑛把自己驻锡的道场命名为“三求堂”，自号“三求堂主人”，即以“求福、求慧、求生净土”为宗旨，最后则“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并嘱咐弟子们“以三求为正确修持方针”，为真正学佛宗旨。1953年农历八月十二日临终时，也在自己净念相续和大众念佛声中安祥往生。
　　圆瑛融通禅净，对禅宗、净土法门都有深刻的解悟和实践。他认为禅净虽有二名，其实归元无二，都是针对不同根机而施设的不同法门，不可厚此薄彼。他说：
　　禅宗是“接上根者流，是圆顿修持之法，称为最上一乘，中下根人，未足以语此。”净宗“不论智愚老少，教人但持一句佛号，念念相续，无有间断，以念止念，心中惟有佛，佛外更无心，念到事一心不乱，即得往生。”
　　他既肯定禅宗与净土的区别，有独被上根与适应中下根之分，有依仗自力、愿力、净行之力与依仗自力、他力（弥陀愿力）之别，有能否带业往生之异等，又认为禅净二者可以兼弘，念佛到达极致，则与禅悟无异。他说：
　　“若论高深，则禅宗单刀直入，固推圆顿，而净宗达理之士，未必或逊。古德云：‘忽然起念念弥陀，平时无风自作波，有念消归无念处，岂知无念亦为多。’此则有无双遣，一性圆明，与禅宗圆照清净觉相，无以异也。”
　　圆瑛不仅圆融禅净，而且对“四种念佛”（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像念佛、持名念佛）的第一种——实相念佛，尤为推崇。他说：“实相念佛，依实相理，念法身佛。法身清净，犹若虚空，遍一切处，无相可得，本无能念之心相，亦无所念之佛相，能所双忘，心佛不二，即心是佛，即佛是心。若念实相佛，则无念而念，念即无念，一心不乱，湛然常住，是为理念。”
　　他的禅净双修，实际上是把禅修融进净土，也可以说是守定一句阿弥陀的话头来参禅，是禅师们修禅时繋心于佛的一种方法，这是继承四祖道信系心一佛，专称名字的“一行三昧”的修持理论，并在近代人心根器日下的情况下的发明创造。
　　第三、拔苦与乐，解行并重。
　　禅宗发展到近代，禅僧的修行不单是参禅打坐，深究佛典，而是寓禅修于日常生活之中。圆瑛主张像印光大师一样，“从平常日用做起，家庭社会上做起。”佛法世法，融成一气，诚为末世津梁，昏衢宝炬。立功，立德、立言，垂之不朽。
　　无论雪峰寺当饭头、菜头，还是宁波办佛教工厂、农林场、普益学校、佛教孤儿院，泉州开元慈儿院，也不论是华北十六省救灾，还是与侵夺庙产“兴学”风潮抗争，他都以弘法利生作佛事，处处作道场。1930年他主持六朝古刹宁波天童寺，僧众逾千，冬参夏讲，冬季传授三坛大戒，定为常规；他还宣布“十二不”的规约，即不贪名、不图利、不营私、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强、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责、不徇情、不背理，以此作为自己和大从修持的原则，重振古德道风。
　　1931年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圆瑛立即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并致书日本佛教界，共同谴责、制止日本军阀的侵略暴行。1937年“七.七事变”在上海组织一百多人的“僧侣救护队”，赴战地救护伤兵、难民。据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1938年报告记载：“淞沪一战共救护伤兵和灾民８２７３人。”为了配合救护队工作，中国佛教会和上海佛教界还在沪成立难民收容院和医院，收容难民三千多人，伤兵数百。为筹集救护、医疗、收容经费，1937年11月圆瑛带弟子明旸赴南洋募款，宣传救国大义，回国后虽遭日本宪兵逮捕，但奋斗不止，1952年10月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号召世界佛教徒以同体大悲精神参加国际和平运动，把救苦救难、反抗侵略、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佛事。
　　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是圆瑛寓禅修于利生事业之中，解行相应精神的生动体现，也是他充分发扬禅宗济世利民之大乘佛教精神，赢得世人尊重和敬仰的缘因所在。
　　圆瑛之徒甚多，有白圣、明旸、明瑞、明如、明哲、雪相、无碍、定持、密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