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经和敦煌学

　　写经和敦煌学

　　刘墨

　　王国维在《静庵文集续编·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里曾将敦煌千佛洞所发现的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视为自汉代以来中国学问上最大的发现之一。陈寅恪在为陈垣所作《敦煌劫余录》的序中更称：“敦煌学者，今日世界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1--“敦煌学”(Dunhuangnolgy)，从它被发现到现在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成为现今世界的一大显学！

　　敦煌位于甘肃省，处于河西走廊的西部尽头。这里南接青海，西连新疆。从汉代开始到宋代另辟海运之前，敦煌一直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埠，是联结中原与西域、中亚乃至欧洲的国际性都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是中西交通的枢纽。

　　正因为敦煌有了这样的地理环境，来自印度、西域的文化传入中原，而来自中原的汉文化也源源不断地进入敦煌。尤其是汉晋之际，一些世家大姓陆续到了敦煌后，为敦煌的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南北朝动乱之际，这个僻远的西陲倒成为比较安宁的地区，中原不少人来到这里避难。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列举了大量的秦凉学者之后说：“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魏、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此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2从文化类型上看，敦煌的文化艺术是以河西文化为主体，融合了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吴文化、楚文化的横向影响和西域文化的外来影响的独特的结晶体。同时，敦煌文化更处在世界文化的大链条上，连接了中国文化以及中亚、南亚文化，在传播和交融中西文化上起着桥梁与纽带的作用，它是世界性的珍贵文化遗产。敦煌遗书在本世纪的发现，更证明了陈寅恪先生这一论断的确凿性。

　　一

　　敦煌石窟的开凿年代，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是武周圣历元年(六九八)。其根据是李怀让在《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中所记：“莫高窟者，厥前秦建元二年(三六六)，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与僔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3当然也还另有说法。4

　　自他们二人开凿兴建以后，尤其是北魏晚期的瓜州刺史东阳王元荣和北周时期的建平公于义又继续提倡兴建佛窟，于是在鸣沙山的石壁上，大大小小的佛窟乃不断涌现。自隋、唐、宋、西夏而迄元代，保存到今天的洞窟共有四百九十二个，蔚为大观！丰赡博杂的敦煌遗书的发现，使得敦煌文化从它一开始就发出了灿烂辉煌的光芒。

　　“敦煌学”的出现，是从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即今第十七窟）开始的。

　　清光绪二十六年（一九OO）五月，寓居于此的道士王圆箓（一八四九－一九三一）5，雇了一个姓杨的人在整修莫高窟今编第十六窟时，无意中发现了窟内有一个封闭的耳洞，当晚他与王道士破壁探查，果然发现了一狭小不足三米的复室，室内堆满自魏晋以至宋初的写本书籍，上自经、史、释、道、摩尼教、祆教的古籍，下至历书、文牒、契约、簿录，还有大量的纸画、绢画、法品、供品等，大约有十万多种数万卷。6这批遗书绝大多数是汉文卷子，还有藏文、回鹘文、突厥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康居文、梵文的卷子。

　　就是这个无知且贪财的王圆箓，既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同时也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堪称“伤心史”的一页。试看：

　　一九O五年十月，俄国人奥勃鲁切夫(一八六三－一九五六)仅用了一点点随身携带的俄国粗劣廉贱的日用商品，就从王道士那里换取了一大批的文书经卷，而这，仅是敦煌文献被劫的开始；

　　一九O七年五月，英国政府雇佣匈牙利人斯坦因(Sir Marc Aurel Stein，一八六二－一九四三)带着翻译蒋孝琬（？－一九二二）来到敦煌，只用了一叠子银元就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五箱细绢和绘画。后来经过清理，他盗走的古写本完整的有七千件，残缺零散的有六千余卷，现藏英国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又译作大英博物馆、大不列颠博物馆)。

　　一九O八年七月，汉文知识较好的法国人伯希和 (Paul Pelliot，一八七八－一九四五)来到敦煌，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在窟内精心挑选那些佛教大藏经未书的文献、带有题记的文献和非汉语文献，获得了斯坦因所忽略的也更为珍贵的经卷写本，同样，他也只是用了少量的银元就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一九O九年，当伯希和回国途中经北京时，听到消息的罗振玉（一八六六－一九四Ｏ）、王仁俊（一八六六－一九一四）等先后前去参观。罗振玉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集蓼编》中说：“宣统纪元，法国大学教授伯希和博士，赁宅于京师苏州胡同。将启行返国，所得敦煌鸣沙石室古卷轴已先运归，尚有在行箧者。博士托其友为介，欲见予，乃以中秋晨驱车往。博士出示所得唐人写本及石刻，诧为奇宝，乃与商影照十余种，约同志数人觞之。博士为言石室尚有卷轴约八千轴，但以佛经为多，异日恐他人尽取无遗，盍早日构致京师乎？”7

　　至此，也就是藏经洞发现后的十年（一九一O），清政府才命令甘肃学台将洞中残存经卷悉数运京，移存京师图书馆。但是在起运之前，王道士又私自转移藏掖了许多卷子。而运送途中，各地的大小官吏也层层窃劫。更有甚者，负责接收工作的新疆巡抚何彦升之子何震彝又将运送经卷的大车接至其家，然后同其岳父李盛铎以及刘延琛、方宗谦等人将卷子中精好者悉数窃取，然后将较长的卷子一拆为二或三以充其数8――敦煌的劫难还没有结束。

　　一九一一年十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一八九O－一九六八）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唐代雕塑；

　　一九一四年，斯坦因又第二次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了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这是最后一批的写本经卷了。

　　在短短的二十年间，这座庋藏了七个多世纪、拥有五万多件文物的藏经洞已被洗劫一空，以至于美国人华尔纳来到莫高窟时，已无经卷文物可以劫取……

　　据近年的统计，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敦煌遗书的总数大约为五万卷（号）。其中年代最早的有纪年的卷子是西晋永兴二年（三O五），最晚的是北宋景德三年（一OO六），写本的时间跨越了七个世纪。全部遗书，从时间、数量来看，以隋唐、吐蕃以及归义军时期为最多。

　　遗书的内容所涉及的也十分广泛：政治、经济、文化、史地、社会生活、科学技术等，无所不包，为我们今天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虽然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的各种抄本已经约为五万件，但在这约五万卷中，国内却只有一万多卷而已：北京图书馆藏有万余卷，其它地区的博物馆藏有一千余卷。剩下的，全部收藏在国外：英国、法国、日本、苏联、德国等，还有一些失散于私人手中的，共约三万卷。此三万卷中，精品极多。

　　更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所开始的敦煌学研究。

　　最先认识到藏经洞出土文物的历史价值的，是当时任甘肃学政的叶昌炽（一八四九－一九一七）9。光绪二十九年（一九O三），他得到敦煌县令汪宗翰寄赠的《索公纪德碑》、《杨公碑》、《李太宾造像碑》、《李氏再修功德记碑》等拓本以及敦煌藏经洞所出的《水陆道场图》绢画与唐人写《大般涅槃经》四卷。叶氏在《日记》中对这些敦煌写本、绢画作了考订、记录和研究，成为第一位研究藏经洞出土文书的学者。此后，他又得到写本《大般若经》、《开益经》等物，对它们均有所研究，并将见闻写入《语石》一书中。

　　正式开创敦煌学研究的是王仁俊、罗振玉。宣统元年（一九Ｏ九），王仁俊首先刊布《敦煌石室真迹录》，这是敦煌藏经洞发现以来的第一部方面资料集。几乎与此同时，罗振玉《敦煌石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发表，为敦煌的研究起了一个很好的舆论作用。

　　敦煌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期，是从一九Ｏ九年到一九三Ｏ年，是为敦煌学研究的发轫期。此一阶段的代表作，为罗振玉的《鸣沙石室秘录》、《敦煌石室遗书》和《敦煌零拾》、存古学会的《石室秘宝》、蒋斧的《沙州文录》、罗福苌的《伦敦博物馆所藏敦煌书目》和《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书目》等。这些学者在搜集、辑录、编目和初步研究敦煌文献资料方面，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但这一时期的研究范围，主要是集中在经史子集四部书方面，其它部分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一九一二年，斯坦因出版了《契丹沙漠废址记》(Ruins of Desrt Cathay,2vols)，又于一九二一年出版了正式的考古报告《西域考古记》(Serind.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most China,5vols.)，一译《塞林提亚》，副题为《在中亚和中国西陲考察的详细报告》，共五卷。长期以来，这些著作都是研究敦煌学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书。

　　第二期，是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三年，为敦煌学研究的初兴期。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和主要著作有陈垣所编京师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劫余录》、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王重民《敦煌残卷叙录》、罗振玉《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贺昌群《敦煌佛教艺术系统》等。此一时期，一些中青年学者奔赴巴黎、伦敦抄录和拍摄敦煌文献，回国整理，同时，“北图”的敦煌文献也被充分地利用起来，而且越出四部书的范围，大大地开辟了研究的领域。像伯希和《敦煌图录》、大谷光瑞的《西域考古图谱》等著作，也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资料基础。

　　第三期，是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九年，是为敦煌学全面展开期。本期的开始，是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正式成立为标志，中国学者从此开始了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系统研究工作，石窟遗书和石窟艺术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两个基本方面。本期的代表人物与著述有向达《西征小记》、傅芸《敦煌学三十年》、傅振伦《敦煌艺术略论》、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等。

　　第四期，是从一九五Ｏ年到一九六六年，中间虽然经过一些政治上的冲击，但此一时期仍可以视为敦煌学的深入发展期。石窟艺术的临摹品、照片及文字纪录等资料大量出版发行，伦敦所藏的卷子被拍成缩微胶卷，开始为我国学者所广泛利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主要有王重民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向达的《石窟艺术概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所编《敦煌资料》（第一辑）、劳干的《敦煌艺术》等。

　　第五期，是从一九七六年至现在。敦煌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出版工作向大型和综合型发展，如敦煌研究院编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等，尤其是台湾学者黄永武所编有一百四十册之巨的《敦煌宝藏》。此书是集全世界敦煌遗书原卷（影印本）之大成，它收集了除前苏联之外中、英、法三国所藏的敦煌遗书资料，按北京图书馆、伯希和、斯坦因三家的藏卷序号排列，查检十分方便。为敦煌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基础。

　　此外，海外关于敦煌（包括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工作，也令世人所瞩目。荣新江著《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一书论述较详，此处从略。10

　　二

　　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学者中有不同的看法。

　　长期以来最为流行的，是法国学者伯希和的说法。

　　在《敦煌石室访书记》中，他依据一些有题记的卷子推测说：“……卷本所题年号，其最后者为宋初太平兴国（九七六－九八四）及至道（九九五－九九七），且全洞卷本，无一作西夏字者，是洞之封闭，必在十一世纪之前半期，盖无可疑。以意度之，殆即一O三五年西夏侵占西陲是也。洞中藏弆，至为凌乱，藏文卷本、汉之卷本、绢本画幅、缯画壁衣、铜制佛像，及唐大中刻本之丰碑，均杂沓堆置，由是可见藏置时必畏外寇侵掠而仓皇出此。”11在伯希和之后，斯坦因、罗振玉、姜亮夫等人也持此说，认定十一世纪初期左右，西夏人进攻敦煌，有危及当地宗教寺宇之忧，故尔如此。直到最近，仍然有人不断地为此种说法提供新的证据。12

　　另外一种说法是陈垣在《敦煌劫余录序》中的推测：

　　敦煌自汉至唐为中西交通孔道，人文极盛，外来宗教如佛、如祆、如景、如摩尼，皆先后集其间。是时雕版尚未大兴，书皆缮写，周、隋而后，造像之风寝杀，信佛者又以写经为功德，故佛经写本之传布特多。宋王明清《挥麈录》载，雍熙初延德使高昌，见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所赐额，寺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又有敕书楼，藏唐太宗御札诏敕，缄锁甚谨，复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知高昌、沙州诸地，宋初韫藏文物甚富，且不止释典一门。《通考》载大中祥符末，沙州归义军节度曹贤顺犹表乞金字藏经，景祐至皇祐中，朝贡不绝，知此等经洞之封闭，大约在皇祐以后。13

　　也就是说，陈垣认为藏经洞的封闭是在公元一O四九－一O五四年间。

　　还有的意见认为藏经洞的封闭应在宋咸平年间或稍后的年代里，即公元九九八－一OO三年间。原因则是由于当时统治沙州的曹氏归义军政权内部的政变，即一OO二年曹宗寿逼其叔父原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瓜州防御使曹延端自杀。八月，宋廷以曹贤顺为都指挥使。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可能发生过一场对抗，占领莫高窟的一方秘密集中了敦煌的经卷文书，并将它们封存起来，当时还来得及在墙壁上从容作画。而当他们失败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知道这个洞窟中的秘密了。

　　另外一种说法是，敦煌遗书并不是为了避难而收藏的，因为对于收藏者来说，最珍贵的东西才是最值得收藏的，而藏经洞中并没有收藏敦煌存有的完整的大藏经及多部金银字大藏经，全部遗书多是单卷残部、碎篇断简以及一些破烂不堪的残卷废纸，因此敦煌遗书很可能是一些被废弃的经典。出于中国人固有的爱惜字纸的习惯以及对旧有佛典的敬重心理，这些东西没有被处理掉，而是进行了一次寺院的大清点。清点后就将这批残破无用的经卷、积存多年的过时文书与废纸等统统集中起来，封存到了第十七窟中。因为它们被认为是一批“废物”，随着时间的消逝，就渐渐地被人们遗忘了。14

　　以上诸家说法，即藏经洞封存的年代的原因，尚未有确凿的原始文献发现，因此都是一种推测。

　　从现存敦煌遗书来看，最早抄写本是收藏在日本书道博物馆中的《譬喻经》残卷，为曹魏甘露元年（二五六，一说前秦甘露元年，三五九），另外为“永兴二年二月七日”的《大般涅槃经》，是为西晋时代所书，即公元三O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而最晚的抄本，为“大宋咸平五年壬寅岁七月十五日”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即公元一OO二年八月二十五日。苏联方面曾发现了一卷署有宋真宗景德三年的遗书，即公元一OO六年，可能这就是敦煌遗书抄本最后的下限了。也就是说，敦煌藏经洞的封闭下限，也当离此不远。其写本跨度共达七个世纪！

　　三

　　敦煌因为是中国中古时期西北地区的佛教圣地，发现藏书的莫高窟又是佛教遗存的洞窟，因此遗书中绝大多数是佛教经典的各种写本。据统计，这一部分的数量约占全部遗书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大约有三万二千多卷。而在这些经典中，又以《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妙法莲华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大乘无量寿经》等为多。其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最多，约有一千八百号以上；《妙法莲华经》的卷一、卷三也都超过五百号，卷七则超过七百号。

　　敦煌的写经传统可以上溯到北魏时期――东阳王元荣，最是一位关键性的人物。元荣（？－约五四一），亦名元太荣，北魏时人，孝昌元年（五二五）任瓜州刺史，治敦煌。永安二年（五九二）封为东阳王。永安至永熙（五二八－五三四）间，出巨资写经十余部，达数百卷。又开凿佛窟，规模宏大。

　　在他的带动下，敦煌一地的写经似乎从一开始就显得极为繁盛。P.2143《大智度论》题记谓：“大代普泰二年（五三二）岁次壬子三月乙丑朔二十五日己丑，弟子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领（岭）西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国[府]仪同三司瓜州刺使（史）东阳王元荣：惟天地夭荒，王路否塞，君臣失礼，于慈（兹）多载。天子中兴，是以遣息叔和，诣阙修受，弟子年老疹患，冀望叔和早得还回，敬造《无量寿经》一百部，四十卷为毗沙天王，三十部为帝释天。三十部为梵释天王；造《摩诃衍》一百卷，三（四？）十卷为毗沙天王，三十卷为帝释天王，三十卷为梵释天王；内律一部五十卷，一分为毗沙天王，一分为帝释天王，一分为梵释天王；《贤愚》一部为毗沙天王，《观佛三昧》一部为普释天王，《大云》一部为梵释天王。愿天王等早成佛道；又愿元祚无穷，帝嗣不绝。四方付化，恶贼退散，国丰民安，善愿从心。含生有识，咸同斯愿。”规模之宏大，几乎前所未有，另外从中也可见当时写经造藏以祈福弭灾的心理与风气。对于流行全国的写经造藏活动来说，这种心理始终是一种最重要的动力。

　　隋文帝和炀帝都崇信佛教，并用行政手段大兴佛教，使得佛教在全国迅速发展。仁寿元年（六O一），文帝命各州建舍利塔，瓜州也在崇教寺（莫高窟）起塔，这意味着敦煌佛教与内地的联系将越来越紧密了。

　　隋炀帝即位之后，国势日益强盛，隋廷出兵击破吐谷浑，西突厥也被迫投降，曾经战乱的敦煌重新得到安宁，丝绸之路再度被打通，并且成为伊吾、高昌、鄯善三条西行道路进入河西时的归一之途，成为所谓的“总奏敦煌，是其咽喉之地”。15受内地的影响，大乘佛教也在敦煌地区流行，来自于都城和其他地区的佛经源源不断地被送至敦煌地区“流通供养”，其中还有来自于隋皇室成员的写经。但更多的是一些戍边的兵卒出资请人所写。

　　到了唐代，敦煌佛教更是进入了它的兴盛期。与此同时，敦煌所存的写经以及各种抄本，也臻于书法艺术的极致。

　　在敦煌遗书中，各种佛经目录也是极为值得重视的文献之一，为我们今天研究隋唐时期的写经情况提供了一个最为直接的线索。因为这些藏经录、点勘录、流通录、转经录、乞经录、配补录、写经录等，全面反映了敦煌僧众围绕着佛经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在这类目录中，共有P．3851、P．4607、S．2140、3607、4640等号为《沙州乞经状》，其中提到：“沙州先于帝王请得藏经，自后遗失旧本，无可寻觅，今却入朝国求乞欠数者”。另外，藏于前苏联列宁格勒的列2939号中亦有“京国请得三乘教典，即今遗失”的记载，可见敦煌确实曾经从长安请得过一部御赐的藏经。日本的竺沙雅章推测说这部经典可能是武则天或玄宗所赐16，但他却没有说出证据所在。但不管怎样，沙州肯定是得到过这样一部来自于京城的官抄本藏经，而这部藏经正是抄写于唐写经的兴盛期，字体精美，制作精良.这部“官经”从各个方面都为敦煌地区的写经起到了典范作用。

　　从敦煌遗书中，可以见到敦煌的寺院藏经颇多：龙兴寺、灵图寺、报恩寺、普光寺、大乘寺、灵修寺、圣光寺、乾元寺等，皆有数量可观的藏经，管理这些经卷的僧人有严格的制度，按时点勘、补抄，反映了敦煌僧人宗教活动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在遗书中，还有二十四号反映敦煌寺院抄写佛经活动的目录。值得注意的是Ｓ．2449与P．3240反映的敦煌僧团进行的大规模的抄经活动，这种抄经活动是在僧团的统一安排之下进行的，有严密的程序与计划。这些抄经录，以晚唐、五代时为最多。虽然此时的写经已经进入低潮，但字体也不似早年的规范划一，而是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从事抄经的人也是敦煌地区最为优秀的楷书手。

　　再者，佛教传入中国后，除了大量佛教经典被译成汉文以外，中国的佛教徒也写了许多疏释类的撰著，以表达中国僧人对佛经的理解。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批著作因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被排斥在经藏之外。然而，敦煌遗书中却保存了这方面的大量文献。如S.2741、P.2048的《十地义记》，P.2244的《维摩诘经释》、P.3832、2118《法华玄义》、S.2721《华严经疏》、P.2061、2134《瑜伽师地手记》、S.2066《大乘百法明门论手记》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与那些手抄佛经不同的是，这部分典籍很少用楷书抄写，大部是用行草书来书写的。与那些正式的写经作品不同，这部分作品只意在于记录，间有涂抹，所以从“书法”的眼光来看，书风反倒显得率意自然，动有姿态。

　　四

　　正因为敦煌遗书始于十六国，扩于北朝，盛于隋唐，终于五代宋初，所以它所蕴含的书法资料，也是十分丰富的。

　　如果我们将这些作品作一“还原”，即从它的“日常性”而不是“艺术性”来看，我们无疑可以从中了解到跨越了七个世纪的敦煌遗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呈现出来的种种形态。这样做将意味着：先从史学的角度做一真实情况的还原，然后再从美学的角度加以艺术上的评判。

　　综览敦煌遗书，从书法史的角度可以将它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的写本，楷书虽然得到广泛的运用，但此时的楷书这一书体基本上还是以隶书为基调，即将隶书加以楷化。其中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隶楷形”，另一种是“魏楷形”。“隶楷形”的作品以写于前凉时期（公元三六八）的《道行品法句经》（现藏甘肃省博物馆）为代表。本卷保持了汉简书法中寻种沉雄朴茂的风格，起笔横画大都尖锋直入，收笔处铺毫重按，尤其是捺画，还保留着极浓厚的隶书雁尾之余韵。但是在结体方面，却已有了明显的楷书特征。从风格上来看，北魏时期某些石刻写经，与此形态极为相近。属于这一类的作品还有《十诵比丘戒本》（Ｓ．797）；写于北魏时期的许多作品，都可以初步被确定为“魏楷形”作品。如写于兴安三年（公元四五四）《大如来告疏》（现藏敦煌研究院），笔致朴拙，落笔处顿成方折形状，字体较方，左侧略低，形成魏楷特有的欹侧之势。这些字体已经从隶楷形中摆脱而出，具有了魏碑中特有的丰茂浑重之风格。写于公元五四二年之前的丁魏时期《贤愚经》卷第二（现藏甘肃省博物馆），是敦煌本地书手所书，写法较早期写本更加成熟、浑厚，已基本摆脱了隶书形式化的羁绊，用笔趋于灵巧飞动，连带增多，只要再加妍美，就要变成纯正的楷书了。至于《佛说观佛三昧海经》（Ｐ．2078）更是“魏楷形”中的代表性作品。写书者增加了指腕的动作，笔锋在纸面上也显得活泼多变，它上面继承着隶楷形的厚重，下面开启着成熟期写经的灵巧飞动。

　　二、隋唐时期。此一时期，则是楷书的定型期，而且更趋于规范化，这种妍美而且实用性极强的字体，被称为“官楷”。以下一些作品可以作为代表：写于大业四年（六Ｏ八）的《大般涅槃经》卷三十三、写于开皇十七年（五九七）四月的《华严经》卷第三十七（Ｐ．2144）、写于唐高宗仪凤元年（六七六）的官写本《金刚般若经残卷》（Ｐ．3278）等等，用笔精劲，笔画圆活，俯仰抑扬，提按波挑无不体现了书手良好的书法素养。除了官写本之外，民间大量的写经也各具特色。

　　三、吐蕃五代宋初时期。此一时期，各种书体已经成熟定型，汉字的写法也形成以楷书为中心，以行草书为辅的标准形式。在唐代高度成熟的书法法度有所松懈，行书特别发达。这一部分，尤以非写经类的作品为最精彩。从审美形态上看，宋人的尚意书风，也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但不管怎么说，写经到了五代北宋初期已经渐呈衰落之势，这一方面有佛教本身方面的原因，即毁经骂佛的禅宗的兴起，另外就是印刷术的兴起。

　　敦煌写本从最早到最晚的七个世纪，正是中国书法史上最为辉煌的七个世纪。在这七个世纪中，中国书法史上最伟大的书家已经全部诞生。但敦煌遗书的发现，使我们又在陆机、卫夫人、王氏父子、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杨凝式以及蔡襄、苏轼等名家之外看到了一直被人们遗忘了的另外一种“书法史”与“书法家”！从东晋到北宋初期这七百多年间的墨迹传本稀如凤毛麟角，然而敦煌藏经洞却一下子出现了数量达几万卷的墨迹写本，仅就中国书法史而言，真是无比的宝藏！不同的写卷内容，有不同的书法风格与书体面貌。从浩如烟海的写卷中，可以看出各种内容的用纸、用墨、用笔、抄写格式、标点方式以及校勘程序，特别是各个时期的字体、字形、写法的风范和情趣。

　　敦煌一地虽然地处西陲，但也有十分悠久的书法传统。如汉末的张芝、晋代的索靖，都是书法史上赫赫有名的书家！虽然敦煌遗书中的书手不为现在的我们所熟知，但从晋代到宋初的七百年中，他们虽然没有在正统的书史文献中名标青史，书法人才却也济济。《敦煌经卷壁画中所见释氏僧名录》共列一百四十名，《敦煌经卷题名录》共列二O三名——统计肯定是不完全的，但也可以看出从事此种行业的人员之盛，以及解释敦煌遗书书法风格变化所以如此丰富的最根本原因。

　　敦煌寺院为了培养大批抄经人材，比较重视书法的教育，常常将旧经卷的反面或空白处给学生练字，S.2703《天宝八载三月史令狐良嗣牒》后面的习字是件典型的作品。他们每天临字约二百，结束时有日期、签名，有的还有老师的评语，其认真程度可想而知。S.1478背面的习字，达四十八行，习字书迹，有的有范字，有的无范字。学生一般都是将同一个字临写数遍至十几遍。而他们的将来，就是作为一个“民间书手”——他们既是地区文化的承担者，同时也是书艺的传承者。

　　研究者将经生用来写经的字体称为“经生体”。经生体有一定的或者说严格的规范性。其技艺的传承，或者师徒相授，或者风习相染，因而在他们的笔下总有一脉相承的基调。无论是写自西陲，还是写自中原，抑或是写自江南，都有相同的形质特征，与作为“艺术”的书法无论是在功用上还是在风格上，是不相同的。17

　　除佛教经论外，官署及寺院文书，虽然属于例行公事，但写得灵活放旷，大字雄健、粗壮。那些军营文书，特别是归义军时期的关防牒状或军事上的来往书信，写得更为雄强，不衫不履，颇具武夫的豪迈之气。与此相对应的是，一般的儒家经典则写得温文尔雅，特富于书生的文气。

　　要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书法史的丰富性，就需要扩展一下我们的历史视野并加深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和分析。敦煌遗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可以被视为“书法作品”。而作为书法作品，我们就必须关注其风格、技巧以及随之而来的它在书法史上的贡献。

　　艺术的进步除了在其能提供新的观念外，更在于它能提供新的风格样式。对于厌恶了那些虽然是传统但已烂熟的典型作品的人来说，敦煌遗书中所具有的民间性（当然还有大量的官方写本）风格，其特有之质朴、恣肆、无意，的确可以在我们已经习惯的传统惯性之外生发出另外一些可能性，为那些希望在已无新鲜感或者刺激性的“传统”之外另寻出路的人提供一种典范意义。

　　如今，人们已经充分地认识到敦煌遗书中的书法价值，在中国书法史的研究中，也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了。也就是说，在迭经剧变的二十世纪，敦煌遗书所具有的艺术价值，正表现在这里。

　　一九九九年酷暑，于十丈莲花馆中

　　1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第五O三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2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四一页，中华书局一九七七年版。

　　3 碑在莫高窟第三三二窟。姜亮夫《莫高窟年表》于六九八年下录有全文。见氏著书第二六八－二七四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4 这种说法是根据P．2691卷背题《沙州志》：“从永和九年癸丑岁创建，至今大汉乾祐二年己酉岁，□得五百九十六年”。从乾祐二年（九四九）往前推五百九十六年，正是东晋永和九年（三五三），也即前凉永乐八年。

　　5 王圆箓，“王道士”这个称呼更为人们所熟知。他是湖北麻城人，为衣食计而逃生四方，清光绪初年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教，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约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至敦煌莫高窟，在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养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募化，于今莫高窟第十六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今“下寺”。在这里，他发现了封闭已久的藏经洞。

　　6 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中记，当他在王道士点着昏暗的油灯引导下进入藏经洞时，顿时感到目瞪口呆、惊愕万状：“这所小屋所展现的情景，真使我大开眼界。在道士小灯的幽暗光线下，依稀可以看见大量地、但却又是杂乱地堆积在一起的整捆的手稿，其高度大约有十呎左右。”

　　7 黄爱梅编选：《雪堂自述》，第三十六页，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8 李盛铎等人所窃的这批东西，一九三五年卖给了日本人，有四百卷之多。

　　9 叶昌炽，江苏苏州人，字鞠裳，号缘督，早年肄业于苏州正谊书院，入郡志局从冯桂芬编纂《苏州郡志》，一生主要以辑古佚书、校理群籍、搜集碑版、抄书为业。精光绪二十八年奉命领甘肃学政。

　　10 荣氏此书收入“东方文化丛书”中，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11 《北京图书馆馆刊》，一九三五年第九卷第五号，陆翔译，原文载《法国远东学院院刊》第八卷。

　　12 如一九八四年，贺世哲《从一条新资料谈藏经洞的封闭》认为，十一世纪初，敦煌的东边，党项势力已逐渐强大，并把戟的目标指向河西走廊；西边，信奉伊斯兰教的哈拉汗王朝也不断向东推进，并消灭了于阗的政权。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统治敦煌的曹氏归义军政权不得不开始紧张的备战工作。为了防止可能到来的党项或哈拉汗王朝军队的破坏，敦煌各个寺院便把佛教典籍、画卷以及其他各种文卷集中到莫高窟，并封闭于高僧洪 的影堂中。为了不露痕迹，佛教徒们还特意在堵塞窟口的壁上绘制了壁画。文见《西北史地》一九八四年第三期。

　　13 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第八四四－八四五页，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14 方广錩《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载《中国社会科学》一九九一年第五期。

　　15 见《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一五八Ｏ页。

　　16 《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第403-404页，京都，同朋舍出版社1982年版。

　　1717 如南朝陈至德四年（五八六）抄写的《摩诃摩耶经卷上》（P.2160），其结字体态，就与流行于江南的二王书风迥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