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交往视野中的民间佛教若干问题探析

文明交往视野中的民间佛教若干问题探析
　　作者：宇恒伟
　　民间佛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佛教研究热点问题之一。长期以来，无论在西方学术界还是在中国学术界，民间文化从未得到足够的关注与重视。西方史学界的“新史学”和“新新史学”曾提出重视民间文化的研究。195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雷德斐尔德在《乡民社会与文化》中，提出“大传统”和“小传统”两个非常有创意的概念，也提出应重视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这更对民间文化研究的兴起起了推动作用。在中国学术界，20世纪上半叶，鲁迅、周作人、胡适、顾颉刚等知名学者，在五四运动弘扬平民文化的影响下，在文学等研究领域对民间佛教有所说明和论述。如《中国小说史略》从小说史的角度，对从东汉到清代流行于民间的小说的演变进行了大致归纳，从而为研究民间佛教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重要的史料。顾颉刚在《妙峰山的香会》中，以社会调查为基本方法，结合历史史实，以妙峰山为研究对象，说明以妙峰山为代表的香会的历史演变和组织功能，这实际上是民间佛教的个案研究。这个阶段是大陆学术界民间佛教研究的萌芽时期，取得的成果非常有限，但其开创之功是不可忽视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陆学术界的民间佛教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直到今天，虽然出现了若干以民间佛教为题的论文，但学术界对民间佛教的界定从未获得认同，关于民间佛教的理论建构更是无从谈起。造成这种境况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间佛教的研究起步晚，可参考的前人著作较少；二是民间佛教资料散见于纷繁芜杂的历史典籍和社会实物中，这对鉴别、整理和归纳造成很大困难；三是民间佛教是一个交叉课题，需要研究者有广博的知识；四是在方法上，当前的民间信仰研究过分重视社会调查，而忽视了历史研究，这造成对民间佛教只能获得一鳞半爪的认识。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民间佛教为考察对象，从关于民间佛教的定义着眼，进而划分民间佛教的基本类型和表现形态，从文明交往的高度审视民间佛教这一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对民间佛教进行理论分析，希冀获得某些真知灼见。
　　一、民间佛教的含义
　　民间佛教有多种含义，民间佛教可以被理解为民间的佛教，也可以被理解为佛教的民间化。民间可以是信仰主体，也可以是传播范围。因此，对民间佛教做界定，首先要了解民间的含义。梅家驹在《现代汉语搭配词典》中将“民间”解释为人民之间和非官方两层含义。外研社的《现代汉语词典》将“民间”解释为在人民中间；劳动人民直接创造的或在劳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谷衍奎的《汉字源流字典》认为“民”在本意上是奴隶，引申指被统治的庶民百姓，泛指人类。谢光辉主编的《汉语字源字典》也认为“民本意”是奴隶，引申指被统治者包括奴隶和平民，泛指普通群众、老百姓。总之，可以将民间解释为奴隶之间（本义）；劳动群众之间；人民之间；非官方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层含义虽然有微小的差别，但与佛教联系起来，民间佛教在含义上会发生很大变化。并且，民间佛教的不同含义为划分民间佛教的基本类型和表现形态奠定了基础和依据。
　　民间宗教意义上的民间佛教。既然佛教属于宗教，那么民间宗教在含义和内容上也会适合民间佛教。著名学者马西沙认为：“所谓民间宗教，是流行于社会中下层、未经当局认可的多种宗教的统称。由于这类宗教大都秘密流传，因此有的研究者则称之为秘密宗教、民间秘密宗教或民间秘密宗教结社。”这就指出了民间宗教的三个特征：流播范围（社会中下层）、官方的态度（未经当局认可）、流播方式（秘密）。如果将民间宗教换为民间佛教，那么民间佛教同样具备这三方面特征。因而，从这三个方面对民间佛教作界定是可行的。
　　从民间信仰看民间佛教。“所谓民间信仰，是相对于正式的宗教或得到官方认定的某些信仰，在一定时期广泛流传于民间或者说为多数社会下层民众崇信的某些观念。”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民间信仰有迷信、俗信、民众信仰、民俗宗教、民众宗教、庶民信仰等多种说法，但从日本学者关于民间信仰的对立概念的论述中可知，官方的态度和民间信仰的大众化集中体现了民间信仰的核心。的确，官方的态度和大众化在民间佛教上表现得很突出，它们是民间佛教含义的两个基本点。
　　在学术界，很多学者用民众佛教作为与民间佛教相类似的一个概念。如方广錩认为：“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既有比较精细、高深的哲学形态，也有比较粗俗、普及的信仰形态。由此，它能适应不同层次人们的不同需要。前一种形态可称为‘高僧佛教’，而后一种形态则可称为‘民众佛教’。”这是从特点和功能方面界定民众佛教。还有学者指出：“印度佛教传人中国后，最初的信奉者多为上层人士，但随着佛教传播的深人，佛教影响的扩展，佛教信仰向社会的中下阶层渗透，逐渐成为大众的信仰。”
　　总之，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民间佛教是个比民众佛教更确切的概念。因为民众佛教仅仅以信仰主体（民众）为立足点，而民间佛教除了具有民众的含义外，也包含了流播范围（民间）。可以说，信仰主体和流播范围是民间佛教的应有之意。除此之外，还可以从内容、特点和功能对民间佛教作界定。民间佛教在信仰或修行上表现出功德的内容，在特点上具有强烈的功德性色彩，在功能上强调实用性。从民间是劳动群众之间的意义上来讲，民间佛教是民众佛教。它与精英佛教（包括高僧佛教和居士佛教）有明显的差别。从民间是人民之间的意义上讲，民间佛教是佛教的中国化，它与印度佛教既相关联又有差别。从民间是非官方的意义上讲，民间佛教是在特定时代和社会未得到官方承认的佛教，相对正统佛教而言，它是异端佛教，最明显表现为民间的淫祀。因此，民间佛教是以劳苦大众为信仰主体，主要流播于民间，以功德为修行内容和突出特点并富有实用性的佛教。从文明交往看，民间佛教是佛教的中国化，它在中国的展开，既与正统佛教有所不同，又与精英佛教有所差别。
　　二、民间佛教的基本类型和表现形态
　　“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价值在文明。”佛教在两汉之际进入中国，外来文明和本土文明的交往必然要经历一个碰撞、冲突、融合的过程。外来文明要想融人本土文明，实现本土化，传播途径和传播方式是至关重要的。在民间，佛教与道、儒以及宗法制传统宗教进行对话，佛教在精英阶层和民间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它们与正统佛教、佛教的淫祀在异彩纷呈的中国民间背景中进行着对话。民间佛教既反映了外来文明和本土文明的对话，又是大众文化的典型表现，并且滋养着异端文化。因此，民间佛教成为文明交往和文明对话的一面镜子。
　　异端佛教是与正统佛教相对的一个概念，它构成了民间佛教的第一种类型。异端佛教传播方式和传播的内容更秘密、不公开，在特点上表现出强烈的人世性和功利性。异端佛教体现了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双重对话。从对话的性质上看，对话具有不平等性和不平衡性。相对于正统佛教，异端佛教是非官方的，并且含有贬义。以官方态度为区分标准，异端佛教理所当然处于不平等地位。正统佛教得到政权的支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而异端佛教时而遭到朝廷镇压。从对话的形式上看，异端佛教的内容多来源于正统佛教，并由官方向民间传播，民众积极吸纳使之成为异端佛教的一部分。异端佛教形成后，又积极向社会上层传播，但这种传播很容易受到社会上层的阻碍，同时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上层，并形成深厚的社会文化积淀。以俗讲为例，它一开始遭到州学博士的反对，并且为士人所不齿。到后来，俗讲受到皇帝的喜爱。民间文化无形中影响了社会上层，这反映了佛教和中华文明交融的特色。从对话的成果上看，对话双方相互吸收、包容。由于异端佛教处于不平等地位，它和正统佛教的对话是很有限的，它更多伴随着中印文明的交往而展开。政治和伦理成为影响对话的主要因素。朝廷对异端佛教结社心存疑忌，是因为怕聚众闹事。顺应佛教中国化的要求，异端佛教与正统佛教的对话体现出对话的背离性，即异端佛教坚持自己的方向和独立性，如对人鬼的信仰，这与宗法制传统宗教有莫大关联。
　　民众佛教是民间佛教的第二种类型，它与精英佛教相对，以行功德为主要内容，以抄经、刊经、听经、念佛、造像、拜佛像、建寺、行善事为主要表现形态，典型地体现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对话。以智慧和功德并重的精英佛教和以功德为主的民众佛教的对话，和中印佛教的对话有很多一致之处。因此，精英佛教和民众佛教的对话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印佛教的对话。大致讲，精英佛教更贴近印度佛教，而民众佛教更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佛教的基本精神。从对话的前提看，对话以差别为基础。佛教是精致的理论，它与魏晋玄学颇多一致，因此为文人所信奉。精英阶层以其知识背景体悟“般若”，而下层民众只能以功德方式去实践。从对话双方的地位看，精英佛教是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而民众佛教则属于非主流文化。民众佛教体现的简易和通俗特征表现了中华文明的特质。精英佛教更多继承印度佛教，并且在历史长河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从对话的形式看，两者互为所用。民众听讲高僧或文士讲经，力图体悟智慧；高僧等也以通俗形式表达佛的智慧。精英佛教从内容上影响民众佛教，而民众佛教的结社等形式为精英佛教所吸收。从对话的结果看，不同文明实现融合。以禅宗为例，“直证本心，不立文字”，力求从内心体悟智慧，是对印度文明的继承。同时又借助棒喝等形式体现了民众佛教的简易性，表现了中华文明的特质。
　　三、民间佛教的理论基础
　　民间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特殊表现形态，它之所以非常独特，在于民间佛教的背后有理论作支撑，这些理论是在延承印度佛教的基础上，实现本土化的结果。
　　与正统佛教相比，异端佛教在政教关系、伦理道德上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点。异端佛教之所以是异端，是因为得不到官方的承认。官方之所以敌视异端佛教与异端佛教的内容固然有关联，更多的是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异端佛教在传播方式上更神秘，在传播过程中有不同身份人员的聚合，容易引起朝廷的注意。因此，异端佛教与朝廷处于对立地位，是由朝廷对异端佛教的敌视引起的。尽管异端佛教与朝廷处于对立地位，但异端佛教参与广泛的政治生活，并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正统佛教积极适应儒家伦理，甚至在译经过程中将儒家伦理加人佛经中。异端佛教在某些方面则不合乎儒家伦理规范，这在异端佛教中虽然不多见，但也成为被官方敌视的原因之一。
　　民众佛教片面强调因果报应和业报轮回，并以功德、他力拯救和“易行”为理论支撑。“所谓功德，指从事各种修福积德的行为，诸如造像、修寺、开窟、建塔、写经，乃至修桥、铺路、怜老惜贫等行为后所产生的一种可以引得福报的神秘物质，属于无表业。所谓功德转让，广义地说，是指某人修积的功德，不仅可以使本人消除罪孽，使他人得到美好的未来；而且可以转让到他人身上，消除他人的罪孽，使他人得到美好的未来。狭义地说，则指佛或大菩萨可以用自己修积的宏大功德佑庇所有的信仰者，消除他们的罪孽，使他们得到解脱。”原始佛教比较注重智慧，这从缘起论可以看出。缘起是原始佛教的核心，是关于认识论的内容，因而强调智慧。初期和中期的大乘佛教也比较注重智慧，《金刚经》的“性空幻有”就是典型的关于智慧的学说。佛经还对单纯修功德和单纯修智慧作了对比：“须菩提！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布施；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此菩萨胜前菩萨所得功德。须菩提！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可见，单纯修智慧比单纯修福德成就更大。《优婆塞戒经》还对修功德和智慧的四个层次作了说明：“善男子，有是智慧、非波罗蜜；有波罗蜜、非是智慧；有是智慧、是波罗蜜；有非智慧、非波罗蜜。是智慧、非波罗蜜者，所谓一切世间智慧、声闻、缘觉所得智慧。是波罗蜜、非智慧者，无有是义。是智慧、是波罗蜜者，所谓一切六波罗蜜。非智慧、非波罗蜜者，所谓一切声闻、缘觉、施、戒、精进。”在部派佛教时期，曾经出现过诸多崇拜，这种情形在晚期大乘佛教表现得更明显。“晚期大乘佛教尽管还标榜般若，但更强调方便，肯定烦恼作为方便的妙用，肆无忌惮。这种学说终于成为印度佛教最后期的主流。”密教在民间的发展更成为这种典型的代表。中国佛教则将佛崇拜推向三宝崇拜。印度佛教在中国传播时，崇拜更向极端发展，这从中国古代的史书典籍和通俗小说中随处可见各种崇拜得到证明。归根究底，是神灵的力量满足了信众的需求。民众佛教具有简易、便捷的特征，固然与中国的民间风俗有关联，还与“易行”理论有很大关系。晚期大乘佛教时期，“金刚乘”泛滥于民间，有些僧众为“易行”作辩护。“昙鸾认为所有佛教法门可以类别为难行道、易行道两种。靠证悟诸法实相、苦修禅定，凭借自力得到解脱，好比陆路步行，是难行道。靠信佛的愿力与信佛的因缘，靠阿弥陀佛的功德救拔，亦即凭借他力得以往生净土，好比水路乘舟，是易行道。他的这种判教观点从理论上论证了民众佛教的合理性。”
　　总之，民间佛教主要发扬了印度佛教从外在形式实现超越的理论，在中国民俗生活背景下形成了独特的民间佛教形态，实现了本土化。这既显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又显现出功利、实用色彩。
　　四、结论
　　1．民间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特殊形态，它与外来宗教、道教、政治、伦理、民俗、经济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如袄教对佛教的建筑风格、本生产生影响，摩尼教对大众巫术产生影响。道教的包容性很强，佛教的东传为道教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如道教将佛教的盂兰盆节引人改造成中元节，并取得了对盂兰盆节的优势。道教还吸收佛教的俗讲和乐曲扩大在民间的影响。民间佛教既与政治、伦理有一致的方面，又体现出背离的特征。民间佛教的民俗化特征促进了经济繁荣，这是由文明的本土化路径决定的。民间佛教是印度大乘佛教特别是晚期大乘佛教的延承和发展。从部派佛教开始，佛教内部面临分裂，体现出对佛的崇拜。晚期大乘佛教揉合民间信仰将佛的祟拜推向极致。中国佛教更将佛崇拜发展为三宝崇拜。无论是佛崇拜还是三宝崇拜都是对原始佛教的反叛，这引起原始佛教在两方面的转变：一是神的非主宰性向主宰性的变化，并且神在种类上多为职能神，职能上又体现出泛化的特征；二是原始佛教的内外双修、止观并重逐渐演化成对外在形式（如功德）的追求。这说明，佛教的发展不可能脱离社会需要，这也成为佛教世俗化不可避免的矛盾。
　　2．从佛教与世俗化的关系上看，民间佛教存在着佛教世俗化和世俗的佛教化两个不同而又联系的过程。印度佛教徒涌人中国理所当然以宣扬佛教为出发点，因而世俗生活佛教化是其根本，但宣扬佛教需要不断深人民间，这就造成佛教世俗化和世俗佛教化两种不同的结果。政教关系的分离是世俗化的外在标志。虽然在古代中国教权从属于政权，但佛教广泛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这就为佛教的世俗化提供了条件。世俗化是一个发展问题，随着发展的不断进行，世俗化越来越突出，因而很多宗教出现向原初意义宗教的回归，而现代性和全球化更加深了世俗化的复杂性。历史发展表明，发展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因而合理处理好宗教和世俗化的关系要坚持两个方向：一是顺应社会发展；二是坚持宗教的根本精神。
　　3．从文明交往看，民间佛教展现了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正统文化和异端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交往的三重特点。民间佛教首先是外来文明（主要是印度佛教）和本土文明（中华文明）的交往，即民间佛教是以佛教在中国的流播为前提的。在中印文明交往中，印度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更大，体现了文明交往的不对称性。从文明对话看，不同文明的对话形成了正统佛教和异端佛教、精英佛教和民众佛教两大不同系统。这两大不同系统既涉及到不同文明的对话，又涉及到相同文明的内部对话。就印度来说，两大系统在印度大乘佛教晚期表现很明显，这与佛教和印度教、密教的对话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存在对话，而且它们和正统佛教、精英佛教之间也存在对话。
　　综上所述，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民间佛教延承印度佛教某些内容，在特殊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下，形成了独特的表现形态，展现了文明交往和对话特征，成为解决文明交往和文明对话的成功范例。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探讨民间佛教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