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摩诘经》看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下)

　　三、《维摩诘经》在知识阶层乃至
　　上流社会的影响及其表现
　　维摩信仰一时间曾代表了中土居士佛教信仰的潮流，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佛教初传期的情况
　　通观中国佛教史，可以看出，佛教之入华不同于基督教在近代的扩张，从来就不是系统的、有组织的宗教活动，而是外来僧侣(主要是西域僧侣)个体的自发行为。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之时，儒家的正统地位已经确立并日趋稳固，当时的思想界注重华夷之辩，封建统治阶级对一切民间信仰尤其是有组织性的宗教活动持有深深的戒心。佛教本非产自中土，如果大规模地、有组织性地传入，势必受到封建帝国的全力抗拒。而采用个人传教的方式，由于缺少组织性约束，反倒更能够灵活地顺应中国社会的实际。作为《维摩诘经》首译者的严佛调，其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传统的儒学占据统治地位，当时社会最流行的又是鬼神观念和占卜、占星等神仙方术，秦始皇和汉武帝都笃信神仙方术和不死之药。加上那时传法僧人自身的宗教素养还存在着相当的局限，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比较肤浅，所以，初传入中国的佛教并没有融入中国文化的主流，也不可能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严译的《古维摩诘经》反响不大，就可想而知了。——只是，作为首译，《古维摩诘经》还是自有其重要意义的。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情况
　　到了汉末魏晋之际，社会剧烈动荡，封建政治统治与思想控制大大削弱，儒学失去了原有的威望和地位。而个体命运在这个变化无常、危机四伏的年代，更是显得太为脆弱和不可把握。中国思想界开始用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以取代业已衰微的两汉经学，这就是所谓的玄学。与此相适应，整个社会崇尚哲学思辨，知识分子讲求名士风度，社会日常生活中也不时表露出哲学思辨的因素。
　　众所周知，这个时期，佛教采用了以中土固有信仰来阐释教义、也就是与中土信仰合流的传法方式。当时知识阶层所理解的佛教，近于老庄，将佛教视为道术之一，以清虚无为、省欲去奢、好生恶杀、因报相寻为精义；甚至以老子无为之道来“理惑”，乃至“讴神仙，抑奇怪，不信有不死之道”(13)；佛陀被视为与天帝、神仙一般的神，佛图(寺庙)被当成求神祈福的的祭祀祠堂；佛教的一套修行工夫，也被认为和道家“食气”、“导气”、“守一”等长生不死等方术相通，并依附于黄老道学和神仙方术以获得传播。
　　此外，佛教学者通过翻译佛经，尽力会通佛儒。在《维摩诘经》未流行之前，沙门大都隐居在山林之间修行；在他们看来，世俗世界存在着贪欲、嗔恚、愚痴、烦恼，本质上说充满痛苦，而要达到涅槃境界必须出世间。与之相反，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强调“入世”，个人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完善自己。可见，这时佛、儒两者的主张并不相符合，因而早期佛教很难得以发展。
　　伴随《维摩诘经》几个译本的先后出现，经中的思想在社会上流行开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其它佛教信众这才认识到：《维摩诘经》同庄子的思想原来还有一致之处，佛教教义和中国儒家精神原来并非水火不相容的。比如，经中提出“入不二法门”，强调修行的关键在于内心是否清静，强调个人的主观因素，以明了人的内在心性作为解脱之道，就颇与老庄哲学有相通之处。《维摩诘经》倡导打破城市与山林之间的空间差别，契合了当时上层文人的心理，为徘徊于仕、隐之间寻找出路的文人提倡了应世的法则。――这个时期先后出现支谦《毗摩罗诘经》、竺叔兰《异毗摩罗诘经》等多个译本，《维摩诘经》逐渐为上层统治阶级和文人所接受和喜爱，自在情理之中。由此可见，自汉末魏晋到南北朝，佛教教义终于与道家思想相融合，并逐渐与儒家思想趋近。
　　《维摩诘经》在魏晋玄学兴起之时一变而成为上流社会最流行的佛典，它在社会生活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首先，促进了佛教与玄学的互相融合。在当时，玄学兴起客观上是为了打破两汉经学的精神禁锢，而《维摩诘经》的传译情况则表明，中国僧人开始超越对佛经的简单翻译，立足于本位文化立场上对佛典作积极的诠释。在当时出现的“格义佛教”就是最好的证明：用中国固名词、概念、范畴，特别是老庄哲学的名词、概念、范畴，来比附般若学经典中的名词、概念、范畴。这种纯粹以中国传统学术观念来解释佛经的方法，反映了佛学对玄学的依附，以便更利于中国精英文化圈理解和接纳佛教。因而这一时期，一方面是名僧谈玄，一方面是名士习佛，玄佛合流成为风气。《维摩诘经》译者竺叔兰广泛结交名士，陶潜的《群辅录》并列名士名僧为“八达”，佛教的教义给玄学提供清谈的材料，……这些都足以见出佛教与玄学相互渗透。
　　此时佛教流传的主要学说——般若学自然地与玄学融合起来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僧肇。他的《维摩诘经注》是《维摩诘经》大量注释中的奠基之作。僧肇本人“志好玄微，每以老庄为心要，读老子《道德章》，乃叹曰：‘美则美矣，然其栖神祛累之方，犹未尽善。’后见旧《维摩诘经》，欢喜顶受，披寻玩味，乃言始知所归矣。”所以在注释《方便品》时，他说“庶参立君子，有以会其所以同而同、其所以异而异也”，可见他已意识到早期佛学与玄学有可调和之处(《高僧传》卷六)(14)。即便是这样一位精通般若空观的佛教高僧，其对佛教的理解中仍然融汇着道家思想，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佛教的影响之深。所以说，这个时期对《维摩诘经》的理解，不可避免地表现出玄学化的倾向。
　　第二，导致了知识分子型信徒的大量出现，这对于提高佛教的社会品位、改变士大夫们对佛教的态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前述维摩诘的形象，似乎与我们所熟知的剃度修行、奉持斋戒、远离红尘是非之地的出家人的风采格格不入。其实，这是我们脑海中固有的一个误区。维摩诘所代表的清新的居士形象，为正在寻求精神依托的魏晋名士提供了一个既要坚持俗世生活、又可追求理想境界的模板，故而广受当时门阀士族、特别是玄学人士的推崇。在两晋时期，士大夫阶层迅速成为佛教的稳固社会基础，佛教得以在社会上层广泛渗透，并进而影响到最高统治者，佛教终于摆脱了民间身份，取得了官方认可并支持的合法地位。
　　第三，促进了佛教与儒道等中国固有文化思想形态的互相融合。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认为沙门应该向皇帝跪拜，服从于皇权。这显然与印度佛教认为僧人高于在世的俗人、僧人见了王者不用跪拜等礼节大相径庭。如法果高倡当时的统治者“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15)。道安也认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6)在与封建政权相适应的同时，佛教注意到了同中国传统宗法伦理的相契合。中国传统宗法提倡“夫孝，德之本也”(17)，佛教则主张僧人也应该向父母跪拜，甚至产生了专门宣扬孝道观念的《父母恩重经》。所以说，这个时期的佛教，已经不同于“无君无父”的印度佛教，反倒颇惬合于中国传统的“事父事君”的观念。这种情形当然也影响到了佛经的翻译，即译经过程中注意选、删、增等，以利于大力宣传王道、孝情。
　　第四，《维摩诘经》提倡在家修行，调和了个人宗教信仰与儒家社会价值观的对立，从而使佛教信徒不再处于去国离家、剃发修行的佛教教义与尽忠尽孝的中国核心价值观之间的二难选择的窘困境地。这是佛教调整其同中国社会关系的成功尝试，不仅有助于加强佛教同中国文化的融合，而且有助于改善政教关系。
　　第五，随着《维摩经》的广泛弘布，居士佛教迅速发展起来。这是中国佛教社会化、世俗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它使中国佛教在寺院和僧团之外，拥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资源与信仰基础，并同中国社会及生活融为一体，从而避免了印度佛教式微的命运。
　　第六，顺便提及，“佛法在世间”也是禅宗的一个基本思想，而其佛典依据之一就是《维摩诘经》。我们知道，先前的“禅学”更主要强调所谓“藉教悟宗”(借助经教来悟出佛性或“见性”)，并且较为重视静坐冥观，力图对人的意念加以控制，追求一种弃绝外部事物杂念的境界。而慧能后的“南宗”系统则相对来说不大重视佛教传统形式，实际看重的是如何在现实世界或世俗社会中获得真理，体悟人的真正本质。马祖道一进而强调“触类是道”，“平常心是道”，实际是把佛教修行与人们日常的一般行为举止彻底地融为了一体。
　　最后，从对汉晋时期《维摩诘经》译本的分析不难发现，这一时期，佛教首先是同中国社会非主流信仰合流，以求得在中国社会的立足之地；其次，转向于依附属于社会精英阶层的玄学，以求打开通向社会上层的门户；最终摆脱玄学，走向独立，并进而为佛教与中国传流文化相整合奠定了基础。魏晋时期不仅是《维摩诘经》译著次数最多、最频繁的时期，也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不但政教关系的改善始于其时，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也萌芽于此。
　　(三)隋唐时期的情况
　　中国佛教在迎来南北朝发展的高潮之后，随即走向隋唐佛教盛世、中国化佛教宗派形成，此时也正是《维摩诘经》在中国传播的第三个时期。
　　隋唐之时，魏晋时期的论辩风气已渐渐消失，信仰多元化，多数人不再固守某个单一的宗教，儒释道三教合流已经成为趋势。唐代伊始，佛儒道三教虽有不同的功能，但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上却取得了空前的一致。宋代契嵩也主张：“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18)实际上，统治者鉴于儒教治世、佛教治心、道教养身的不同功能，自唐太宗始，行即大力倡导三教并行政策。
　　另外，即便是佛教信众之中,坚持纯粹的印度佛教本真教义的已不多见，而是多羼进了中土人士自己的解释和发挥。禅宗的出现就是个很好的说明，它是继承中国传统思想和中国佛教思想而形成的独树一帜的宗派，受到《维摩诘经》“不二法门”思想的深刻影响。因而，这个时期，《维摩诘经》成为大多数出家人的必读、必修经典；而且，还产生了另一种新的译本，即玄奘所翻译者。
　　(四)宋代以后的情况
　　进入宋代，中国封建专制统治更加巩固，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指导思想，儒家学说占据了绝对优势。虽然儒家在统治社会政治主张方面攻击佛教，但在哲学理论上却暗中吸收、融会佛教的境界，提出“理”这一根本范畴。宋明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华严宗、禅宗理论的影响而产生的。在这种形势下，佛教遂在更大的程度上与儒家融合。三教合一的思潮，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
　　总之，从《维摩诘经》的传译情况及其在社会上产生的不同影响可以看出，虽然这部经典只是印度大乘佛教众多著作中之一，但其在中国的传承及价值，却足以让我们看到中印文化互相交融、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融合的清晰足迹和历史事实。我们知道，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佛教与中华文化相互交融，影响深远，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吸收了佛教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形态。作为外来文化形态的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主要在于佛教与中国文化两者之间有着相互交流、相互选择的良好关系。佛教以其自身独特的宗教价值、哲学价值及文学艺术等价值，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互相协调；在此过程中，中国文化体现出了它的包容性和同化力，佛教则表现出其适应性，不仅在上流社会统治阶级站住了脚，同时也成为广大下层民众的一种文化信仰，显示出了逐渐民间化、通俗化的趋势。
　　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维摩诘经》在中国古代的流传，是有社会阶层的限制的。由于维摩信仰的思辩性较强，所以它主要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主要流行于士大夫阶层。众所周知，占中国封建社会人口绝大多数人比例的，是不识字或极少识字的下层民众。一般说来，汉族下层民众大都不是什么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们的诸神信仰大都带有功利性，即我们常说的：“无事不登三宝殿”，“临时抱佛脚”之意。他们往往度日艰难，衣食无着，根本无暇顾忌那些玄奥的哲理和繁琐的礼仪规矩，只想求得丰年、子女平安、祛灾疗病、发财致富、工作顺利等等实用的功利目的，因此他们大都信仰现世救济的观音，所以《维摩诘经》在民间没能产生太大的影响。
　　四、《维摩诘经》的语言、文学和艺术价值
　　如前所言，《维摩诘经》在我国的哲学、伦理和宗教等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就该经的语言、文学和艺术价值而言，其影响可以说较前者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首先，经文(特别是罗什译本)语言典雅，并带有极强的论辩色彩，特色鲜明，对后世译经语言、文人的语言观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如果我们仔细比照一下，即可以发现：魏晋时期支谦、竺叔兰、竺法护、鸠摩罗什的译本，集中地体现出了语言优美、词藻华丽的特点，特别是现在尚在流行的罗什译本，译文更为优美，给中国翻译文学增添了绚丽的色彩。而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特点，既由于译者有意识地追求讲经时动听的效果，也缘于译者自身即善言雄辩，更与当时的社会文风息息相关。由于该经广泛地流行于知识阶层，经文本身的语言特点及其译文语言，自然也就影响到了文人们的语言观。比如，该经在语言上多用比喻的修辞手法，生动形象而贴切；“高原陆地不生莲花，卑湿淤泥乃生此花”一句，运用形象生动的比喻说明平凡的众生心中含藏成佛的正因，从而使后世读者在教义之外，更受到语言上的启迪。
　　第二，《维摩诘经》在众多的佛典之中，可称之为最富文学性的经典之一。《维摩诘经》讲求意在言外，描述事物只显现其象而不要做任何是非善恶的判断、从而引发意识火花，这种手法对中国的文学艺术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山水诗、画的出现及盛行就体现出了这一点。众所周知，诗歌中表现佛理始于六朝。谢灵运对佛教经典颇有深究，推崇《维摩诘经》中所倡导的“入不二法门”，认为语言的绝妙境界是无言，并热情鼓吹“顿悟”的思想。其代表作《山居赋》云：“虽未阶于至道，且缅绝于世缨”。(19)自注：“此一章叙仙学者虽未及佛道之高，然出于世表矣。”唐代诗僧皎然在《诗式》中这样评价谢诗：“及通内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邪”。(20)谢灵运的代表作品，如《维摩诘经中十譬赞》等，足见其对佛祖礼赞之情。另一首作品《登石室饭僧诗》，前半部分描写自然景观“迎旭凌绝顶，映泫归溆浦。……”(21)，画面感极强，显现景物自身；半部分言理，形意相结合。该首诗对王维产生过影响。
　　唐代大诗人王维，不但号摩诘，直接表露出他与《维摩诘经》的密切关系；而且有“诗佛”之称，足见佛教在他诗歌创作中的重要地位。与谢诗不同的是，王维的作品不着重于表现对佛的礼赞崇拜，而是充分展示出他对佛教核心思想、修行态度、方式的深切体悟，并运用这些思想来对现世人生进行一种新的悟解、诠释和把握。其诗中除了纯粹的佛理，还融入了自然景象，如游赏寺院、与僧人交游、送行朋友等。代表作之一《过香积寺》：
　　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22)
　　诗人调动自己的艺术表达能力，渲染寺庙的清幽、宁谧，显现云峰、古木、深山、寺钟等一系列显意象，从而触动读者的视觉、听觉，让人产生审美联想。可见，《维摩诘经》中“入不二法门”的深刻涵义，被王维领悟，并在诗中得到了运用和发挥，以形表意，以物达理。
　　至于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注重写意的风格，也体现了《维摩诘经》的精髓。仍然以王维为例。由他开创的文人画，进一步以佛理禅趣入画，把画义与禅心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禅义画。此类画的特点是，重传神、妙悟，追求心物合一的境界。这与中国古代绘画注“神韵”、“意境”的传统颇相契合，从而成为中国古代画苑中的一朵奇葩。
　　第三，经中那些形象鲜明、寓意深刻的故事，成了历代文人、艺术家们用之不烦的典故和题材。而以《维摩诘经》本身作为艺术创作的素材，也产生出了一大批颇有艺术水平的作品。顾恺之所作《维摩诘像》，轰动一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巧译》中说道：“顾生首创维摩诘像，有清嬴示病之病，隐几忘言之忧。”再如敦煌莫高窟中，以《维摩诘经》为题材的说经图共计有60余幅，其中以第220窟北壁为佳。该《维摩诘说经》壁画，亦称《金粟影》，描述了维摩诘坐于病床上，面容清瘦，左手扶膝，右手执玉麈，双目炯炯有神，思辩神荡。文殊师利对面而坐，似有辩难服输又不甘失败。两人像下，为一群侍臣拥护着不可一世的帝王和臣子，他们的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该画被视为阎立本《帝王国》之母本。北宋也据此故事绘制有《白描维摩诘说教图》，但人物形象有了较大的改变。足见这部经书受到壁画家的欢迎，纷纷将其作为创作的素材。上文所提到的敦煌壁画，把维摩诘绘成潇洒的儒者，其余人物也都世俗化了，可见“佛画”与当时“文人画”相互沟通和融合，佛教经典经过中国画师之手，至少在形式上已经中国化了。
　　第四，唐代出现的新的文学样式变文和俗讲，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维摩诘经》的影响。变文及俗讲是当时民间流行的一种说唱文学形式，原是佛门为传其教义、吸引民众，而把经典中的许多故事加以丰富和展开，使大众易于理解接受。敦煌文献中共有8卷7种《维摩诘经讲经文》，它们对原经文的内容和形式，都作了一些有利于民间化、世俗化的改动，特别是增添了不少细节，出现了许多方言俗语。
　　第五，《维摩诘经》采用叙事者的口吻，情节具有连贯性，环环相扣，相当吸引读者。这启发了明清演义小说的发展。同时，《维摩诘经》中运用大量文字来描写人物的举止及其心理活动，追求感官上的效果，富有极强的欣赏性和文学性，也有利于提高读者的审美趣味。
　　总之，《维摩诘经》以其文学和语言方面的突出成就，对于我国文学、语言、艺术等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从而使得《维摩诘经》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远远地超出了宗教的范畴。
　　注　释：
　　(1)《出三藏记集》，[梁]释僧祐撰，中国佛教典籍选刊，中华书局出版社，1995年11月版。
　　(2)《魏书》卷一一四。
　　(3)任道斌主编《佛教文化辞典》。第四百零二页，浙江古籍出版社。
　　(4)《出三藏记集》卷八，[梁]释僧祐撰。
　　(5)《基于现实生活的思考——鸠摩罗什译本的特征》，中村元《世界宗教研究》1994第2期。
　　(6)(7)(8)(9)《中华大藏经》什译本，《佛教十三经》，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3年9月版，第二百八十三页至第三百七十八页。
　　(10)《后汉书》卷六十《襄楷传》，《三国志·魏志》卷三十裴注引。
　　(11)(12)《注维摩诘所说经》[姚秦]僧肇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13)《牟子理惑论》，载《弘明集》卷一。
　　(14)《高僧传》卷六。
　　(15)《弘明集》卷五、《高僧传》释道安本传。碛砂藏本。
　　(16)《高僧传·释道安传》，选自《选择与重构：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机制》，王荣才，《江苏社会科学》(南京)，1997年4月，第一百一十三页至一百一十八页。
　　(17)《孝论·原孝章第三》，第五十二卷第六百六十页。
　　(18)《孝论》第六章广孝篇，《镡津文集》卷三《辅教篇下》，《大正藏》。
　　(21)(21)《禅诗一万首》，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韩进主编，上册第二十九页。
　　(22)《中国佛教百科全书》书画卷。赖永海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三十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