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佛教的神不灭论

魏晋佛教的神不灭论
　　陈兵
　　佛教入华之初，便发现了中土知识界兴起的人死神灭思潮对佛教弘传之阻力，着力宣扬六道轮回、三世因果之说。在翻译佛典、弘扬佛法时，佛教弘传者们往往借助、顺应中土本有的宗教观念，这在宣扬生死轮回方面，表现颇为突出。早期汉译佛典中，普逼采用中土传统的“魂神”、“魂灵”、“神”等现成词语，沿袭中土传统的鬼神观念，来介绍翻译佛典中的生死轮回思想。如传为后汉安世高译的‘阿含正行经’说：“人身中有三事：身死、识去／／心去、意去”，“身体当断于土，魂神当不复入泥犁、饿鬼、畜生、鬼神中”。三国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布施度无极章’言：“命尽神去，四大各离。”康译‘察微王经’还采用了中土二兀气”的概念，有云：“魂灵与元气相合，终而复始，轮转无际”。三国吴维只难译的‘法句经·生死品’有偈说：
　　“如人一身居，去其故室中，神以形为庐，形坏神不亡。”
　　“精神居形躯，犹雀藏器中，器破雀飞去，身坏神逝生。”
　　（此二偈不见于南传上座部佛教传诵的同一书‘法句’中）
　　这类译法，在原典中也可能有其依据，但翻译并未能准确表达出佛家人死五蕴相续的基本思想，有近于婆罗门救“自我一轮回之嫌，尤其是“神以形为庐，形坏神不亡”一偈，与“奥义书”中以从这间屋子走向那间屋子比喻“自我”轮回于三道中，完全相同。再加上中土的“神”、“魂”本来就有住在身体中的独立精神实体的意味，导致中土佛教界内外人士普遍将生死轮回理解为人死神不灭，魂神入天鬼地狱等处，脱离了印度佛学轮回观的基本思路。
　　中土最早的佛学论著——传为汉末牟子所撰的“理惑论’，便利用中土人死为鬼神的传统观念，论证“人死当更复生”。谓人临死，其家人要上屋呼其魂魄归于肉体，若呼唤不回，才确认为死。这种习俗说明人死“魂神固不灭矣，但身自朽烂耳，身譬如五谷之根叶，魂神如五谷之种实；根叶生必当死，种实岂有终亡”又说：“有道虽死，神归福堂：为恶既死，神当其殃。”并引证儒家‘孝经”“为之宗庙，以惠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等言，证明人死神不灭，亦东土圣人之教。这种顺应，利用中土本有观念来宣扬生死轮回、善恶报应的说法，固然有其有利于佛教在中土传扬的作用，但也给中土佛教的轮回报应说造成理论漏洞，使佛家本有的缘起、中道的生死轮回说，难于被中土人士全面、正确地把握。
　　后来东晋人罗含著『更生论’，则用当时流行的玄学崇有思想，论证人死更生，谓“有不可灭而为无，彼不得化而为我。聚散隐显，环转于无穷之涂：贤愚寿夭，还复其物，自然贯次，毫分不差。”他以神、形质为对偶关系，说对偶分离，身死神在，而散必有聚，到头来形神还会再次结合，形成新的生命。新的生命其实便是旧的生命，“凡今生之生，为即昔生”、“今谈者徒知向我非今，而不知今我故昔我耳。”抹煞了前世今生的区别。这种崇有论的神不灭论，离佛家轮回说的本意更远。罗含同时代人孙盛，即就‘更生论”提出相反意见：“吾谓形既粉碎，知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他物各失其旧，非复昔日。”（‘弘明集’卷五）从“万物一理”的二兀论角度，论证形体既死，知觉也会跟着化为异物，不能回复旧观。
　　佛教界较深入地论证人死神不灭的代表人物，是东晋江南佛教领袖庐山慧远法师（三三四——四一六年）。他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从反击当时社会上反佛思潮的论战角度，专论“形尽神不灭”。慧远论证形尽神不灭，主要依两大论据。
　　首先，他强调神非形体，具神妙之特性，说神这个东西，是一精妙而为灵者”，作用神妙，体质幽微，超越阴阳，非卦象所能图，即使上智，也不能定其体状，穷其幽致。
　　“神也者，圆应无生，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灭，假数而非数，故数尽而不穷。”
　　神本来与无生的理性相应，超出了语言所能诠表的范围，是无形无名而有神妙作用的形而上的东西，虽然能感物而起心动念，但它并不就是物，所以物（包括形体）尽管变化，而神却不会变化：虽然借助于数（时间的流逝）而发起活动，但它并不是数，所以时数（寿命）即使终尽，神并不会终尽。在‘明报应论’中，慧远从神的有知有情，说明神与四大等物质截然不同：“神既有知，宅又受痛痒以接物，固不得同天地间水火风明矣。”以形体为宅、有痛痒等知觉作用的神，与无知觉的水火风等有质的不同，不能将高级的、形而上的精神混同，降低为低级的、形而下的物质。慧远还引证中土古圣先贤的有关言论，如文子称黄帚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变无穷一等，以证明神因精妙不变故，不会随形体之死亡而断灭。
　　慧远强调神的形而上、具“妙物之灵”的特性，以论证人死神不灭，虽然不是一般印度佛典中常用以论证人死非断灭的方法，但因抓住了形神关系中被神灭论者所忽视的重要方面，因而具有一定说服力。把具创造性、自主性、发达理性、顽强意志、丰富感情，能掌握客观规律而超越自然的精神或人心，等同于低层次的物质和生物性的肉体，论证它与肉体同灭，显然是有问题的。只要暑作内心反省，便不难发现精神的神妙特性和形而上的性质。后来，唐代译出的‘楞严经’，记述佛为波斯匿王破析人死非断灭的方法，就与慧远强调神之精妙以论证人死神不灭的思路，有所相近。经言：佛令波斯匿王自省其身，无常变坏，“念念迁谢，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渐渐销殒”，必灭无疑：然肉身虽无常变灭，身中却有个不变灭的东西，那就是心性、精神之本体，就其能见能知的性能，名曰“见精”（能见之性）。如波斯匿王三岁时曾见过恒河水，今虽衰老，发白面皱，身非往昔，而能见恒河水的见性，并未尝改变，佛言：“大王!汝面虽皱，而此见精，性未曾皱，皱者为变，不皱非变。变者受减，彼不变者，元无生灭，云何于中受汝生死?”既然见精本不变灭，则当然下会随肉体之死亡而永灭了。不过，这裹所说不变灭的，并非一般的心理、精神活动，而是能出生心理、精神活动的心性，经中称为“菩提妙净明心”、“妙明真精妙心”者，是从体用论、真心二兀论角度所建立的一种绝对心，较慧远以笼统的“神一的神妙特性论证死后神不灭，在理论上要深刻、严密。
　　慧远论证人死神不减的第二个论据，是薪火之喻。这一譬喻为神灭论和神不减论者所共同使用，而结论却完全相反。慧远的论证是：
　　“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二刚薪非后薪，则知指穷之术妙；前形非后形，则悟情数之感深。”
　　以火喻神，以薪喻形。薪靠火种点燃，火靠柴薪延续，就像形体从精神而有生命，精神依形体而发生其作用。柴薪虽会燃尽，但火会从此薪传向彼薪，展转相燃无尽；形体虽有死亡，但精神会从此形生起彼形，生生无有穷尽二肘薪非后薪，而彼此相燃：今生的形体非前世的形体，却以维系前世形体生命的精神为其本原和主宰。若无前世之神为因，则生命源出何处?若说受之于形，形能生神，那么一切万物都应化而为精神；若说受之于神，“以神传神”，神具遗传性，那么丹朱便应与其父帚尧齐圣，大舜便应与其父瞽叟同愚了，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固知冥缘之构，著于在昔；明暗之分，定于形初。”由此可知，人们的生命之因，在于刚世：愚智之别，在受形降生之初便已由宿世的业所决定，既非决定于形体，也非其父母精神之遗传。
　　魏晋以来，印度佛典被纷纷传译，中土人士研习佛典渐成风气，与当时玄学思潮相通的般若学，尤盛行于两晋间。由于佛典翻译未齐，华人研究未深，尚未能脱离佛教入华之初尽量顺应、依附中土传统思想的路子，对佛学义理的把握，往往从本土思想的视角着眼。当时般若学的六家七宗，多依玄学本体论的框架解释佛家般若“空”义，未能准确理解“缘起性空”的原义。神不灭论更是如此。
　　印度佛典中论证生死轮回的基本主导思想，是缘起法则。依缘起法则观察，生命现象是五蕴合集、生灭相续的无穷进程，既非死后断灭，亦非有实常不变之神、灵魂或自我出入生死，断、常两极，皆属违背真实的偏见。从印度佛学中道的轮回观来看，说人死神灭，固属断见，而说形尽神不灭，亦有常见之嫌，两者都未能依缘起法则正观生死。中土佛教界以神不灭论反驳神灭论，未准确把握印度佛学中道的轮回观，与系统、准确地论述中道的轮回观之印度佛典译出较晚有关。系统论述轮回、破斥断见的‘长阿念·弊宿经’、‘大智度论”等，东晋时始由鸠摩罗什、佛陀耶舍等人在后秦译出，尚未广泛流传。慧远虽撰有‘大智度论钞序’，但他在写‘形尽神不灭论’时，还未研读过‘大智度论”，后来也未能渗透该论中的缘起性空思想，其佛学思想体系尚带有浓厚的玄学本体论色彩。
　　神不灭论本是中土的出产，其出发点是中土自古相传的人死为鬼神、灵魂不死的观念。以形、神为二，形尽神不灭，在哲学观上属二元论。‘淮南子’、罗含“更生论’、慧远‘形尽神下灭论’分别从道家的万物本原论、玄学崇有论、玄学本体论的角度深化了中土的神不灭论，中土形神关系及神灭神不灭论中的“神”，字义本为“伸”（引出万物等），引伸为无形而有神妙作用的东西，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一，实际主要指人的精神，有佛学所说心识（五蕴中的识蕴）和婆罗门教所说“神一（神我）的双重含义，本来是一含义宽泛、浑沦不清的概念，神灭论、神不灭论诸家对它的理解也不无差别。按佛家中道的轮回观，只能说五蕴相续不断，不能单独说识蕴或神不减。当时中土佛教界的神不灭论者，基本上都未以佛家的中道为原则，依缘起法则论证轮回。其中影响最大的慧远，也主要从玄学本体论出发，以神为超越物质、本不生灭、“精极而为灵”的“本根一，有似于玄学所说的万物本根、本体——“本无”。这种意义上的神，具有浓厚玄学气息，接近了后来在佛学中才明朗化的本不生灭之“心性”。而且，慧远还将“情”（人心之烦恼贪爱等）与“神”分开，说“情为化之母，神为情之根一，以神为人心理活动、精神活动的根本，与心性、真心的含义相近，但论述毕竟不太明晰，太多玄学气味。慧远强调神的超物质性、神妙性，以火传异薪喻神传异形，对佛家轮回说不无深化，但他论证形尽神不灭的思路基本上仍是中国式的、玄学化的，与印度佛教缘起的、中道的轮回观基本思路不同。这种中国式的神不灭论，难免忽视精神对形体依赖关系的理论漏洞，既堕于不灭之一端，自难免神灭论者从另一极端发起攻讦。至南北朝，神灭论与神不减论的诤讼成为当时思想界的重大事件，持续了一百多年。
　　原载《内明》第26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