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论》在佛教史上的意义(三)
《肇论》在佛教史上的意义(三)
台南师院助理教授 邱敏捷译注
(四)僧肇的出家与师事鸠摩罗什
以老庄为心要的年轻僧肇,不以为足,后因读《维摩诘经》而欢喜出家,钻研佛教,善方等(大乘),兼通三藏(小乘)是在冠年,也就是二十岁以前。假如生于三七四年,十八岁出家,那就是后秦姚苌建初六年、东晋太元十六年。亲近老庄的长安青年玄学者,透过《维摩诘经》而出家,通达与当时玄学界有关的佛教知识层之教学中心《般若经》等大乘佛典,又兼通于三八○年代陆续传来的“说一切有部”系统为中心的小乘教学,此与前述的长安佛教界的情势紧密相合。
吸引青年玄学者僧肇进入佛门的《维摩诘经》,与《般若经》同样是阐明“空”义的初期大乘经典之一,在中国已陆续有吴.支谦、西晋.竺法护、西晋.竺叔兰三译本,比对、校勘、揉合三译本的事业,由东晋初期的支敏度进行,与《般若经》一起被研究,而此《维摩诘经》特别受到玄学者与贵族的清谈社会所喜爱。机智纵横,出处自在的俗家长者维摩居士,正是当时理想的玄学名士,维摩居士与来探望的文殊菩萨等数千位菩萨声闻,所作的法论,正如当时中国社会喜好的一流玄论嘉会。此经为玄学流行的社会所欢迎,是当然的,而在僧肇青少年期的长安地方也非常流行,此事由同时代的前辈僧睿所说可知:
予始发心,启蒙于此(《维摩诘经》),讽咏研求,以为喉衿。禀玄指于先匠,亦复未识其绝往之通塞也。既蒙究摩罗法师,正玄文,摘幽指,始悟前译之伤本,谬闻之乖趣耳。49
长安的僧睿与僧肇,在其入佛门之初,两人皆受此经所启发,且从鸠摩罗什而得明其真义,感激之余,遂皆注此经。
在僧肇的传记中记载,出家的僧肇,及冠年名振长安,竞誉之徒皆羡其早达。笔者推定僧肇二十岁,是后秦姚苌死、姚兴即位之年。从四方来都城游学而挑战僧肇在玄学上的议论者,受挫于其幽玄、锐利的思辨论说,都城的宿儒与关外的英彦,皆屈服于年轻僧肇的玄论。大概在二十三、四岁,在长安玄论学得到无与抗衡的名声。在崇尚“嘉遁”、“隐逸”的社会,在出家教团有杰出的表现,这是其在世俗社会能成名的原因。在受名门豪族压制的时代,佛教开启俊秀从下部阶层进入上层社会的道路,这是值得注意的。僧肇出家,是为得名声,或为求道,不能轻下判断,但是,充其量仅二十岁又没有门阀、财力与官权的他,之所以能在长安的玄学界,得到压倒四方的学徒与长安的宿儒的名声,不用说,虽依其实力,也是因其僧界生活的背景。
这时,龟兹的大乘学者鸠摩罗什,随远征西域的前秦将军吕光来到姑臧,而其名声,早已闻名长安,后秦王室与佛教界,盼望其到来。后秦姚苌与姑臧的后凉王交涉鸠摩罗什入关而被拒,其次姚兴也提出要求,而后凉王怎么也不允许50。长安佛教界期望鸠摩罗什的入关,虽然国王再三的尽力,但仍难于实现。因此,研究意欲旺盛的年轻僧肇,遂有姑臧行。宝云、智严等人相继到西域求法,是晋隆安(397-401)之初,法显等人西方求法的一团从长安出发的壮途,是弘始元年(399)。这时候,在长安佛教界的青壮年,求道留学的热情很高。在《肇论》的〈涅槃无名论〉云:“在什功门下,十有余载。”假如三八九年到姑臧,则前后师事共十二年。僧肇的姑臧行也在这时候(推定二十五岁)。鸠摩罗什在三八五年即来姑臧,因此已通达中国语。罗什对于远来师事的僧肇“嗟赏至极”(〈僧肇传〉)。
可是在后凉,于三九九年末吕光卒,互争王位,在弘始三年(401)凉王纂被杀,吕隆即位,杀害多数反对者,国内不安。后秦乘此机,七月以姚硕德为将军,攻姑臧,九月吕隆降,其子弟及文武旧臣等人五十余家,作为人质被送至长安51。先前姚兴即期望迎接罗什,因此不久罗什被迎入长安。僧肇〈般若无知论〉云:
弘始三年,岁次星纪。秦乘入国之谋,举师以来之。52
鸠摩罗什入长安,是在这年十二月二十日,这件事僧睿也有明记53。
僧肇姑臧行的年次,不确定,假如是如上所述的二十五岁时,他在满三年间师事鸠摩罗什后,与其师一同回长安。姑臧问法的僧肇以《维摩诘经》为媒介而进入佛教,当时的长安佛教界,特别是知识阶层之间,以《维摩诘经》、《般若经》等大乘经为中心研究其“空”义,僧肇也被认为是其研究者、求道者代表之一,鸠摩罗什也同样是以般若等为中心的大乘佛教学者,这又是长安佛教界众所周知的,其大乘空义是承继、祖述印度龙树系佛教,由上诸述可知,到姑臧的僧肇参访罗什,罗什教导僧肇的佛教学也是维摩、般若系的大乘教义,是龙树系空观佛教,这是可以推知的。
僧肇在姑臧,师事罗什的期间,即使很短,但他是长安汉族佛教徒之中,最早进入罗什之门的人,也是透过罗什接触般若学权威的人,随从罗什回到故乡长安,此时的长安国势越发充实、学术愈来愈振兴,尤其朝野期待迎接罗什而兴隆佛教。僧肇年纪虽轻,但在长安学界、佛教界早已闻名。姚秦朝廷尊宠罗什,又期待其传道翻译活跃,因此,可能也同时起用其身边的爱徒僧肇。在秦王发愿进行国家的翻译事业时,年轻的僧肇同时与长安佛教界的长老先学,时常随侍于罗什身边,参与新译经典的议定与讲述。他也撰述了《肇论》诸篇。
《肇论》是僧肇的思想,继承罗什所教之处最多。可以说,此书是由具备玄学教养与长于辩论的僧肇,而给与中国玄学界的罗什之学说。为了理解僧肇的思想,不可不知鸠摩罗什。
三、鸠摩罗什
(一)生卒年代的推定(350─409)
收于唐.道宣《广弘明集》卷二一的僧肇所撰〈鸠摩罗什法师诔〉,载罗什之卒年为:
癸丑之年(四一三)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于大寺。54
鸠摩罗什的年代一般以为是三四四到四一三年,但是这篇诔文不一定可信。笔者检讨《高僧传》等书,推定其生涯大体是从三五○到四○九年。
鸠摩罗什的传记有: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十四、梁?慧皎《高僧传》卷二,以及依唐太宗所敕、依十八家的晋史而新编的《晋书》卷九十五,关于其卒年,最早的《出三藏记集》只记:“晋.义熙中(405-418)卒于长安。”《晋书》全然未记其卒年。被认为继承、补正《出三藏记集》与梁?宝唱撰《名僧传》的《高僧传》之〈鸠摩罗什传〉,明白记载年月日为:“伪秦弘始十一年(409)八月二十日,卒于长安。”《高僧传》的作者对于罗什卒年的决定下相当苦心。在传末云:
然什死年月,诸记不同,或云弘始七年,或云八年,或云十一年。寻七与十一,字或讹误。而译经录中,犹有十一年者。恐雷同,三家无以正焉。55
慧皎认为七是十一的误写,而查阅经录中,因还保存弘始十一年鸠摩罗什的译作,故不采取弘始七年、八年的说法,而采用十一年的说法。
在梁代续出的撰述僧传诸家的僧祐、宝唱两者之后,不用说,探求更广博的资料,有关鸠摩罗什卒年的检讨,特别努力寻求的慧皎,对于最亲近侍奉鸠摩罗什,为门下中的异才,与江南佛教界有渊源的僧肇所撰之〈鸠摩罗什法师诔〉一文,全然不知。
其后隋开皇十七年(597)翻经学士费长房撰《历代三宝纪》,在〈鸠摩罗什传〉,以及僧肇的撰述、传记,也不见〈鸠摩罗什法师诔〉。
更奇怪的是,以鸠摩罗什、僧肇为媒介的龙树系佛教开三论宗的吉藏(594-623)也不知。吉藏在江南修学三论的教学,其后来长安出家,在唐初成为京师重要十大德之一56。在道宣撰述《广弘明集》之处,即便是专弘鸠摩罗什与僧肇的佛教、撰述多数的著述的同时代的先辈学僧吉藏,也不知道宣所集录僧肇的〈鸠摩罗什法师诔〉,关于鸠摩罗什的卒年,在其所著《百论疏》与《维摩经义疏》卷五,记为弘始七年十二月,在《法华游意》说为弘始八年八月二十日。
更奇怪的是,继承道宣事业的,长安西崇福寺智升的态度。智升在开元十八年(730)撰《开元释教录》,编入道宣多数的著述于“大藏经”中,关于理应收入〈鸠摩罗什法师诔〉的《广弘明集》云:
《广弘明集》三十卷七百七十纸上一集三十卷分为四帙(第一帙十第二帙七第三帙七第四帙六)57
因此或许知道〈鸠摩罗什法师诔〉的存在。然而,他在同书(卷四)记载鸠摩罗什的传末,讨论他的卒年,检讨〈成实论后记〉与僧肇〈涅槃无名论上姚兴表〉,以为罗什的卒年必须在弘始十四年以后,而不是《高僧传》著者所说的弘始十一年,并以“什的卒年月不确定,不外在弘始中”作结,对于一见即能解决此问题的诔文,一句也未提及。显然智升也全然不知道宣所收录的僧肇〈鸠摩罗什法师诔〉。特别在论罗什的卒年月,排除以往说法之时,也未论及诔文的存在,怎么说也不能理解。他似乎故意忽视〈鸠摩罗什法师诔〉的存在,换言之,可能不认为其有真实性。这诔文可能是在开元时代后才编入《广弘明集》。
因此,关于诔文的真实性,不得不怀疑,从下文与鸠摩罗什有关系者之行止,可以证明罗什的死比诔文所说的弘始十五年还早。
印度阿毗罗的人,佛驮跋陀罗(Buddhabhadra 觉贤)(359-429)是罽宾知名的禅师,接受求法的中国僧智严的恳请,由海路至青州东莱郡,又入长安依鸠摩罗什。在其传记云:
什大欣悦,共论法相,振发玄微,多所悟益。因谓什曰,君所释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老故尔,何必能称美谈。什每有疑义,必共咨决。58
久离故乡而年老的罗什,能与佛陀跋陀罗共论其五十年前曾经留学的、亲近的印度最近的佛教,的确是很欢喜。当时西北印度新的大乘教学兴隆,呈显大小乘相对之盛况,因此罗什可能从佛驮跋陀罗得到很多。但是佛驮跋陀罗是重禅体验的严肃的实践者,与出入当时姚秦宫廷,结合世俗荣达的罗什一门的生活态度不同:
秦主姚兴,专志佛法,供养三千余僧,并往来宫阙,盛修人事。唯贤,守静不与众同。……大弘禅业。59
收于《肇论》之〈答刘遗民书〉也云:
禅师于瓦官寺,教习禅道。门徒数百,夙夜匪懈,邕邕萧萧。致可欣乐。
60
可见,僧肇非常敬服佛驮跋陀罗的指导。以罗什、僧肇为首,对他有好意或敬意的人也不少,但至少他与“出入宫廷,盛修人事”的官僚的中国僧徒性格不同的新来外国僧,这是可以清楚察觉的。恰巧佛驮跋陀罗的门人宣说得阿那含果,因而被长安佛教界的耆宿、僧官僧碧、道恒等人,以违反律制逐出长安教团。佛驮跋陀罗与弟子慧观四十余人进入南方庐山,“停山岁许”西入江陵,这时来讨伐刘毅的晋太尉刘裕(宋武帝),经由其部下袁豹得知,在刘裕归建康时,佛驮跋陀罗也被招至建康的道场寺。61
刘裕的军队诛杀江陵的刘毅是在义熙八年(弘始十四年,412)的十月,刘裕在十一月进入江陵,翌年二月归建康62。袁豹也死于这年,也就是诔文所说的罗什的卒年63。佛驮跋陀罗、慧观滞留江陵是在刘裕治下的义熙八年十一月到翌年二月之间。佛驮跋陀罗到长安是在义熙八年末之前,即“庐山滞留岁许”以前。进而在《出三藏记集》卷十四的佛驮跋陀罗传云:
顷之,佛贤至庐山。……自夏迄冬,译出禅数诸经,佛贤志在游化,居无求安,以义熙八年,遂适荆州。64
从这些可知,佛驮跋陀罗在庐山译经是义熙七年,也就是从弘始十三年的夏天直到冬天,佛驮跋陀罗的长安落脚,至少能回溯到这年的春天左右。而且是在罗什殁后,这件事由〈慧观传〉所说:“什亡后,乃南适荆州(江陵)。”即可明白(《高僧传》卷七)。这样,罗什的死,诔文所说的弘始十五年(义熙九年)就不成立,至少在弘始十三年之前。若如此,《高僧传》罗什殁年的数种说法,所设定的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在现存资料的范围最为稳当。又,附在〈般若无知论〉之后,记载八月十五日的僧肇的〈答刘遗民书〉,此信被认为或许写于弘始十一年,其中写到罗什健在(参照次章),收于《广弘明集》的姚兴给其弟安成侯嵩论述佛义的书信中说:
吾曾以己所怀,疏条摩诃衍诸义,图与什公评详厥衷,遂有哀故,不复能断理义。未久,什公寻致变,自尔丧戎相寻,无复意事,遂忘弃之。65
所谓罗什的“致变”,是否表示急死?精力充沛且忙于译业的罗什,就其年龄可能会如此。假如八月二十日急死,《高僧传》的卒年月就不矛盾。
但罗什的卒年假如是在弘始十一年八月,尚有一个困难,即与收于《出三藏记集》的〈成实论后记〉矛盾:
大秦弘始十三年岁次豕韦九月八日,尚书令姚显请出此论,至来年九月十五日讫,外国法师拘摩罗耆婆,手执胡本,口自传译,昙晷笔受。66
《成实论》依尚书令姚显之请,在弘始十三年、十四年,由昙晷也就是昙影笔受而成,而这时的尚书令是姚弼67。善于参考《出三藏记集》的慧皎(479-554)也不认为弘始十三年、十四年有罗什的翻译,而采取十一年卒的说法,在《成实论》研究兴盛的江南,不断研究三论的宗祖吉藏,也不这么认为。不仅如此,隋代的《历代三宝纪》与初唐的《大唐内典录》,都记载《成实论》被译于弘始八年。
日本澄禅《三论玄义检幽集》(弘安三年,1280撰)卷三引用梁.智藏(458-522)〈成实论大义记〉中说:
秦主姚略弘始十三年,尚书令姚显,请彼法师于长安始译此论,听众三百,亦影笔受。其初译国语,未暇治正,而沙门道嵩便赍宜流。及改定,前传已广。是故此论遂两本俱行。其身受心法,名念处者,前本也。名为忆处者,后本也。
此书假如能信赖,在梁代,有《出三藏记集》的著者所见的后记的《成实论》流传,可能智藏也依此后记。但是同时代的后辈慧皎不采取这说法。《成实论》未治定本很早弘传流布,即使有治定本也不能去掉未治定本。卷数有二十卷本与十六卷本等等。由于不同的译本而形成以《成实论》为中心的学派教团,某教团为使其译本具权威,或许撰述与历史事实矛盾的〈成实论后记〉。
《高僧传》卷六的〈昙影传〉记载,于《法华经》译出之前,《成实论》已译出,由昙影整理其支离的内容而呈给罗什,〈僧睿传〉则说,在《法华经》之后译出《成实论》,僧睿受罗什之命而讲述之68。此二传何者正确,现行本是否有误写(例如,把“复”误写为“后”),不能骤下定论,《法华经》译于弘始八年五月,假如在其前后译出《成实论》的初稿,则《历代三宝纪》与《大唐内典录》记载为弘始八年译,或许可以成立。再治本的译出,可能至少在数年之后。大概在罗什殁后才公开。改订本不能以权威而排除未治定本,或许因罗什已圆寂。
要言之,笔者不能武断判定《成实论》翻译于何年,但是后记与诔文难于相信,故不能否定《高僧传》所说殁于弘始十一年的说法69。
鸠摩罗什的卒年不确定,而订定其生年,在传中则有线索。
九岁伴随母亲到迦湿弥罗学习,十二岁回龟玆途中,月氏北山的一罗汉对其母云:“常当守护,此沙弥若至三十五不破戒者,当大兴佛法度无数人,与优波掘多无异。若戒不全无能为也。正可才明携诣法师而已。”70由此事看来,同传所记载,吕光于三八四年降服龟兹,掳获鸠摩罗什,见其年尚小,强迫妻以龟兹王女,使饮酒同闭密室,因此罗什破戒,可能是为这样的经历作辩护。大体说来,鸠摩罗什虽为僧人,却与妇女同栖,在《高僧传》也传说,安居长安的他,被姚秦王要求留下后裔,故接受妓女十人,在僧坊之外别居,而在《魏书?释老志》,太和二十一年(497)孝文帝下诏:“(罗什)又见逼昏虐,为道殄躯,既暂同俗礼,应有子胤,可推访以闻,当加叙接。”71鸠摩罗什门流,与视罗什为高僧的僧传作者,对于众所周知的高僧所不应有的破戒事实,确实也有辩疏的必要72。在《名僧传》卷二之〈鸠摩罗什传〉记载:“梦释迦如来以手摩罗什顶曰:汝起欲想,即生悔心事。”可能也是为辩护其破戒而编的故事。《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辩护其破戒生活是受吕光所迫,情非得已,不是高僧本意,即使是阿罗汉为伟大的罗什预知、警告其危期,但人力到底难敌宿业。这些记载大概很早就被创造。阿罗汉有无预言,不是问题。比丘鸠摩罗什在三十五岁破戒是事实,那是祖国龟兹败亡混乱期,在不信佛的征服者吕光之管理下,也就是,可能在三八四年,或三八五年。笔者大体推定鸠摩罗什被吕光掳获的三八四年,是三十五岁,其生卒年为三五○年到四○九年。
又,在罗什之师佛陀耶舍传所载,也可说诔文的三八四年七十岁圆寂之说,是不适切的。罗什从罽宾回龟兹途中,在沙勒师事佛陀耶舍。当时已经接受沙勒太子归依的佛陀耶舍,依传文所载至少在三十岁前后,也就是说,至少比罗什年长十七、八岁。其后,得到罗什的书信而东来,到长安见罗什,在弘始十五年(413)完成《四分律》、《长阿含经》等译业。其后回到印度,在罽宾托虚空藏经予商旅,而传到凉州(《高僧传》卷二)。假如依诔文所说,罗什的卒年在弘始十六年,佛陀耶舍回到印度时,也将近九十岁了。往还中亚不是不可能,但总是太年老了。因此,笔者对于罗什的生卒年的推定,比通常的说法早五年;即使是早五年,也算比较年轻而容易理解。
注解:
49*后秦.僧睿:〈毗摩罗诘提义疏序〉(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八,页
58下)。
50*《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及姚苌僭有关中,闻其高名,虚心要
请,诸吕以什智计多解,恐为姚谋,不许东入。及苌卒,子兴袭位,复遣敦
请。弘始三年……至五月,兴遣陇西公硕德,西伐吕隆。隆军大破,至九
月,隆上表归降,方得迎什入关。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于长安,兴待以
国师之礼,甚见优宠。”
51*参照《晋书》载记。又《通鉴纪事本末》卷十七的“秦灭后凉”之项,也
可参照。
52后秦.僧肇:《肇论》,页153上。
53*僧睿撰:〈大品经序〉(《出三藏记集》卷八)、〈关中出禅经序〉(同
上九)、〈大智度论序〉(同上十)等。
54唐.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三(《大正藏》第52册,页264下)。
55梁.慧皎:《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页333上。
56*《续高僧传》卷十一〈唐京师延兴寺释吉藏传〉。参照拙稿〈隋之征服江
南与佛教〉第五节(《佛教文化研究》卷三)。
57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二十(《大正藏》第55册,页697下)。
58梁.慧皎:《高僧传》卷二,页355上。
59同上注。
60后秦.僧肇:《肇论》,页155下。
61*《高僧传》卷二〈佛驮跋陀罗传〉。关于被处以摈出的觉贤的态度与行
动,如下所记:“贤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怀抱未申,以为慨然
耳。于是与弟子慧观等四十余人俱发,神志从容,初无异色,识真之众,咸
共叹惜。白黑送者千有余人,姚兴闻去怅恨。……南指庐岳,沙门释慧远,
久服风名,闻至欣喜若旧。……乃遣弟子昙邕致书姚主及关中众僧,解其傧
事。……贤志在游化,居无求安,停止岁许,复西适江陵。……时陈郡袁豹
,为宋武帝太尉长史,宋武南讨刘毅,随府届于江陵,贤将弟子慧观诣豹食
,……豹深叹异,以启太尉,太位请与相见,甚崇敬之。资供备至,俄而太
尉还都,便请俱归,安止道场寺。”
62*《宋书》卷二:“武帝(刘裕)纪(义熙八年九月),壬午发自京师,
……遣参军王镇恶,……前袭江陵。十月镇恶克江陵,毅及党与皆伏诛。十
一月己卯,公至江陵,……九年二月乙丑,公至自江陵。”
63*《宋书》卷五二,《南史》卷二六〈袁湛传〉。
64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四,页104下。
65唐.道宣:《广弘明集》卷十八,页228上。
66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一,页76上。
67*僧睿弘始九年〈自在王经序〉,有大将军尚书令常山公姚显。他什么时候
为尚书令不清楚。试从《十六国春秋辑补》的〈后秦录〉抄出。其文云:“
(弘始)九年,姚兴以太子泓录尚书事。十年,遣卫大将军姚显,率骑二万,为
诸军节度,至高平。(十三年)姚弼时为雍州刺史,镇安定。与密谋还朝,令
倾心事常山公显。……兴以弼为尚书令侍中大将军。(十六年)兴以弼文武兼
才,未忍致法,免其尚书令,以将军公就第。”弘始十三年一十六年姚弼为
尚书令。
68*兴勒住逍遥园,助什译经。初出《成实论》,凡诤论问答、皆次第往返。
影恨其支离,乃结为五番。竟以呈什。什曰大善,深得吾意。什后出《妙法
华经》(〈昙影传〉)。什译(《法华》)经至此(受决品)。……后出
《成实论》,令睿讲之。(〈僧睿传〉)
69*否定僧肇的〈鸠摩法师诔〉,采用《高僧传》的说法,能令实圆氏于昭和
十四年二月《文化时报》〈论罗什三藏的寂年与世寿〉已提倡。笔者赞同此
观点。又近人关于鸠摩罗什的研究有:羽溪了谛《鸠摩罗什的研究》(《艺
文》一之九、二之一),上原专禄的《鸠摩罗什考》(《一桥论丛》二二之
一)与《译注高僧传的什传》的Johannes Nobel, Kumarajiva(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z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27 )。
70梁.慧皎:《高僧传》卷二(《大正藏》第50册,页330中)。
71诏曰:“罗什法师可谓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寺,犹有遗地,钦
悦修踪,情深遐远, 可于旧堂所,为建三级浮图。又见逼昏虐,为道殄躯,
既暂同俗礼,应有子胤,可推访以闻,当加叙接。”(《魏书.释老志》卷
一一四)。
72*例如,在罗什活动的长安,戒行严肃的佛驮跋陀罗,指导禅定实践,与罗
什门下官僚僧的生活态度不同。罗什殁后,佛陀跋驮罗被摈出,与多数的门
下都移到江南。什系的学徒对于戒律严肃的人,可能被迫必要为罗什的破戒
而辩护。进而编纂《名僧传》或《高僧传》的梁武帝,要求僧人严肃的受持
斋戒。辩护列于高僧的罗什的素行,可能是必要的。
《妙心法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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