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传佛教史（七）

　　阇耶跋摩七世在登位时已五十多岁，约1219年顷死，死后谥号“伟大最高的佛教徒”。
　　阇耶跋摩七世去世后的二百多年，安哥王朝中渐渐式微。先是占城叛离，接着是单马令(Tanbralinga，后来的六坤)。泰国的日渐强大，对衰落中的安哥王朝尤具威胁。公元1225年，宋赵汝适所撰《诸番志》卷上真腊国条说：“真腊接占城之南，东至海，西至蒲甘，南至加罗希(Grahi)今猜耶)……其地约方七千余里，国都号禄兀(Angkor)……奉佛谨严，日用番女三百余人舞献佛饭……有神曰婆多利(Bhadra)，祠祭甚严。”可知佛教与婆罗门教同时盛行。
　　公元1296年，元周达观随便使至柬埔寨，将所见所闻撰成《零点腊风土记》，所记为十世纪至十三世纪的情形，是安哥王朝最灿烂的鼎盛时代。关于当时宗教方面，记有三种僧籍：“为儒者呼为班诘(Pasndita)；为僧者呼为苎姑(古暹罗语称僧人为Chau Kou)；为道者呼为八思惟(此名学者解释不一，有认为是禁欲者和苦行者Tapassin，有认为是巫术者或妖术者)。班诘……于项上挂白线一条，以此别其为儒耳。……苎姑削发穿黄，偏袒右肩，其下则系黄布裙，跣足。寺亦许用瓦盖，中止有一像，正如释迦佛之状，呼为孛赖(暹罗语称佛Phra或Prah)，穿红，塑以泥，饰以丹青，外此别无像也。塔中之佛，相貌又别，皆以铜铸成。无钟鼓铙钹与幢幡宝盖之类。僧皆菇鱼肉，惟不饮酒。供佛亦有鱼肉。每日一斋，皆取办于斋主之家，寺中不设厨灶。所诵之经甚多，皆以贝叶叠成……国王有大政亦咨访之。却无尼姑……而道教者亦不如僧教之盛耳。所供无别像，但止一块石(按即陵伽Linga)……俗之小儿入学者，皆先就僧家教习，暨长而还俗。”“家家皆修佛事。”“每一村或有寺或有塔，人家稍密。”
　　周达观一行在1296年8月抵达安哥，停留大约十一个月。《真腊风土记》一书，为研究柬埔寨中古史最珍贵的资料。所记宗教的情形，虽然作者对印度式的宗教欠少认识，及记神佛之像混乱，但仍给我们一个大概的轮廊。可知当是柬埔寨的宗教，仍对婆罗门教及佛教为主，而佛教却更为盛行，深入民间农村。
　　其中值得注意的，所记僧人的生活，只供释迦佛教，不供其他诸佛菩萨像，可见这时柬埔寨的佛教，似已从大乘佛教信仰转变为南传佛教信仰。这从其他几件事情，也可获各证实。
　　　柬埔寨的佛教，由大乘佛教转变为南传佛教，并没有确实历史的记载，无法可知中南传佛教是怎样传入的。不过时间大概不出公元十三世纪后叶至十四世纪初叶。因为从公元十二世纪至十四世纪，首先是缅甸孟族的僧人，因为从公元十二世纪至十四世纪，首先是缅甸孟族的僧人，从斯里兰卡引进僧团，推行佛教改革；十三世纪后叶泰国也引进斯里兰卡佛教。
　　约在公元1277年，泰国有一碑文记载，泰可泰坤蓝甘亨王(Kum Ramkamheng，元史称敢木丁，公元1277-1377)，造寺供养来自六坤的僧王。当时六坤属于室利佛逝血统的马来统治；而斯里兰卡佛教传入六坤，是在公元1256年以前。据泰国佛教史记载，有一位斯里兰卡罗亩罗论师，从蒲甘游化至六坤(当时称丹眉流)，成立了斯里兰卡僧团，甚为发达，后来传入泰国及柬埔寨。(陈明德：《泰国佛教史》(泰文)第9及第10节。)
　　至于传入柬埔寨的结果，则没有记载。
　　到了公元十四世纪，东南亚印度化国家中，石碑已很少再用梵文。占婆最后的梵文石碑是1253年，柬埔寨最后的梵文石碑是在安哥东北迦苾拉城(Kapilapura)出土的，时间约在1330年代。在这时期中，湄公河及湄南河流域地带的婆罗门教及大乘佛教，都逐渐地趋向衰亡，而代兴的是自斯里兰卡传入的上座部佛教。(《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59页，240页。)
　　柬埔寨传入上座部佛教，可能是在安哥王朝阇耶跋摩八世(Jayavarman Ⅶ，公元1243-1295)时已经开始，因周达观于公元1296-1297年在安哥所见的已为上座部佛教。1295年，阇耶跋摩八世让位与女婿，是为室利因陀罗跋摩(Xrindravarman，公元1295-1307)。1307年，室利因字母罗跋摩舍弃王位进入佛教出家，让们与一个亲戚，称为因陀罗阇者跋摩(Indra-jayavarman，公元1908-1327)。
　　室利因陀罗跋摩的出家，一定致力提倡上摩部佛教，柬埔寨最早的巴利语碑文，作于1309年，作者就是室利因陀罗跋摩。这时安哥巴利语的上座部佛教已在全国发展，婆罗门教只在宫廷中保有象征形式而已。(《印度支那文明史》，第240页。又今日泰、柬、老挝王室外的典礼仪式中，仍存有婆罗门祭师主持仪式，但已没有宗教的力量。)
　　公元13400-1350年之间，老挝的法昂王(Fa Ngoun，公元1353-1373)自柬埔寨传入上座部佛教，礼请高僧摩诃波沙曼多(Mahapasamanta)等二十二位比丘、三藏圣典、金佛像等至老挝。(详见本书《老挝佛教史》第1章第2节。)这可确实证明柬埔寨在此前已信仰上座部佛教。
　　公元1350年以后，泰国的大城王朝已取代过去的素可泰王朝，对柬埔寨的威胁更大，不断向安哥侵占，据泰国历史记载，曾至少有两次占领发哥：第一次是在1352年，第二次是在1394年。其后三十年历史情况不明。到了1431年，泰人又再围攻安哥城，柬埔寨人尽力抵抗，由于内部叛变，王城终告示陷落，国王被杀，其子庞哈耶特(Ponha Yat，公元1432-1459)继位。次年，泰人退出，但安哥王城面临强敌，防守困难，于是放弃安哥王朝，迁移至百囊奔(亦称金边)。
　　第二节　　安哥的艺术
　　安哥位于柬埔寨北部的暹粒省，离暹粒市北面约五千米，距首都百囊奔约二四0千米，为公元802-1432年安哥王朝的都城。其主要的遗迹，自公元九世纪至十三世纪很多宏传的石构建筑及精美的石刻浮雕，后来特称为安哥艺术。公元1432年，泰人入侵精美的石刻浮雕，后来特称为安哥艺术。公元1432年，泰人入侵攻陷安哥，遭大肆劫掠和破坏，此后遂迁都至南部的百囊奔，安哥从此荒芜，雄传壮丽的建筑物渐为热带丛林所淹没，竟被后代人遗忘了。十九世纪初，《零点腊风土记》被译成法文，(《零点腊风土记》，嘬早法文译本出版于1819年，译者为Remusat。)没有人想念有这个古城的存在。直到1860年，法国有位博物学家亨利莫科(Hernri Monkot)到安哥探险，次年发表了游记，才揭开这被淹没四百多年在丛莽中的古城。同时经过伯希和等学者翻译、注释、考证《真腊风土记》一书，以及亲往安哥实地勘察，研读碑文，才渐了解安哥王朝过去的历史。安哥古迹的发现，经过清理和修复后，又重新成为举世著名的胜迹。
　　安哥遗迹的建筑群，估计共有大小六百余座，从公元九世纪至十二世纪，累积四百年的经营。有些建筑物已经成为废墟，有些部分仍保存完好。现在选其著名及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简述如下：
　　公元879-893年建造的罗卢奥斯，现在留存有三座庙，是安哥王朝最早期的建筑群，都是以砖为主以石为副的结构。石门上及其他附件刻有浮雕，又有石刻神像、石狮、石牛、石蛇等。这里有一个人工凿的蓄水池，供灌溉之用，长宽为3.8×3.8千米。
　　巴肯庙建于九世纪末，近安哥城。本是当时都城的中心，后因安哥城改建。位置变动，而变为城外南郊的一座庙。它也是以砖为主石为副的建筑群，建在六十米的山丘上，庙基为一高台，约十三米，分为五导，高台上建有五座砂岩砌成的尖塔。在高台的四周有砖塔三十六座，有其上每阶层各有小塔十二个，台基每边中央有一道阶磴，噔的两侧有石狮。当时在城东开凿一个人工池，称为“东池”；后来在池中心又建一座塔庙，称为“东弥朋”(Eest Mibon)，公元952年建成。这里还有一头用整块巨石雕刻的石象，象身上刻有精美的装饰物。
　　班台斯利神庙，十世纪中叶建造，至968年完成。它在安哥城东北约二千米，是一座很精美的石庙。这时正是安哥艺术史上一个过渡时期，从建筑的风格和方式上看，都显出它的特点，它既继承过去的一些传统，又有些创新的东西。建筑材料方面，改以石为主，砖退为次要。布局方面，开始放弃阶层式的高台，而筑在平地上，建筑群布局分散而疏朗，不像以前那样都挤在高台的各阶层上。庙的中心为三座并列的塔形神祠，四周围墙设有精巧的石门，门上刻着十分精美的浮雕，在门楣上有三角形的撑板，雕刻为精美化丽。石刻浮雕有神像、花纹图案，以及神话故事；在台阶上安置有狮首人身像。
　　非米阿纳卡(phimeanakas)是“空中宫殿”的意思，在安哥城中心稍偏北，原建筑于十世纪中叶，至十一世纪初可能重新增建。现存的建筑物是一座三阶层的高台，台高约十二米，基部深二十八米，宽三十五米。平台四周建有回廊，都有石级可登，由平台中央可直达中心的涂金塔。这种回廊和塔上涂金顶，都是新出现的风覆盖。而且完全为石结构。
　　巴普昂庙(Baphuon)，在非米阿纳卡南面约四百米处，建于十一世纪中叶。《真腊风土记》中“有铜塔一座”，应指此塔。据学者研究，所谓铜塔，可能是一座木塔，高达五十米，外包以铜，便现在已损毁，仅遗留三层石砌台基及其中心的塔基四周有回廊。台基底层深九十米，宽一二0米，高约二四米。四周回廊壁上，刻有大量的浮雕，取材自《摩诃婆罗多》及《罗摩衍那》两大史诗故事，刻工精美细致，为柬埔寨艺术的新发展。
　　安哥寺，普通又称“安哥窟”或“小安哥”，是安哥地区最伟大最杰出其不意建筑物。它的位置在安哥城南面，为苏利耶跋摩二世(公元1113-1150)时建造。《真腊风土记》载：“在南门外一里放，周围可十里，石屋数百间。”即提安哥寺而言。安哥寺是个巨大的构造，四周围绕着河沟，阔达一九0米，四周全长五点六千米，合十一华里多。全部建筑物，都是以石块重叠而成。中央是一座三层式的高台，台基底部为一八七米乘二一五米，台上筑有五个尖塔，成四方形，是间一塔特高，耸立地面高约六五米。三层阶台上，每层四面都有石砌的回廊，回廊石壁上，刻满著名的浮雕，据说每道回廊长达二百余米。其中以最低一层的浮雕最为精美。第二层回廊四角，各建一小塔，第三层即为主塔。各层的四边都有石雕门楼。上下层之间，都由加顶的回廊连系着。各层的此时期建筑的创新。
　　安哥寺四面都有入口，各有一门，而主要入口正门则为西门。正门筑有宽敞的大石桥，跨越河沟，桥头的月台和桥基的台座，形成突出的大平台，两侧以石雕的九头那伽(那伽(Naga)，译为“龙”或“蛇”。那伽柬埔寨人视同圣蛇，崇拜龙。柬埔寨有名的建筑物，如寺院、宫殿等，都以那伽为栏杆。安哥寺中央主塔中，供奉的佛陀像，就是盘坐在那伽身上，九头(也有七头或五头等)蛇首昂起，形成一个屏障，成为护卫等。)为防护栏杆，更配置许多对立或背立的石狮。过了河沟桥，即为安哥寺址外围的两道石砌围桥。转桥西面有一门，门楼壮丽，上有三塔。门桥之内，是一片大广场。围桥西面有一门，门楼壮丽，上有三塔。门桥之内，是一片大广场，可容数千人。东行沿着一条长达三四七米的大道，便达内围墙的入口。大道两侧各有一个藏书室及水池。内转墙深二七0米，宽三四0米。经由内围墙一个十字形平台的后边，有三道门直通寺塔。
　　安哥寺的构造宏伟壮丽，规模庞大，设计均匀，精致庄严，不论寺塔、屋顶、回廊，以及门窗、墙壁、殿柱、石阶，都雕刻精美，装饰细致，极尽艺工的才智，达到建筑艺术登峰造极的水准。回廊上的浮雕，四边合计长达八百米，墙壁高二米许，窗扇门框之处，莫不满布优美的浮雕，都是代表柬埔寨浮雕中的杰作。由于回廊有屋顶遮盖，风雨不能侵入，所以石雕都保存完好。浮雕题材是以《摩诃婆罗多》及《罗摩衍那》中的神话故事为主，例如从西面正门进入，西回廊的浮雕是描写猴神助罗摩作战的场面。南回廊西级，是刻绘苏利耶跋摩二世骑象领军出阵战争图；南廊东组，是幅地狱变相图，叙说善恶因果报应，以受苦形象占多，善报才少。东回廊两面，是刻绘海中怪物搅海图，及毗湿奴与恶魔战斗情形。北回廊是毗湿奴与天神交战图。也有表现当时国王和人民生活的题材。这些著名浮雕，都是属于浅浮雕的技法，但人物生动，形象逼真，画面十分繁复，上下叠置，左右交连，精美绝伦，为优秀浮雕的创作。
　　安哥城，亦称“大安哥”，是安哥王朝的都城，为十二世纪后半叶阇耶跋摩七世(公元1181-1219)时所建。(以前的安哥城可能为木栅，1181年阇耶跋摩七世登位后，将安哥城全部改为石造。见《柬埔寨著名的历史遗产——吴哥古迹》一文，载《考古》，1972年第二期。本节取材亦多自此文。)城墙都用石块构成，城门成用巨石叠置，四周围全长达十二千米，城外环绕城壕，壕上有一道广阔的石桥，两侧各有石刻巨蛇一条，蛇皆九头高举，各由五十四石巨人挽持着，形成石桥的栏杆。(石巨人分两边排列，每边各在五十四个，第一人较高大，为一多头神，分三层，每层头的四面各有脸孔。其余的石巨人，都为二点五米高。据说右为善神，左为恶魔。又在安哥城东北侧的普拉坎寺，东门口也有石人，但较小，每边约二十七年，且时间更早。)城有五座雄伟的城门，门高约二十米，各为两重，但东向开二门，其他都是一门。各门筑有三座石塔，每塔四面皆雕刻观世音菩萨像，面露慈悲含笑。城门两侧，各置一组三只巨象的高浮雕，象鼻向地拾采莲花。最后阇耶跋摩七世，在都城的中央建筑了重要的巴戎寺，以及其他几座石庙、石塔，又建筑了王宫，使安哥变成一个伟大的壮观的都城。(阇耶跋摩七世时，大乘佛教流行，盛信观世音菩萨。大乘佛教观世音菩萨的信仰，在安哥寺、巴戎寺等雕刻中，融合了湿婆神与毗湿奴神的艺术表现，所以这些建筑物尖塔上的四面雕像，常被误认为婆罗门教的神像，后经证明，是观世间菩萨像。一次在修整巴戎寺时，发掘一尊观世音菩萨雕刻石像另外在安哥其他地方发现的碑文，都证明了当时柬埔寨人信奉大乘佛教的情形。)
　　巴戎寺，意为“中山”，据说象征着宇宙的中心，全部建筑约由五十座石塔组成。寺门东向，中央为二阶层的台基，两层四周都有浮雕回廊。下层高出地面约一米，台基长一六0米，宽一四0米。上层高出下层台基二点四米，长八0米，宽七0米。台上四周罗列二十八座石塔，中央一座特大的主塔，塔顶高出平地约四十三米。如将两层台基上环绕的石塔计算在内，共达五十多座。每座石塔的四面，都刻有观世音菩萨像，面露慈悲，低视微笑，注视四方。巴戎寺的石壁浮雕艺术，在台基作十字形的内回廊上，我数以神话故事为题材；但在外回廊上，有些题材是描写出国王事迹或人民生活，例如战争场面、市场情形、舞娘形像、狩猎图、斗鸡图等，而且都是高浮雕，人物特别显出圆浑，尤其是门神和音声天像，富于创造性，表现精神充沛。由此可以看出，从安哥寺到巴戎寺的艺术过程，风格更趋于写实，向技巧成熟的阶段发展。不过后者高浮雕装饰，有时过分繁褥，深凿显露，已不如前者浮雕构壮阔，不刻意于显露，较有含蓄之美。又巴戎寺有些建筑物已经塌毁，不如安哥寺保存完整。
　　阇耶跋摩七世于1186年，在东池西南建塔普隆寺(Ta Prohm)，纪念他的母亲。据说这座寺当年用了七万九千人工，用去金箔重达五吨，极为巍峨壮丽。寺中住有五千僧人，经费由3，140个乡村税收来维持。此寺已受森林侵毁很多，里面四周回廊幽暗，而廊壁上的浮雕，大部分取材于佛教。1191年又建普拉坎寺(Prah Khan)，纪念他的父亲，此寺大部已经倾毁，四周围桥长共约三千米，外绕以约四0米河沟，河水与当时北池相通。寺前之东门路旁排列一行巨石人。在安哥城北的北池中心一小岛上，又建那伽般寺(Neak Pean译为幡龙寺)，周围环绕石刻那伽，中有一七0米阔的蓄水池，四面又有四小池环绕，布局有如花形。东西南北四门，分别以牛首、马首、狮首、象首的石刻为装饰。
　　《真腊风土记》中，对于当时安哥王城各种重要的建筑物，都有概要的叙述，所说是公元十世纪至十三世纪的情形，形容安哥的富盛，为柬埔寨最灿烂的文明时代。书中许多叙述的地方，大多可以现在安哥的遗迹对照出来，记载翔实。
　　安哥的建筑艺术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虽然是出于吉蔑族的建筑家、艺术家、工作者，却具有承继印度建筑艺术的风格，而又能运用技巧纯熟的手法融合为自己独创的特色。柬埔寨的建筑艺术，肇始于公元第六、七世纪，最初以孤立的圣坛形式出现，受到印度芨多王朝时代艺术的影响。到了第十二世纪，经过五百年不断的发展，出现安哥的艺术，达到艺术的顶峰，姿态雄伟壮观，富丽堂皇。而安哥寺与巴戎寺回廊的浮雕，主题虽渊源于印度文学及宗教，但吉蔑族人却加以改变，揉合本土素质于其中，表现极为真实、活泼、和谐、匀称、生动、精美，达到极高的艺术成就。

第四章　安哥以后的时期的佛教
　　(公元1432-1884年)
　　柬埔寨用佛历。至于在什么时候开始采用，没有明确的记载，可能是在南传佛教传入以扣，也可能是受泰国佛教的影响。柬埔寨至安哥以后时期，可说是逐渐走向衰落和崩溃的时代。佛教也是同样情况，但缺乏详细记载。
　　公元1434年，庞哈耶特王为避泰人的侵略而迁都至百囊奔。(“百囊奔”(Phnom Penh)，意为“奔夫人山”。传说在五百年前，奔夫人在湄公河边淤泥中，发殃五尊佛像的奇迹，便在近处山上建塔供奉，遂得名为“百囊奔”。)在新都东南的一个山丘上，营造宫殿，建筑一座钟形的佛塔。1471年，越南击溃占城，占城沦为一个很小的国家，从此越南一跃成为柬埔寨的强邻，势力渐渐伸进柬国境内。公元1516-1566年，恩仓王(Ang Chan)在位期间，为了保卫国家领土，曾数次击败泰国军队的侵袭，收复在他以前丧失的土地。恩仓王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建筑很多佛塔来庄严的首都。(D.G.E.Hall:A 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第128页。)
　　公元1555年，葡萄牙基督教旦米尼克教派(Dominican)的传教师克鲁斯(Gaspar da Cruz)，首先抵达柬埔寨当时的首都罗屋克(Llvek)传教，但遭到佛教团体的反对，不久离去。1583年或1584年，又有另一批葡萄牙传教师柬埔寨，也遭遇同样的情形，不久离去。其中只有一人为柬王所喜爱，留下学习柬语，组织一小型基督教徒团体。(K.G.E.Hall: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第233-234页。)
　　柬埔寨也有少数伊斯兰教徒，这是约在四百年前，由马来族人传入，他们是自越南中部占(Cham)的地方移居柬埔寨之马来人后裔。(印海译《柬埔寨之佛教》一文，载《海潮音》第40卷4月号。)
　　公元1587年，泰国击败缅甸的侵略，遂趁战胜之势讨伐柬埔寨的背盟毁约，原因是柬埔寨乘泰国与缅甸作战之危，侵占泰国的巴真。这次泰国除收复巴真，并举军追赶至柬埔寨的新都罗屋克，然后才退兵。
　　公元1593年，泰国纳理逊王集合了十万大军，向柬埔寨进攻，宣布要惩罚柬埔寨在公元1586年背盟毁约。泰军分三路，很快就攻下了柬埔寨的马德望、暹粒、巴萨克等北部重镇，然后会师进击罗屋克，至闪年七月攻破，都城为泰军摧毁殆尽，国王萨陀(Satha)带着子女，逃去老挝，客死异乡。从此柬埔寨处于泰国控制之下，遂步走向衰微。(1.《印度支那文明史》，第243页。2.冯汝陵：《泰国史话》，第92-93页。)
　　后来柬埔寨倚靠越南人的协助。才击退泰人。但为了酬谢越南，允许越南人定居在柬埔寨控制下的西贡。嗣后占人因受不了越南人的压迫，很多人拥到柬国境内，这不仅扰乱了柬国的安宁，也使柬国与越南的关系恶化起来。到了公元1691年以后，柬国两个王子为了争位，发生内战，遂给与越南和泰国介入的机会，柬国渐呈分裂，一个政权由泰人支持，都乌东(Udong)；一个政权由越南人扶助，都西贡。双方常互相讨伐，战乱延持多年。
　　到了公元十八世纪末及十九世纪初，柬埔寨的领土，比起安哥王城废弃时代，已缩减了一半。公元1800年，越南兼并了整个南圻。大事移民。而西部的马德望、诗疏风、安哥等省，已被泰国占领。
　　公元1812年，泰国责柬埔寨久不信贡，曾遗师问罪，柬王那坤暹(Nakuam Shan)遂奔南圻。后来藉助越南军得以复位，而泰人占据着柬埔寨北部诸省。公元1833年，越南在柬国的驻军，俨然以统治者自居，并将柬国的省分易以越南名称，及采用越南的政治组织。至1847年，泰、越、柬三国订立协约，由泰人所立之柬王统治柬埔寨，而越南军退出柬国，割让嘉定、朱笃二州以谢越南。
　　公元十九世纪中叶，柬埔寨的罗诺敦(Norodom)在位，这时柬埔寨国家已经面临危亡之时。他既受制于泰国，而法国已侵占越南的大部分领土，逐步建立殖民统治，于是便利用越南作为侵略柬埔寨的根据地，向柬国讨取宗主权。公元1863年，法国驻越南的总督拉格兰地耶派出使者团向柬埔寨提出建议：“法王愿将柬埔寨作为保护国，派驻节官一名长驻境内；柬国王未获得法国同意前，不得擅自让其他国家建置领事；溘　与柬国子民，均有权分别在柬埔寨与法帝国境内自由居住；法国愿意倾全力协助柬埔寨抵抗外侮，并负起维持境内的和平和秩序。”(崔贵强：《东南亚史》，第254页。)当时柬埔寨因面临泰国的威胁，国家濒临危亡之际，罗诺敦王便与法国签署了“乌东条约”。至此柬埔寨国脱离了泰、越的压迫，也结束了与泰国之宗主关系。但泰国仍保有柬国的马德望、暹粒、诗疏风及其他六个海岛。
　　
第五章　近代的佛教
　　(公元1884-1988年)
　　柬埔寨处于法人不断的压力下。公元1884年6月17日。法人又强迫罗诺敦签订了一个新条约。约中规定柬国王必须承认法国提出的一切有关行政、司法、财政及商业的改革；税务、海关及公共工程部门，须由法人主管；法国每年津贴柬王三十万法郎；柬埔寨在未取得法国同意前，不得向外借款。这样，第五章　近代的佛教的文官被置于法国驻节官控制下，而且重要官员都为法人，甚至全国教育、军警组织，都受法人的管制，所以名义上虽为“保护国”，实际上是法国的一个殖民地，为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邦。
　　1907年，法国向泰国索回了马德望、暹粒、诗疏同及第五章　近代的佛教东北的地区。
　　法国占领柬埔寨，前后共达九十年。年积极方面来讲，在法国“保护国”名义下，柬埔寨至少还保持了一完整的国体，避免被泰国逐渐吞没，而且向泰国讨回了东北部失土。1897年，法国宣布废止奴隶制度，因当时柬埔寨的奴隶，约占人口三分之一。大部分因债务而沦为奴隶。(《乐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86页。)此外法人强调立法公平、建立医院、铺设公路、兴造铁道、建设城市，发掘柬埔寨的光荣历史并做了大一整理工作，法人还极力提高国王地位，使其成为代表国家的象征。(崔贵强着：《东南亚史》，第255-256页。)
　　在消极性方面来讲，法国对柬埔寨人民进行残酷的榨取与奴役，掠夺大量的田产，并通过各种苛捐杂税、物资侵占、贸易垄断、银行借贷、货币发行等，进行剥削。限制柬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尤其是教育的忽视，全国没有一所高等教育的机构。教育不发达，文盲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法人还强迫柬埔寨学校教学法语，派法人充当教员；政府官方文件规定须用法文，推行愚民政府使柬人与法人同化。
　　柬人在法国殖民统治压迫下，曾不断地激烈的反抗，进行了无数次的反法运动，其中亦有多次由佛教徒领导，但教被镇压下去。譬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柬埔寨一位高僧阿查汗鸠，因宣传爱国思想，而被法国当局逮捕放逐。这件事引起柬人的抗议，在百囊奔集合数千群众和佛教徒举行示威游行。要求释放阿查汗鸠。(邵敏之编著：《柬埔寨风物》，第35页。)
　　虽然每次反法运动都被残酷地镇压下来，但无疑也加深了柬人的警觉，使他们更加痛恨法国的殖民政策，以无比的决心和勇气来争取国家的独立与自由。
　　1940年，日本进攻东南亚各国。至次年七月，日军已经完全从法人手中控制了整个印度支那，日本与法国签订协约，同意日本使用印支的港口、城市及机场。在经济方面，又给予日本印支的工商业和关税优惠待遇。不久日本又胁迫法国将柬国的马德望、暹粒两省，以及老挝在湄公河西岸的土地割让给泰国。日本还对柬国进行物资掠夺，主要为大米、橡胶、胡椒等。强迫来人负担日本军费，使柬人受到极大的痛苦。
　　1945年3月，日本以武力强迫法国交出整个印支的统治权。但是不久，日本在同年八月就战败向盟国投降。日本战败后，法国又重新占领印支三邦。为了掩饰殖民政策，1946年1月，废除柬埔寨“保护国”的地位。同年11月，又承认柬埔寨的独立。但当时法人在柬埔寨，实际上仍拥有行政、财政、经济和军事等很多权力。
　　由于柬埔寨人热望争取独立，不断地反抗法国钳制，法人就逐渐地交出一些权力。直至1954年7月，日内瓦会议协议，与会各国保证尊重柬埔寨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并对其内政不作任何干涉，法国愿在协议规定期限内，撤退共驻柬埔寨的军队。从此，法人结束了柬埔寨前后九十年的殖民统治。
　　至于柬埔寨近代的佛教，先是因为国家受法人的统治，自然不会注意佛教的提倡，但佛教文化是柬埔寨传统的信仰，深圳特区入普及民间，佛教仍在全国各地流行。在旧式的教育制度下，寺院就是学校，僧人担任教师。同时，佛寺也是广大人民宗教活动的中心，对三宝有崇高的敬仰。就是后来在新教育制度下，也有很多学校由佛寺主办，僧人兼任教师。公无1914年，在首者百囊奔创立了“高给巴利文学校”，给予青年出家人四年教育，并传授现代一般知识。后来这所学校改制为学院。1933年成立初级巴利语学校，三年制课程。这种学校现已发展为四百所，他布全国，每年约有二千学生毕业。(1.2500 Years of Buddhism，第430页。2.印海译：《柬埔寨之佛教》。)
　　1925年，在政府支持下于首都百囊奔成立一所王家图书馆，提供宗教指导的计划；1930年，创立一佛教研究院(Buddhism Insti-trute)。数年后，又由政府指定成立一个“三藏委员会”，包括许多位高僧和著名学者，编印巴利圣典及翻译成柬埔寨文。两利语文如果编印出版，共约110册，1955年，已经出版55册。除此，不编印其他多种柬文佛教典籍，约有187册。(同上。)
　　1957年佛涅盘2500年纪念，柬埔寨全国举行热列庆祝，掀起热潮。
　　1959年，西哈努克佛教大学(Buddhism University ，柬名Preah Sihanur Raja)落成，是柬埔寨佛教高等学府。僧人考入学习三年，可获一般文凭；再四年经考试及格者，可获得学士学位；继续深造，通过答辩后，可获得博士学位。1960年招收四十名学士僧，产逐年增加。1965年一般学僧一百名，学士僧二十一名；1970年分别增为一二九名和四七名；1972年达到一五0人和五四人。学习主要课程为佛学理论、语言知识、西方科学知识，并配合日常禅修活动，培养行解并重的优秀佛教人才。(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54-155页。)
　　柬埔寨的佛教僧团，分为二个宗派：一、大宗派(Mahanikaya)；二、法宗派(Dhammayuttika-nikaya)。依1957年统计，全国有2，800所寺院，82，000多比丘和沙弥。传统的大宗派，寺院占94%僧人占90%。这派是公元十四世纪初期自泰国传入。法宗派原是泰国曼谷王朝拉玛四世蒙骨王(公元1851-1868)在未即位前所创立，实行佛教改革，提倡严持戒律。后来这派也传入柬埔寨，此派僧人和寺院虽属少数，但多为贵族出家，并获得王家的支持。(1.《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86-87页。2.Robert C.Lester:Theravada Buddhism In Souteast Asia，第66页说，于公元十四世纪初期，上座部佛教传入柬埔寨与老挝。)
　　1968年，编篡翻译近四十年的柬埔寨文佛教三藏，终于全部完成出齐，共112卷，其中律藏13卷，经藏63卷，论藏43卷。1969年4月1日，国家与佛教为此举行隆重庆祝。1970年，柬国统计有僧侣65，034人，其中大宗派62，678人，法宗派2，385人；寺院3，369所，其中大宗3，220所，法宗派139所。(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55页。)
　　柬埔寨全国人口85%信仰佛教，因此，在柬埔寨宪法上，人民有“信教自由”，并且规定“佛教为国教”。国王是宗教维护者的象征，也是佛教最有力的拥护者。(《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86页，252页。)全国青年男子大多数都要至少一次出家，接受佛教优良有训练，经过一段时期，然后还俗；就是国王也常暂时放弃王位，过一段出家修行的生活。
　　此外，柬埔寨有两个较大的佛教社团组织：一是“世界佛教友谊会一柬埔寨中心”(W.F.B.Cambodia Center)，负责与世纪各佛教国家有关国际性佛教活动之联系。1961年，第六闪世界佛教友谊会在柬埔寨首都百囊奔召开(11月14日至22日)，有二十五国派代表参加，共107人，另旁听者300余人。一是“居士巴利学会”，负责佛教宣传工作，协助在家佛教徒学习巴利语，以及其他国家语文的研究。(《佛教大年鉴》(1969年版)，第267页。)
　　1970年3月，朗诺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废除君主立宪制，改名为高棉共和国。新政府继续奉行佛教为国教政策。但佛教僧侣对新政府明显的有两种看法，即大多数佛教徒，主要是住在乡村的僧人，尤其年轻激进的支持西哈努亲王，为此遭到压制；住在城市的僧人，尤其年轻激进的知识僧侣，对新政府表示欣赏。朗诺政府为了安抚佛教界，宣称尊重佛教在民族传统的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军队也公开表态支持佛教在宪法中立为国教。1971年1月，朗诺晋封两派僧长为僧王，给与特殊礼遇；中一方面对僧伽施加压力，强调僧人必须服从国家政府的领导。(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55-156页。)
　　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人民解放军解放金边，成立民主柬埔寨，忽视佛教在人民生活中重要性，佛教受到致使的打击。据西方学者统计，1975年柬国原有僧侣约65，000人，至1979年所剩无几，佛寺受到严重的破坏。不久，越南军队入侵柬国，扶植韩桑林政权，政府宣布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严格限制佛教活动，紧密控制在国家管理之下。这时国内估计约有僧侣一千人，交还或修复的佛寺二千余所，也有些宗教活动举行。越南的僧人也开始进入柬国，积极活动，试图将佛教实现“越南化”。因此很多僧人及佛教徒投奔到解放区或逃亡外国。后来民柬人民武装力量节节胜利，洪森政府为了摆脱困境，被迫对宗教政策作了一些调整，1985年允许五十五岁以上的人可以出家，规定必须效忠政府，面青年人一律不得出家，这是违背佛教传统精神的。1988年宗教政策又作了一些修正，国家电台开始播放一些佛教的的节目。同年四月三十日，国会召开会议，对宪法作了修改，第六节规定：“佛教是国教。宗教活动要遵守国家宪法，禁止利用宗教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团体和人民利益之活动。”柬国终于回归传统，重新确认佛教的作用和地位。(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58-159页。)
　　至于中柬两国佛教的友好交往，1956年9月柬国僧人参加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中国佛教协会的盛大的欢迎。闪年，中国佛教代表团应柬埔寨政府的邀请，赴柬国参加佛涅盘2500年纪念盛典，产进行两周的访问，参观安哥胜迹，受到热忱的接待。1961年世界佛教联谊会第六届大会在金边召开，中国佛教协会派遣喜饶嘉措率领的代表团前往金边参加，受到高格的接待。同年，柬国政府将新编出版柬埔寨文藏经一部五五册，赠送给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也回赠一批汉文和英译佛经给西哈努克佛教大海陆空。(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64页。)1970年自朗诺政府建立后，不断发生战争，两国佛教交流就减少了。
　　柬埔寨与越南两国因历史遗留的关系，在越南的南部有高棉族人，仍保留上座部佛教信仰，信徒约有八十万(亦有说150万)人，寺院四百座，僧侣约一万人。此上座部佛教早期由柬埔寨传入，与柬国佛教关系密切。(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65，192页。)又因柬国近二、三十年战争不断，有部分僧人逃至泰国及西方国家流亡，也有留学国外读书建寺弘法的，但因背后缺少支援，影响力不大。
　　总之，柬埔寨自获得独立后，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等，都在力求改革和发展，佛教也逐渐复兴起来，有了很大进步。但在近几年内，由于外力的干预，内战不数据，进步已经停滞了。不少佛教文化古迹，也遭到无法避免的破坏。
第五章　老挝佛教史
作者：净海

　　第一章　老挝早期的佛教
　　第一节　国土与民族
　　老挝(Laos)位于中南半岛的中部，为一内陆国家。北连中国云南省，东邻越南，南接柬埔寨，西南与缅甸接壤及与泰国以湄公河为界。地理位置，自东经100至107.30度，北纬13.50于22.30度。地形南北狭长。全国面积共237，000平方千米。境内多山和原始森林，海拔一千多米，有“印度支那屋脊”之称。
　　全国人口，依公元1996年估计，约4，600，000人，政府在首都永珍，王城于古都琅勃拉邦。
　　老挝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约有三十多个民族，但主要的有老挝族(Laos)、卡族(Khas)、苗族(Meos)三种。老挝族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分布于湄公河及其他河流沿岸平原地区；卡族原为土著老挝人，散居在全国各地山区，在部分在南部下寮的沙拉湾、阿都坡一带。苗族人居于上寮各地高原，以川圹为集中。其他有华人、泰人、越人、徭、孟、满等民族。语言以老挝语为主。
　　老挝与中国云南省接壤，老挝族本属中华民族，同属于泰族(Thais)。后泰族分数支大量向南方迁移，抵达老挝境内定居的一支，由于崇山峻岭的阻隔，交通不便，遂渐少与中国文化接触，后来在政治、文化、宗教方面，直接和间接地受泰国、柬埔寨等国的影响。这在以下章节中再说。
　　老挝，也称“寮国”。据历史学者考证，老挝族系自百越系自在越民族演化而来，以僚人为其主要血统，古称“哀牢夷”。《后汉书.西南夷传》中，已有“哀老夷”之名。传说在周秦时，有九龙族创国，王名九上为隆(1.《后汉书.西南夷传》。见徐松石《泰族僮粤族考》一文。2.郭寿华：《越寮柬三国通鉴》，第224-225页。)这个记载虽不能确信，但可证这哀牢夷九龙族在中国历史上为古代西南夷的一个部落，原居于永昌郡(今云南省内)，以保山一带为中心。后来哀牢民族沿湄公河南下，移殖于现在的泰、缅甸、老挝地区。到达老挝境内的哀牢，就渐形成以后的老挝。又哀牢(夷)或僚族，亦有称为老挝话的。(1.徐松石：《东南来民族的中国血缘》，第47页。2.宋哲美：《中寮文化关系》，载新加坡版《东南亚研究》第1卷。)
　　《后汉书.哀牢传》：“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哀牢王贤栗等率种人户二千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诣越隽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帝时贤栗等为君长，自是岁来朝贡。”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作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阳七千里。”(1.《后汉书.哀牢传》。2.郭寿华：《越寮柬三国通鉴》，第225页。)昭帝时，“……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考博南山在今云南省永平县西南四十里之地，兰仓水在湄公河上游，为湄公河发源处。可见后汉时汉族已进入今日的寮北。
　　三国时诸葛亮南征，或谓曾达老挝。晋代中国发生外患，扶南崛起，哀牢曾臣属扶南。扶南(即高棉、或称柬埔寨)在哀牢之南。
　　唐代有“南诏”兴起，自称为哀牢后裔，建都在今云南的大理。至五代时晋高祖天福二年(公元937)，南诏改称国号“大理。”(在泰文历史上，以及有些西方学者写东南亚历史，每多夸大泰族人古代建军国辉煌的历史，称自汉代哀牢、唐代南诏而迄宋代大理。其实广义的泰民族，包括范围很广，哀牢、南诏(后改称大理)，向为中国云、跚两省边区民族，有时独立，有时直属中国；这与分支南迁的泰族、掸族、老挝族，古代虽有血缘关系，但与以后各国建国本部的历史，各有不同渊源，不可混为一谈。也就是说，哀牢、南诏的建军国，是国云、贵边区的泰族；泰国、老挝和缅甸的掸部，是南迁的泰族。)
　　宋理宗淳佑十二年(公元1252)，忽必烈南征攻来大理，置大理、善阐等路宣尉司，并进兵顷甸和越南。这时在先前移民泰境的一支泰族，已日渐强大，于公元1257年，由泰族酋长室利因陀罗(Sri　Intaratiya)建立素可泰(中国史称速古台)王朝。另一支进入老挝境内南乌河流域，以猛骚(Muong Swa，即今琅勃拉邦)为根据地，建立川东川通国(Xieng Dong Xieng Tong)，初隶属于柬埔寨吉蔑王朝，公元1277年为素可泰所征服，降为属国。
　　素可泰王朝到公元1353年，开始衰落，老挝遂脱离泰国臣属而独立，建“南掌国(Lang Chang)，都城琅勃拉邦。建军国始祖为法昂王(Fa Ngoun，公元1353～1373在位)， ②(D.G.E.Hall:A History of Sorth-East Asia，第121、165页，伦敦，1964年版。)将国土扩展至湄公河东岸，以湄公河与泰国为界，土地包括今日的川圹(亦称线款)、永珍、他曲、南他、百细等地，奠定老挝立国的基础。

　　　　　　　　　　　　　　　　　　第二节　　从柬博寨传入佛教

　　前面说老挝族人源出中国西南边区，据研究中国西南边疆史地的学者考证，自唐代南诏兴起，至元朝忽必烈征灭大理，六百多年间，这些地区固深受中国文化的感染，同时也受到东南亚印度文化的影响。这些地区曾信奉佛教，但它是一种混合中印文化兼含着地区民族色彩的信仰。分支南移后的民族，像散居于现在老挝境内的老挝人，由于山岭隔碍，就渐少接触原有文化的机会，所以此时老挝人纵有佛教信仰，也不普遍。
　　从民俗来说，古代老挝民族多数是奉祀鬼神，祭拜祖先，崇拜精灵和自然，佛教也话仅属少数人的信仰。加以老挝人未建军国前是属部落民族，常常战争，或受他族征代，很少有机会注意宗教的信仰。(Kavivaranana:《东南亚佛教史》(泰文)，载曼谷朱拉隆功佛教大学校刊《佛轮》第19卷12期。)
　　老挝史上明确记载有佛教信仰的，是从法昂王建立“南掌国”以后开始。
　　法昂王为川王之孙，父名法蒂，不容于父川东王，遂披驱逐，携子法昂同流亡于柬埔寨的吉蔑王朝。法昂年幼，为一位僧摩诃波沙曼多(Mahapasamanta)长老所教养。法昂十六岁时，吉蔑王见他雄伟英俊，于是就将女儿娘高乐(Nang Keolot)嫁他，招为驸马。
　　公元1340-1350年之间，法昂希望恢复父亲的故土，获得吉蔑王之助，统率一支强大军队，沿湄公河北上，先进攻巴塞，大获胜利。再经甘蒙夺取孟富春(今川圹)，杀其酋长而立其子，收为属地。继进兵化邦，直抵十二版纳(今云南车理)。回师再战川东，击败其祖父川东军。祖先自杀死，遂自川东王。又进兵攻破泰国清迈驻军。并在附近征服卡族。最后攻下斐南(Phai Nam，今永珍)。因攻斐南，曾用黄金诱敌。为纪念胜利，改名永金，后又改称永珍。1353年，法昂遂在川东建国独立，号称“南掌国”，意即“万象之邦”。因老挝产象，象是有用而重要的动物。土地包括今日老挝中部和北部，泰国的清迈和缅甸东部之地，使老挝真正成为统一强盛的国家。(1.日文《印度支那文明史》，章岛升等译，第210-212页。原为法国研究南亚史著名学者George Coedes所着之Les Peuple de la Peninsules Indochinoise,Histoire Civisations,巴黎1962年版。亦有英译本为The Making of South East Asia,H.M.Wright译。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2.郭寿华：《越寮柬三国通鉴》，第226-227页。)
　　
　　法昂王的妻子娘乔乐为柬埔寨王女，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受持在家五戒。当她随夫到了老挝，国家是安定了，可是人民和官员，多数崇拜鬼神、祖先、精灵等，更屠杀牛、象等动物祭祀鬼神。非常迷信和残忍，她心中生起悲悯。同时身居老挝，很难实践佛教徒的生活。于是她请示夫王法昂从柬埔寨引进佛教，不然就让她回国去。(日文《印度支那文明史》，章岛升等译，第210-212页。)
　　法昂王幼年随父流亡柬埔寨时，曾受摩诃波沙曼多长老的教导，有很好的佛教基础，就很欢喜的答应了。他随即慎重选派使节，写好国书，准备贡物，有银三十万。黄金三万，各种珠宝，呈献给柬埔寨国王岳父，请求派遣有德学高僧及携带三藏圣典等至老挝弘扬。柬埔寨国王非常欢喜，于是礼请摩诃波沙曼多和摩诃提婆楞伽(Mahadevalanka)两位长老，率领二十位比丘，三位通达三藏学者，即门罗辛哈(Manrasinha)、门罗摩达(Manramad)、门罗沙达(Manrasad)前往。赐珍贵金铸佛像一尊，名“勃拉邦”(Phrabang)，及三藏圣典、菩提树芽枝等，供老挝人民礼拜供奉。又派铸造佛像技师、金匠、铁工、建筑寺塔雕刻艺师等。又命令遣派四个村落人民，共五千人，给以种种不同装饰，护送佛像、经典、高僧、学者至老挝。而且这五千人民就留居老挝，为佛教的护持者，并成为王后、学者的侍从。(《东南亚佛教史》(泰文)，《佛轮》第20卷2期。但依郭寿华著《越寮柬三国通鉴》第227页，记为摩诃波曼多长老及四位比丘、四位沙弥至老挝。)
　　但另据记载说，娘乔乐到了老挝后，见到法昂王的性格变得凶暴起来，以致人民要谋害他。于是娘乔乐呈书至父王，柬埔寨王就命令法昂去朝见，请高僧给以教诲，授予五戒。然后与柬埔寨僧团同回老挞。老挝史都是依据前一种说法。(《东南亚佛教史》(泰文)，《佛轮》第20卷2期。)
　　公元1359年，摩诃波沙曼多长老等全体人员，离开柬埔寨吉蔑王朝，向老挝进发。到达孟皆(Muang Kaa，不知何处，多数推测在今泰国洛刊拍农Nakhon Phanon)，法昂王知悉，就派大臣前往迎接。
　　继续再向龙蟠前进。龙蟠是古名，法昂王建南掌国定都于此。后因著名之“勃拉邦”佛像从柬埔寨迎至首都，尊为“护国佛”或“镇国之宝”，遂改龙蟠为“琅勃拉邦”(琅或銮是老挝文“王家的、伟大的”意思)，即以佛教之名为首都新名，一直沿用到现在。(1.法文日本译《东南亚细亚》(石译良昭译)第100页，记为金泥涂的石造佛像。2.据D.G.E.Hall:A Sistory of East Asia，第238页所记，这尊著名佛像为早期斯里兰卡一位国王送给柬埔寨的礼物，被称为“勃拉邦”(Prabang)。)
　　当时法昂王在永珍，于是摩诃婆沙曼多长老等往见，报告途中经过情形。国王与后在王宫之北，特为长老领导的僧团建筑一座佛寺，就以长老之名称为“波沙曼寺”(pasamanarama)。此寺今日仍存在，菩提树芽枝亦植于此寺中。从此长老领导的僧团，开始向老挝人民传布佛法，国王与后都是佛教的热心护持者，老挝人也都转信佛教。
　　
第二章　老挝中期的佛教
　　(公元1372-1893年)
　　由于老挝缺乏佛教记载，有也是零散的，或从仅存的少数遗物加以推定，时间也不能上下连贯，因此无法了解佛教实际发展的情形。因为搜集的资料有限，只能作简略的叙述。
　　法昂王于公元1373年去世，(日译《印度支那文明史》，第211页。但依郭寿华着《越寮柬三国通鉴》第227页所记，法昂自其妻乔乐死去，性情变为暴虐，且违背与柬埔寨和好承诺，进攻柬埔寨南部，公元1373年被放逐，1378年死于孟南。)其子继位。在1376年举行人口调查，得泰族人三十万，其他各族人四十万。因此遂被尊为“三十万泰人的领袖”(Phraya Sam Sene Thai)，名拍耶三成泰王(公元1373-1416)。更由于人口调查，军队获得重编，军抛增强，邻邦诸国畏敬。拍耶三成泰王执政四古三年，政治制度大备，经济繁荣，将国内人民分为贵州、平民、奴隶三种阶级。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南掌获得中国的承认，封为“老挝宣慰司”。此王曾建寺提倡研究佛学，(A　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第239页。)并铸造一尊巨大青铜佛像，供奉于1372年所建筑的摩那兰卡(Wat Manoron)内。此寺现已被毁，青铜佛像只留存头部和胸部。(日译《印度支那文明史》，第211页。)
　　1416年后，越南黎朝创立者黎利，与中国战争是，老挝军队曾助中国从后面攻击，自此以后五十年间遂给与越南干涉的口实。虽然老挝很慎重的防止越南的扩张政策和报复，但在公元1478年，越南圣宗时，仍攻击南掌，次年攻陷琅勃拉邦，沙提迦拍王(Sai Tiakaphat)不及逃亡，遂后去世。后来他的两个儿子先后为王，收复和复兴琅勃拉邦。至维苏王(Visoun，公元1501-1520)时，曾建有多种佛教建筑物，其中最著名的，即冠以王名的维苏寺(Wat Visoun)，建于公元1503年，供奉佛舍利。此寺建筑精美，木壁雕刻精妙，屋基向外侧伸张，形如老挝的棺状。(日译《印度支那文明史》，第212页。据著者过去留泰时所见，这是一种圆形坐龛，形似塔，贵族多为金、银、铜等制。到火化时，再移出尸体改为木鱼造从龛。)国王是一位忠诚的佛教徒，曾努力消灭国内一些灵魂论及巫术等的流行，但结果没有成功。
　　维苏王之子福提沙拉(Phothisarath)继位后，为了利用地利通商，他将首都从琅勃拉邦迁至永珍。因他的母亲原来是昌莱(在今泰国北部)王之女，在1545年，清迈王位缺人，他主张由他兼位，三年后他又委任他的长子即位为清迈王。同年福提拉王遭受意外死亡。
　　次子自立为王，但其长兄清迈王主张应由他继承父位，于是将清迈委托一个泰族王子主政，他急忙赶回琅勃拉邦讨伐其弟，自号悉达提拉(Sethathirath)。但在此时，缅甸王莽应龙扫灭群雄，统一全缅后，于公元1556年，攻伐北部掸邦，掸邦不敌，转向清迈求出援兵抵抗，结果莽应龙先后灭掸邦，再攻陷清迈。1560年悉达提拉与泰国大城王朝结晶盟。次年，柬埔寨军攻琅勃拉邦及巴莱；又二年迁都至永珍，建筑城垒防守。
　　悉达提拉王以前由清迈琅勃拉邦时，曾携带一尊绿宝玉佛而回，这时特新建一座玉佛寺(Wfat Phra Keo或Emerald Buddha Temple)供奉，此寺为三层华丽建筑物，殿堂深奥，佛坛巨大。(玉佛在1778年被泰国战胜取走)。(玉佛略史，见净海《曼谷玉佛寺》一文，载《慈航》季刊第3期。)王又在距永珍北区二千米处，建造一座伟大的“大舍利塔”(Dhatu Luang，老语称为塔銮)。此塔建于1566年，是在原有的小塔基础上修建的一座大塔，占地数百亩，塔是方形，分为三层。底层为四面回廊，东西长60.30米，南北宽58.48米，各边中央有门入口，有石阶可上，在四面入口处又建有四个门楼。第二层的四周，建有三十座小形方塔环绕。第三层中央是尖高的大塔，这为方形；下部为莲花瓣形，中部为三级方形檀柱，上部为尖高的方瓶状，最高是尖长的塔顶。大塔上部贴渡金箔，远望金碧辉煌，华丽而庄严，为老挝历代最伟大的建筑物。在东南亚一般佛塔是圆形的，而大舍利塔却全部为方形，风格独特，因此成为著或的胜迹。佛塔经过六年才建成，大塔内供奉佛陀舍利骨，亦说是供奉佛发。此塔在1873年曾遭到庸奴(Yunnan)盗匪严重的损毁，后加修理，至公元1930年，再加重修，才恢复了它的雄伟。同时国王在国内各地修建其他六十多所佛寺。(1.2.D.G.E.Hall:A 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第244页。3.Philip Rawson:The Art of Southeast Asia，第158-159页。)
　　公元1569年，缅甸军队攻入永珍及琅勃拉邦，悉达提拉王退入山林与之对抗。后缅军瘟疫发作，自动撤去。悉达提拉王死后，老挝国势更加衰弱。1574年，缅军再攻入永珍，执住悉达提拉王之子诺乔柯曼(Nokeo Kormane)，而以悉达提位之弟主玫，至此老挝臣属绝缅甸。1594年，缅甸国内不安，诺乔柯曼获得释放而复位。之后，到泰美迦罗王(Thaimmikarat，公元1596-1622)时才有一段时间较为安定，此后十五年间就陷于政府状态。
　　公元1637年，苏利那旺沙王(Souligna Vongsa，公元1637-1694)登位后，与越南黎朝神宗的公主结婚，并重新划定两国疆界。曾两次出征富春(川圹)，而奠定五十七年长期的和平和繁荣。国家安定后，王注意提倡政治修明，亦重视宗教，使当时老挝竟成为东南亚佛教的中心，其光芒发射到邻近的国家，泰国和柬埔寨的出家人不少去永珍学习。(郭寿华：《越寮柬三国通鉴》，第258页。)
　　在苏利那旺沙王时，有荷兰人属东印度公司的湖史多夫(Herit Van Wusthof，公元1641年至老挝)，及意大利黎利亚(Jean Marie Leria，公元1641-1947在老挝)曾至永珍等地访问，为欧洲人至老挝之始，二人曾留有珍贵的游记。二人对佛教了解很少，但对当时老挝在苏利那旺沙王治下的隆盛，和佛教塔寺等优美卓越的建筑艺术，赞评很高。黎利亚神你并曾试传天主教，但受到老挝佛教徒的反对而未成功。(1.日译《印度支那文明史》，第214-215页。2.D.G.E.Hall:A History of Sout East Asia，第415页。)苏利那旺沙王死后，老挝又长期陷于国家分裂和外国侵扰的危机。国内琅勃拉邦，永珍、占巴塞分成三国，互相争压征伐。三国中的占巴塞先被消灭。1778年，泰国兵二万攻占永珍。另一琅勃拉邦也一蹶不振，先后沦为泰国的附庸。著名的玉佛和勃拉邦佛像，同被泰人取走。至1782年泰国仅归还勃拉邦佛像，(潘醒农编着，《东南亚名胜》，第256页。)据说此像面部已受损。
　　公元1820年，昭阿奴王(Chao Anou)模仿曼谷大寺院的样式，在永珍建造室沙吉寺(Wat Si Saket)，佛殿雄伟庄严，外面有二重回廊，供列一百二十尊佛像。(日译《印度支那文明史》，第216页。)1826年昭阿奴突然对泰国宣战，向曼谷进军，但遭反击而受挫。1828年泰军夺得永珍，破坏都市，居民十万人被流放至泰境，婚房屋六千多栋，佛寺佛塔等建筑物亦遭破坏很多，并将永珍改属泰国的一省。(日译《印度支那文明史》，第216页。)
　　再说琅勃拉邦方面，自公元1707年，因为肯基沙拉(King Kitsarat)及因他苏(Int'asom)兄弟联合用兵而胜利。后二人分裂，先由肯基沙拉统治至1726年，其后因他苏夺得权力。统治至1776年。因他苏期间，缅甸曾于1752年侵入琅勃拉邦，受其支配，后与泰军联合击溃缅军。并与泰国结盟。至1778年，永珍和琅勃拉邦又都成为泰国的属国。
　　公元1793年，逃往曼谷的阿奴那特王(Anourout)回归琅勃拉邦，修复都市。1796年，将以前的越迈寺(Wat Mai)加以重修，安供两年从曼谷持归的勃拉邦佛像。此寺佛殿有七间梁及三层屋廊，前后两面两排圆柱支撑着。(同上，第217页。)佛像后来被移至王宫供奉和保护。今日在越迈寺的大佛像是另外铸造的。(潘醒农编著：《东南亚名胜》，第256页。)
　　公元1839年，诏边殊(Souka Seom)被泰国推上王位，直至1850年。他在位时，因泰国与直南对立，政治比较安定。至其弟天达王(Tiantha，公元1851-1868)继位时，1861年，法国博物学者慕胡(Henri Mouhot)抵老挝访问；其后法人拉格尼(Doudart de Lagree)及格尼尔(Firancis Garnier)所率领的湄公河探险队，于1867年4月到达琅勃拉邦，因此法人得知老挝的情势。
　　公元1873年，泰国侵入琅勃拉邦，获得宗主国支配权。但由于法国势和于1858年已先伸入越南，成为保护国；一面法人又向北伸展侵入柬埔寨，同时压迫泰国。以海军在曼谷附近海上炫耀势力，遂于1893年订立“法暹条约”，泰国退出波公河左岸，承认老挝为法国的保护国。(日译《印度支那文明史》，第218页。)至此越南、柬埔寨、老挝三邦(统称“印度支那”)都沦为法属。

第三章　老挝近代的佛教
　　第一节　　法属时期
　　老挝近代史和佛教都是很不幸的。先是受法国统治五十年，表面上是保护国，实际上是推行殖民地政策；独立后又一直陷于政府分裂和战争中，国家所受的损失极大，人民的苦难不尽。
　　法国自公元1893年“法暹条约”订立后，泰国放弃老挝的宗主权，法国遂于次年完全占领老挝。法人重新厘订老挝政治组织，将全国行政分为两区，上寮为琅勃拉邦，下寮为康埠，各委任武官一人分别统治。1899年，法国又将上下寮两区合为一个行政区，置于法国高级留守使管辖之下。高级留守使的官署初设在素旺(Souvasng)，后移至永珍。根据1911年，法国总统所颁法令，规定留守使的职权：“留守使赋有在管辖范围内，决定对当地居民之管理权，并负责执行法国议院之议决条例、法国总统之命令及法国驻越总督府议定各案。”留守使官署并有维持公共秩序，动员片集军队，指挥当地保安部队的责权。同时，留守使为当地司法组织之最高主持官，有权征收各种赋税。甚至老挝王出巡也要获得留守使的同意，及补助费用。
　　法人统治老挝期间，推行殖民地政策，老挝人民百分之九十五为文盲，政治经济都控制在法人手里，对老持宾文化，教育、宗教等从未重视，几无贡献，反受法人种种限制和压迫。佛教在这样的情形下，失去传统的国家保护和支持，自然难有发展机会。不过老挝自从公元十四世纪建国后，即引进佛教的信仰，而且四邻中国、柬埔寨、越南、泰国、缅甸都是信仰佛教的国家，老挝在如此的环境中，直接和间接都长期接受了佛教文化，人民绝在多数信仰佛教，佛教早深入普及民间。
　　老挝过去的旧式教育，佛寺是宗教信仰的中心，也是国民受教育的地方。过去老挝人受教育，教到佛寺；佛寺是学校，住持为较长，僧人是教师，有规定的课程，由浅入深，交授以佛教教义及有关伦理道德。这和邻国缅甸、泰国、柬埔寨是相同的。老挝成为法国保护国后，曾将教育权收归政府，但由于国民教育不普及，佛寺仍保留部分教育权，老挝人如要研究较高深的知识和佛法，都是到佛寺来跟有学问的出家人学习，法人也无法强加禁止。(郭寿华：《越寮柬三国通鉴》，第255-256页。)
　　公元1902年，始设小学制度。1921年在永珍设立巴威初级中学，后来推及琅勃拉邦、川圹、他曲、素旺、百细等城市。等到初中毕业后，就在巴威学校增设高中部。据记载法人统治老挝五十多年中，老挝人只有五十名中学毕业生，没能大学，要受大教育须往越南河内。至于佛教在当时，亦有分层级的机构，全国之下分为州县，次为乡村，然后各佛寺，都有僧人专职管理。
　　老挝人亦与泰、缅、柬埔寨风俗一样，男子青少年期间，不论贵族和平民，均流行一度入佛寺出家的习俗，研究佛经及守持戒律。出家时间长短或终生，随个人自愿。出家后住在佛寺里，接受教及受信徒供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有战事于欧洲，日军南侵，于公元1945年3月，一度占领老挝。大战终尾
越南和老挝反日游击队崛起，法国虽欲再恢复保护国统治，但形势已难维持，遂于公元1949年7月，在巴黎订立“法老条约”，承认老挝在法国联邦下独立。可是外交、军事、财政、司法仍受制于法人。直至1954年7月“日内瓦会议”后，老挝才获得完全独立。不过老挝国获得独立，而实际上国内也从这时候开始，一直陷于三角政府分裂的状态，背景复杂，始终不能完全统一。
　　　第二节　　独立后的佛教
　　老挝获得独立后，政治和军事就陷于分裂状态，主要分为右派、左派、中立派三个势力。在互相对立不得已的情形下，协议组成“联合政府”，而实际上是三头马车政策，不能合作，各派维持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并时常发生政变和战争，更有外国势力的干涉，益使局势混乱复杂。
　　1961年，老挝通过宪法，在前面序文中说：“此宪法，是老挝人民权利的基本诸原则，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对生存方式予以法的保护，并在规定范围内行使法律条件赋有诸种自由，特别是承认个人的自由，信教自由，言论、著作及出版的自由，以及集会结社的自由。”又“此宪法，关于义务方面，课以对祖国的服务，信仰的尊重……。”本文第七条：“佛教是国教，国王是最高的保护者。”第八条：“国王须是热心的佛教徒。”(1.山本达郎编：《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253-254。2.《佛教大年鉴》(日文)，第807页(1969年版)。)
　　老挝人，特别是老挝族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只有其他少数民族部分信仰天主教、基督教、中国的儒道。卡族祭祀祚祖先，苗族信奉精灵及自然，烽数泰族相信鬼神。老挝政府对于宗教的文化事务，是由国务院属下之宗教部负责管理，全国分十二省，每省设立一个教区。(郭寿华：《越寮柬三国通鉴》，第257-258页。)
　　公元1959年5月，老持政府曾公布《老挝僧伽法例》，其中第三条：“老挝国内所有佛教出家人，即比丘和少弥，须遵守本国僧王所颁布的法令。”第十九条：“僧王有职权选封全国各省比丘，即由各省委员选拔呈请宗教部，再由宗教部长呈请僧王加封。”第二十条：“封立僧王，须依政府所颁之王谕，由宗教部长负责及备好僧王封爵证明，呈请国王加封。”(Payutto比丘：《访问老挝之见闻和感想》(泰文)，载曼谷朱拉隆功佛教大学《佛轮》月刊第21卷6-8期。
　　僧伽行政职权分为五级：1.僧王、2.省级僧长、3.县级僧长、4.村(乡镇)级僧长、5.佛寺住持。另外又分僧爵为六级：1.phrayautgkao、2.phralukgkal、3.phralakkam、4.师尊、5.phrasa 、6.僧伽尊长。以上六级，如有缺额，均由各级升补。得到高级巴利文学位的可被选任为僧省级僧长，得到中级巴利文学位的可被选任县级僧长、村级僧长、佛寺住持。最高僧伽行政由僧王及五位僧伽委员组成。(payutto比丘：《访问老挝之见闻和感想》(泰文)，载曼谷朱拉隆功佛教大学《佛轮》月刊第21卷6-8期。)
　　老挝独立后，提倡本国文化和宗教信仰。人民普遍信仰佛教，重视生活实践，爱好和平，向佛教布施，进寺听僧人说法及受持斋戒。恭敬三宝及听受教诲，效力胜于政府官员的管理。独立后政府更协助佛教宣扬教义，劝导官民信奉佛教。政府每年有预算给宗教部，各宗教获得补助是按信仰人数的比例分配。(同上。)
　　老挝虽然是传统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国家，但自二次在战后，历经多年战乱，佛教发展的过程，或说非常艰辛曲折。
　　老挝佛教僧团的组织，是仿照泰国的僧伽制度，由僧王至省、县、村、寺各级僧官，都加以制度化，便于统一管理。1961年在首都永珍成立的“摩诃菩提大会”，1965年成立属于摩诃菩提大会的“青年佛教会”和“新老挝佛教协会”，努力发扬佛教，获得进展，使在国家战乱之中人民不背离传统宗教的信仰。到1970时，老挝约有僧侣一万六千人，其中青年学僧四千一百人，比十年前略有下降。1972年僧侣增至一万八千多人，其中10-25岁占81.5%，25-55岁占8.9%，其余是55岁以上者，在学学僧5239人。1975年底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成立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在战争中僧人宣扬佛法及提倡受国热忱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年僧侣增至二万四千多人，佛寺2193座。新国家成立后，废除君王制，取消王国宪法，佛教不再是国教，不再有国王是保护者。(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东方出版社，第168及173-174页。)
　　1976年政府号召僧人投入国家经济建设事业，推行僧人再教育活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佛法义理与社会主义都是消灭人民的痛苦，谋求幸福是一致的。经过再教育的僧人与一般乡村学校的老师，向人民宣传国家的热情，的确收到一些效果。但是由于政府过分强调佛教要统一在社会主义思想之下，反而抹杀佛教自身的特征表现，招致僧伽的不满，厌倦学习过多的政治，产生反叛心理，纷纷逃避。据一位西方学者报导，在再教育运动中，有一万五千名僧人受到轮训，许多僧人离开寺院，僧伽人数锐减。尤其1979年3月，老挝法宗派八十七岁人僧王、佛教联合会名誉主席帕.坦雅诺乘船越过湄河逃至泰国。据说僧王是为了逃避把他送到苏联或越南去治病。安排一同出逃的秘书则说，僧王在朗勃拉邦已不能进行弘法的活动。在这样的情形下，僧人的数目由过去二万人，下降到一千七百人。1980年政府对佛教的政策有所缓和，直到1988年才逐渐走上正规。(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东方出版社，第177-178页)。
　　柬埔寨佛教的大宗派，在公元十四世纪就传入老挝，因此柬、老两国佛教关系密切。老挝与泰国隔湄公河相望，历史上泰国佛教对老挝佛教曾有深远的影响。老挝佛教法宗派是由泰国传入，两国僧团保持密切往来。老挝的僧人要读高等佛教学校，都到泰国或金边就学。(同上，第174页)。
　　1961年中、老两国建交。1963年3月在北京成立中国老挝友好协会，中国佛教协会是发起单位之一。同月，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访问中国，曾专程至广济寺礼佛及参拜佛牙，受到中国佛教协会等单位热烈的欢迎。再后中国由于发生文化大革命，两国佛教暂时停止了交流。
　　老挝的文化，多数同泰国，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湄公河的老挝人与湄南河的泰人是同一种族，语文亦相近，特具有同化的能力。在老挝人未到达湄公河以前，其先是柬埔寨吉蔑文化的进入，及特老挝人建立南掌王国，南部广阔地区，言语、宗教、美术仍多受柬埔寨文化的影响，且最初佛教是由柬埔寨传入，可惜早期佛教的作品已少保存。其次，已如第二章中所述，因一连政治上的原因，兰那王国(兰那(Lan Na)，意为百万米田之国，公元1296年泰国北方泰族领袖孟莱王(Mangray)所创立，国都在清迈。清迈现在是泰国第二大城市，特具泰国北方文化及佛教色彩。)和缅甸亦给与老挝文学、美术、宗教上的影响。最后主要是受泰国的影响，特别是在永珍方面，公元十八、九世纪，很明显的是引进泰国美术的系统。(辛岛升等译：《印度支那文明史》(日文)第218-219页。)南掌王国建立后数世纪的遗物，除了损毁的雕像，其他都已无存。如仅从建筑物而说，从古代损坏的材料样式考察，初期是被推定经由缅甸传入印度建筑物的造型。这种样式，为东南亚各地建筑物的萌芽要素。老挝建筑物的独创性，是大而且宽广的二层房屋，而在远东及其他东南亚地区，都为一层房屋。
　　现在从琅勃拉邦、永珍到沙湾拿吉，沿湄公河岸的城市，都可看到老挝中、后期的文化保存下来的遗迹，包括佛塔、寺院、石窟，以及历史国王的宫殿陵墓。
　　古都琅勃拉邦，多宏伟庄严佛寺。除前面已述之著名的勃拉邦佛像，在王城郊外约一千米，有一座富士寺。除前面已述之著名的勃拉邦像像，在王城郊外约一千米，有一座富士寺，为老挝佛教中心，寺建在一个山丘上。寺中供有一尊斯里兰卡于公元十五世纪所铸之著名金佛像，重四七八公斤，老挝人亦尊为“护国佛”。王家图书馆内，收藏有写于贝叶上的巴利文、柬埔寨文、泰文、老挝文各种佛教经典。博物馆内有很多佛教遗物陈列。在距离古都北面二十千米的地方，有著名的“北墟洞”，洞中岩石上凿有很多佛龛，雕刻各式各样大小的佛像，面貌和姿势表现各不同。佛像多到不胜计算，故有“万佛洞”之称，面貌和姿势表现各不同。佛像多到不胜计数，故有“万佛洞”之称，据说已有一千多年历史，是老挝著名的佛教胜迹，每年佛诞节，老挝国王要亲到那里举行“浴佛”盛典。(同上，第254-256页。)
　　首都永珍，有大小佛寺九十多座，市区有四十三座。过去原有雄伟的普拉乔寺(公元1563年悉达提王建)，即供玉佛之处，因王佛后为泰人携走，现仅留下断石残碑。现在最华丽的佛寺为“室沙吉寺”，是老挝僧王所居，寺内收藏各种铜、石、木造佛像三千多尊，极富艺术价值。帕乔寺现改为王家博物馆，内有很多佛像陈列。(辛岛升等译：《印度支那文明史》(日文)，第25页。)
　　永珍最伟大的佛教胜迹，当然是“大舍利塔”，是老挝历代建筑艺术的精华，起源虽被认为有泰国素可泰王朝的特征，而形式多样，是建筑物最高的发挥。大舍利塔每年例行有一次隆重的庆祝大会，时间是在11月15日至17日，一连举行三天，全国休假，由国王率内阁官员主持揭幕，并在仪式中颁发有功勋章。大会期中，高僧云集诵经，全国各地很多佛教徒专程前往朝拜，香花供佛，听法施僧，认为是无上的功德。在佛塔周围和路途上，更有各种物品展览会，土产、洋品都有，交易热络。又有种种体育比赛和文娱节目。每日赶往参加的人们，从永珍到佛塔，沿途人潮和车辆非常拥塞，人人欢欢鼓舞，这是老挝传统性的庆典。(宋天明编著：《印度支那半岛上的国家》，第108-110页。)
　　关于老挝雕刻佛像的艺术，可说是平凡的。自从公元十四世纪末，佛陀的颜面就成了固定的形式，如摩那兰寺的佛像，发顶高耸，两耳垂长，表现高雅而非现实的，很明显得受了泰国素可泰王朝的影响。(《印度支那文明史》，第220页。)至于老挝文学方面，可说是泰国文学方言的一个支流，多数作品著者不明，年代难分。佛教文学，多为《本生经》中的故事，叙述佛陀过去世修菩萨行种种的情形，并获得大果报，深具教训启示的意义，是间也有夹杂着印度一些民间的传说。除此，民族文学著名的有《五篇(寓言)》(pancatantra)，其中四篇的编成，大部分是包含在著名的梵文故事中。从公元十六世纪起，产生不少长篇叙事诗，而宗教作用也越来越浅。到公元十九世纪初期，因法国殖民者侵入老挝后，老挝文学者许多诗歌、小说、散文等作品，充满热忱爱国的情绪，揭发殖民地侵略的罪行，歌颂人民抗法英勇不屈的事迹。(1.《印度支那文明史》，第220-221页。2.宋天明编着：《印度支那半岛上的国家》，第104-107页。)
　　老挝在以前，有不少出家人多往泰国受僧教育，甚至国内教授巴利文和老挝文佛学课本，亦采用泰国的或再经改编。僧伽行政组织，亦类似泰国。独立后，老挝佛教才重视僧教育的发展。
　　老挝的僧教育，获得国家支持，认为是本国教育的一部分。为了改变旧式教育，适合时代需要，在1964年1月，规定新制度，分为三级：一、小学：分初级小学三年，高级小学三年，共为六年，相当于国民小学教育。二、中学：相当初级中学，四年制。三、佛教高级教育：相当高级中学，三年制。上面三级教育，是与老挝国民小学和中学年制和课程相配合的。但初级小学三年，因为是国民义务教育，在年幼未出家之前已经受守，所以佛教不须举办，而直接从高级小学开始。小学和中学(初级中学)，是由宗教部负责；佛教高级教育，是由教育部负责。沙弥和比丘受完各级教育，亦由学校所属之宗教部或教育部发给毕业证书。在受完佛教高级教育毕业后，如果是比丘身份，并加上“摩诃”(Maha意为大)之尊称。课程方面，高级小学业和中学有佛学、巴利文、老挝文、法文、英文、算数、史地、科学常识、卫生学、人类发达史、教师课程等。佛教高级教育课程有巴利文翻译及解释、宗教、佛教史、大乘佛教史、上座部佛教艺术史、印度及东亚哲学史、法文、英文、梵言语和中文、日文、及泰、缅、柬埔寨、老挝文学、中国文学、日本文学、天主教及及伊斯兰教史、宗教哲学比较学等。巴利文分为九级，由初级第三级考起，一直到最高等九级。因为老挝比丘可以随时自愿返俗，所以国家规定，凡读完佛教高级教育后，须经过二年以上为佛教服务，才可自由返俗，亦有资格投考国立大学。(payutto比丘：《访问老挝之见闻和感想》(泰文)，载曼谷朱拉隆功佛教大学《佛轮》月刊第21卷6-8期。)
　　在老挝境内，据未正式统计，约有华侨六、七十万人，多为潮籍，他们大多在都市经商，次为做工及种植，对老挝经济贡献很大。华侨多保持自己的文化，办有中文学校，且很多人信仰大乘佛教。在永珍有华侨近五百万人，华侨佛教徒曾创立“中寮佛教社会”一处，有普通华僧一位或两位，无中国佛寺。在老挝也有很多越侨，亦多信仰大乘佛教。建有一“邦廊寺”，(Wat Banglog)，住有越僧领导信徒，宏扬佛法。总之，老挝自独立后，佛教虽谋求不断发展，也获得国家充分的护持，但因政府分裂，年年战争不退，人民经济生活困苦，受种种条件所限，佛教的发展和建设，是很缓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