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传佛教史（六）

　　1958年，世界佛教友谊会第五届大会在曼谷召开，从11月24日至30日，有十八国代表188人参加，提出主要议案：呼呈各国佛教徒努力实现佛陀的和平精神；禁止原爆；南传北传佛教互相我作文化交流；修建美化佛陀诞生圣地蓝毗尼园等。(佛教时代社：《佛教大年鉴》(1969)，第267页。)
　　50年代，泰国已渐进入资本主义体系，在銮披汶政府统治时，思想还比较开放。1958年8月国防部长沙立发动政变，取得政权后，执行亲美反共政策。泰国僧团高层内部因为受到流行思潮的影响，宗派之间时有摩擦，发生斗争，延续数年。政府曾下令逮捕三位大宗派僧人，被指为共产党同路人，1960年僧伽内阁褫夺他们的僧籍，理由是他们曾于1956年9月，应邀参加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举行的佛教座谈会，见到当时大陆佛教发展的情形，会后在中国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谈话，称赞中国共产觉的宗教自由政策，回国后又的发表专文报导，之后亦株连到他们的老师，即著名的佛教学者高僧披莫丹(Phra Phimoldham)，1963年夏亦遭拘捕，罪为是“挑拨公众，违抗政府，”罢黜出僧伽内阁、大宗派大本山摩诃他寺住持、朱拉隆功佛教大学校长等职，褫夺僧籍。1964年，军事法庭宣判以前三位至中国的僧人无罪释放；二年后，披莫丹长老亦判无罪释放，轰动一时的披莫丹共产党案至此结束。(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21-122页，东方出版社会，1997年版。)据报告披莫丹在拘留所几年中，除了不自由，每日仍勤于禅坐，研读经论。获释后回到摩诃他寺，仍受到各方僧俗的尊敬，生活态度自若，教学不倦，但婉拒与外界联络。作者于1960年赴泰修学南传佛法，亦因他的核准许可，且同住在一寺中。
　　1962年颁布了新的僧伽法令，在次年一月一日执行。新僧伽法令内容有：国王从有名望的大长老中选出一名僧王，和为僧伽领袖。大长老会议代替了僧伽内阁，只对僧王起咨询作用，国家宗教厅长担任大长老会议的秘书长。在各地方僧伽组织中，任命一名督察，负责监督僧伽的宗教活动。政府教育部有权辅助僧王的任命及对僧伽财政补贴，按委任僧职的级别领取政府薪金。依新法令，军政府对僧伽就更容易管理了。(同上，第122-123页。)
　　1964年，僧伽与政府推出“传法使计划”，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1.选拔对国家和佛教忠诚及解行优秀的僧人，特别是两所佛教大学毕业僧，又具有方言能力者，派往各府、市、县、乡村宣扬佛法。2.组成多个僧人小组，分赴全国各地区工作。1964年有175名，次年有802名，最多时达2000销售员，3.传法使的具体任务，是向村民讲解佛法，奉行五戒，常行布施，热爱佛教，对国家和国王效忠，进行精神与道德的净化，改造犯罪，同时亦阻止共产党主义思想在国内的散播。(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21-122页，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近十多年来，泰国亦很热心推动佛教向外国发展。在1956年以前，就有泰国比丘们往马列来亚及新加坡弘法，发展至今，在槟城、新加坡、吉隆坡、怡保等处，已建筑十多所佛寺，而信众多数为华人。1957年，印度政府在菩提伽耶圣地，献地17，000方米，欢迎泰国佛教往建佛寺；1960年，在泰国政府资助下，建成一所非常庄严的“佛陀伽耶泰寺”(Wat Thai Buddhagaya)，常派遣比丘长住弘法。1964年，有泰国比丘智成就(Nanasiddhi)领导，在伦郭成立“佛光寺”(Wat Buddha Padipa)，轮派五、六位比丘长住，经常演讲佛法及教授止观，经费亦由泰国政府资助。(《东南亚佛教史》(泰文)，载《佛轮》月刊第20卷。)
　　1975年中泰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佛教重新开始交往。1980年中国佛教协会赵赴初会长到曼谷出席世界宗教和平会议常务理事会，受到泰国佛教界的热烈欢迎。次年泰国佛教僧侣代表团亦访问中国，受到泰国佛教界的热烈欢迎。后来泰国佛教徒曾多次组团访问中国。1987年赵赴初会长率团到曼谷参加国际佛教学术交流会，并进行一周的访问，受到泰国多个佛教团体的欢迎，僧王也亲自接见。为了增进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中国佛教协会于1990年6月，派出云南傣族上座部佛教青年学僧十名赴泰国留学。他们在泰国学习三年，主动脉是学习巴利语及南传佛教教义等。(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41-142页。)
　　现在泰国佛教徒占总人口约95%以上，有僧人280，000，其中比丘180，000，沙弥100，000。泰国有佛寺约25，000所，佛塔100，000座。(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44页。)
　　第二节　　僧伽组织与国家的关系
　　一、略史：泰国佛教僧伽组织，自公元13世纪中叶，素可泰王朝成立，传入斯里兰卡上座部系佛教后，即正式为国教。当时僧伽组织，即由国王尊封一位德学具足精通三藏的长老为僧王，另又尊封府开及地方初级僧官，形成全国僧伽行政组织系统。至大城王朝时代，国王扩大，佛教列为发达，僧伽数量大增，僧伽行政组织除沿袭素可泰王朝旧制，另对宏扬佛法有功僧人及具足德学的比丘，概给予尊封僧伽爵位，分为九级：僧王、副僧王、公、侯、伯、子、男、及师尊一级、二级；并依僧爵高下，由国家制定食俸。曼谷王朝成立后，亦沿袭旧制。到拉玛七世时，泰国改为君主立宪，之后佛教亦制订僧伽宪章，设立僧伽内阁、僧伽议会等，于1941年颁行。这种组织，是仿照国家的组织，而予以简化。(陈明德：《泰国僧伽行政史略》一文，《海潮音》第43卷8月号。)
　　二、僧伽行政组织：泰国僧伽行政组织，分中央僧伽行政与地方僧伽行政两部分。中央僧伽行政，以僧王为全国僧伽领袖，僧伽内阁十位，即僧务院长、僧伽内务部长、僧伽宣传部长、僧伽教育部长、僧伽福利部长，另次长五位。僧伽议会，由四十五位僧伽委员组成。僧伽法庭，分初审、上诉审、最高审三级。至于地方僧伽行政：分九省、七十一府、县、区、乡、佛寺、依层次录属管辖。(1.陈明德：《泰国僧伽行政史略》一文，《海潮音》第43卷8月号。2.《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日文)，第110-111页。)
　　以上这种新制，本较合乎现时代，可是1960年，泰国僧团宗派这间高层领导者，发生严重摩擦，甚至互相借政治势力倾轧，遂于1962年，修改僧伽宪章，多项仍恢复过去僧王的集权。其组织简介如下：
　　僧王是佛教最高的领导者，由国王尊封，终身职位。下设僧伽最高机构，称为“大长老(僧伽)会”(Mahathera Samagama)，有十三名委员，僧王任主席，四位副僧王为当然委员，其他八名由推选产重任地期二年，对于僧伽的行政、教育、宣传、福利、戒律、规章等等有决议权。政府宗教厅厅长为此会之秘书长。在大长老之下又设僧伽议会，分为二组，即大长老会议及小组委员会(即对大长老会议提出各种议案之前，对该议案的审议，征询佛教僧伽学得及旁听得意见)。在大长老会下，又设僧伽法庭，保持以前之初审、上诉审、最高审三级。在大长老会下，又设僧伽法庭，保持以前之初审、上诉审、最高审三级。在大长老会与地方僧伽组织之间，设有大教区僧伽会，即全国分为中部，北部、东北部、南部四大教区，大宗派设四大教区，各有僧长一位；但法宗派僧众少，全国只设一位。此五名大教区僧长，直属大长老会，或由大长老会委员担任。在大教区之下，即属地方僧伽组织，大宗派全国分为十八个管区，法宗派分为四个管区，共有管区僧长二十喜形于色中。依次是府僧伽会、县僧伽会、乡村僧伽会、各佛寺僧伽。在大长老会之下，又专设巴利文教学总管处、佛学教学总管处，佛教使节局(派遣僧人到国内外弘法。)
　　至于两派佛教及僧数。依泰国教育部宗教厅1964年调查，全国有佛教寺23，454所，比丘166，975人，沙弥85，127人，共计252，102名。1968年，佛教星期日学校事务局最新调查如下。
　　(大宗派)(法宗派)(共计)
　　佛寺：23，082　1，023　24，105(寺)
　　比丘：166，459　8，807　175，266(比丘)
　　沙弥：83，213　4，448　87　661(沙弥)
　　男少年：96，733　8，095　104，828(人)(佛教时代社编：《佛教大年鉴》(日文，1969)，第818页。)
　　三、佛教与国家的关系：泰国自立国以来，历经七百多年，都以佛教为国教，成为传统的习惯。现在泰国宪法第七条规定：“国王须信奉佛教；且是宗教的拥护者。”又规定：“……人民有信仰宗教及举和礼拜完全之自由……。”因为不准僧人参政，所以第九十条第三项有：“比丘、潲弥、修道者不得行使选举权。”(《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254-255页。)
　　泰国佛教僧伽，除了自己不僧伽行政组织外，政府亦设有宗教厅(属教育部)管理各宗教事务。宗教厅的组织设厅长一人，辖下分为一处和六科：(1)秘书处：分文书级、统计组、法律组、财库组；法律组专为维护各宗教权僧而设。(2)宗教教育科：分学术组、图书组、研究组、宗教学校组；协助全国比丘沙弥教育，筹备校舍经费；外国留学僧奖金，也由本科承办受理。(3)宣传科：分教师组，促进教育指导组；本科职员多数是以前出家时获得高等巴利文学位，舍戒还俗后，协助宣扬佛教文化教育工作。(4)宗教赞助科：分典礼组、救济组、宗教事务组；负责国家(王室和政治)与佛教等各种宗教礼仪，筹备布置；发给全国僧爵、僧职薪俸及供物；救济遭受灾难的佛寺和僧人。(5)宗教财产科：分佛寺财产登记组、薄记组、中央僧伽利益组、地方僧伽利益组；代僧人处理全国寺产财产登记、租收，以及代处理僧俗财产的纠纷。(6)僧伽秘书科：分中央组、僧伽事务组、佛教经典组、资助教育组、公共利益组；大长老僧伽仁义等，本科先派人布置，仁义时记录，及协助僧伽推行事务，承受执行僧伽命令。(7)建设科：分佛寺建筑组、佛寺修理组、设计组、联络组；负责兴建及修理佛寺、佛塔、佛教纪念胜地，设计图案模型，调和搜集宗教资料，与上级联络，及推行在外国建寺传教工作。(净海：《佛国日记》，载《海潮音》第45卷3月号。)
　　因为宗教厅是管理全国各宗教的事务，虽然宪法规定佛教为国教，但对其他宗教，政府一样尊重人民信仰宗教自由，给予援助。依1960年全国人口调查，共26，257，196人；1967年调查为30，570，846人，佛教徒占93。5%，伊斯兰教徒3。9%，基督教徒0。6%，其他2%。(《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123页。关于泰国伊斯兰教徒，多数集中于马来西亚达境之五、六府，因过去此地曾属马来人统治，后为泰人征服。基督教徒多数为华、越人。另有曼谷等地，约有三、四十万印度人及印裔，多信仰印度教。)
　　政府每年对各宗教都有援助预算，例如1958年如下：
　　Ⅰ.援助宗教支出：
　　佛教：佛寺修理及维持　泰币　9，000，000铢
　　佛学院、巴利文佛学院　泰币　500，000铢
　　佛教僧团费　泰币　100，000铢
　　二所佛教大学　　泰币　400，000铢
　　伊斯兰教：　泰币　495，000铢
　　基督教：　　泰币　45，000铢
　　(共计泰币)　10，540，000铢
　　Ⅱ.僧俸及行政等支出：
　　僧俸　泰币　4，422，000铢
　　僧伽行政　泰币　10，988，000铢
　　献迦絺那衣(袈沙)仪式　　泰币　10，988，000铢
　　僧扇　　泰币　　658，000株
　　宣法　泰币　40，000株
　　国际会议　泰币　35，000株
　　资助外国留学僧　　泰币　120，000株
　　(共计泰币)　　16，483，000铢(《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114页。上列佛寺修理及维持费，仅指是年政府之援助预算。多数佛寺修理及修持费，还是靠佛寺本身经费及信徒净施。但有149所王家佛寺，其中多为著名佛寺，如缺乏修理及维护费，则由政府津贴。所谓王家佛寺，乃由历代王室人员献建，或由王室领导募建。)
　　四、大乘佛教在泰国；虽然大乘佛教于公元十三世纪已在泰国灭亡，但还有些形式和观念未随着绝迹，如愿生佛土。曼谷王朝第四世王时，有些佛教徒在虔诚礼佛时，发愿成佛。除此，不家人相信佛教徒贤明的国王是菩萨、或佛的化身，在吞武里王朝及曼谷王朝第三纪王时，也有人称僧王为佛的。另有些不包括在巴利三藏内的经典，如有些不包括在巴利三藏内的经典，如《福德轮经》、《三藏顶经》等，说人仅念诵或书写经典，就可获得可思议的功德，这些都是大乘佛教遗留下来的观念。(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16节。)
　　大乘佛教传入泰国的另一个时期，是由近代越南和中国佛教徒带进。在吞武里王朝时，因越南发生叛乱，有越南王族和人民至泰国颇多，佛教也传自中国，乃至吞武里建一寺。曼谷王朝第一世王时，又有很多越人至泰，在曼谷建二寺。这三所佛寺，都是华越人共建，主持者则为越僧，用越南佛教仪规。至三世王时，越人又在曼谷、北碧、尖竹汶三地，各建一佛寺。(1.同上。2.《泰国华僧弘教简史》一文，载《海潮音》第53卷9月号。)
　　至拉玛五世时，有中国南粤续行和尚至泰，具足戒行修持，受中泰人民敬仰，乃集资在曼谷建永福寺，后又修甘露寺。不久华僧至泰渐多，遂发起兴建龙莲寺，八年始成，为全泰最大华寺。开光之日，五世王赐该寺泰名外，并敕封续行比丘为“华僧尊长”，又封其他二华僧为左、右二尊长。越南出家人，亦在同一时期下谕敕封。不久续行又往柳兴建龙福寺，未久即圆寂，趺坐安详而逝。第二位华僧尊长果悟比丘，深有禅定功夫，亦获泰国王室、中泰人民敬仰。(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16节。)
　　至九世王时，华僧普净法师升任华僧尊长后，曾在北碧建普仁寺，奠石结果，可依律传授戒法，并被泰国封为传戒和尚，因此可度泰地华人出家，发给度牒；以后又建立化僧舍、仙佛寺；1960年，在曼谷效区，又兴建规模宏伟的普门报恩寺，至1970年始告完成，恭泰王驾临主持落成大典，盛况空前。(陈明德：《泰国佛教史》第16页。)今日在普净门下出家的华僧，约近二百位，分住在处华寺，产且依泰国的风俗，多数为短期出家。泰地华裔青年出家，多数在小时候受泰文教育，对中文及在乘佛法认识不多。普净尊长很得当地佛侨皈信，弟子众多，法缘极盛。为了今后大乘佛法种子继续在泰国发芽生长，理应该注意发展华僧教育之事。
　　在曼谷的华侨教徒，亦成立很多佛教社，宣扬大乘佛法，其中重要的，如中华佛学研究社，龙华佛教社会，过去多年经常定期举行信徒集会，研读佛法、念诵、讲说，有时国内或其他地区有高僧至泰，除接待食住及旅游活动等，常被邀请为华侨讲经说法。
　　华裔青年陈明德居士，精通中、泰、巴、英等语文及大小乘佛法，在皇冕佛教大学任教多睥，教授大乘佛法及佛教史。曾译中文《金刚经》用《维摩诘经》等为泰文，(其中《维摩诘经》泰译本，曾获全泰国青年文学杰作第一奖。)并经常至各地佛教文化学术研究机构演霁大小乘教义，全国拥有极多读者和听众，惜其不寿，于七、八年前去世，为中泰佛教一大损失！
　　总之，华人、越人的大乘佛教在泰国的弘扬，其信仰的人众和影响，主要还是在华、越人本身的范围内，泰人信仰大乘佛法的极少。
　　第三节　现代佛教教育
　　现在泰国佛教教育的情形，可分下列四个方面来叙说：
　　一、佛学院：佛学院在全国普遍设立，多数设在规模较大和僧众较多的佛寺里，僧众少的佛寺，可至邻近的佛学院就读。佛院落分为初期、中级、高级，僧俗都可报名入学，除了课本自备，学费全免。凡新出家者，规定都要就读，不限年龄。每年开学时间大约是在七月安居时开始，至下二月中终止，教学仅约半年时间。学期结束时，每年举行一次全国大会考(短期出家还俗都有可不参加)，甚为严格。及格者每年约占25%左右；不及格者来年仍须就读原级，考多少次不返限制，因为这是出家修学佛法的基本教育。佛学院落各级人数不受限定，多者七、八十人，少者三、四人亦开班。教课者，亦多由佛寺中佛学适度较高的比丘担任，并由常住供养饮食及微少零用，或向宗教厅申请补助。
　　佛学校课程内容如下：
　　初级：佛陀格言、佛学、佛传、佛律、仪规。
　　中级：佛陀格言、佛学、佛弟子传、结集论，戒律、仪规。
　　高级：佛陀格言、佛学、佛及弟子传、结集论、戒律、僧团组织章程。
　　依1967年统计，全国共有佛学院4，056所；出家及在家学生(在家各级不读戒律，或以其他科目代替)如下：
　　出家(比丘、少弥)在家
　　初级112，736名　初级13，910名
　　中级20，383名　中级2，942名
　　高级11，555名　高级953名
　　共计144，674名17，805名(依佛教时代社编《佛教大年鉴》(日本，1969)，第815页。)
　　二、巴利文佛学院：依1960年统计，全国共有巴利文佛学院549所，修业比丘和沙弥22，142名，教师1，807位。(净海：《佛国日记》，《海潮音》第45卷。)设在规模较大和僧众较多的佛寺里，其他佛寺的学僧实行走读。学僧课本自备，学费全免；教师的饮食及少数零用由常住供给，或向宗教厅请求补助。巴利文佛学院，一向不准在家信徒就读。每年开学时间，约在阳历六、七月间，至次年二月终止。巴利文由初级基础至最高程序，分为九级；初级至五级，规定须入巴利文佛学院就读，听教师讲解，六级以上，着重自己研究，或请人教导，或成立小组请专家指导。就读巴利文佛学院，都为青年比丘和沙弥；中年老年出家者极少学习。每年学期结束时，举行全国大会考一次，参加考试的及极比率，只约占20%左右。考不及桥梁的，仍须继续在原级就读，年数不限。考取三经以上者，尊称为“大比丘”(Maha-bhikkhu，泰语称Phramaha；沙弥考上者，受比丘戒后，即升为大比丘)，并且由僧王或国王颁赠巴利文学级僧扇。考取高级别的巴利文学级，是极荣誉之事，受僧俗尊敬。现将巴利文九级课程内容简列如下：
　　一、二级；基础巴利语文法(一至二级，不举行大会考)。
　　三级：法句经注，一～八册。
　　四级：法句经注，第一册；吉祥义明解，第一册。
　　五级：吉祥义明解，二～三册。
　　六级：法句经注，五～八册；一切善见律注，三～五册。
　　七级：吉祥义明解，一～二册；一切善见律注，一～二册。
　　八级：一切善见律注，一～二册；清净道论，一～三册。
　　九级：清净道论，一～三册；阿毗达磨义广明；阿毗达磨复注。(《社会评论》杂志(泰文)特第四号，关于《佛教与泰国社会》专号(1966年8月)。依著者过去所知，现在巴利文九级的课程，有些已经重新变动。其中一至三级，着重文法基础及巴利语译泰文；四至七级着重巴利文诵及泰文译巴利文；八、九两级，除巴泰互译，并用巴利文写作诗偈或韵文。)
　　三、二所佛教大学；即皇冕佛教大学和朱拉隆功佛教大学，专为教授青年比丘、沙弥世间的知识及化学的知识。
　　皇冕佛教大海陆空定名，是纪念拉玛四纪的，因他未登位前，曾出家为比丘二十七年，创立法宗派。他的前身就是皇冕学院，于1946改为佛教大学，设在法宗派总部旺尼域寺。学制分先修科一年，教授初中速成各课程；预科二年，教授高中带成各课程；大学正科四年。完成七年教育后，获得佛教学士位。在佛教大学就读，除书籍自备，学杂费全免，正科四年主要课程有佛学、巴利文、英文、梵文、因明、宗教比较学、科学、哲学、论理学、心理学、数学、教育学、理化、史地、佛教史、动物、植物、生理学等。皇冕佛教大学现有学僧约五百多人。
　　朱拉隆功佛教大学，是纪念拉玛五志的，1947年由大舍利寺学院改成。现在分为四科：1.巴利中学六年，所教课程同一般社会中学，但增加巴利文佛学为主要科目。2.先修科二年，初中课程速成，增加巴利文、佛学、教师学。3.预科二年：高中速成，增加巴利文、梵文、佛学。4.大学正科四年，课程有巴利文、梵文、佛学、泰文、英文、史地、科学、法律、哲学、宗教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学等。现在学僧一千一百多人。正科四年教育受完后获得佛教学士位。
　　四、佛教星期日学校：佛教星期日学校是在十年前，由两所佛教大学利用大学的校址和教师，招改一般社会少年儿童和成人(包括男女)，在星期日来寺听讲基础佛学，以及社会其他的实用学科，课程由浅至深，分班次上课，各班每次上课三小时。在上课前，先由僧人领导作简单的念诵仪式。这种佛教星期日学校发展至今，在曼谷及其他各地重要城市，已成立了多所，对一般人民施以佛教教育和道德熏陶，收效很大，报名就读的人也非常踊跃。
　　现在泰国新育制度，是由国家教育部统一管理，但国还有一半以上的小学和中学，仍庙在佛寺里；其中也有不少是由佛寺主办，受国家教育部属下管理。
　　第四节　佛教徒生活的实践
　　泰国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兴盛的国家。国民传统习惯，男子一生中都要出家一次，认为是人生中的一件重要大事。出家时间的长短，随个人自愿。比丘或有二二七条，沙弥有十戒。出家一年称初腊，须依师而住；五年称中腊，满十年称上座。出家后，四事供养(食、住、衣、药)及日用物，皆来自信施者(父母亲友及信徒)。饮食由托钵而得，可食鱼肉；但不可自行杀生，不得食人、马、象、蛇、虎、猫、狮子、犬、豹十种肉。
　　每日早晚两次行持，每次约半小时；每月举行诵戒。一个月有四次佛日，在家信众带着香花往佛寺礼佛诵经，受持五戒或八关斋戒，听僧人说法。广播电台及电视台，在佛日及特别节日，都请僧人向民众广播说法，或安排播放佛教节目。关于佛教重要的节日，一年中有三次，即泰历三月半为敬法节；六月半为敬佛节(纪念佛陀诞生、正觉、涅盘)；八月半为敬僧节。这三个节日，是代表对三宝的礼敬，国家都定为特别假日。全国放假，举行庆祝。敬僧节次日，即进入僧人三个月安居期。在安居前一两个星期中，发心短期出家人的特别多，全国僧人会增多五、六万。有些政府公务员，如以前没有出过家的，这时也可以特别请假三个月，入寺短期出家。安居三个月期满后，即舍戒还俗。出安居后一个月期中，全国僧俗流行举行献“功德衣”仪式，每所佛寺都举行。泰王及王后亦每年分别轮流至著名佛寺亲自主持功德衣仪式，向僧人供养衣物等。
　　国家重要节庆，乃至人民平常婚丧喜庆之事，大多请僧诵经供养，增加功德福利，或超度亡者。
　　除以上行事，一般青年出家人，多数是学僧，接受僧教育；中老年僧人，多数是担任寺务及弘未法工作，也有专心修持或研究经教的。也有些知识差的出家人，为了仰合俗人，替人看相算命及念诵经咒的。泰国没有比丘尼尼及沙弥尼制，但有一种长期或终生受持八关斋戒的学法女，她们剃光头发，穿着白衣(不是袈娑，是一块长甚至也有部分接受信施者的供养；听说在乡下这种持八关斋戒的学法女，也有出外托钵的。据说全国这种学法女约有二万人左右，她们可就读泰文佛学院，也可随自愿蓄发返家。一般人认为她们这样的生活，也是出家的一种(西人佛教徒称她们为尼)，但在南传佛教律制上，她们仍归属为优婆夷。这可说是在南传比丘尼制度断绝传承后，一种方便女子出家的形式。
　　泰国也有在家佛教徒组织，如“泰国佛教总会”及“佛教青年会”。此二佛教团体，在曼谷都有很大的会址，分会散布全国各府，定期集会演谭或研讨佛法，或请僧人说法，并为有佛教杂志及出版佛教小丛书等。此外还有“佛教妇女会”及很多地区性的佛教组织。1964年，“世界佛教友谊会”亦迁移至泰国设会址，并有人长驻办公，与世界各国佛教徒保持联系，每两年或三年，定期召开“世界佛教友谊大会”一次，会长一职由现今泰王之姑母苾莎迈笛斯库尔(H.S.H.Princess Poon Diskamais Piul)公主长期担任。现今在曼谷正筹建永久会址，经费由各国佛教徒募集，泰国政府并有津贴补助。
第四篇　柬埔寨佛教史
作者：净海

第一章　扶南时期的佛教
　　(公元1世纪顷～550年)
　　第一切　国土与民族
　　柬埔寨(Cambodia,Kambuja)在公元1世纪时即已建国，汉时称“扶南”，隋及唐初称“真腊”，中唐时称“吉蔑”，元时称“吉学智”(或甘孛智)，明代万历以后称“柬埔寨”，而柬干埔人则始终自称“吉蔑”或“柬埔寨”。泰人、越人、华人称其为“高棉”(Khmers)，是“吉蔑”的转音，西人则称“柬埔寨”。大概“吉蔑”是指种族名，“柬埔寨”为国家名。(吉蔑之名，《旧唐书·真腊传》(卷197)：“南方人谓真腊国为吉蔑国。”《新唐书·真腊传》(卷222下)：“真腊亦曰吉蔑，本扶南属国”。柬埔寨之名，元代周达观着《真腊风土记》中说：“其国自称甘孛智”。《明史·真腊传》(卷三二四)：“其国自甘孛智……万历(1573～1619)改为柬埔寨。”按柬埔寨之原名，在柬埔寨本国中很早就采用，最初记录此名称的，为公元817年芽庄之一碑文。又公元十二世纪中叶，柬埔寨与斯里兰卡交通频繁，《大史》中常用柬埔寨之称。又按柬埔寨一名，出自梵语Kamboja。)
　　柬埔寨建国近二千年，是东南亚最早的古国之一，有过辉煌的文化。一般历史学者在多把柬埔寨的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扶南时期，二、真腊时期，三、安哥时期，四、安哥以后时期。(D.G.E.Hall: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如将法国侵入柬埔寨开始殖民统治算起，中经1954年独立至现在，列为近代时期，柬埔寨历史则可划分为五个时期。
　　以上五个时期，柬埔寨的历史连贯性及文化和相似性，是无可置疑的，但各个时期统治疆域的范围，变动很大，有时地区颇广，有时境域很小，都城也常设置在不同的地方。考古海陆空上证实，古代扶南文化遗址，大部分位于湄公河三角洲地带，不全在今日的柬埔寨境内。(陈正祥：《真腊同土记的研究》，第9页。)
　　现在柬埔寨的疆土，位于印支半岛南部，介于北回归线与赤之间。其中与越南中部为界，西临暹罗湾及泰国东部，南毗越南南部，弱与泰国东北及老挝西部接壤，经纬度为东经102.20度至107.42度，北纬10.50度至14.25度。全国总面积181，035平方千米。
　　柬埔寨的人口，依1996年估计，是10，400，000人。柬埔寨的民族，主要是吉蔑族(Khmers)。他们渊源于古代印度的文荼族(Munda)、马来族、波尼西亚族(Polynesians)进入柬埔寨后与土著民族之混合种。吉蔑人与下缅甸及泰国境内湄南河流域的居民孟族(Mons)，在种族关系上很密切，似乎吉蔑族与孟族之间两族的祖先，有一个时期在中印半岛中部及西部存在过，后来泰族自中国边境南徙，渗进两国之间，迫使吉蔑人住在中印半岛及泰国之中部，而孟族居西部。现在无法证明吉蔑人与越南人在血统上的关系。(1.Sir Charles Eliot:Hinduism and Buddhism,Vol.Ⅲ第100页。2.Brian Harrison:South-East Asia,第35-36页；中译《东南亚简史》第37-38页。)吉蔑人过去曾与越南的占婆族(Champa)及泰族不断地发生战争，致使民族精华受到很大的损伤。
　　关于吉蔑族的来源，历史学者迄今尚未有确定的诊断，而一般认为，吉蔑族虽是外来移民，但很早就定居于现在柬埔寨境内，与当地土著混血而成。公元7世纪初，真腊王质多斯那(Citrasena)兼并扶南以后，原属扶南各部的人就以吉蔑族人为中心，渐渐在血统、政治、文化上融成一个单一民族。因长期的血统杂及战争耗损，纯粹的吉蔑族人已日渐减少。现在吉蔑族人占全国人口的80%，语言亦以吉蔑语为主。(除柬埔寨境内吉蔑族人之外，另在越南南方有吉蔑族人约40万，在泰国东南，也有吉蔑族人约30万，成为越、泰车的少数民族。)由于吉蔑族占人口绝大多数，所以柬埔寨在历史上亦长期称吉蔑族人，即我国所称之高棉或高棉人。
　　在柬埔寨境内，有20多个少数民族。其中泰族人，大多属于老挝族，由老挝移人与泰国接壤的地区，也有不少泰南人杂居。占族为古代占婆国遗留种族。越族(Annan)，多居住沿海，思想与习惯颇受中国文化影响。在柬埔寨的华侨及华裔，统计约50人，以福建及湖州籍人居多。首都金边有址余万华人。
　　关于柬埔寨的古代历史，本国记载非常缺乏。现在首先依凭的是中国史籍中的有关记录，其次是柬埔寨已发殃的碑文及发掘出来的遗物。通过近代历史学者对东南亚史的研究，经过整理和考订，虽不能详实，然已能对柬埔寨的历史已有一个简要的轮廓。
　　古代东南亚各国，除越南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以外，其他国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包括宗教、语文、艺术、政治、哲学等，其中宗教文化方面的影响最为深远。柬埔寨在古代东南亚是首先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国家之一。柬埔寨的语文，是从梵文、巴利语等改变而成，语言系统属陵园吉蔑语(Mon-Khmer)，和泰国及下缅甸的孟族人相近，都与印度的文荼语(Munda)有关，同属澳亚语系(Austro-Asiatic group)。(山本达郎编：《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81页。)印度的梵文，曾在古代的柬埔寨盛行，至少在王廷中被采用，这可由出土的梵文碑铭做有力的证明。
　　第二节　　扶南时期的佛教
　　扶南(Funan)一名的起源，首见中国正史《三国志》卷60之吕岱传。吕岱在公元3世纪上叶孙权时(公元222-252)为交、广刺史，曾“遣人从事南宣国化，暨缴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三国志》卷60，即《吴志》卷15吕岱传。)吕岱所遣派的使者，为从事朱应及中郎康泰二人。《三国志》虽未着录二人之名，然《梁书》卷54有记此事说：“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泉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梁书》卷54，海南诸国传总叙。考朱应撰有《扶南异物志》、早佚。康泰有《吴时外国传》、《扶南土俗》、《扶南传》、《(康泰)扶南记》、《吴时外国志》、《扶南土俗》、《扶南传》、《(康泰)扶南记》，以上恐是同一书籍，而称呼不同，早佚；然《隋书经籍记》及《唐书艺文志》，曾引用以上诸书之句。康泰为康居人(见《北平图书馆刊》第四卷第六号，向达撰《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同吕岱传中所说，孙权于黄龙3年(公元231)召吕岱还，可证遣使之事，应在此前。(伯希和作《扶南考》(Le Fou-Nan)发表于远东博物院之校刊，冯承钧译，收在《史地丛考续编》。附录一，认为遣使推为公元245-250之间，今有人考证其误。)
　　扶南的名称，虽于3世纪上叶初见于中国正史，然依中国史籍及柬埔寨出土碑铭考订，知扶南之建国，最迟不会晚于1世纪，(同上，第29页。)只是到公元3世纪才与中国有外交关系。到了第3世纪至第6世纪中叶(从后汉末至南北朝终)，扶南成为南海中称霸的强大王国。
　　扶南是音译，出于柬埔寨语之Phnom，意思为“山”，经转音读为Funan，中译扶南。根据印度及东南亚古代习俗，人们非常崇拜山岳，所有宗教建筑圣地，都在高山上，表示神圣崇高。这种传统，也使很多国王都加以“山岭之王”的尊称。Funam即是“山都”之义，以山为国号。(1.许云樵着《南洋史》卷上，第10页。2.杉本直治郎：《东南亚细亚研究Ⅰ》第400-401页。又按艾莫涅(Aymonier)认为“夫南”之名，纯为华语，取扶南之义。但有人考左三思三都赋中的吴都赋称“扶南”；义净《南海寄归涔法传》卷Phnom音译。)
　　关于扶南建国，《晋国》卷97“扶南传”记：“扶南西去林邑(Lin-Ⅰ，即占婆Campa)三千余里，在海大湾中(按指暹罗湾)，其境广袤三千里，有城邑宫室。人皆丑黑，拳发裸身，跣行，性质直，不为寇盗。以耕种为务，一岁种，三岁获。又好雕文刻镂……文字有类于胡(胡指西域)；丧葬婚姻略同林邑。其王本是女子，字叶柳；时有外国人混溃者，(《晋书》记混溃：《南齐书》、《梁书》、《南史》记混填；北宋《太平御览》等引康泰《扶南土俗》则用混慎。伯希和比定，认为混填与Kaundinya对音是较正确的，见杉本直治郎著《东南亚细亚研究Ⅰ》，第343-344页。)先事神，梦神赐之邑。叶柳率舶入海，混溃且诣神祠，得弓，遂随贾人泛溃纳以为妻，而据其国。”
　　《梁书》卷五四扶南传记载：“扶南国俗本裸体，身披发，不制衣裳。以女人为王，号曰柳叶，年少壮健，有似男子。其南曰徼国，有事鬼神者，字混填……乘船海，遂入扶南外邑，柳叶众见舶至，欲取之，混填即张弓射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付者。柳叶大惧，举众降混填。混填乃教师叶穿布贯头，形不复露。遂治其国，纳柳叶为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后王混盘况，以诈力间诸邑，令相疑阻，因举兵攻并之，乃遣子孙中分治诸邑，号曰小王。盘况年九十余乃死，立中子盘盘，以国事委其大净范蔓。盘盘三年死，国人共举蔓为王。蔓勇健有权略，复以兵威攻伐傍国，咸服属之，自号扶南大王。乃治作大船，穷涨海，攻屈都是昆、九稚、典孙等十余国，开地五六千里。次当伐金邻国。(屈都昆，略和屈都、都昆，即汉书地理志之都元，在今马来半岛。九稚应力九离之论，或位于半岛西岸。典孙，亦作顿孙，史勒格(Schlegel)尝考为面缅甸的Tenasserim。金邻，亦作金潾或金陈，考即金地(Suvarnabhumi)，位置未确定，或为现缅甸的直通，或为泰国的佛统。)蔓遇遇疾，遣太子金生代行。蔓姊子旃，时为二千人将，因篡蔓自立，遣人诈金生而杀之。蔓死时有乳下儿名长，在民间，至年二十，乃结国中壮士袭杀旃。旃大将范寻又杀长而自立。更缮治国内……”
　　从《晋书》及《梁书》记载，法国著称名汉学家伯希和作《扶南考》，(伯希和作《扶南考》(Le Fou-Nan)发表于远东博物院之校刊，冯承钧译，收在《史地丛考续编》。)推定混填至扶南的时代，最晚不会迟于公元1世纪。伯希和并断定混填一名，即是梵文憍陈如(Kaundinya)的对音，此名出于印度婆罗门种姓。按公元1世纪前后，印度人已渐东移，定居东南亚，其后东南亚各地便了一些印度化国家。混填(或(憍)陈如)至扶南为王，是为印度统东南亚及其文化影响最深远之事。
　　扶南早期的疆域，依考古学上所得证据，初于交趾支那(Cochin-China)的南端，以移往湄公河三角洲地带，(遗址在大部分散于此)，再后逐渐扩展到现在的柬埔寨和越南。《梁书·扶南传》说：“在日南群之南，海西大湾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广十里，西北流东入于海。其国轮广三千余里，土地洿下而平博。”依学得考证，其中所说里程固不足据，而方位可取。海西大湾即指暹罗湾，大江应指澜沧江下游的湄公河，自西北流，东南入海。依柬埔寨马德望省一出土碑铭说，最早的都城梵名为“毗名耶驮补罗”(Vyadhapura),意即“狩猎者之城”。《新唐书》卷二二二下扶南传说：“治特牧城，俄为真腊所并，益南徒那城。”特牧城经学者考证即耶驮补罗，大约在现在的波罗勉首巴南附近。最后都城那城，梵文为“新城”(Navanagara)之义，在今安波利(Ankor Borei，可能为梵语Nagara-Puri的音讹)。不过关于古代扶南的位置及都城的居，有几种不同说法，至今尚难确定。(1.扶南国的位置，杉本直治郎着《东南亚细亚史研究Ⅰ》，第3680-369页，根据以前学者比较，有多种不同主张。2.许云樵着《南洋史》，第73-74页。)
　　上引《晋书》及《梁书》扶南传，说南有外国人，或南有徼国人“事鬼神者”混填，梦神赐弓，诣神祠，可证知混填来自印度婆罗门种姓，为婆罗门教徒。神祠即指婆罗门庙。但无法确定来自印度何地，可能为南印度人。混填至扶南为王，是印度人拓殖东南亚的萌芽时期。
　　公元1世纪初，中印两国交通和商业的联系，已经非常频繁，东南亚介两国海上交通所经之地，深受中印两大文化的熏染，印度移民直接带给东南亚的宗教文化，影响最为深远，而中国只是通过使节往还及经济通商交流，影响大逊。
　　在公元前，印度与东南来已有紧密的商业联系，印度人对东南亚区域主具备了较多的认识。(关于印度人对东南亚的认识，在《罗摩衍那》(约完成于公元前二世纪，而最古部分于公元前六世纪)史诗中，即记有东南亚的地名“金银岛”(Yavadvipa)，据学者与为爪哇及苏门答 腊；另一地名为“金地”(Suvmadvipa)。)斯里兰卡《大史》记载，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派遣传教师中，就有苏那郁多罗两位长老至“金地”传教。公元后，印度移民开始大规模拥入东南亚，原因有二：一、商业活动，远在纪元前，印度与地中海就建立了商业关系，印度人把东南亚出产的香料、共同金、宝石等，转运到西方，赚取丰厚的财富。二、宣扬宗教。印度是一个宗教传教传统非常浓厚的国家，公元前一千多年雅利安人创立了婆罗门教；公元前六世纪又出现了佛教。古代印度至东南亚的移民，其中有一部他是虔诚的僧侣和教徒，他们背井离乡，拓殖异域，具有不畏艰苦牺牲殉道的精神，热忱宣扬宗教，印度文化由是遍布东南亚各国。印度的宗教随移民传入东南亚，先是婆罗门教，然后是佛教。
　　混填至扶南为王，大约在公元1世纪下半叶，其继承者诸王，传至盘况年90余乃死，必为二世纪时人；其后三年，范蔓为王，约有半世纪之久；至朱应、康泰使扶南时，已是三世纪上半叶，为范旃或是范寻在位的年代。据《梁书》卷五四中天竺传说：“吴时(公元222-280)扶南王范旃遣亲人苏物使其国。从扶南发，投拘利(关于“投拘利口”，列维(Levy)考为巴利语《弥兰王问经》中的投拘利(Takola)；但亦有考“投”作动词用，“拘利”为地名，因《水经志》卷一引《扶南土俗》本作“拘利”。)口，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海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惊曰：‘海滨极远，犹有此人。’即呼令观视国内。乃差陈、宋二人以月支马四匹报旃，遣物等还，积四年方至。其时吴遣中郎康使扶南，及见陈宋等，具问天竺土俗云云。”据学者依中国史籍考证，康泰等奉使扶南，不会迟于公元231年，经历国家众多，为时甚久，得知范旃遣苏物使天竺，及见东宋于扶南，而问天竺土俗，约在245年。伯希和推范旃在位之年，介于230至245年之间；范寻在位当不出240至289年之间。(1.伯希和《扶南考》，冯承钧译译，收在《续史地丛考编》，第42页。2.《南洋史》卷上，弟76页。)
　　自公元287-357年间，扶南似乎多年陷于混乱，中国史籍缺乏记载，关于宗教亦不得而知。但从当时东南亚其他国家片断记载的佛教情形，以及山土的碑铭，可猜想有佛教的存在。例如吴赤乌十年(247)，康僧会从交趾(现在的东京)来华；他是康居人，他的父亲因与交趾贸易，由印度而移住交趾。后来康僧会于交趾出家，学习三藏。(静谷正雄：《扶南佛教考》，第15页。)《太平御览》卷七八引康扶南土俗说：：“扶南之西南有林阳国，去扶南七千里，土地奉佛，有数千沙门，持戒六斋日，鱼肉不得入国。”林阳国位置，有人考为缅甸勃朗，或缅甸中部；亦有人说或是现在泰国的邦德。(许云樵：《南洋史》卷上，第92页及216页。)在福康村(Vocanch ，今越南芽庄地区)出土古代林邑(192年建国)的梵文碑铭(200-250顷)，为佛教文件，字体属于南印度的一种，暗示室利摩罗(Sri Mara)是当时佛教的护法者，梵语文为宫庭通用语文。芽庄在一个时期是占婆的国土，但也有人认为室利摩罗隶属扶南。(1.D.G.E.Hall: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第27页。2.《扶南佛教考》，第15页。)
　　扶南王名每冠以范姓，如范师蔓、范旃、范寻，学者考为梵文跋摩Varman一字略音，为当时南印度若干统治者之王号，后亦为东南来若干王朝所采用。
　　扶南国开始全部印度化，是在公元四世纪末及五世纪初。公元357年，扶南王竺旃，曾向中国奉表献驯象。竺旃檀王或无嗣，殁年地可考。约五四扶南传说：“其后王憍陈如本天竺婆罗六门也。有神语曰：‘应王扶南’。憍如心悦，南方盘盘(Pranpuri)。扶南人闻之，举国欣载，迎而立焉。复改制度，用天竺法。”盘盘国是当时暹罗湾附近的印度化国家之一，憍陈如是来自印度的婆罗门，在盘盘宫庭中很在势力，他可能利用自己的地位，到达扶南为王，至此扶南愈加印度化了，且提倡信仰婆罗门教。
　　憍陈如的后裔，有持梨跋摩曾于公元434、435、348年，遣使向中国献贡。越南南圻发一碑文记载：求那跋摩(Gun! avarman)王谨献与印度神毗湿奴(印度三大神之一的守护神)之灵庙者据考此求那跋摩确是憍陈如的后裔，治国约于公元五世纪中叶或稍后。(姚栴、许钰编译：《古代南洋史地丛考》，第139页。)
　　《南齐书》卷五八扶南传记载：“宋末、扶南王姓憍陈如，名阇耶跋摩(Jayavarman)，遣商货至广州；天竺道人那伽仙(Nagasena)附载欲归国，遭风至林邑，掠其财物皆尽；那伽仙间道得达扶南。”其后，阇耶跋摩王于永明二年(484)遣天竺道人释伽仙向中国上表，文说：“臣前遗使赍杂物行广州贸易，天竺道人释那伽仙于广州，因附臣舶，欲来扶南。海中风漂到林邑，国王压臣货物，并那伽仙私财。具孙其从中国来此，仰序陛下对圣德仁治，详议风化，佛法兴显，众曾殷集，法事日盛……是以臣今遣此道人释那伽仙为使上表，问讯奉贡。”又说：“……谨附那伽仙并其伴口具启闻，伏愿愍所启。并献金镂龙王坐像一躯，白檀像一躯，芽塔二躯……”
　　那伽仙到了建康(今南京)，《南齐书·扶南传》有说：“那伽仙诣京师，言其国俗事摩醯首罗(大自在)天神，神常降于摩耽山，山气恒暖，草木不落其上。”《梁书》卷五四扶南传说：“俗事天神，天神以铜为像，二面者国睥，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儿，或鸟兽，或日月。”
　　由以上引文，可知当时扶南信奉印度抟去的婆罗门教，崇拜大自在天神，《梁书》所说，即是摩醯首罗天神及其侍者之像，婆罗门教被定为国教。但我们也应注意，当时扶南业已奉行佛教，因表文为一位出家人所赍呈，文中多言佛法之意，交且又献贡佛坐像一躯，白檀佛像一躯，佛教牙塔二躯，这都可证明那时扶南有佛教的存在。
　　再从其他文献记载，也可证明当时扶南有佛教信仰，但不及婆罗门教的盛行。《法苑珠林》卷十四说：“齐建元(公元479-482)中番禺毗耶离寺有扶南国石像。”(《大正藏》第53卷第388页中)阇耶跋摩在位时(公元484-514)，有扶南国两位僧人至中国译经、依《续高僧传》卷一所记：
　　“僧伽婆罗梁言僧养，亦云僧铠，扶南国人也。幼而颖悟，早附法律，学年出家，偏业《阿昙论》。声荣之盛有誉海南。具足已后，广习律藏。勇意观方，乐崇开化。闻齐国弘法随帕至都，住正观寺……天监五年(公元504)，被敕征召于杨都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等五处传译，讫十七年。都合一十一部，三十八卷，即《阿育王经》、《解脱道论》等是也……普通五年(公元524)因疾卒于正观，春秋六十有五。”(《大正藏》，第50卷，第426页上。)
　《僧伽婆罗传》中又附记：
　　“梁初又有扶南沙门曼陀罗(Mandra，亦作曼陀罗仙Mandrasena)者，梁言弘弱。(公元503年)大赍梵本远来贡献，敕与婆罗共译《宝云》、《法界体性》、《文殊般若经》三部，合一十一卷。虽事传译，未善梁言，故所出经文多隐质。”(《大正藏》，第50卷，第426页中)。上举三部经只是扶南所献梵本一部分的翻译。不家僧伽婆罗译出的，依《历代三宝纪》卷十一所说：“其本并是曼陀罗从扶南国赍来献上”(《大正藏》，第49卷，第98页下)，有如上经论：
　　《阿育王经》十卷
　　《孔雀王辽罗尼经》二卷
　　《文殊师利问经》二卷
　　《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一卷
　　《菩萨藏经》一卷
　　《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密经》一卷
　　《舍利旨陀罗尼经》一卷
　　《吉祥经》一卷
　　《十法经》一卷
　　《解脱道论》十三卷
　　《阿育王传》五卷
　　僧伽婆罗及曼陀罗二人，都是扶南国僧伽，在阇耶跋摩王时来中国译经，并由扶南国持来多种梵文佛经献上，这些事实都可证明当时扶南同时盛行信仰佛教。再从僧伽婆罗与曼陀罗所译出的经典扌看，是梵文系大乘经论占最多。只有一部《解脱道论》属巴利语上座部佛教系统。《解脱道论》为公元一世纪顷优波底沙(Upatissa)造，作者为巴利语佛教传灯祖师之一，全论有十二品，论术解脱的要道，亦为觉音《清净道论》的先驱。由所译经典的内容推知，当时扶南信奉的佛教，是印度传入的大乘佛教占优势；如《文殊般若》、《文殊问经》、《度一切佛境界智严经》等，都含有般若中观的思想。(详见《扶南佛教考》，第19-23页。)
　　依《梁书》卷五四扶南传记载，阇耶跋摩死于公元514年，庶子留陁跋摩(Rudravarman)杀嫡弟子自立。公元519年，留陁跋摩王遣使向中国献天竺旃檀佛瑞像等。539年王最后的使者来中国，说扶南有佛发，长一丈二尺。梁武帝诏遣释云宝(伯希和《扶南考》，第43页。考《南史》卷78，转录《梁书》之文，云宝作昙宝，则其梵文似非Megharatna(云宝)，应为Dharmaratna(昙宝)，伯希和庥昙宝为是。)随扶南使者归国，往迎佛发。
　　真谛三藏法师，后来亦由扶南迎来中国，或于引事有关。《续高僧传》卷一拘那罗陀传：“拘那罗陀(Gunarata)，陈言亲依，或云波罗末陀(Paramartha)，译云真谛……本西天竺优禅尼国人……大同中(公元535～545)敕直使张泛等，送扶南献使国，仍请名德三藏大乘诸论杂华经等。真谛远闻行化仪规圣贤，搜选名匠惠益民品。彼国力乃屈真谛，并赍经论……以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八月(冯秉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第36页注12：“大同十二年四月改元中大同，则大同十二年元八月，年月必有一误。”)十五日达于南海。沿途所经，乃停两载。以太清二年(公元548)闰八月始届京邑。”(《大正藏》第59卷，第429页下)。伯希和、冯承钧等，都认为云宝或随张泛同行。(1.《扶南考》，第43页。2.《中国南洋交通史》第36页注11。)佛发与真谛所赍来的经论同抵达南海郡。
　　《历代三纪》卷十一及《续高僧传》卷一，都记录真谛带来中国的经论，如全部翻译的话，共二万余卷，“多是震旦先所未传”(《大正藏》第49卷，第99页上)。真谛所译，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为其中少部。可证知当时扶南为东南亚强大的文化国家，佛教亦流行，存有自印度传来丰富的梵文佛典。
　　《续高僧传》卷一真谛传，附记有扶南国须菩提(Subhti)，于扬州至敬寺，为陈主(公元557-581)译大乘《宝云经》八卷。这与梁时曼陀罗所译的七卷，两者少有差异，而大体一致。(《续高僧传》卷一附于拘那罗陀传，《大正藏》第50卷，第431页上。)
　　真谛三藏停滞扶南的期间，为留陁跋摩王在位，此王佛教甚为护法。而且依扶南自身的资料已获证实，即在南圻巴蒂(Bati)的塔普罗(T’a prohm)寺境内，有一梵语碑文，残留十一偈，而第七偈以下很难解读。幸第三偈和第五偈中，知当时立此碑文的国王即留陁跋摩，其父王即阇耶跋摩，这正与中国的正史记载一致。其中第六偈表示留盅跋摩王归依三宝为优婆塞，证知王乃一虔诚的佛教徒。第四偈记王“非为实现王权的义务，而为此世界的人实现为善的意向，”及“正法的虔诚信奉者。”这块碑文，似为纪念寺院的兴建者。再从该碑后面二首赞佛的内容看，学者们虽无法决定此时的佛教为大乘或小乘，但可断定富有大乘的内容。(1.《扶南佛教考》，第27-28页。2.《古代南洋史地丛考》，第139页。)
　　综上所述，扶南国初兴于公元一世纪顷，至公元五、六世纪国势达于鼎盛，前后历五百年，为东南亚大强国，也是最先和最重要的一个印度化的国家。在宗教方面，先是信奉婆罗门教，后来佛法亦同样盛行，而且为佛教的重要中心。
　　中国史籍中，自留陁跋摩以后不再记扶南王名。约在540年以后，扶南国都为真腊所攻陷，沦为属国，扶南至此式微。其王系仍延存若干年，七世纪初还遣使至中国朝贡。公元627年，扶南完全为真腊兼并。(崔贵强编著《东南亚史》，第29页，第58-59页。)

第二章　真腊时期的佛教
　　(公元550～802年)
　　真腊(Chenla)一名的由来，至今尚未能考定确当的说明，亦不知其对音，但常为中国人于公元六世纪至十三世纪所说之吉蔑或柬埔寨。真腊国名，最早记载为《隋书》卷八二真腊传，先是扶南的属国，后来兼并扶南。
　　　本章所要讨论的，是自公元六世纪中期至八世纪后期之间，大多依据中国史籍片数记载，或柬埔寨出土的碑铭，记叙真腊国印度化及宗教的情形。
　　大约在公元550年前后，扶南国王留陁跋摩逝世后，当时在扶南北面的真腊，据眉公河中下游，最早以巴沙克(Bassak)为中心，领土包括今柬埔寨北部及老挝南部，本是扶南的属国，趁机举兵背叛，兼并了扶南东境，日渐强大起来。当时统治真腊的是两兄弟，据吉蔑碑文(公元604)说，真腊战胜扶南，在550年前后，波婆跋摩一世(Bhavavarman　Ⅰ，公元550-600)在位，而指挥战役者，似为王弟质多斯那(Citrasenas Mahendra varman，公元600-615)。(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第130页注2。)
　　《隋书》卷八真腊传说：“真腊国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属国也，去日南郡将行六十日，而南接车渠国，西有朱江国。其王姓刹利(Ksatriya)氏，名质多斯那。自其祖渐已强盛，至质多斯那遂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Isanasena，那Isanavarman)代立，居伊奢那城(Isanavarman)。”
　　这段引文内末提到波婆跋摩王，但在文末指出于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原文大业十三年，恐为十二年之误。)真腊曾遣使人贡，本传所记，似为贡使之语。便由柬埔寨碑文得知，598年波婆跋摩王尚在位；其弟质多斯那在何年登位，没有记载。质多斯那即位后，称摩醯因陀罗跋摩(Mahem-dravarman)，死于615年。由其子伊奢那先继承，大业十二年遣使入贡中国，当即伊奢那先在位之年。质多斯那统治期时，征服了下孟河流城(Lower Mun Valley)。至贞观(公元627-649)初，伊奢那先大事扩张疆域，征服了斯顿仙(Stung Sen)流域的无毁城(Anindi-tapura)，建军新都名毗耶驮补罗(Vyadhapura)，殆即《隋书》奢那城。(崔贵强编著：《乐南亚史》，第60页。)此伊奢那城亦是七世纪时玄奘《西域记》卷十所记之伊赏那补罗国((Isanapura，在三摩呾咤Samatata条)，即指柬埔寨。沙畹(Chavannes)曾译《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将此文与柬埔寨碑文对照，而证明公元626年柬埔寨在位国王，即伊赏那跋摩(Isanavar man)。(冯承钧：《史地丛考续编》，第35页，49页。)
　　真腊兼并扶南，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王位的争夺，留盅跋摩因是庶子杀嫡弟而取得王位；波婆跋摩虽不知与留盅跋摩有何磁系，但已确知不是阇耶跋摩之子。在维尔坎特(Veal Kantel)有一碑文，曾记波婆踊摩有一姊，着录其父名毗罗跋摩(Viravarman)。而毗罗跋摩未做国王，所以有人考订，波婆跋摩不特为一侵略之人，或且用暴力夺得政权。(1.冯承钧：《史地丛考续编》，第26-27页。2.《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07页。)。二是可能与宗教信仰有关，因为留陁跋摩归信佛教，而真腊统治者都信奉婆罗门教。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曾记：“南至占波，却是临邑，此国多是正量，少兼有部。西南一月不动声至跋南国，旧云扶南。先是裸国，人多事天，后乃佛法盛流。恶王今并除灭。回无僧众，外道杂居。”据埃利奥特考证，恶王即指波婆跋摩。因为波婆跋摩及质多斯那都信婆罗门教，佛教曾受到迫害。(1.Eliot:Hinduism and Buddhism,第108页。2.《印度支那文明》，第107页。3.陈正祥：《真腊风土记的研究》，第21-22页。)
　　真腊信奉婆罗门教，但佛教亦流行。《隋书》卷八二真腊传说：“近都有陵伽钵婆山(Lingaparava)，上有神祠，每以兵二千人守卫之；城东有神名婆多利(Bhadra)，祭用人肉，其王年别杀人，以夜祀祷，亦有守卫者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道士指婆罗门)；佛及道士，并立像于馆。”《旧唐书》卷一九七真腊传亦说：“国尚佛道及天神，天神为大，佛道次之。”真腊的宗教，婆罗门教盛行，尤以祭湿婆神为多；佛法亦盛行，但为大乘；此外亦有祖先精灵等祭拜。《隋书》所说伊奢那城，其废墟三汉比利吉(Sambor Prey Kuk)，在现在的磅通之北27千米。陵伽钵婆意为“性器之山”，在今日老挝南端湄公河西岸，山名占巴索(Cham Pasak)，高1，397米，山顶上有一天然巨石，形似祭奉之陵伽。真腊最初的都城，即建于此山麓。婆多利似为Bhadresvara之音译简称，指湿婆神种种的塑像及标名。奉祭婆多利时，且用人肉供牺牲。(原在公元第四世纪，占城王跋罗跋摩(Bhadra-varnam)所建美山(Myson)神殿，即奉祭王家陵伽。柬埔寨王Shreshtha-varnam在Champasak战胜占人之后，可能沿用此名(见《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06页)。)
　　伊奢那先在位约为公元611-635年，继承者为波婆跋摩二世(Bhavavarman　Ⅱ，公元636-656)。此王曾正式将婆罗门教的湿婆神定为国家信仰的宗教，但仍继续信奉毗湿奴，所谓二神一体的崇拜，称为诃利罗(Harihara)。诃利即毗湿奴神，诃罗即湿婆神，亦即《梁书》中所记的二顼四手或四面八手的神像。(1.山本达郎：《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99页。2.陈正禅：《真腊风土记的研究》，第20页。)此时时大乘佛教也在民间流行。
　　到了阇耶跋摩一世(约公元657-681)时期，真腊的领土范转又扩大了，南方包括暹罗湾沿用岸，北边与南诏相接，在下湄公河流域伸展到占巴寨(Champ Bassac)一带。自波婆跋摩建国至阇耶跋摩一世，真腊在过去扶南的领土上，更为巩固和强大。因为国王们都信奉婆罗门教，在伊阇那城建造了许多婆罗门教神庙，废墟至今仍然存在，还留下了不少炼砖与塑像，含有浓厚的印度文化素质，亦揉杂了土著孤特征。(1.《印度支那文明》，第109页。2.陈正祥着《真腊风土记的研究》，第22页。)阇耶跋摩一世在位时，将都城从伊奢那城迁至巴塞安德(Prasat Andet)，即现在的磅通之西北二十千米处，接近大湖。
　　阇耶跋摩一世去世后，因无子嗣，国家有一段时期陷于混乱，部属叛离，分裂成许多各自为政的小邦。约在公元八世纪初，真腊分裂为二国。据《新唐书》卷二二二下真腊传载：“神龙(公元705-706)后分为二半，北多山阜，号陆真腊；半南际海，饶陂泽，号水真腊。半水真腊地八百里，王居毗耶驮补罗。陆真腊或曰文单，曰婆镂，地七百里，王号笪屈。”水真腊据有扶南的旧境，都毗耶友谊补罗(Vyadhapura，今安哥波利Angkor Borei)，疆域包括今日柬埔寨及上湄公河三角洲地带；陆真腊据有真腊旧境，都三波(Sambor今巴塞Bassac境内)，包括今日湄公河中游及丹里克(Kangrek)山脉以北的位置。
　　水真腊后又分裂为若干小邦，其中以三波城(Shambhupura，湄公河上的Sambor)为最大和最重要者，公元716年由普希迦罗沙(Pushkaraksha)所建。陆真腊比较安定。到了八世纪下半叶，水零点腊陷入混乱。爪哇的岳帝王朝兴起，势力及于马来半岛及中印半岛沿岸，曾于774年及787年侵袭占城沿海之地，并且降服真腊，占据真腊南部沿海很多地区。至公元802年，阇耶跋摩二世(Jayavanman Ⅱ，公元802-850)将二国复归统一，服离爪哇羁绊，创立安哥(Angkor)王朝。
　　真腊在征服扶南后，继续承受了印度文化及宗教。他们崇拜湿婆神，实际上以之为国教；大乘佛教亦广被信奉，情形与扶南时代略同。此时期中吉蔑人的艺术风格，几乎完全模仿印度，就现在的遗迹来看，有如下的特征。
　　一、塔普罗式(T’a phnom)，在公元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初。这多半是代表扶南末期的艺术，因真腊初期征服扶南北部的领土，恐扶南国王迁都至塔普罗。在安哥普利发现的雕像，包括婆罗门教神像及佛像，显示与印度艺术有很深的关系，其中也有为后来安哥艺术前驱的倾向。
　　二、三波比利古式，约在公元七世纪上叶。此时期含有三群的寺院遗迹，推为零点腊最初建都奢那城时的宗教建筑物。这些建筑物用炼砖造成，圆柱用石材，刻有丰富的雕像及花轮等，也受到印度艺术的影响。
　　三、波利敏式(Prei Kmeng)及磅拍式(Kompong Prah)，自七世纪下半叶至八世纪。建筑物与前代无多变化，但花轮增加叶饰。雕像多属凡庸，只有一件精作，即毗湿奴与湿婆二神一体的诃利诃罗神像。(《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11-112页。)
　　碑铭及门柱的刻文，是记载国家制度和历史的主要资料，但更多碑文是记述宗教的情形。主要宗教是婆罗门教，为诃利诃罗混合的信仰。湿婆的信仰中，常以石雕的男性生殖器为崇拜的名胜征。至于佛教，只发现一块碑文上，说有少数的佛像及两位比丘。如与扶南时期佛教盛行相比，则似有不及。(《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12-113页。)

第三章　安哥时期的佛教
　　(公元802-1432年)
　　第一节　安哥时期的佛教
　　耶跋摩二毒性是安哥王朝的开创者，柬埔寨国家传大的英雄。碑铭说他“来自爪哇”，这可能是说，第八世纪后叶中，爪哇岳帝王朝兴起，势力达于马来半岛及水真腊沿岸地区，并使真腊降服为属国，阇耶跋摩二世被俘或流亡。在一碑铭中，说到柬埔寨属爪哇所统治，阇耶跋摩二世建立一个新王制。这表示柬埔寨已经成为独立国家，不再是属国了。(Eliot:Hinduism and Buddhism Ⅲ第109页。)
　　阇耶跋摩二世从爪哇回到了真腊，他逐出爪哇的努力，脱离爪哇属国的关系，努力统一了全国。他在位四十八年，初定都因陀罗城(Indrapura)，在今日的磅湛(Kompong Cham)之东；后又迁到又湖的北区，营造诃利诃罗拉耶(Hariharalaya)，地近今日的暹粒，建设水利，开拓土地。最后在摩醯因陀山(Mahendraparvata，今古连山Phnom Kulen,约在安哥东北三千里)建都，正式即位。他曾招请一位婆罗门僧侣希兰耶陀摩(Hiranyadama)，至王廷主持宗教仪式，以便解除爪哇王朝精神的不缚，成为真正的独立王国。他在古连山顶上建造神殿，奉祭陵伽，以象征王权。待他在大湖地区统治巩固之后，又再将都城迁至诃利诃罗拉耶平地。他是兴建安哥艺术的第一位国王，展开了吉蔑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
　　阇耶跋摩二世死后，谥号“最高的君王”(Paramevara)，此名为湿婆神尊称之一，柬埔寨“王即神”(Devaraja)的崇拜自此王开始。(1.《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16页。2.《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83-84页。)
　　其子继位为阇耶跋摩三世(公元850-877)，再后由一位旁系血统继承，名为因陀罗跋摩一世(Indravarman　Ⅰ，公元877-889)。两人都以诃利诃罗拉耶为都。因陀罗跋摩一世时扩大了领土，比今日柬埔寨国境为大。他关心水利，建造蓄水池及开凿运河，供旱季时灌溉用水，使安哥地区经济获得进一步的发展。879年他在罗卢奥斯(Roluos)附近，为阇耶跋摩二世及他的祖先造了六座砖庙，即今日普利科庙(Preah Ko)的废墟；其次在881年，用石村建造巴肯庙(Bakong)，安奉王家陵伽。上面所造的神庙，至今仍保存三座，是安哥时代早期的建筑物。(1.《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17页。2.《柬埔寨著名的历史遗产——吴哥古迹》，载《考古》1972年第3期。)
　　因陀罗跋摩一世的儿子耶所跋摩(Yasovarman，公元889-900)，是一位英明之主。在位期间，武功极盛，版图辽阔。他击败了占城的侵扰，又将国都向西北推移十多千米，在地势较高的巴肯山麓建造新城，称为耶所达罗城(Yasodharapura)，每边长四千米。他最大的成就，是在新都城开凿东池(Eawt Baray)，长七千米，阔二千米，贮蓄古连河的流水，充足水源，供都城及灌溉农田。
　　耶所跋摩王是一位宗教折衷主义者。他在东池的南岸，分别建造暹婆教派、毗湿怒教派和佛教的僧院。在他即位之后，于国内各地近古迹之处，不分任何宗派，建筑同名的僧院。他留存下来的碑文，曾传有僧院的规则。僧院中有僧长一人，统管教徒，僧长达须具备丰富的学识，有五十个奴隶为属，僧院招待旅行者住宿，实行医药施疗，但禁住女人。此时期奉行的佛教，被认为是大乘佛教。(1.《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18页。2.《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五政治》，第84页。)
　　罗阇因跋摩(Rajendravarman，公元944-968)在位时，在东池中央，建造了一新的塔庙，称为“东弥朋”(East Mebon)。第十世纪下半叶，安哥王朝的政权，实际操纵在婆罗门贵族手里，当时执政的婆罗门为耶若婆罗诃(Yajnavaraha)，权力很大，他在王城东北二十千米处，用红沙岩建造一摩非常精美的班台斯利神庙(Ban-teay Srei)。婆罗门是知识分子，王室外顾问，执行宗教祭祀，与王室外关系密切。(陈正祥：《真腊风土记的研究》，第24页。)
　　此后国家陷于衰微和内战，至公元第十一世纪上半叶，苏利耶跋摩一世(Suryavarman Ⅰ，公元1002-1050)在位，励精图治，恢复了国家的安定，并赂西孟族人中心地的罗斛(Lop Bori)推进。此外他在大湖(Tonle Sap或Great Lake)之西，利用未耕地，执行开拓殖民。同时设立宗教团体，建造僧院，建设村落，开垦土地、水利工事等。此王特别留心于佛教，排斥其他宗教，他死后谥号为“趣向涅盘者”。(《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20页。)原是罗阇因陀罗跋摩二世兴建的非米阿纳卡神殿(Phimeanaksa)，至苏利耶跋摩一世时重新修建完成，供王室祭祀之用。
　　苏利耶跋摩一世的两个儿子前后继承王位(兄为Udayadityavarman，1050-1066；弟为Harsha-varman，1066-1080。)，建造了西池(Weat Baray)，面积比东池更在迄今可蓄水，用于灌溉。在西池的中央，建了西弥朋(West Mebon)塔庙。又在王宫的南侧，建筑巴普昂庙(Baphuon)，有铜塔一座。
　　当时有一婆罗门名提婆迦罗(Divakara或Divakarapandita)，曾连续把持政权三十年，拥立数字国王登位。到苏利耶跋摩二世(公元1113-1150)时，国王又再扩张，东到占城，南临暹罗范围内，西邻蒲甘，北连老挝，皆司安哥统治，是为吉蔑人文明最隆盛时期之一。他在位期间，最令人注目的建筑是一座十分雄伟精巧的安哥寺(Dngkor Yat)，这是他伟大的杰作，后来又经过三百多年不断的增建，成为柬埔寨艺术最高的成就。寺中不供陵伽，而是安置毗湿奴神像，象征神王。他逝世后，那里成为他葬身的灵庙。
　　苏利耶跋摩二世死后，国家又发生动乱。不久，王位由一兄弟继承，名达朗因陀罗跋摩二世(Dharanindravarman Ⅱ，公元1150-1160)。或因他的信仰，民间佛教盛行。他的妻子珠陀摩尼(Chudamani)公主，公开倾向于大乘佛教。该王首先转变了王室的宗教信仰。(1.《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29页。.2.《真腊风土记的研究》，第27页。)
　　公元1177年，占城舰队攻陷安哥，杀死篡位者。(达朗因陀罗跋摩Ⅱ之后，1160年，子耶所跋摩二世Yasovarman Ⅱ继位，大约1165年被一权臣Tribhuvanadityavarman所篡。)珍闰达朗因陀罗跋摩二世的儿子，从占城攻打回国自立为王，以四年时间，终击退占城侵略者，于1181年，被拥立为王，这就是著名的阇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Ⅶ，公元1181-1219)。1190年，占城王来攻，再被击败。1203年兼并占城，北方达到现在的永珍，西面再领湄南河下流广大的地域，以及控制马来半岛的北部。其领土的辽阔，为安哥王朝最强盛时代。
　　阇耶跋摩七世在位四十年，他的一个功业，是在全国建筑医院102所，旅人驿站121所，整修从王都至各州城的道路。从碑文上得知。像他的父王一样，他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仰者。他们两位王妃，也都是热心的佛教徒。他以极高的热忱建筑佛寺，使大乘佛教普及盛行，尤其在建筑艺术方面，是安哥文化最辉煌灿烂的时期。他在1186年，于东池西南为母冥福建造塔普隆寺(Ta Prohm)；1191年，为父冥福建造普拉坎寺(Preah Khan)，在此寺东面掘一蓄水池，中央建般寺(Neak Pean)；又王都的近郊建班蒂克提寺(Banteay Kdei)，在其他地方建班台乍玛寺(Banteay Chmar)等。最后他开始经营安哥城(Angkor Thom)，城墙及城门都用巨石砌成，全长十二千米。在城中央兴建了著名的巴戎寺(Bayon)，包括五十四座石塔，中央的主塔高四十三米，供有佛陀坐像，其背后有那伽(龙)护卫；又每一座石塔四面皆雕有佛像。(《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31页。)这些，在《宋史》卷四八九及《真腊风土记》中，都有详细的描述，在下节文中还要说到。
　　阇耶跋摩七世因受佛教的影响，对人民仁慈，关心社会福利。他兴建的医院，从留存的碑文来看，建有供奉药师如来的殿堂；在巴戎寺多数的古塔上，四面雕刻的圣像，被认为是观世音菩萨像，因此观音的信仰非常盛行。由于国王信奉佛教，妆时安哥可以说是以大乘佛教为中心，佛教获得迅速的发展，占尽优势。但婆罗门教并未受到歧视，当时婆罗门教僧侣依然在宫廷任职。一碑文说明阇耶跋摩七世从缅甸召来一个婆罗门为王室外祭司，并在以后继承的两位王中，担任同样的职务。(1.同上，第131-132页。2.《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84-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