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佛教漫论

　　一、佛教在吐蕃得以传播的历史根源

　　吐蕃王朝是以囊日论赞为首的娘、韦、嫩、侧绷、琼波·邦赛、桑郭米钦等奴隶主贵族联合专政的奴隶制国家。它之所以叫吐蕃，是因为在西藏的雅隆河——拉萨河流域各氏族普遍信奉过的“苯”教作为统一思想的原则，国家也就以苯教命名。吐蕃就是的音译汉名。①

　　苯教是藏族进入父系氏族后所奉信的原始宗教，最早主要崇拜天、地、水、火、雪山等自然物，到公元6世纪吐蕃王朝建立后，开始转向对守护神和祖先的崇拜，保留着念咒、驱鬼、占卜、禳祓等传统仪式，它以旧奴隶主贵族为物质武器，旧奴隶主贵族也以它为理论武器，二者共同向赞普（王）挑战，而囊日论赞为了巩固王权，就采取提拔重用地位低微的人作为对策，反对神权（苯教），结果囊日论赞在这场王权和神权（实质上是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斗争中丧生。他的十三岁儿子松赞干布就在这种危难之机即赞普位，面对强大的旧奴隶主贵族，不得不引进新理论——佛教，以巩固王权。因此，佛教输入西藏是吐蕃王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③这就是佛教在吐蕃得以传播的历史根源所在。

　　二、佛教初传西藏

　　公元7世纪初叶，松赞干布即赞普位以后，采取一系列巩固工权的措施。首先，平息地方奴隶主贵族的叛乱，控制局势。第二，迁都逻些（今拉萨市），从贵族势力盘根错节的雅隆河谷摆脱出来，达到巩固王权的目的。第三，定都逻些以后，以“远交近攻”为基本国策。“近攻”的结果使吐蕃兼并了苏毗、羊同、白兰、党项、吐谷浑等部族，统一了青藏高原，实现了青藏高原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远交”的后果是把佛教输入藏族上层社会。

　　吐蕃的四邻，都是信奉佛教的国家和地区。东面和北面是唐朝，是汉语系佛教和龟兹语系佛教④流行的地区；西和南两边与天竺（古印度）接壤，这里是佛教的故乡，大乘有宗很流行，空宗还有一席地位。而天竺南面的岛国——锡兰是巴利语系佛教盛行的地区。四邻文化输入吐蕃，只能是佛教文化。

　　笔者认为，松赞干布时代，佛教是从以下三个地区传入西藏的：

　　（1）尼泊尔。据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介绍，松赞干布娶尼泊尔国王尼萨玛枳学的赤尊公主为王后，她把一尊释迦牟尼佛八岁身量像带到拉萨，另外还有弥勒转法轮像和旃檀度母像。松赞干布在拉萨建庙供养，“使佛教兴隆，气象光昌。”

　　（2）唐都长安。松赞干布又派大臣噶尔（《唐书》中称为“禄东赞”）于贞观八年 （公元634年）和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两次入唐求婚，唐太宗于贞观十五年令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主婚持节送文成公主入藏。⑤文成公主把一尊释迦牟尼佛十二岁身量像带到拉萨。⑥

　　（3）锡兰。法尊说：

　　“松赞干布派人到锡兰请来蛇心旃檀的十一面观音像，又往印度和尼泊尔交界处请来诃利旃檀的观音像。”⑦

　　显然，初传吐蕃的佛教内容是释迦牟尼童提时代的像——反映了赤尊和文成两公主对西藏生活的憧憬，而她们在拉萨修的庙，庙门又朝着各自的故土——反映了她们对故乡的思念。松赞干布派人从锡兰和印、尼交界处取来的观音菩萨像，则是外交和政治的需要，借以巩固王权。这样，佛教一踏上西藏土地，就涂上了苯教的色彩。据法尊说，松赞干布先后建了十二个寺庙于拉萨各要地，供奉释迦、弥勒、观音、度母、颦蹙、佛母、光明佛母、妙音天女、马头金刚、甘露明王等。⑧这些寺庙所起的作用，和苯教寺庙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只不过，前者是王权的保护神，后者是旧奴隶主贵族的保护神。

　　三、藏语系佛教的形成

　　在讨论藏语系佛教形成之前，笔者认为，应先讨论一下佛教在某一地区扎下根，并形成该地区民族宗教的基本要素，才能对佛教的藏化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笔者曾对佛教的汉化、汉化佛教的日本化作过粗浅的研究，发现佛教要想在异乡他土扎下根，并化为该地区的民族宗教，必须具备以下五要素。

　　（1）寺院。佛教寺院，类似于基督教会，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根植于现实社会，起着联系信教群众的作用，达到和现实社会相勾通的目的。

　　（2）佛像。佛像以佛陀偶像为主体，包括菩萨、罗汉和护法神的塑像，以及本地区对传教有功的高僧的塑像。有了这些塑像，佛教徒才能在寺院主持的领导下，按照佛教的教规来组织群众进行宗教活动（做佛事）。

　　（3）佛法。指佛教的经典，一般称为“经律论三藏”，代表着佛教的信仰和观念。

　　（4）僧侣。佛教僧侣是佛教道德的体验者，是信教群众的导师和楷模。

　　（5）佛教经济。佛教经济是以上四要素之本，是起决定作用的要素。恩格斯说：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⑨恩格斯的这段话是针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的，但笔者认为，对佛教社会的存在仍是一个科学的结论。佛教僧侣的生活资料来源于佛教经济；有了发达的佛教经济，才能吸收更多的新僧侣进入佛教社会，即“种的蕃衍。”

　　佛教的藏化过程，也就是上述五要素逐渐形成并完善的过程。

　　公元650年，松赞干布在拉萨病死，年幼的孙子芒松芒赞即赞普位（650—676年），大臣噶尔摄政17年，接着，他的儿子钦陵兄弟先后又摄政31年（667—698年）。噶尔氏家族乘芒松芒赞、都松芒布结（676—704年在位）两代赞普年幼即位，掌握吐蕃大权近半个世纪，竭力向北发展，攻取唐朝的安西四镇，在青海西宁一带发展势力，以对付拉萨的王权。同时，吐蕃还向东向南扩张，形成茂州（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西南安戎城地方势力和云南西部的西洱（今大理白族自治境内）地方势力。一时吐蕃王权隐没，佛教匿伏。都松芒布结赞普亲政以后，以“出猎”为名，亲征青海，于698年剪平噶尔氏及其党羽。703年又统兵南下，铲平洱海地方势力，不幸于704年病死军中，赤德祖赞即赞普位。

　　吐蕃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斗争，减弱了它向东北安西四镇和东南洱海的扩张。唐朝乘机派高仙芝剿平小勃律（今克什米尔北境的吉尔吉特一带），切断了吐蕃进入新疆的道路。同时，唐朝又支持南诏王异牟寻于794年叛离吐蕃，与唐朝和盟，结束了吐蕃控制滇西北长达一个世纪的局面。

　　赤德祖赞面对吐蕃内部阶级矛盾刚刚缓和，百业待兴、外失安西四镇和滇西北的严峻形势，为了巩固王权，恢复吐蕃的强盛，不得不采取与唐朝和亲的政策（公元710年，唐中宗把金城公主嫁给他），中原文化再次进入吐蕃。佛教再次从以下三个地方传入西藏：

　　（1）冈底斯山。赤德祖赞派人去请在冈底斯朝圣的印度法师佛密和佛寂，虽没能请来这两位印度高僧，却带来了五部大乘佛教的经典。

　　（2）唐朝。金城公主入藏以后，把芒松芒赞和都松芒波给两代封藏在小昭寺的文成公主带去的释迦牟尼像移供于大昭寺，并安排汉僧管理大昭寺，供奉佛像。赤德祖赞晚年还派桑希等四人去汉地取来《金光明经》和小乘戒律等。

　　（3）于阗和中亚。约在金城公主入藏后的二三十年间，西域于阗等地曾发生排佛事件，僧侣们纷纷逃亡吐蕃，进入拉萨。又，由于伊拉克的屈底波于公元705年发动“东征”，再次引起中亚和新疆地区的僧侣流亡吐蕃，进入拉萨。

　　在赤德祖赞时代，佛教与苯教有了严格的区别。佛教不再是松赞干布时代以苯教神灵式的偶像出现，而是以经典和僧侣的形式出现。此时的吐蕃佛教，以佛像、佛法（经典）和僧侣“三位一体”的面貌出现在拉萨，和苯教进行着殊死的斗争，终于在西藏高原的拉萨河流域播下了藏语系佛教的种子，成为巩固王权的理论基石，引起了旧贵族的恐惧，他们制造谣言，企图铲除佛教。公元739年吐蕃发生了一次大的天花瘟疫，据说金城公主就死于这场天花的。于是乎信奉苯教的大贵族就乘机说，这场瘟疫是外域来的僧人激怒了西藏地方的鬼神而引起的，在拉萨掀起了驱赶外域僧人的运动，架空赤德祖赞，公元754年郎氏和末氏为首的旧贵族乘机害死赤德祖赞，企图掌握吐蕃政权。大臣达扎路恭（《新唐书》作马重英）挟幼小的赞普赤松德赞处死了发动叛乱的郎、末二氏，平息暴乱，控制了吐蕃局势。但旧贵族却发动了大规模的“禁佛运动。”旧贵族禁佛的立场是坚定的，但他们信奉的苯教却是软弱的。于是，他们就支持苯教徒仿照佛教经典制造佛教经典，企图从理论上战胜佛教，结果却是邯郸学步，适得其反，不但没有达到完善苯教的目的，反而促使佛教在象雄地区和苯教的融合，起到了弘扬佛教的反作用。

　　赤松德赞亲政以后，依靠信奉佛教的大臣活埋了信奉苯教而掌握实权的大臣马尚仲巴结，并把达扎路恭流放藏北，为佛教在吐蕃的得势铲平了道路。此时的佛教从以下两个地方引进西藏。

　　（1）公元770年左右，赤松德赞派巴·赛囊等人到唐都长安取佛经请汉僧。

　　（2）巴·赛囊从唐都长安回吐蕃后，又到尼泊尔把印度大乘佛教续中观派的创始人清辩论师的五传弟子寂护（又译作静命、喜瓦错，）请到吐蕃，在山南的钦浦会见了赤松德赞，并在吐蕃弘法四个月后回印度。不久，赤松德赞又派人去印度把寂护和印度佛教——密教大师莲花生请到吐蕃传教。这有两方面的意义。

　　①佛教——密教在形式上和苯教相似，都以咒语取信于民。但印度密教比苯教精致得多，因此，它能够在形式上战胜苯教。

　　②佛教——续中观派理论又能对人民起到教化的社会作用。

　　显密从理论到形式的统一（即印度佛教的续中观派和密教在西藏地区的合流，此乃是以后藏语系佛教发展的主流），是赤松德赞时代佛教在吐蕃传播的特点，也是佛教能在吐蕃建树的原因之一。另外，赤松德赞还对藏语系佛教的形成做了两件起决定意义的工作。一是在吐蕃建立了第一个佛教寺院——桑耶寺。

　　它突出地反映了赤松德赞时代藏语系怫教的性格和面貌。二是，桑耶寺建成以后，赤松德赞派人到印度请来了十二位根本说一切有部高僧，协助寂护度藏族子弟七人出家为僧，在藏语系佛教史上称为“七觉士”。⑩至此，在吐蕃不但有了印度和中原的佛（像）、佛法、僧伽，而且有了佛教寺院，藏文书写的佛经（佛法）和藏族僧伽，标志着佛教已经藏化。

　　赤松德赞在797年死后，牟尼（约797—798年在位）、赤德松赞（约798—815年在位）、热巴巾（约815—838年在位）都在吐蕃“发扬佛教”（法尊语），以佛教价值观作为藏族的价值取向，左右社会生活。例如，热巴巾（1）为了正确理解和弘扬佛教，进行了藏文文字规范化运动；（2）让僧人参政；（3）让臣民遵行佛教的“道德”准则，制定保护僧伽的法律；（4）实行“七户养僧制度”，开了藏语系佛教经济的先河。所谓的“七户养僧制度”，就是对每一位僧人，各分配给七户居民，供给生活必须品。

　　藏语系佛教经济的初步形成，标志着佛教在西藏地区的彻底藏化，藏语系佛教已从佛教脱胎而出，成为藏族的民族宗教。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佛教的遗传因子。

　　四、吐蕃佛教的基本教义

　　约在公元710年，在吐蕃社会上开始有佛教教义流传。但在社会上公开宣扬佛教，则是在763年。王森说，这一年寂护在钦浦弘扬佛教四个月，主要内容是“十善”、“十、八界”、和“十二因缘”等。［11］寂护从巩固王权的社会需要出发，着重从佛教的伦理学认识论和人生观三方面弘扬佛教。

　　（1）寂护弘扬的佛教伦理学即“十善”，也就是业果决定论，即吐蕃社会的善与恶，都是由人们的习惯（佛教称为业力）为缘（条件）而显现，依习惯流传，依习惯出离，因此，就要修“十善”，其目的，就是克尽“十恶”，达到超阶级的理想人格，这对巩固王权只能有益而无害。

　　（2）寂护宣扬的佛教认识论即“十八界”。所谓的“十八界”，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①人的六种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皮肤）、意（大脑），佛教称为“六根”，用我们今天通用的哲学语言来说，应该称为主体。

　　②六种客体，佛教称为“六境”或“六尘”。眼的客体是形形色色的大千世界（色）；耳的客体是整个自然界、人类及动物所发出的各种声音（声）；鼻的客体是整个自然界人类及动物界所散发的气味（香）；舌的客体主要指人的饮食（味）；身（皮肤）的客体是外界的各种刺激（触），诸如冷暖酸麻疼痛等；意（大脑）的客体是前五种客体的总和（法）。

　　③主体和客体接触以后，必然要产生五种感性认识和一种理性认识，佛教称之为 “六识”。五种感性认识是眼识（视觉）、耳识（听觉）、鼻识（嗅觉）、舌识（味觉）、身识（感觉）；一种理性认识，即大脑经过对前五识综合思维，而抽象出来的认识，叫“意识”。可见，佛教的认识论是“六根”、“六境”、“六识”的“三位一体。”

　　（3）寂护所宣扬的人生观即“十二因缘”。佛教认为，在释迦牟尼没有成佛或人们没有学习佛法以前，人们是不知道去恶从善的，叫“无明”。无明二无知，故以此为前提，必然做“十恶”，叫“行”。做了“十恶”，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坏意识，这就是“识”。在坏意识的支配下，又做出坏事，叫“名色”。以上四个方面是一个连锁反应，叫“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可见，佛教认为“无明”是万恶之源。接着佛教认为“无明”有六种心理特征：

　　①人之所以有做“十恶”的可能，是由六根对六境的感知而引起的，叫“六入”。

　　②六入是六根对六境的认同，叫“触”。

　　③“触”就是六根接受六境发出的信息，叫“受”。

　　④由受而产生执着心，叫“爱”。

　　⑤有所偏爱，就要想方设法得到，叫“取”。

　　⑥有了索取的意图，就产生新的欲望，叫“有”。

　　佛教认为，“无知”的人由于具备以上六方面的心理特征，必然招致将来因果：①满足了一种欲望，又产生新的欲望，叫“生”（因）。②最终的结论是：原来人的一生就在追求欲望中死去，叫“老死”（果）。因此人生是“苦”。［12］这就是佛教人生观。寂护正是立足于此，在钦浦劝人修“十善”，缓和社会矛盾，达到巩固王权的目的，换得了赤松德赞对佛教的好感，佛教也就在西藏占住了脚。

　　自赤松德赞中经牟尼、赤德松赞和热巴巾到达磨“灭佛”的六十多年间，据法尊说，在吐蕃将下列佛典译成了藏文：

　　（一）大乘经典、分六类：

　　（1）《般若经》类，有《般若十万颂》等大小十六种。

　　（2）大方广类，有《佛方广经》等大小七种。

　　（3）《大宝积经》四十八品（原书四十九品，抽出第四十六品编入《般若经》类）。

　　（4）各种大乘经，有《贤劫经》等大小一百六十七种。

　　（5）大经类，有《大集经》等九种。

　　（6）从汉文转译的有《大般涅槃经》等大小一百六十七种。

　　（二）小乘经：《正法念住经》等大小三十九种，又《集法句》等论著七种。

　　（三）密咒续：《不空羂索经》及注疏四部共十八种（其中只有事部和行部，缺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

　　（四）各种陀罗尼一百零一种。

　　（五）名号：有《佛及菩萨百八名经》等九种。

　　（六）赞颂：有《不可思议赞》等十八种。

　　（七）愿文：有《回向愿王》等十二种。

　　（八）吉祥颂；有《大吉祥颂》等七种。

　　（九）律藏：有《根本说一切有部十七事》、《毗奈耶》并诸注释大小三十一种。

　　（十）大乘注释：有《般若十万颂大疏》等五十二种（内有《般若经》、《深密经》、《三摩地王经》、《宝积经》、《十地经》等的注释），又有从汉文译战的《解深密经大疏》等八种。

　　（十一）中观宗论：有《中论》等三十三种。

　　（十二）禅修类：有《修次第论》第八种。

　　（十三）唯识宗论：有《瑜伽本地分》等四十一种。

　　（十四）各种大乘论：有《集菩萨学处论》等三十一种。

　　（十五）小乘论：有《俱舍论》等九种。

　　（十六）因明类：有《观业果论》第二十五种。

　　（十七）藏王等撰述：有《圣教正量论》等七种。

　　（十八）已译未校的：有《般若四千颂》及《念住经》二种。

　　（十九）未译完的：有《中观精研论》及《释》等九种。”［13］

　　这些佛教译典及藏族学者的撰述，介绍的佛教教义包括大乘和小乘、性宗和相宗、显教和密教。但主要的教义是大乘佛教的教义，即大乘性宗的中观正见。所谓的“中观正见”，即“说一切法皆无自性，”世界万有因缘假合，其本体即空。吐蕃佛教学者认为，“依中观正见和三增上学所引起的正语、正业、正命的十法行和六度等正行。三学乃至六度等，就是所修的行。由此修行，发小乘心的，所证就是四沙门果，发大乘心的，经三阿僧祇劫，圆满福德智慧二种资粮，所证就是无上正等正觉。”［14］

　　关于密教教义，法尊说：

　　“如佛密论师所传的事部和行部，法称论师所传的瑜伽部，都是在中观正见和发大菩提心的基础上，传授灌顶。受灌项后，严守各部的三昧耶戒，进修有相瑜伽的增上定学，和无相瑜伽的增上慧学，由此而得世出世间各种悉地。如无垢友论师所传的无上部密法，就是现在西藏佛教的旧派。此派判佛法为九乘：一、声闻乘，二、独觉乘，三、菩萨乘，说这三乘属于显教，名共三乘，是化身佛所说。四、事部，五、行部，六、瑜伽部，说这三部名密教外三乘，是报身佛所说。七、大瑜伽部，八、阿耨瑜伽部，九、阿底瑜伽部，说这三部名无上内三乘，是法身佛所说。此派所说自派所传即后三乘密法，尤偏重于阿底瑜伽（即现在流传的大圆满教授）；说一切众生现前离垢的“空明觉了”，即大圆满。意谓生死涅槃一切法，皆本具于此“空明觉了”之中。由了知此心性本来无生无灭，具足一切功用；安住在这种见解上，远离一切善恶分别，渐次消灭一切无明错觉；最后证得永离一切戏论的究竟法界，就是修此教授所证的果德”。［15］

　　五、结束语

　　佛教在松赞干布时代传入西藏，间隔五十年，中经赤德祖赞到赤德松赞请寂护在钦浦钦法后的六十多年，终于形成藏语系佛教，以大乘佛教的中观正见为基础，修证密教的“大圆满法”。其特点是把佛教从印度移植到西藏高原，基本上是全盘接受，藏族学者对佛教重新解释的论著（只有七种）不多。但藏语系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却起到了它应起的作用——缓和了吐蕃社会的阶级矛盾，巩固了王权，有利于当时吐蕃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因此，藏语系佛教在吐蕃时代起的历史作用是进步的，至于“鸦片”的副作用，笔者认为是次要的。是否正确，请专家指教。

　　［责任编辑　何宗英］

　　注释：

　　①《藏族史要》第1页。

　　②《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本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27—2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10页。

　　④笔者在拙作《简论佛教的中国化》（载《兰州学刊》1989年第4期）里把新疆地区的佛教称为龟兹语系佛教。

　　⑤《旧唐书·吐蕃传》。

　　⑥《西藏王臣记》第25页。

　　⑦中国佛协编《中国佛教》（一），知识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135页。

　　⑧同上。

　　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4年12月版第3页。

　　⑩王森说：“在墀松德赞时，藏人陆续出家的前后约共三百人左右。”（同上，第11页）。

　　［11］《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8页。

　　［12］历代佛教大师和佛教学者对“十二因缘”有各种解释，最流行的是“三世两重因果”说，用人的生命来解释“十二因缘”。认为无明、行过去的因导致了现在的果（识，指投胎的灵魂，名色，指胎儿的邹形，六入，指胎儿有了六根；触，指胎儿出生，与外界接触；受指胎儿对外界的感觉）。现在的因（爱、取、有）又导致了未来的果（生、老、死）。

　　［13］《中国佛教》第141—142页。

　　［14］同上，第142页。

　　［15］同上，第142—143页。

　　（本文作者现在兰州机车工厂职工子弟中学执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