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僧人对佛教文化的巨大贡献——“华严三圣”的滥觞

　　五台山僧人对佛教文化的巨大贡献——“华严三圣”的滥觞
　　崔文魁
　　在佛教的经典中，不仅有“西方三圣”、“东方三圣”，而且还有“华严三圣”。那么，“华严三圣”的思想、造像源于何时何人?其义何如?本文就此作一探讨。
　　在唐代居士李通玄所著的《略释新华严经修行次第决疑论》卷第一之上载：
　　此一部经(指八十《华严经》——笔者)，以文殊师利，此云妙德，明无相法身智慧门。毗卢遮那佛，此云种种光明遍照。以根本智光遍照种种众生，同行济生，名日普贤。无相法身，明成普贤大悲之行，处世间而不染也。根本智明，神性光明，自无体性根本之相，善知一切众生业果根种，悉皆明了，名之差别智。此三法是一体性。
　　文殊、普贤、毗卢遮那，三法体用平等，名为一乘。
　　这里指出，毗卢遮那佛、文殊师利菩萨和普贤菩萨，是《华严经》中的三位圣者。从而提出了“华严三圣”这一思想。
　　在《新华严经论》卷第三中，他又说：
　　总相具德有三：一佛，二文殊，三普贤。佛表果德无言，当不可说不可修不可得不可证，但因成果自得。文殊因位可得，以此说法身果德。劝修普贤自行可行，行其行海充满法界故。用此三德，将为利乐有情。文殊成赞法身本智，普贤成其差别智之行德。一切诸佛皆依此二尊者以为师范，而能成就大菩提之极果。
　　用佛、文殊、普贤三德互为主伴，以成法则，化利众生之首。佛收一切果，文殊收一切所行因果法身本智，普贤收一切因果行身差别智……三人互体成一法界之体用也，即文殊为始见道初法身本智之门，普贤即为始见道之后行行之门，佛即二事之中无作体也。
　　这里指出，任一法界都具有三德：一是佛，二是文殊，三是普贤。而其中的毗卢遮那佛是法身的果德，文殊是因位的智德，普贤是因位的行德。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总别关系，二、主伴关系，三、因果关系，四、体用关系等等。
　　华严四祖澄观国师继承发展了李通玄的这一三圣思想，在其《三圣圆融观门》中，开宗明义地说：
　　三圣者，本师毗卢遮那如来，普贤、文殊二大菩萨是也。
　　这就明确提出了“华严三圣”的命题。至于三圣之间的关系，他也作了深刻发挥。他说：
　　三圣之内，二圣为因，如来如果。果超言想，且说二因。若悟二因之玄微，则知果海之深妙。
　　文殊、普贤是因，毗卢遮那佛是果。以果超语言思想，不可说不可修不可得不可证，所以，只好演说文殊、普贤二因。这还因为，悟得文殊、普贤的幽微玄妙，就可知道毗卢遮那佛的精深微妙。那么，文殊、普贤的关系如何呢?在同书中，他又说：
　　“一、相对明表，二、相融显圆。”
　　其中，相对关系有三：“一、能信所信相对，二、解行相对，三、理智相对。”
　　这就是说，文殊表示能信之心，普贤表示所信法界，即在缠如来藏。又以信可始生，理唯极见，所以，文殊居初，普贤在后。其次，文殊表示能起之解，普贤表示所起万行。复次，文殊表示能证大智，普贤表示所证法界，亦即出缠如来藏。
　　其中，相融显圆关系有二：一、“二圣法门各自圆融，二、二圣法门互相融通”。
　　所谓“二圣法门各自圆融”，就是说文殊的信、解、智三事融通；普贤的理、行、体三事涉入。这是因为，由信才能成解。有解无信，徒增邪见。有信无解，也是无明。只有信解真正，才能了达本原，成其极智。极智反照，不异初心，故《华严经》说：“初发心时便成正觉。”因此说，文殊三事融通。这是因为，理若无行，理终不显。依体起行，行不称体。由行证理，理无行外之理。由理显行，行无理外之行。所以，随所证理，行无不具。因此说，普贤三事涉入。
　　所谓“二圣法门互相融通”，就是说二圣那相对的能所、解行、理智都具有不二关系。为什么呢?这是由于，以信方能认识法界，信不认识法界，信就是邪信。因此说，能所不二；这是由于，籍解方能起行，称行才不异解，故日解行不二；这是由于，理是智用，体理才能成智。反之，智照于理，智理冥符，才是真智，故日理智不二。
　　总之，文殊、普贤所示之法互即互融而重重无尽。这就表明他们至佛果之因已经完成，因之立场与果之立场同一，且归属于佛果境界。由是，文殊、普贤和毗卢遮那如来就融为一体了。这就叫三圣圆融。
　　澄观国师的这一“三圣圆融”思想，说明了“佛心，众生心，乃至于自心，三心无差别”；所证之“理、证、智”亦不离心；众生之心念即如来藏，在不空如来藏之一面为普贤，在不空如来藏之另一面为文殊，而总如来藏之理是毗卢遮那佛。在此一念上具足三圣圆融之相的观法，就是“三圣圆融观”。 ．
　　既然，三圣圆融观是观想三圣一体、圆融无障之相的一种观法，那就要有一种直观地表现文殊、普贤和毗卢遮那如来形象的实物。于是，澄观国师的高足——圭峰宗密就按其师之意创造了“华严三圣”之像。他在其《圆觉经修证仪》卷第一《圆觉道场礼忏禅观等法事》中的《道场事七门》的《第六门严处》中说：
　　若在人间，须除去一二尺旧土，以香泥泥地，悬诸幡花，当中置卢舍那像，两畔置普贤、文殊二像，是为三圣。点莲花灯，焚百和香，诸庄严具。
　　这里的卢舍那，即毗卢遮那，就是《华严经》中说的莲华藏世界的教主，即前面说的不可说不可修不可得不可证的法身佛。
　　从此，以毗卢遮那佛居中，文殊、普贤居其两畔的“华严三圣”造像就应运而生了。据文物管理部门考察，四川省邛崃县石笋山上有开凿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的华严三圣龛。其主像为结跏趺坐于千叶莲花台上、手结禅定印的毗卢遮那佛，左侧为骑着六牙白象的普贤菩萨，右侧为骑着绿毛狮子的文殊师利菩萨。他们前面还有合掌站立的两位童子。这是我国现存的最古的华严三圣像。
　　五台山南禅寺是我国著名古刹，寺内大佛殿是重建于“大唐建中三年”(782)的木构建筑，内有同期彩塑17尊。佛坛中央为结跏趺坐予饰有莲花的八角束腰须弥座上的释迦牟尼，左右两侧为迦叶、阿难二弟子，前面还有两尊跪着的供养菩萨；佛坛左面为骑着六牙白象的普贤菩萨，旁有牵象的昆仑奴和童子，前后各有胁侍菩萨一尊；佛坛右侧为骑着绿毛狮子的文殊菩萨，旁有牵狮子的于阗王和善财童子，前后各有一尊胁侍菩萨；佛坛前两侧各站着一位雄纠纠的怒目金刚。这组塑像同敦煌莫高窟唐塑如出一辙，为唐代艺术的典范。在弘学编著的《佛教图象说》第二章《佛部图像》的第二节《大日如来与毗卢遮那佛》中说：
　　《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谓，释逛牟尼名毗卢遮那、遍一切处，成就常乐我净之四波罗蜜，住于常寂光土。
　　因此说，五台山南禅寺这组唐代彩塑乃为“华严三圣”彩塑。
　　诚然，无独有偶。在杭州灵隐寺前飞来峰青林洞入口处的岩壁上，就有雕刻于北宋乾兴元年(1022)的华严佛会浮雕。其中的“卢舍那佛会一十七身”就是：中为卢舍那和其弟子迦叶、阿难，左右分别为骑着狮子的文殊菩萨和骑着白象的普贤菩萨及二位从者，背后四位胁侍菩萨，还有四大天王及龛外面的两尊飞天。其像龛上的题刻是：
　　弟子胡承德，伏为四恩三有，命石工锡卢舍那佛会一十七身，所期来往观瞻，同生净土。时宋乾兴口口四月口日记。
　　说明这一“卢舍那佛会一十七身”浮雕，就是一幅大型的“华严三圣”像。
　　这组“华严三圣”像和前面石笋山的“华严三圣”像、南禅寺的“华严三圣”像比较，就是文殊和普贤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即前面是主智的文殊在毗卢遮那佛右、主理的普贤在毗卢遮那佛左，这显示的是理智涉入的胎藏界曼陀罗。
　　总之，“华严三圣”及其“三圣圆融”思想是源于唐代著名居士李通玄，而继承发挥完善这一思想及其“三圣圆融观”法的则是唐代著名的清凉国师澄观，而将此运用于实践并提出“华严三圣”造像的则是澄观国师的高足圭峰宗密禅师。按明代高僧镇澄法师撰的《清凉山志》说，李通玄曾至五台山大华严寺研习《华严经》，是唐代五台山佛教的著名居士。澄观国师是五台山大华寺的高僧。圭峰宗密禅师不仅是澄观国师的传法继承人，而且也曾至五台山取经学法。他们三人都是五台山华严学的奠基人。因此说，他们创造的“华严三圣”、“三圣圆融”思想、“三圣圆融观”法和“华严三圣”造像，不仅是对五台山佛教文化的巨大贡献，而且也是对中国佛教文化乃至世界佛教文化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