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苯斗争和吐蕃王朝的终结

宗教的祟拜可以强化君主的权力，古老的禁忌可以演化神圣的法律，狂热的情感可以点燃厮杀的战火。文化的碰撞往往会引发权力之争，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文化碰撞。文化较量可以诞生光明，可权力较量往往回到黑暗。吐蕃王朝苯、佛文化碰撞的结果也是政治斗争的终结，同样也是一曲布达拉文化的悲歌。
　　在人类文化史上，这是比较特殊的现象，我们研究它，也许能为后代子孙提供一点有益的经验。
　　一、宗教的政治内涵和苯、佛世界观
　　（一）宗教是政治的纽带
　　尼采说：“上帝已经死了。”就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看来，上帝不会轻易地死去。在地球人自身尚未在较大程度上取得“人”的资格时，幻想、恐惧、依赖、盲从依然笼罩着人，这时的上帝或者佛爷可以改头换面，戴上一个新的面具，人们又进入了一种新的宗教氛围，建立一种新的文化生态，其实上帝没有死。首先，让我们在人类古文化中去找寻宗教与政治的一般关系。
　　世界的主宰远不单是释迦牟尼、耶苏、安拉三位大神，从拜物教到多神教，从图腾祟拜到民族宗教，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精神寄托的偶像。宗教世界因人们的需要而产生和存在，神灵的意志就是人的期望。十五世纪西方的《君王论》早已总结了统治者的经验：“为君者有二惧，一惧为本国百姓所反对，二惧为强大的外敌所攻击。”①从整个人类史看，一惧属于绝对性，二惧属于相对性。在人们对宇宙尚未认识之前，信奉超自然力量的神灵是必然的，也是古代各民族普遍存在的，既便当时的统治者是实证主义者或者唯物主义者，也得支持宗教，或者利用宗教。可以说，古代的世界，都经过了政教合一的历史阶段。
　　有人说黄河文化没有政教合一，这是没有弄清楚政教合一的真实内涵。儒教就是黄河文化的传统宗教，历些帝王是“天子”，“王权神授”，对人民则“存天理，灭人欲”，建立了人的等级伦常，有一整套修持儒法的“修身”实践，重视语言崇拜等等，这是真正的政教合一，否则儒教不会长期吃香。只不过神王的文化遗存少一点，人王的文化遗存多一点。历史是用权力争夺的血写成的，儒教高举的不是解脱苦难的火炬，而是让人绝对服从的“权力之神”。其实，文明古国都一样，古罗马的统帅恺撒②统一意大利后，征服了高卢（法）、日尔曼、英三岛、小亚细亚，成为横跨欧亚的人王，可他要兼任“彭提菲克斯”（祭司团的首领）。恺撒的养子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屋大维，③继养父之后继续征服西班牙、多瑙河流域、两河流域、非洲北部，与安东尼分掌东西罗马，可他要冠以“奥古斯都”（神圣者）。穆罕默德打出了一个大世界，他的阿拉伯帝国的东征和西征，都打着伊斯兰“圣战”的旗帜；同样，欧洲的十字军八次东侵，乌尔班④挂的是“天主”招牌。佛教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前566年—前486）死后两个世纪，阿育王把佛教定为国教，以乔达摩·悉达多救苦救难的口号征服南印度，杀了十万人。埃及和墨西哥的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吴哥（柬埔塞）的寺庙等等，都是权力与宗教共同的产物。在非洲，“诸民族宗教的持征之一，就是将宗教崇拜与首领崇拜结合在一起，让宗教赐予首领圣化的光环。”⑤古代世界诸民族都是如此，也难怪天墀七王几乎是苯教教派的圣贤，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赤祖德赞也被尊为“吐蕃王朝三大法王”。在雅隆部落联盟时代，后期苯教达到极盛，苯教寺庙林立，赞普都成了苯教的“苯波”；从松赞干布起，佛教传入地球大隆起地域，赞普们都成了佛的化身，这是为什么？
　　当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时，如果说：“这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愚弄。”这恐怕正如说“星星是天上的街灯”一样的天真和不准确。我想，正确的回答应该是：这是宗教功能所决定了的宗教在人类古代社会中具有政治纽带作用的必然的历史现象。
　　罗马大帝国、阿拉伯大帝国、阿育王朝和其他庞大的政治体系的出现，都是宗教政治纽带的作用的结果。宗教相对薄弱的蒙古大帝国形成之后，其中钦察汗国很快依附基督教，伊尔汗国、察合台汗国、阿阔台汗国很快依附伊斯兰教，大元帝国很快依附儒教，结果被这些宗教文化所同化。陈涉在鱼腹中塞“陈胜王”的绢帛，洪秀全假托天主旨意等等，其实他们自己完全明自这是假的，但这样作才有号召力，人们才相信他们有“天意”，他们是神的代表。后弘期，格鲁派掌权后，干脆把宗教和政治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权力实体，宗教等于政治。欧洲的宗教裁判所可以镇压千千万万的异端，那是宗教的政治纽带作用无限扩大的畸形的文化现象。
　　所以，宗教不仅是政治的纽带，有时还是政治本身。
　　（二）宗教的政治纽带功能
　　人类的某一种群，被生产力束缚时，尚不能完全独立于自然界，也就不可能获到充分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构成宗教成为这一群体的政治纽带的功能是什么？
　　宗教的政治纽带功能有三：
　　第一是心理功能。现代西方人搞了“心理人类字”，这门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强调自我人格及其形成的环境，可在宗教里这不是新问题，早就得到充分的实践，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宗教始终在建立人类的有序行为和行为环境，通过宗教哲学理论和建筑、神像、舞蹈、音乐、绘画等等艺术形象，让人们从痛苦现实中去理解未知事物，去确信没有痛苦的未来，从而减少人们对生存的恐惧和忧虑。人们可以求助于超自然存在物的力量，甚至可以获得这些力量去排除生存的压抑与痛苦。我们当代人已经有了光电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太空飞船……而古代人在风、雨、雷、电、瘟疫、疾病的威胁中，谁也不去骗他们，他们必然会盼望有个保护他们的比自然更强大的力量。宗教，是人类在生存与灭绝的临界面上的心理功能产物。许多哲学家和释迦牟尼一样，企图为人类找到一条解脱的道路，不管其结果如何，其作用在于扩大了人类的思辩范围。
　　第二是社会功能。其一，宗教可以通过善、恶、因、果、来控制社会，形成自身的道德系统和伦理系统。控制社会不只依靠法律，更多的是依靠神安排的秩序。社会秩序就是神的秩序。统治者就轻松了。就佛教而言，按神的安排，就是一条走向光明的涅槃之路，反其道则是罪恶，灵魂永远轮回，生命再没希望。按神的安排，人人承认，予以赞赏；否则人人反对，予以指责。统治者的法律是神的旨意，统治者自己没多重的担子。其二，它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可以团结人民。宗教仪式是在神号召下群体一致性的表现，它有一种持殊的作用，就是提供了共同的心理保证。在这种心理保证中，人们都能巩固过去的认识，加深对未来的信念，在激昂的情绪中丢掉现在的不幸。团结在佛的脚下的人们心灵是相通的，因为天下的善男信女的追求是一致的，同一条道路上的苦难者格外地相互关切和友爱。其三，有自身的教育体系。佛寺、清真寺、教堂为什么那么多？我们只认识其文化现象，尚不知这是全民的学堂。以藏传佛教而言，每个教派的大寺庙几千所，居民区的寺庙不计其数，麻尼堆、龙丹遍布万水千山，整个大地为神性笼罩。人们在这所学校里，念佛珠、摇经筒、转经、抑扬经唱、礼仪天天如是特大的群体礼仪每年至少五六次，集体礼仪如转经每月两次，每年的节日有36—42个之多，家庭的礼仪每天都有，加上音乐、戏剧、宗教舞蹈等充满佛性的文化娱乐，人们还有什么时间空隙去考虑自我？可以说整个人类社会是漂渺宇宙的一所宗教学校，哪里有生存的痛苦，那里就有强制性的课堂，充分地展示着家教教育的功能。
　　第三是文化功能。人类有意识的活动就是人类的文化活动。自产生了人，人就要企图理解周围的一切，比如天体、山川、水火等等，于是产生了原始宗教（准宗教）。比如德国的“尼人”遗骸和法国拉塞尔山洞二百万年前的女人浮雕以及世界各地的田野考古成果都证明了这一点。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对抗死亡、饥荒、洪水、失败等等，才产生了祭祀、葬仪、图腾崇拜，从而激励人去和大自然斗争。这一切都是文化的产生。所以，宗教文化和人类史一样久远。真正的宗教是在原始宗教基础上的发展，基于解脱生存的痛苦，进入了思辩的形式。可以说，没有哲学就没有宗教，于是产生了婆罗门佛教哲学、基督教教父哲学、佛院哲学、伊斯兰哲学。宗教艺术则形象地记录了宗教历史和宗教哲学的行程，绘画、雕塑、文学（神话）、音乐、舞蹈等等是对神的赞颂，但实质是对生命和力量的讴歌，从而去推动社会发展，至少其客观历史效果是这样的。如马克思·韦伯所认为的那样，欧洲16世纪的新教运动，因宗教与商业经济的结合而创造出了资本主义精神。宗教文化是整个人类文化的必经阶段，而且以自身的动力将得以延续。“它的产生是历史的，它的存在也必然是历史的，而且还将历史地存在下去。”⑥从整个宗教文化功能看来，将与人类发展同步。但是，如果某一宗教不愿与人类文化同步，那么必将失去其历史赋予的文化功能，最后被人类一个接一个的飞速前进的浪潮所吞没。
　　这是宗教的普遍性政治内涵所决定了的它与政治的关系，现在我们再研究一下苯教和佛教之间的关系，从而了解它们先天性矛盾的实质。
　　（三）苯、佛世界观的对抗性
　　佛教世界观的主体是：人是弱小的，痛苦的，只有服从于主宰宇宙的神释迦牟尼，在其指引下不断追求，人才能解脱苦难获得美好的未来。佛教始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印度迦毗罗（今尼泊尔境内），3世纪为鼎盛，9世纪衰微，13世纪没灭，19世纪复兴。悉达多·乔达摩本迦毗罗王子，舍弃权力和享受，思考磨砺一生创释迦主义。释迦主义的宗旨在于普渡众生于生老病死，让所有的生灵都达到不生不灭的平等的永恒的涅槃世界。佛教讲求想辩，其哲学极其独持，它的范畴如心、色、谛、蕴、识、真如、法界、世界、境界、动静、因果、缘起、中道、止观、渐悟、顿悟等等，再加上因明逻辑的宗、因、瑜的三段论，永远闪烁着人类理性思维的光辉。这些哲理总的目的在探索生命的全过程和宇宙规律的全部意义，由此而证明可怜的人应为那非常遥远的目的而献身。可是，苯教却不同。
　　苯教世界观的主体是：宇宙是多元的，万物有灵，万物为神；人生存于万物之中，被多元神所主宰，人崇拜万物，以求光明和安乐。苯教很古老，也很朴实，认为人产生于云气、湖泊和鸟兽⑦不是创生于上帝或者女娲。人本身就是物质世界的产物，这也许真的是建立在波斯、大食文化根基上的缘故。
　　在西亚，原有波斯教和巴比伦教，在此基础上历来才有伊斯兰教。西亚文化深受亚里多德体系⑧的渗透，思想很开放，认为物质世界是永恒的，物质与形式是统一的。如果说苯教源于西亚，那么苯教中心转入中亚后，必然会受到佛教的影响。在理论体系宏大而完整的佛教挑战中，苯教面临着消亡的局面，为了生存和战胜佛教，必须完善自己的哲学体系，其教义才有由光明之母到光明之父、由自然崇拜到帝钦乐土⑨的变迁。从表面看来，其教义有点接近佛教的普渡众生，但它的世界观没有改变，象伊斯兰一样承认物质世界和崇拜物质世界。所以，苯教的物质崇拜与佛教的禁欲主义，苯教的多元神论与佛教的一元神论，苯教现实、参与、傩术与佛教的幻想、避世、修习等等方面，是绝对的对抗。
　　虽然布达拉文化有其强大的能动性，但同时也有不可能克服的脆弱性。它是吐蕃王朝文化整合之后趋于佛教文化的产物，但存在着先天性的内部矛盾冲突，这就是苯教文化（本土）与佛教文化（外来）的对抗，其结果不是文化融和或者文化同化，而产生了人类文化发展中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即文化断裂。这是宗教文化的政治纽带作用及其功能已命定了苯教和佛教依附于政治，同时也注定了政治必须寻找宗教文化为靠山地结果。吐蕃王朝的政治斗争和苯、佛斗争扭在一起，同生死，共荣辱。自从吐蕃王朝诞生以来，斗争时隐时现，时松时紧，矛盾的演变招致了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就是作为政治纽带的宗教和政权的同归于尽。作为政治纽带的文化生命在雪域重新复苏，已经过了一个半世纪；政治生命在高原重新形成，已过去了四个多世纪。这段时间失去了统一的政治，形成了统一政治之下的文化空白。这段历史就是我们要研究的“作为政治纽带的文化断裂”。
　　二、苯、佛斗争和吐蕃王朝的终结
　　（一）苯教的三个文化发展阶段
　　据《土观宗教源流》：按时间先后，苯教分为笃苯、迦苯、久苯三大派。笃苯是聂墀时代的苯教，迦苯是止贡时代的苯教，久苯是变革时期的苯教，其中久苯又分三个阶段。这里，我们用文化学论述苯教，也认为分三个阶段。
　　从古象雄到雅隆部落联盟的止贡赞普，为前期苯教。据霍夫曼等人的论著，前期苯教在使用象雄文；前期苯教有系统的关于天体构成和人类起源的理论；前期苯教以光明女神萨赤尔桑为中心，反映了前期苯教的女性崇拜，证明还处在母系社会末期。前期苯教有整套的以拜天为首的多种崇拜仪轨，其中特别突出的是杀牲祭祀，特别丰富的是葬仪。
　　从止贡赞普到松赞干布为后期苯教。这时代的卫、藏、苏毗寺庙林立，派别繁多，是极盛时期。在这个阶段，光明女神萨赤尔桑变成了光明之父辛饶弥沃且，所以辛饶弥沃且也是父系社会的大神。晚于聂墀的印度阿育王派人向外传播佛教、从犍陀罗、中亚到象雄，苯教受其影响。此后，出现了不少的苯教经典，这些经典已开始杂以佛教内容。光明之父辛饶弥沃且幻想的“帝钦乐土”很象佛教的“极乐世界”。
　　从松赞干布时代布达拉文化的出现到朗达玛被刺“前弘期”结束，苯教在生死存亡中挣扎。为了继续生存，不失吐蕃王国国教的地位，苯教至少经历了两次大的宗教改革，一次在金城公主死后，一次在桑耶寺建成之后。这时，苯教出现了《十万白龙经》、《色尔尼》等成套的经典，其教主辛饶弥沃且越来越象释迦牟尼。这些经典记载，辛饶弥沃且出生在冈底斯（象雄的中心），也是丢弃王位和欲念的王子，也是把众生普渡到帝钦乐土的大神。《白龙经》上记载，辛饶本人还和汉地之王孔夫子一道走上了解脱之路。
　　如前所说，“宗教是政治的纽带”，“宗教和政治是相互依存的”，从这一角度，我们谈谈苯教失去国教地位的历史背景和苯教在挽救自身命运的过程中所作的艰苦斗争。
　　（二）吐蕃王朝的佛教文化定向
　　“松赞干布前半生信苯教，后半生信佛教”这个评断是有根据的。据藏史，早期吐蕃“以苯教治其国”。年轻的松赞王吸收了南亚和东亚的佛教文化，建大昭寺和布达拉宫，在逻些诞生了崭新的文化整合实体，这是吐蕃王国文化选择的结果，已从根本上动摇了苯教的地位。为什么有这种文化选择？因为王政制度只需一个神，释迦主义很合味口，苯教崇拜许多神，不能作为维系王权的纽带。
　　从芒松芒赞到赤都松赞，即没禄·赤玛略掌权时代，［12］其历史只有大臣和舅臣血淋淋夺权的记载，尚无佛教活动的文字，这证明佛教还不具备政治纽带的作用。“墀德祖赞时佛教有了新发展，从此开始了佛苯之争。［13］赤德祖赞能把松赞干布的文化选择向前推进，继承和发展佛教文化，这完全与金城公主有紧密相关。710年，赤德祖赞与金城公主联姻，次年得到唐王朝赐金城公主的汤沐邑河西九曲。赤德祖赞在河西九曲建立了进一步扩张的军事基地，萌生了吞并西域、河陇，称雄中亚的计划。河西九曲的获得，促使吐蕃很快成为唐王朝的劲敌，这是唐王朝婚姻外交的失败。另一方面看也是成功，这就是金城公主对佛教的扶植，是文化选择上的胜利。在金城公主的参谋下，赤德祖赞用高僧桑结桑瓦和桑结西瓦译了不少汉地佛经，又派藏人桑希去汉地取经，唐王朝赐经千卷。［14］持别重要的是，金城公主把小昭寺里的文成公主挽运到逻些的释迦牟尼像移大昭寺供奉，并派汉僧管理，大昭寺朝拜的大仪实际上从这时才开始。［15］同时，大批接纳于阗和撒马尔罕等地的僧侣，掀起了大兴佛教的声势。
　　739年，吐蕃天花病流行，“金城公主死于这场天花。” ［16］于是信奉苯教的贵族大臣们说，这是佛教带来的灾难，借此驱逐僧人，大批中亚和西域的僧侣逃往犍陀罗避难，赤德祖赞无力阻止。755年，赤德祖赞去世，铲除佛教的运动立即发生。这次反佛运动是大臣玛尚仲巴杰领导的，其措施是：禁止信仰佛教，驱逐僧人，改大昭寺为屠宰场，埋掉文成公主的佛像，拆除赤德祖赞修建的全部寺庙。这是藏史上的第一次大型的反佛活动，可是不久，崇佛势力又占上风，以桂氏为首的大臣活埋了玛尚仲巴杰。接着，崇佛政治集团迎请印度大乘显宗大师寂护入藏兴佛，逻些反佛浪潮再次高涨，寂护没敢到逻些，只在山南钦浦住了四个月就被赶出卫藏。赤松德赞逐渐长大，面对政局，必须确定自己的意识形态的依靠，于是拿出决策，再次迎请寂护，还特别迎请了乌仗那（今巴基斯坦境内）大乘密宗大师莲花生。印度佛教在8世纪下半叶已经衰微，为了谋求出路，显、密大师都主动进藏传教，而赤松德赞为了解决政治困境当然欢迎。
　　莲花生进藏时用密咒一路降魔，这是容受苯教的姿态。到了吐蕃后，首先要做的还是给印度佛教建立根据地—一修建一座剃度僧人寺院。莲花生选定建桑耶寺的地址，不在逻些和雅隆，而在扎朗宗雅鲁藏布江北岸，这是避开苯教的锋芒。然后，由寂护设计，由赤松德赞奠基，仿古印度摩揭陀的欧丹达菩替寺，按佛教构想的“极乐世界”建造而成，建筑面积达25000余平方米。这是密宗设想的理想世界：主殿乌孜大殿代表须弥山，它是世界的中央；四方有四大殿，代表世界的四大部洲；各大洲两旁有二神殿，代表八小洲；乌孜大殿两旁有二佛堂，代表太阳和月亮；大殿四角有大塔，四面围墙上有千余座小塔，代表天体中的群星。整个建筑群落叫“坛城”，梵语“曼荼罗”。曼荼罗是佛教理想中的整个宇宙。所以，桑耶寺在8世纪下半期的建成［17］是雪域高原上曼荼罗文化的萌芽。《藏族简史》云：建寺历时十二年，莲花生多次主持大型“开光”；赤松德赞请莲花生灌顶，并把王妃喀庆萨措嘎送莲花生作报酬；寂护当了桑耶寺堪布，试度贵族子弟七人首批出家，史称“七觉土”，接着王室妃子和大臣子弟相继为僧者三百人。［18］至此，佛教寺院集团正式形成，吐蕃王朝的佛教文化选择和佛教文化定向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
　　（三）苯教国教地位的失去
　　桑耶寺建成后，赤松德赞从印度请来了无垢友和法称两位大师，又从克什米尔请来了阿难陀；派去印度学经的主要是遍照护。［19］印度显宗衰落，密宗尚盛，遍照护学了密宗回到桑耶寺。回寺后，遭到寺里印度显宗僧人和苯教徒两方面的反对。玛尚仲巴杰被活埋了，可他的门徒很有势力，联合推行新苯教的大臣要求处死遍照护。当时，赤松德赞还未宣布苯教为非法，迫于压力，处死了一个乞丐作为遍照护的替身。王后蔡邦萨揭穿了这个骗局，赞普惧怕，只好把遍照护流放朵康。
　　蔡邦萨，《敦煌历史文书》称蔡邦萨玛甲东嘎，《贤者喜宴》称蔡邦麦朵准，她是政治斗争苯教一派的领导者。流放了遍照护之后，赤松德赞又派以南喀宁布为首的五青年去印度学密宗金刚乘。五人学成归藏，赤松德赞非常喜欢和信任。正因如此，蔡邦萨再次掀起反佛浪潮。她揭露密宗是黑巫术，是邪法，有了密宗，人民的生命就没有保障。“当时佛教密宗已在使用人头骨、人肠、人皮、人血，以及女孩子的腿骨做成的法器和祭品。蔡邦萨认为这样做是藏族人民所不允许，也是接受不了的。”［20］于是赤松德赞又只好把南喀宁布等五人流放到不同的地方。
　　接着，宫庭斗争白炽化，这是佛教介入政治之后的反映。这场斗争起因于莲花生：一、藏史载赤松德赞除王后蔡邦萨外还有四个王妃，［21］其中喀庆萨措甲跟随莲花生，引起了大臣们的反对；二、赤松德赞给了莲花生的好处，莲花生也来而不往非礼，说穷人之女仙子般美丽的坡永萨系金城公主转世（转世的说法从莲花生开始），于是介绍给赞普，赞普娶之，陪加宠幸；赞普年终时，知道坡永萨必有厄运，特地遗嘱要儿子娶坡永萨；坡永萨成了赤松德赞之子牟尼赞普（足之煎）的王妃后，进一步加剧了宫庭矛盾。［22］藏史载王后蔡邦萨忌恨，多次派人暗杀坡永萨，因牟尼赞普保护，没有成功。最后，于798年，蔡邦萨干脆毒死了儿子牟尼赞普，另立赛那累为赞普（赤德松赞）。
　　藏民族的古代和现代都有收继婚制，［23］年轻的后母坡永萨嫁牟尼赞普是正常现象，可藏史以此认定蔡邦萨“忌恨”而贬斥蔡邦萨，这是写史的人站在佛教立场上的欠公允的看法。其实，蔡邦萨的一系列的斗争，只能证明她在尽力拔除莲花生种下的祸根，挽回苯教的败局。
　　在赤松德赞健在的年代，又在蔡邦萨的竭力排佛的形势下，予苯教的毁灭性打击的时机尚未成熟。赤松德赞为了政局稳定，在象雄请来以香日乌金为首的一批苯教大师，安排在桑耶寺和佛教徒一起把象雄文的苯教经典译为藏文。同时，趁此又迎回被流放的遍照护和南喀宁布，以示赞普主张苯佛共存的公允。而且，让遍照护去译苯教经，其实这是减小排佛的一种政治迷惑手段。
　　当苯教、佛教格局平衡之后，佛教势力就开始反攻。据藏史，有一次苯教在桑耶寺杀牲祭祀就遭到抗议，佛徒向赞普请求集体离去。当佛教已具备战胜苯教的条件后，于是赤松德赞组织了一场大辩论。参加大辩论的佛教代表以寂护、无垢友为首，苯教代表以香日乌金为首。辩论的双方都标榜自己抵毁对方。其实赤松德赞早已胸有成竹，结果宣布信佛教有理，信苯教无理。于是把苯教僧人集中起来，宣布他们只有三条路可选：一是改信佛教，二是放弃苯教成为纳税公民，如果都不愿就流放边地。一些苯教徒改信了佛教，一些苯教徒自愿流放边地，苯教彻底垮了。据本人见到的材料没有关于香日乌金的下落的记载，不过可以肯定，流放到朵康的苯教徒较多，此后在朵康才出现了雍仲拉顶寺，产生了延至今天的雍仲苯，想必香日乌金被流放到了朵康。
　　虽然此后还有王后蔡邦萨领导着苯教残余势力继续斗争，但赤松德赞的这次灭苯运动已基本上打垮了苯教，割弃了这条政治纽带，苯教已失去了它从雅隆部落联盟到吐蕃王朝近千年的国教地位。
　　（四）吐蕃王朝在苯、佛斗争中灭亡
　　为了政治的需要，藏传佛教理论在不断地衍化，这就是“立地成佛”和“逐渐成佛”之争。帝王一定不需要立地成佛的伟人，一定喜欢因果轮回中万劫不能超度的弱小灵魂。
　　顿悟派认为：恶念、恶言、恶行不好，但善念、善行也是罪过；恶事入地狱，善事升天堂，而两条路皆是烦恼；恶念好似铁索自缚，善念好似金索自缚；只有无念、无行、无我，才能猛然顿悟，立地成佛。渐悟派认为：如果善恶不分，则不会克制情欲、积累善行、消除恶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十分荒唐；放弃意识活动来认识无常、无我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在无念、无为时已经是一种思想、一种行为，只有白痴和醉汉才是这样，以佛为目标的追求者应该是有思想的，以佛为目标的追求者的道路是漫长而艰苦的，这世不行来世继续，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才能到达涅槃的顶峰。顿悟派被打倒，渐悟派为正宗。从此号召人们去积累善行、消除恶业、净化自我，为那虚幻的未来而悲壮地牺牲。
　　赤松德赞的一生都在为建立极地的意识形态而努力，文化的定向带来了政治的成就，这应以783年的清水会盟为顶峰。可是，极盛的到来也是衰落的开始。伦悉诺大相为赤松德赞建了不少奇勋，为之树碑以表万古流芳，可到头来伦悉诺反佛，于是毫不留情地予以处死。［24］793年，南诏降唐。794年，唐破朵康嘉尔木察瓦绒。795年，西山八国降唐，唐军生擒内相兼朵康节度使伦莽热。吐蕃的气数已定，这也许是宇宙事物新陈代谢的必然。历史就是如此无情，吐蕃悲歌的音符是以足之煎、赤热巴巾、朗达玛和王妃、大臣们的血组成的。
　　亦松德赞死后，其长子牟尼赞普（足之煎）于797年继位，三均财富没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被母亲王后蔡邦萨笑眯眯地毒杀了。其二弟赛那累（赤德松赞）于798年靠佛教势力登位，他让僧人直接把持国政，策立娘·定埃桑布和勃兰加·贝吉永丹为“钵阐布”，［25］其名次列在大伦（首相）之前。他亲率王妃大臣和各邦首领盟誓，永崇佛、法、僧三宝。赤德松赞卒，其第五子赤热巴巾继位，即赤祖德赞。赤祖德赞进一步把佛教推向了历史的最高峰，他和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被尊为三大法王。赞普、王妃昂翠［26］和钵阐布勃兰加·贝吉永丹组成佛教势力联盟，内政、外交、军事皆落入贝吉永丹手中。贝吉永丹的外交政策是安定东方，和唐朝订立“长庆和盟”，维持“清水会盟”的疆界；内政是强化僧人统治，制订保护僧人特权的国法和刑法。可是，佛教政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激化了。
　　赤热巴巾带兵镇压阿里苯教的反叛，把大权交给大伦结都拉而没给贝吉永丹。当赞普正在阿里庆贺胜利之际，结都那派人通报赞普说昂翠与贝吉永丹通奸。赤热巴巾早就对昂翠与贝吉永丹的行为忌恨，于是立即回军，贝吉永丹知事情不妙向藏北逃走。赞普派精骑追杀了钵阐布，昂翠闻迅自杀。倾向于佛教的藏史说，这段历史是造谣，赤热巴巾听信敌人具有政治目的谣言，产生爱情嫉妒而盲目冲动，因此演出了一场莎土比亚《奥瑟罗》式的历史悲剧。
　　此后，佛教政治势力自行瓦解，赤热巴巾陷入了孤独和迷惘之中。赤热巴巾的兄长朗达玛本来崇佛，可王位被佛派夺走，便成了坚定的反佛派。结都那联合朗达玛，派了杀手韦·甲多热和觉诺·列扎，在841年缢死了这位藏史上的法王。［27］这一实事是人类史上意识形态斗争、政治斗争和自我精神裂变的典型，应该写成一部大型的历史悲剧。
　　朗达玛即达玛吾东赞，俗称“达玛”（汉史为达摩），名字前冠以“朗”，“牛”也，佛教徒说他是牛魔王下凡。藏史把达玛吾东赞写成寻欢作乐不理事的人，把政变和灭佛的滔天大罪归于奸臣结都那（有的书叫白达那）和凶手甲多热（朗达玛上台后的大伦）。政变胜利后，立即展开了一场彻底的灭佛运动，真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这次运动予佛、法、僧的毁灭性打击，其主要的措施有：凡开工的寺庙一律停建，封闭桑耶寺，改大昭寺为牛羊屠场，改小昭寺为牛圈，封闭一切佛事活动场所；毁弃、掩埋佛像，在壁画上涂上漫画以示僧人的淫乐，埋掉“罗刹女妖”文成公主带来的“不祥之物”释迦牟尼像；焚毁或封存佛经，有的僧人带了经书出逃埋于山洞，这就是后来的“伏藏”；镇压僧人，追杀外逃印度的高僧老钵阐布娘·定埃增桑布和七觉士，［28］勒令所有僧人从苯或还俗。从政治上铲除僧人集团，从社会上毁掉佛徒场所，从文化上消除文字和实物遗存，只两年时间（841—843），在极地宗教史上，也是文化史上带来空白，史称“无法期”。然而残存的佛教势力和赤松德赞灭苯之后残存的苯教势力一样，大荒山野修密法的佛徒决心刺杀朗达玛。果然，在843年，朗达玛在大昭寺广场上被人射杀身亡。有的书上说这个客叫贝吉多吉，有的书上说叫拉龙白多。其实，“白多”是“贝吉多吉”的简称。
　　朗达玛被刺后，儿子永丹和欧松争位，相互厮杀，大蕃四分五裂，互不统属，豪酋称王。边将各据一方，相互混战。安木多和河陇有论恐热、尚思罗、尚婢婢相残。朵康平民起义，席卷本土，焚烧布达拉宫，开掘雅隆的历代王墓，永丹和欧松之争也就结束。从松赞干布7世纪初统一高原到842年朗达玛被杀，建国二百数十年，凡传十代。此后百余年，作为政治纽带的苯教、佛教以及布达拉文化都不存在，近四百年作为统一的政治也不存在。大蕃再也不是文化、经济、政治的实体，而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村落小邦的世界。
　　［责任编辑　何宗英］
　　注解：
　　①、马基雅维里《君王论》P78
　　②、恺撒（前100——前44），他曾与克拉苏、庞培结为三头政治，后建立罗马独裁政权，最终被罗马共和派人士谋杀。
　　③、屋大维（前63——后14），他当了罗马大帝目的皇帝后称“奥古斯都”，罗马语“神圣的人”，“奥古斯都”为后来的西欧君王们所袭用。
　　④、乌尔班即乌尔邦二世（1042——1099），罗马教皇，于1054年召开克勒芒会议，煽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⑤，马德邻等《宗教，一种文化现象》，上海版，1987，P77。
　　⑥、马克思·韦伯文集《文明的历史脚步·新教和资本主义精神》P133—143
　　⑦、关于苯教对人的起源的论述见《西藏研究》90年四期《极地文化起源和雅隆文化的诞生与发展》。
　　⑧亚里土多德（前384——前322），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他对西方文明发展有很大的贡献。马克思说他是“最博学的人”。所谓亚里士多德体系是西方古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和。
　　⑨、聂墀时代的笃苯和止贡时代的迦苯（前期和中期苯教）以光明女神萨赤尔桑为最伟大的神，吐蕃王朝时代的久苯以光明之父辛饶弥沃且为最伟大的神。
　　⑩、《雪域漫记》：凭吊藏王墓组曲。
　　［11］、《藏族简史》P96。
　　［12］、关于藏族历史上唯一的女人听政的历史论述，见本文作者《布达拉文化及其文化圈与非文化圈》中的《武则天和没禄·赤玛略》，《西藏艺术研究》九一年三期。
　　［13］、《藏族简史》P96。
　　［14］、《贤者喜宴》七品P156——162。
　　［15］、《贤者喜宴》七品152，《西藏王臣记》王沂暖译本P63。
　　［16］、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P28。
　　［17］、关于桑耶寺修建的年代，法尊法师认为是762——766年，伯戴克（意大利）认为是780—787年。
　　［18］《藏族简史》P98。
　　［19］、遍照护为寂护的首批弟子，凡遍照护的弟子，其法名都以“护”为尾音。
　　［20］、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P37。
　　［21］、除王后蔡邦萨玛甲东嘎外，赤松德赞的王妃还有：其萨拉姆赞，喀庆萨措嘎，卓萨赤甲姆赞，坡永萨甲姆尊。
　　［22］、材料取自白西《吐蕃历代后妃记略》第七节。
　　［23］、收继婚：父死，子娶后母；兄亡，弟娶兄嫂。收继婚是古代中国北面和西面诸民族中普遍的姻婚制度。历史上的昭君嫁匈奴呼韩邪，呼韩邪死，新单于阏氏娶之；江都王公主细君嫁乌孙，后被乌孙王孙子收继，等等。
　　［24］、赤松德赞建“娘·定埃增征盟碑”和“娘·定埃增续盟碑”（今存于墨竹工卡），还有“噶琼证盟碑”（今存于拉萨热玛岗），其碑文都叙述了娘·定埃增的功绩。
　　［25］、钵阐布（钵挚逋），藏语全称为“钵第加阐布罗笃波”，意为高僧兼平章政事。
　　［26］、昂翠，赤德祖赞的王妃，《王臣记》称昂翠，《王统记》称觉诺萨班昂翠，《贤者喜宴》称觉诺萨赞甲。在赤德祖赞时，她和年轻的钵阐布贝吉永丹已是佛派的中坚人物。赤德祖赞死，牟尼赞普死，赤热巴巾上台，昂翠被收继为王妃。
　　［27］、《藏族简史》载是结都那杀的，P67。《佛教史略》载是甲多热和列札杀的，P59。赤热巴巾卒年历来有争议，本文以蒲文成的考证为准。
　　［28］、《藏族简史》载结都拉追杀定埃增，P67。《佛教史略》载甲多热追杀定埃增，P62。
　　［作者简介］古子文。现在西藏自治区文化厅艺术研究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