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及其编著的佛教典籍

　　雍正及其编著的佛教典籍

　　史原朋

　　清世宗雍正皇帝(1678—1735)，名胤祯，在位十四年(1722—1735)，是康熙皇帝的第四子、乾隆皂帝的生父。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之隆盛，在中国历史工时常被比於汉唐盛世。後世有的学者认为，汉唐盛世得益於帝王内用黄老之术，而清朝帝王实深通佛教心法，尤其是清朝这三代中承上启下的雍正皇帝，更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禅师皇帝，

　　一、雍正与佛教禅宗的因缘

　　阕於雍正与佛教的因缘，特别是他与禅宗的因缘，在雍正《御选语录》前後序言中作了详细的自述，其学佛参禅的经历如下：

　　雍正(此时应称胤祯)自少年时就喜读佛典，惟慕有为佛事?开始於禅宗常以解路推究，心裹轻视禅宗，认为如来正教不应如是。後来其禅宗修证主要得益於章嘉国师的教授与印证，章嘉国师是康熙敕封的“灌顶普慧广慈大国师”。对於章嘉国师，雍正称赞“乃真再来人也，实大善知识也，梵行精纯，圆通无碍”，并且为“中外诸土之所皈依，僧俗万众之所钦仰”。

　　雍正(此时应称雍亲王)年轻时就广交僧衲，曾经与章嘉国师“藩邸清闲时，接茶话者十余载，得其善权方便，因知究竟此事”。於康熙五十年(1711)，雍正三十三岁这年正月，“延僧坐七，二十、二十一随喜同坐两日，共五支香，即洞达本来，方知唯此一事实之理”。当时章嘉国师评为只是“如针破纸窗，从隙观天”，勉励其更求进步。雍正於当年二月“复结制於集云堂，着力参求。十四日晚经行次，出得一身透汗，桶底当下脱落，始知实有重关之理”。遂又问证於章嘉国师，章嘉国师认为这‘‘譬犹出在庭院中观天矣”，应该更加勇猛精进。於是雍正“仍勤提撕”，第二年(1712)正月二十一日“复堂中静坐，无意中忽踏末後一关，方达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庆快平生”。於此章嘉国师称赞道：“王得大自在矣!”这一年雍正三十四岁，从此雍正自信在禅宗已经就是直透三关的禅者了。

　　有着上述殊胜参究因缘的雍正，在当时激烈的皇储之争中，能够潜心修持，韬光养晦，以定应乱，反而脱颖而出，得到康熙的称许。於十年後，即康熙六十一年(1722)正式即位当上皇帝。雍正认为，“朕膺元後父母之任，并非开堂秉拂之人，欲期民物之安，惟循周孔之辙。所以御极以来，未说禅宗”。也就是说雍正即位後十年时间裹，主要遵循周孑L儒家之道来治理国家，基本上没有公开见地僧谈禅。

　　二、雍正的“三关”、“三谬”

　　雍正在《御选语录》开篇总序中特别指出，“如来正法眼藏，教外别传，实有透三关之理，是真语者，是实语者、不妄语者、不诳语者”。“朕既深明此事，不惜话堕，逐一指明”。因此，他以其多年亲参实悟的心得，详细介绍了他体悟到的禅宗的“三关”主要内涵：

　　夫学人初登解脱之门，乍释业系之苦， 觉山河大地，十方虚空并皆消殒，不为从上古锥舌头之所瞒，识得现在七尺之躯不过地水火风， 自然彻底清净，不挂一丝，是则名为初步破参，前後际断者。

　　破本参後，乃知山者山，河者河，大地者大地，十方虚空者十方虚空，地水火风者地水火风，乃至无明者无明，烦恼者烦恼，色声香味触法者色声香味触法，尽是本分， 皆是菩提，无一物非我身，无一物是我己。境智融通，色空无碍，获大自在，常住不动，是则名为透重关，名为大死大活者。

　　透重关後，家舍即在途中，途中不离家舍， 明头也合，暗头也合，寂即是照，照即是寂，行斯住斯，体斯用斯，空斯有斯，古斯今斯，无生故长生，无灭故不灭。如斯惺惺行履，无明执著自然消落，方能踏末後一关；

　　在这篇总序裹，雍正同时强调，由於“去圣遥远，魔外益繁，不达佛心，妄参祖席，金山泥封，慧日云蔽，约其讹谬，亦有三端”，因此他针对一般禅修过程中，容易出现的三种见解上的谬误，又详细地讲述了“三谬”的主要内涵：

　　其上者，才见根尘互引，法界相生，意识纷飞，无非幻妄，顿生欢喜，谓是真常，休去歇去， 以空为空；不知性海无边，化城无住，果能见性，当下无心。心既见空， 即未见性，於是形同槁木，心等死灰， 万有到前，一空不敌，纵能立亡坐脱，仍是业识精魂，况乃固执断见，必至变作狂华。谓因果之皆空，恣猖狂而不返， 岂非一妄在心，恒沙生灭，能不造生死业，断菩提根?

　　其下者，见得个昭昭灵灵，便谓是无位真人，面门出入，杨眉瞬目，竖指擎拳，作识神之活计，张日下之孤灯， 宝鱼目为明珠， 觅旃檀於粪土，噙着铁丸， 口称玉液，到得腊尽岁除时，方知依旧是个茫茫无据。

　　又其下者，从经教语录中挂取葛藤，从诸方举扬处拾人涕唾，发狂乱之知见， 翳於自心，立幻化之色声，作为实法， 向真如境上鼓动心机，於无脱法中自生系缚。魔形难掩，遁归圆相之中；解路莫通，躲向藤条之下。情尘积滞，识浪奔催，瞒己瞒人，欺心欺佛，全是为名为利，却来说妙说玄。盲驴牵盲驴，沿磨盘而绕转；痴梦证痴梦，拈漆桶为办香。是则循觉路而扑火轮，能不由善因而招恶果?

　　这“三关”、“三谬”是雍正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直透三关”以後再经历二十年总结出来的功夫与见地的结晶，也是雍正後来编著各种佛教典籍的指导思想!

　　三、《御选语录·正集》的编选

　　雍正即位以後，经过十年的勤政与治世，於雍正十年(1732)腊月，“但念人天慧命，佛祖别传，拼双眉拖地以悟众生，留无上金丹以起枯朽，岂得任彼邪魔瞎其正眼，鼓诸涂毒，减尽妙心?朕实有不得不言，不忍不言”。於是“近於几暇，辨味淄渑，随意所知，阅从上古锥语录中，择提持向上直指真宗者，并撷其至言，手为删辑”，亲自开始了《御选语录》的编选工作。

　　雍正在他自信的“三关”、“三谬”的实际功夫与洞彻见地的基础上，首先从古以来的敷百位禅师中御选出来了十三位禅师的著述精心进行“删辑”工作，他认为“是数大善知识，实皆穷微洞本，究旨通宗，深契摩诘不二之门，曹溪一味之旨，能使未见者得无见之见，未闻者人不闻之妙闻，未知者彻无知之正知，未解者成无解之大解。此是人天眼目，无上宗乘”。

　　雍正在《御选语录·正集》裹将亲自御选的十三位大禅师分别赐予封号，他们分别是僧肇(大智圆正圣僧肇法师)、永嘉(洞明妙智永嘉觉禅师)、寒山(妙觉普度和圣寒山大士)、拾得(圆觉慈度合圣拾得大士)、漏山(灵觉大圆漏山佑禅师)、仰山(真证通智仰山寂禅师)、趟州(圆证直指真际趟州诠禅师)、云门(慈云匡真弘明云门偃禅师)(注：该封号为北京大宋宋太宗追封)、永明(妙圆正修智觉永明寿禅师)、紫阳(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雪窦(正智明觉雪实显禅师)、圆悟(明宗真觉圆悟勤禅师)、玉琳(大觉普济能仁玉琳锈国师)(注：该封号为顺治皇帝所赐)、茆溪(明道正觉茆溪森禅师)。在这《正集》最後选录的一位就是他自己“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

　　雍正在《正集》裹每一卷之前，为他亲自选封的大禅师都御制序言。他在序言裹以其独具之慧眼，谆谆指示，阐明心要，其中多是点睛之笔。这些卷前序言，文约词简，是我们了解和研究雍正的禅宗见地的重要资料。

　　在《正集》的第一卷，雍正首先选辑了僧肇的论文。雍正指出，虽然僧肇“谓是菩提达摩以前时人，(那时)震旦未闻教外别传之旨，(一般认为)不得入席焉”。但是“朕阅僧肇法师所作《般若无知》、《涅槃无名》、《空有不迁》、《形山秘宝》诸论，非深明宗旨，何能了了如斯?以此讲经，正是不立文字。”并且反问“诸佛慧命，奚隔封疆?有何今古?岂得谓菩提达摩未来以前，震旦无宗旨焉?故删辑其要文，序而刊行之”。在这裹雍正针对“宗门每以教典为寻文解义”的弊端，首先选辑了达摩尚来东来时僧肇的论文，在开篇就强调了“宗教合一”之旨。

　　雍正还收录了道教紫阳真人张伯端的《悟真篇》颂偈，并且把张伯端排在御封的四位佛教禅师(含一位顺治御封的国师)之前，认为张伯端这些颂偈“一一从性地演出西来最上一乘妙旨”?他评述“真人以华池神水温养子珠，会三界於一身之後，能以金丹作无义味语，忽地翻身一掷，抹过太虚，脱体无依，随处自在，仙俊哉大丈夫也”!赞扬“篇中言句，真证了彻，直指妙圆，即禅门古德中，如此自利利他，不可思议者，犹为希有”!最後特别指出，“如禅师薛道光，皆皈依为弟子，不亦宜乎”?所以“刊示来今，使学玄门者知有真宗，学宗门者知‘唯此一事实，余二即非真’焉!”此处可谓雍正用心会通佛道之例。

　　在《正集》的最後，雍正收录自己作为雍亲王时的语录公案与圆明居士百问，而且所选篇幅超过之前所选的每位大禅师，他在自序中讲到，“朕昔者虽复时谈妙旨，实未遍阅群言，任性卷舒，随缘出没，实由杜撰，非法经文：近始披空裹之遗文，剀尘中之积卷，欲使焦枯栗棘，新刺重生，陈烂葛藤，灵花再发”：并且“今见昔人之语与朕所言，多不约而暗符，无心而自合，圆音如是，不禁哑然：此足表千年而异口同声，非有意一字之雷同剿说也”。於是“今乃选编数帙，垂示来兹，於所采大善知识语录之後，亦附刊焉”! 在自序中强调“朕今位居元後，岂慕作家居士之虚名?盖既亲履道场，宜宣大觉法王之正气，欲人信知祖印亲传实有据，本来具足；言思绝处非虚说，道理昭然”。虽然他强调“非曰朕之言句可与从上大善知识比肩也”，而实际上，从他编选篇幅上可以感知到他应该已经认为自己超越了那些“从上大善知识”!

　　在编选《御选语录》的同时，雍正十一年(1733)春夏他举办了将近半年的“宫廷大会”，亲自为王公大臣讲禅说法，同时召选全国有学修的僧人参加。据记载，经过雍正的指导，“王大臣能彻底洞明者，遂得八人”，[其中包括汉臣张廷玉及四子宝亲王弘历(後即位称乾隆)]，“沙门羽士亦有同时证人者六人”：这其间的语录问答，就收录在了《圆明语录》裹。

　　在《御选语录·正集》所附的《外集》，雍正特别从莲池大师的《云栖法汇》裹选辑了《净土问答》等语录诗偈。“朕欲表是净土一门，使学人宴坐水月道场，不致歧而视之，误谤般若，故择其言之融合贯通者，刊为《外集》，以示後世。如学人宗旨不明，即将‘南无阿弥陀佛’一句作无义味语，一念万年，与之抵对，自然摸着鼻孔：如其已得正悟，则丈六金身是一茎草，三千世界是一微尘，延一刹那顷於万亿年，扩一毫毛端为四大部，宝池实地充塞现前，翠竹黄花无非正受，於此浮土正可随喜，花开见佛，岂不是直指心传也耶”?针对宗门每以“浮土为著相菩提，置而勿论”的弊端，他特别选辑了莲池问答诗偈，以强调“至於浮土之旨，又岂有二”!

　　雍正的《御选语录·正集》及所附《外集》仅仅选辑了十三位御封禅师(其中一位是道教的真人禅师)，另加他自己与莲池大师的语录问答等，“乃不数月之功，编次成集”，并在雍正十一年(1733)“长夏”以前刻印了!

　　四、《御选语录·前集》的编选

　　就在这一年(1733)，雍正“长夏几暇”，又“欲全览历代古德之所激扬，而录其真切为人者”。於是“乃就妙喜所辑《正法眼藏》，幻寄所刻《指月录》二书，采取若干则公案以示後学”。开始了《御选语录·前集》的编选工作。

　　在《前集》的序言中，雍正指出“《正法眼藏》、《指月录》二书，行海内数百年矣”，因此“妙喜、幻寄之功勋固为不可磨灭”。“但惜(妙喜、幻寄)皆未具透关眼，所以拈提自先失利，则粉中之雪，煤裹之墨，岂能拣辨的当?掷黄金而取瓦砾，宝鱼目而弃摩尼，定所不免”。

　　雍正指出《前集》“所采言句，非如妙喜、幻寄所选，只尚语句尖新、机锋敏捷，不论与本分心地有无交涉也，皆专以提持向上”。他强调“不但时人之所推尚，流俗之所盛传，而实非旨要，未契真宗者，概置不录。即古来大善知识递相拈示之公案，少或不依本分，任其口头滑利，即不与选焉”。

　　对於《正法眼藏》、《指月录》，其中的那些留存的“不了言句”，雍正认为“历代明眼善知识，非不知其为非第一义谛。或以祖父所遗，只得传为家珍。或因诸方检点，恐起争端，不无回互。不但不肯明以指斥，且弃短取长，附合拈提，将方寸之木，耸令高於岑楼，亦不过无奈，聊作门前之绕，岂实谓祖印在兹也”!因此对“初机後学，未能人人具生知慧眼，则不无误人在”。而“朕今日无挂无碍，一禀觉王正令，黜陟古今，有何忌讳而不为直捷指明”!

　　为了说明这种情况，雍正特别将“宗门中历代推为提持後学之宗匠，奈其机缘示语无一可人选者，聊举数端，以见其旨”：他列举的著名禅师涉及到傅大土、大珠海、丹霞天然、灵云勤、德山鉴、兴化奖、长庆棱、风穴沼、汾阳昭、端狮子、大慧呆、洪觉范、高峰妙等。下面就是雍正列举的几例历代宗匠中不能人选的语录公案及其评述：

　　如傅大士“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起坐镇相随，语默同居止”及“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之句。长庆上堂日：“撞着道伴交肩过，一生参学事毕。”僧问兴化：“四方八面来时如何?”化曰：“打中间的。”如此语句， 皆是只识得个昭昭灵灵耳。

　　即傅大士所云“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亦只到得脱凡情执著见耳。只如步行骑水牛，较古德道士倒骑牛之句虽若仿佛，而相去天渊。

　　如庞居士“一口吸尽西江水”，乃从来多传为极则者，却不知但只会得个光吞万象而已，岂曾脚跟点地?所以五祖演云：“一口吸尽西江水，万丈深潭穷到底。略杓不似赵州桥，明月清风安可比?”此颂可谓补庞蕴之欠缺也。

　　如德山，乃从来历代推崇之古锥，而除一棒之外，详细搜求其垂示机缘，却无一则可采，不过会得个本无言说之理，不被天下老和尚舌头瞒地位耳，未踏向上一着在。所以鸿山之语，泥襄有刺，道“德山向後孤峰顶上盘结草庵，呵佛骂祖去在”，可谓将德山数语判尽也。

　　如岩头、雪峰，实乃见过於师，然亦未到圆通处，较伊法嗣玄沙，犹欠百步在。如大珠《顿悟入道要门论》，不过提唱初机，全未具顶门正眼，其马祖赏叹之说，未必确实。

　　综上所举，雍正认为“似此不经之说，徒增文士嗤谤耳，与佛法毫无裨益”。雍正强调“此一实事，有一丝毫，便是一丝毫，失之毫厘，差之千裹。真伪之辨，若遇明眼人，断不能逃影”。

　　紧接着他又举了两个例子：

　　如丹霞烧木佛，观其语录见地，只止无心，实为狂参妄作。据丹霞之见，木佛之处，别有佛耶?若此，则子孙焚烧祖先牌， 臣工毁弃帝王位，可乎?在丹霞以为除佛见，殊不知自堕铁围而不觉也；意在立奇扫相，而通身泥水自不知也。

　　如一古德殿前背佛坐，又一古德入殿向佛唾，旁僧云：“何得背佛坐?向佛唾?”答云：“将无佛处来与某甲唾，指无佛处来与某甲背。”此等见解与丹霞同，但知扫目前一像，却不觉自执千像万像矣。当日但问此二狂徒：“你道除此殿中佛，尚别有何佛?试指取看。”管教立地现形。

　　雍正指出，“此等无稽魔说，何堪提唱书录挂齿?更有拾狐唾以为狮乳者，尤堪怜悯，似此者不可枚举。以上所拈， 尚皆非属邪妄，但脚跟未踏实地，非了义之说耳”。

　　对於瞿汝稷《指月录》，雍正认为“其中采其拈提处甚多，其支离谬妄处与幻寄同，可谓同病相怜，不过令人作发笑之戏具，更不必论者”。接着他列举了一系列公案，“至如三唤侍者、婆子烧庵、吃油糍、野狐、斩猫、犀牛扇、台山婆子、子湖狗、香严上树、云门扇子、禾山鼓、慈明榜”等，对这些“古今丛林中日日举似者，朕悉不录。盖虽言语道断，不过启发初机，非是究竟，但此等公案尚不至榛芜向上一路耳”。

　　最後雍正综述道：“此事如呆日光，如大火聚，提则全提，印则全印，否乃不达佛之正旨，尽属夺弄精魂-”对於那些不被他选录的公案，“其言虽皆数干百年以来人人之所提唱，其人虽皆数干百年以来人人之所推崇，朕皆置之不论。盖历代震於其名，无人指出”：雍正指出，“此等未了之谈，杂入真正人天眼目之宗师语句中，後学岂能尽具参方眼?其目光如豆者，必致金输

　　莫辨，皂白不分，到此地位，自以为已造某古德所造之境，向上自然无路，妄为参学事毕，岂不是尽九州铁铸成这一大错”!雍正进一步指出，“此等语句，虽於提掇初机，发人净信，未始无功，然其功甚小；能令真正发心参学之人中止化城，过由伊造，其过甚大”：

　　对於编选《御选语录·前集》，雍正认为“若无灼知定见，岂肯多生枝节，为天下後世之所嗤笑?实怜禅宗颓废，慧命悬丝，皆由此辈未了宗师，开此纷杂歧径，令鱼龙莫辨，後学不知所从也，故不得不为蛇足一上!如标月指，所指必月，无论三垣二十八宿，未尝误指，即弦跳之月亦所不指?所指者，如月之恒，既圆且明，普照三千大干，後学但毋向指边求月也”：

　　雍正《御选语录·前集》的编选工作，在《正集》所选的十三位大禅师基础上，又精心选辑从初祖达摩以来的一百六十二名禅师的精彩的语录公案，其绝大部分为和尚、禅师，偶尔录有庞蕴、张商英等几个居上。

　　五、《御选语录·后集》的编选

　　完成《御选语录·前集》的编选工作後，雍正看到当时的宗门，每以“藏头白，海头黑”，“院主眉须堕落”、“掇退果棹”之类词句，谓之末後句：主要因为是先从解路推求，推求到解路断绝处，则强为末後句，翻成虚套实法-更有以“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念佛的是谁”等为死句，以‘，东山水上行”、“庭前柏树子”、“崦哑畔”、“苏噜苏噜念唎（口+悉）喇”等禹活句：所谓“有字义可寻，则为死句；无字义可寻，则曰活句”：雍正认为，“如此会取，则末後句尚未是初句，而活句已尽成死句矣”：

　　无论末後句，还是活句，雍正认为“惟用以接引初机，千篇一律，正是敲门之瓦，意在门开：若持瓦不敲，惟向门前之绕，摩挲把玩，瓦不释手，甚至谓人之瓦不良，谓己之瓦至美，张旗树帜，为瓦交锋，瓦战弥深，去门愈远，不曰狂徒，不可得也”，

　　雍正自许证悟“三关”二十余年来，於“本分”少得相应。特别是於藩邸时，颇板当时禅侣伎俩，认为大抵不过如是，尝於此作游戏三昧-“为悯学人身住大圆觉场而不得正悟，魔外滋繁，狂参益炽”，在选录《指月录》等书之後，又开始选录《教外别传》、《禅宗正脉》的从上古德专提向上之语，以期灯传无尽。凡是那些接引初机，及问答如流，机锋迅利者，雍正概不人选。又恐未经举出，学人眼目不明，用是取其中不误学者中止化城、有碍正知正见者，别录一帙，编为《御选语录·後集》。雍正认为“盖古人既於无梯航处设兹梯航，朕即於无等次中分其等次”。

　　至於《指月录》其中有数十则本来可以人《前集》者，则因为当时《前集》已经刻成，难於再按次序添人，因而雍正也把它们编在《後集》内。

　　在编《前集》时，对所选历代禅师，“除六祖外一百五十六人语句，固皆本份极则。而诸人中如志公、马祖一、南岳思、石头迁、忠国师、长沙岑、观国师、临济玄、投子同、曹山寂、玄沙备、韶国师，其见证与前选中诸大善知识无二无别，但其传世语句可采者止於此，因其难成卷帙，是以并在《後集》中”。

　　《御选语录·後集》共选辑了三百九十七位禅师的语录公案，其中包括前集已选的大部分禅师的新增选语录公案，与在後集中又新增选了更多禅师的语录公案。

　　六、《御选语录》的总结评述

　　《御选语录》的《正集》(附《外集》)、《前集》、《後集》全部编集完成以後，於当年(雍正十一年)九月他又特别作了一篇《御制後序》。在这篇後序襄，雍正的论述涉及到了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雍正强调他在禅宗上是由章嘉喇嘛教授与印证，而不是藩邸近邻柏林寺方丈特别推荐的迦陵性音禅师。

　　作为汉传佛教的教外别传的禅宗，向来重视学人或弟子开悟必须要有已经证悟的过来禅师予以印证。虽然雍正在壬辰春正月，是随汉僧在藩邸“坐七”、“参究”，得以“洞达本来”、“桶底当下脱落”时，乃至第二年正月“忽踏末後一阕”，但他一直强调他再三叩问并得到教授与印证的只是章嘉喇嘛。这裹实际上他已经将章嘉刺嘛作为兼通汉地禅宗的开悟禅师了。对此当时也许很有争议，所以雍正特别指出，“其他禅侣辈不过曾在朕藩邸往来，壬辰巳间坐七时，曾与法会耳”。而且“迦陵性音之得见朕也，乃朕初欲随喜结七，因柏林方丈年老，问及都中堂头，愈云：只有千佛音禅师。乃命召至。既见，问难甚久。其伎俩未能令朕发一疑情”。雍正认为，针对当时他的“醒发”因缘，“若谓性音默用神力，能令朕五支香了明此事，何得奔波一生，开堂数处而不能得一人，妄付十数庸徒耶”!在这裹雍正彻底否定了迦陵性音禅师对他任何的教授与印证作用。

　　二、雍正对迦陵性音有关“五家宗旨”的禅宗见地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雍正通达“三板”以後，性音曾劝雍正“研辨五家宗旨”。雍正於是反问“五家宗旨如何研辨”?性音回答：“宗旨须待口传。”

　　言下雍正非常气愤：“是何言欤?口传耳受岂是拈花别传之旨?堂堂丈夫岂肯拾人涕唾?”於是“从兹弃置语录，不复再览者二十年”。也许担心人们不相信，接着还强调道“此府中宫中人人之所尽知者”!

　　同时，他又评述道：“夫五家宗旨，同是曹溪一味，不过权移更换面目接人，究之皆是无义味语。所为毒药醍醐搅成一器，黄金瓦砾融作一团，用处无差，拈来有准，并皆一代之宗师，百世之模楷”。“奈庸流不了自心，累他涂污有分，鼓动识情，横生法执，谬加穿凿，取笑旁观，明眼人前不堪举似。因见性音谆谆於此，是乃逐语分宗，齐文定旨也，甚轻其未能了彻。如使性音明知之，而劝朕於此打之绕，更是何心行也?则其限於见地可知矣!”

　　雍正认为，“五宗前後参差，亦非一时。即五宗所明，同是大圆觉性。宗若有五，性亦当有五矣。”如果“古人专为剿情绝见，惟恐一门路熟，又复情见炽然，是以别出一番手眼，使人悟取。众生心不能缘於般若之上，今乃转以情见分别之，埋没古人不少”。

　　三、雍正认为此前的禅宗诸书乃至《宗统一丝》存在种种错杂乖谬。

　　雍正认为，“朕阅《指月录》、《正法眼藏》、《禅宗正脉》、《教外别传》诸书，所选古德机缘语句，皆错杂不伦；至於迦陵音所选《宗统一丝》者，尤为乖谬”。

　　他认为，“古人语句，专为开人迷云；後人选辑，专为垂诸久远。今乃挨门逐户拾取剩遣，或珠或玑，或金或钥，或丝或布，或柴或草，或瓦或砾，或垢或腻，一家强收一物人笼中，更自夸曰秉公，何庸愚之甚也”!由於“但图人人有分，个个不遗，纷纭杂陈，撩乱错出，蝌蚪与神龙并游，野狐与狮子齐吼，饱参者尚或一时目迷，况初学之人，岂不观之而愈惑，求之而愈远?其为毒害，奚可胜言”?

　　同时，他见到《宗统一丝．》後，斥责道：“未料性音昏愤卑鄙至於此极也!”认为该书“取本朝开堂说法之衲僧平生所有乱统，各各人编一则，错杂不堪，谓之宗统一丝，直接西天四七，东土二三，真令人笑之齿冷”。雍正认为，如果这样选编的话，“则禅宗之统，实危如一丝也。其意不过取媚同门参学之徒，俾感其选录伊祖父言句人集，以为荣华。此何异世间浇薄士子，彼此标榜选刻文字，自称名士乎”?最後感叹道：“噫!可为宗风太息流涕者矣!”

　　对於涌泉欣、天衣怀、韶国师等古德语句，雍正“宝之如摩尼夜光、赤刀大贝，而诸书所载极少，遍求不可复得”。因此雍正评价瞿汝稷辈，“自然皆是性音心行，既杂取下等语句，又畏繁多，自然将真正师范至言转播弃之而不惜，历年既久，渐以无传，良可叹惋”。

　　对於德山鉴，由於一味狂见恣肆，一般平生语句都无可取，但是性音的《宗统一丝》，“采其二条内一条，截去前後语言，专录其辱骂佛祖不堪之词，如市井无赖小人诟谇，实令人惊讶!不解其是何心行，将以此开示学人耶”?是何为耶”?特别是“近世宗徒未踏门庭，先决堤岸，一腔私意，惟恐若不呵佛骂祖，则非宗门，强作解事，学人饶舌，狐行象路，鹗学凤音，是何言欤?是何言欤”?

　　对於最为下品的南泉愿牧水牯牛公案，因为南泉愿颇有本分之语，所以雍正未加诃斥，但是“性音贝，“性音则于其他语句概置不录，所录二条，其一即是此条”。所以雍正评述“具此凡眼，有何圣见可除?辄敢见人呵佛骂祖，便生欢喜采辑，鸱鼠嗜粪，斯之谓矣”!

　　四、雍正特别阐述自己编选《御选语录》对於振兴宗风的重要意义

　　在这篇後序裹雍正自述“即位以来，十年不见一僧，未尝涉及禅之一字。盖此事，实明者少，逐块之流，徒劳延伫，求名之辈，更长业缘，而世间井底蛙又必妄生议论”。因为“朕悯诸有情无知愚陋，恐其因此造诸谤般若大罪孽，不谈之意，良非偶然”。

　　时至当时，雍正“见去圣日速，宗风扫地，正法眼藏垂绝如钱，又不忍当朕世而听其滔滔日下也，乃选辑从上宗师吃紧为人之语刊示天下後世，使之摆脱生死根尘，掀翻轮回陷阱”。

　　雍正先後编选有《正集》(附《外集》)、《前集》、《后集》，并在篇首各序其旨，谆谆提示，“专欲学人真参实悟，各得本分正知正见，如象渡河，脚踏实地，便能超出三界，而一一具足六度万行，切莫仍向此中转求口头滑利也”。他强调“此事不由语言文字分迷悟，岂由语言文字定是非?已悟已证者，有语有句，固能为人解粘去缚，若平生无一则机缘语句传世者，岂得遂谓未悟未证乎’’?

　　雍正最後表明，“朕实深尝上乘圆顿甘露之味，非依墙摸壁，率意之乱统，既知之无疑，岂忍不报佛祖深恩?因不辞话堕，竭力为宗门一番整顿，所冀天下禅僧改往修来，英灵辈出”：希望能依他所选中诸禅师语录，“唱导十方，使如来正教有振兴之象，是则朕之深愿”；“如尔等僧徒仍执迷不悟，将朕一片慈悲全不领受，仍以无明缁素人我心会取，如世尊所说三藏十二分，一例束之高阁，则宗风之衰，朕亦无如之何矣”!

　　七、《御制宗镜大纲》编选

　　对於永明延寿禅师，雍正评价其为“震旦第一导师”：其所著《宗镜录》一书，为“震旦宗师中著述中第一妙典”：对於这部《宗镜录》，“朕谓达摩西来以後，宗门中述佛妙心，续绍慧命，广济含生，利益无尽者，未有若禅师者此书者也”。并惊叹“此书历宋元明以迄於今，宗门古德，不乏具眼，而从未有称道赞扬，标为第一希有者，亦可异也”!

　　雍正自述，“《宗镜录》一百卷，朕实心悦赞叹，不能自己”：赞叹道：“至矣哉!禅师慈愿如此其宏大，彻悟如此其真到，导人如此其微妙，自性如此其明圆也!”

　　正是由於雍正对永明禅师及其《宗镜录》如此“欣服敬礼，得未曾有”，因此特别在雍正十二年(1734)敕武英殿大臣们特别监督、监修重刊一百卷《宗镜录》，并亲自御作前序、後序、上谕，“欲宣朕谆切期望之意，普劝後贤，特再颁口丁咛训谕之文，昭示来学矣”，以朝廷之力推广这部《宗镜录》。

　　雍正同时指出，“此书行世，千有余年，肉眼昏蒙，不知宝贵”?一方面“固缘末世缁流，多愚少慧”，另一方面“亦以篇章浩瀚，意怠情烦”。虽然这部《宗镜录》已“既缩教海为一盂，而饮者腹犹易懑：虽开义天於一缝，而观者目尚未周”：因此“今为好略者，俯徇机宜，如寔垂示；为执总者，明标要目，直截区分。拣天龙女如意之珠，更取如意中之如意；握金刚王无双之剑，更求无双内之无双”。他开始於“万机余暇，乙夜翻披，亲御铅丹，录其纲骨，刊十存二，举一蔽诸”。他从原来一百卷本的《宗镜录》裹新编选出二十卷本的《宗镜大纲》。

　　关於《宗镜录》与《宗镜大纲》，雍正评述道：“旧之本录百卷，比此非繁，而今摘录如干，校彼非简。”他评述道：“犹夫五千教典，人《宗镜》而无余，《宗镜》百篇，括教典而无剩。然古佛述兹《宗镜》，非令人置教典而不观，则朕今刊此要文，又岂令人置《宗镜》而不阅。”因此“作《宗镜》者，正为窥教典之梯航，则删《宗镜》者，即为人《宗镜》之向导矣”。

　　八、《御制拣魔辩异录》的著述

　　在编选《御选语录》时，雍正阅读密云圆悟著述时，发现了已经编人《大藏经》中圆悟法系的法藏、弘忍师徒两人的《五宗原》、《五宗救》等。雍正认为圆悟语录“其言句机用，单提向上，直指人心，乃契西来的意，得曹溪正脉者”。而法藏之言“全迷本性，无知妄说，不但不知佛法宗旨，即其本师悟处，亦全未窥见，肆其臆诞，诳世惑人，此真外魔知见，所以其师一辟再辟”。同时雍正斥责法藏的弟子“如魔嗣弘忍，中其毒者，复有《五宗救》一书，一并流传，冀魔说之不朽，造魔业於无穷。天下後世具眼者少，不知其害”。雍正认为正是法藏、弘忍的这种魔见魔业，造成“今其魔子魔孙，至於不坐香，不结制，甚至於饮酒食肉，毁戒破律，唯以吟诗作文，媚悦士大夫，同於娼优伎俩，岂不污浊祖庭”的丑陋现象，所以“若不剪除，则诸佛法眼，众生慧命，所阕非细”!雍正自认为“既深悉禅宗之旨，洞知魔外之情，灼见现在魔业之大，预识将来魔患之深，实有不得不言，不忍不言者”。

　　雍正分析“魔藏原非全无知识，只因离师太早，烦恼妄想，贡高我慢，只图争胜，欲於法门中独出一头，不顾己之脚跟全未着地，欲装点智过於师伎俩，捏定一〇、四法、双头等名相，拟为超师之作。每立一妄语，即捃摭文史，穿配古德言句，以证实之”。

　　而其弟子“魔忍所著《五宗救》凡十卷。首列总论三篇，明伊师所捏一“〇”为千佛万佛之祖等魔说，为西天四七，东土二三，历祖相传之宗旨。次叙七佛以至黄檗。次叙临济宗，自临济以至法藏，凡三十一人。次标余宗，惟载云门漏仰法眼曹洞六人”。这部书“其大意皆所以申法藏之魔说。而其最要眼目，在临济为五宗之长，而法藏为临济之嫡骨，且使天下後世知伊又为法藏之肖子也”。

　　由於“当日魔藏取悦士大夫为之保护，使缁徒竞相逐块，遂引为种类，其徒至今散布人间不少，宗门衰坏，职此之由”。如果“朕今不加屏斥，魔法何时熄灭”?因此谕令“着将藏内所有藏、忍语录，并《五宗原》、《五宗救》等书，尽行毁板。僧徒不许私自收藏，有违旨隐匿者，发觉以不敬律论”。

　　同时雍正亲自“将《五宗救》一书，逐条驳正，刻人藏内。使後世具正知见者，知其魔异，不起他疑”。将《五宗救》一书中“狂悖甚者”，亲自摘录八十余条，开始逐条驳正，希望将来可以编人大藏，以开人眼目。但是，由於雍正”万机无暇”，一直到雍正十三年(1735)春才子脱稿：

　　雍正认为，“曹溪清派，何可容此浊流?况此魔说，与魔子孙，流落人间，末学受其无穷之遗毒：法眼慧命之所关，朕岂忍不辨其是非”?雍正强调，“天下後世，必有蒙朕眉毛拖地之深恩者：须知此魔之不可不辨，因其为佛界之魔：此异之不可不拣，因其为同中之异”。这就是雍正编著这部《拣魔辨异录》的线起!

　　九、《御录经海一滴》的编选

　　在完成了《御选语录》与《宗镜大纲》的编选刻印工作之後，雍正又开始了《御录经海一滴》的编选工作，雍正编选此书，一是心慕永明《宗镜录》，因而仿效要编选一部佛经精要本，二是要以禅宗见地要对大藏经襄的主要佛经进行一次新的选编。

　　在该书序文中，雍正自述说，“节录《宗镜》之後，因而泛览经文：……爰思五千教典，广博无涯． 目览心周，实为不易，乃推广永明纂集《宗镜》之心，即用朕前此节录《大纲》之例，亲御丹懦，随披随录，既以受持读诵，即以刊刻颁行，导引群生入於如来普光明藏、大智度海”，

　　一方面，雍正举例说，“《金刚经》，有演四句偈之说，佛口亲宣也?《大般若经》六百卷，而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二百六十字摄其指要”。

　　另一方面，雍正又指出，“释迦牟尼文佛大智慧海中缘起妪生，度诸众生，令人无余涅槃，普说三藏十二分，文字至为浩瀚：然佛所觉了一切诸法，未说者无论，其已说者，自西天来至震旦仅百分之一耳”。

　　他认为，佛经裹“凡诸问答，皆属一期方便之门。不特所问之答，为佛所开示众生，即所答之问，亦乃佛所幻化敷宣。无非析理分条，穷业识之万变；发蒙振膑，烛深覆之群幽。……其问也，列千千之病状；其答也．示一一之良方。迨其药病双消，法尔问答俱寂，所马化人问幻士，谷响答泉声，以八万四千尘劳门，作八万四千功德藏”。

　　那么雍正是怎么从浩翰的大藏经中进行选择呢?雍正在“万几余暇”中，对於《般若》、《华严》、《宝积》、《大集》等这类大经，因其“卷帙浩繁”，的确未及遍阅。遂对《圆觉》、《金刚》、《楞严》、《净名》等这类小经，因其“展诵易周”亲自各选录数十则。

　　雍正自己承认，“至於教典，向来从未研究”。但同时他强调“既悟之人，根本教乘一贯，若不与佛口相应，设使妙证，亦非究竟。不见达摩直指人心，传此教外别传，而今以《楞伽》为印证乎”?并举例说，迦叶、阿难、马呜、龙树等，均是西土教外别传之祖；然而种种诸经，皆迦叶令阿难述其所闻於佛者；又如马呜、龙树，亦复造种种诸论。因此，“何有一经一论，不出宗门祖师之所绍述”?

　　雍正以禅宗见地，强调说：“昔如来以不说说，故四十九年未尝转法轮；迦叶以不闻闻，故毕鉢岩中无人聚会，而三藏十二分不曾着一字。”从这个见地而言，因此他选编《经海一滴》，“以不拣择拣择，故所采所录不独震旦经藏，未尝缺遗一言一句，即西天未来古佛未说者，亦复不增不减，无欠无余焉”。

　　最後雍正总结道：“学者如欲广览灵文，既可於是先窥其奥闽。如欲直探骊颔，更可从兹即届於宝城。但莫执义上之文，随语生解；要须探诠下之旨，契会本宗。言言冥合真心，一一消归自己。将积此众微，定到须弥之高广；且举斯一滴，已同渤懈之清凉矣!”因此，雍正把这个经集名为《御制经海一滴》。

　　十、清朝《龙藏》的编刻

　　清朝《龙藏》又称《清藏》，广义来讲，可以说是自雍正十一年(1733)的《御选语录》编选就开始准备了，在後来的雍正《御制重刊藏经序》裹，雍正首先记叙了自“西汉伊存口授佛陀经典”至明永乐间北藏、南藏的大藏经刊刻历史，紧接着他说道：“朕敕几之暇，游泳梵林，浓薰般若。因阅《华严》，知卷帙字句之间，已失其旧。”所以“爰命义学，详悉推究，讹舛益出，乃知北藏核本刻於明代者，未经精校，不足据依”。

　　雍正感慨“夫以帝王之力泐成(明朝)官本，犹乃如是，则民间南藏益可知已”。於是他敕令“爰集宗教兼通之沙门，在京贤良寺，官给伊蒲，晓夜校阅，鸠工重刊，欲俾震旦所有三藏，不至简错字讹，疑人耳目”。开始了藏经刻印工程。

　　根据《大清三藏圣教目录》记载，为了刻刊《龙藏》，雍正首先成立了由他钦定的朝廷官员与各地高僧133人组成的藏经馆，官员主要由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任“总理”，工布查等3人任“校阅官”，赫德等9人等任“监督”，九龄等64人任“监造”，僧人由敕封无阂永觉禅师、钦命贤良寺住持超盛等4人任“总率”，超鼎等3人任“带领分晰语录”，源满等4人任“带领校阅藏经”，祖安等6人任“分领校阅”，真乾等38人任“校阅”。此外，该藏经馆还召募刻字、刷印、木匠等800余人参与其事。

　　雍正十三年(1735)四月钦定人藏的有《华严经疏钞会本》等有关《华严经》的会本4部300卷佛典，也是雍正钦定於乾隆元年正月十一日人藏的有《明高僧传》、《法华玄义释签》等50部827卷佛典(最後收录的是雍正亲自参与校订的《重订教乘法数》，亲自编选的《御选语录》、《御录宗镜大纲》、《御录经海一滴》)，以上共计54部1127卷典籍。其中包括隋唐撰述者8部、宋元撰述者5部、明清撰述者41部。在这钦定人藏的54部典籍之中，有42部实际上在此前已编人过其他版本的大藏经，此次只是经重新对原文作了编排修订、有的卷首增附了赞文，或按千字文进行了编号而已，实际上真正属於首次人藏的只有12部。

　　在该藏刊刻过程中，雍正又特别提出“历代名僧所著义疏及机缘语录，各就其时所崇信者陆续人藏，未经明眼辨别淄渑，今亦不无删汰，俾归严净”。在《大清三藏圣教目录》(即清《龙藏》目录裹)，虽然全收了明朝《北藏》的“西土圣贤撰集”的目录，而对“此土著述”部分所录典籍，对比明朝《北藏》目录雍正特别删减了有32部典籍，合计316卷323册。所删减中包括《大慧善觉禅师语录》、《宗门统要续集》、《释迦氏谱》、《止观辅行传弘诀》、《出三藏记集》等。

　　该《龙藏》在乾隆三年(1738)十二月正式刊印100部颁赐京内各大寺院，自乾隆二十七年(1762)到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又陆续分别刷印过32部。《龙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後一部最权威的官刻大藏经。因为该藏是在乾隆年间首次刊印完成的，所以後来又俗称《乾隆大藏经》。

　　清刻《龙藏》，在雍正的重视下，因为由两位亲王亲自主管，由朝庭内府出资，所选经板坚决不使用拼合、肿节、潮湿的板材，并令直隶、山东等地官员从州县直接查收梨木板材，所以该藏经板能够保存至今。全藏刻竣时，乾隆三年(1738)经板总计79036块(佛像、龙牌、韦陀像所用之板在外)，1987年时文物出版社查存经板总计73024块。该《龙藏》是中国汉传佛教自宋代以来遗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大藏经板，现已成为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

　　自民国年间以至当代，《龙藏》又有多次刊印出版，实际上已成为海内外佛教信众最喜好供奉珍藏的一部汉文大藏经。

　　十一、雍正编著佛教典藉的政治内涵

　　雍正(此时为雍亲王)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在禅宗方面“直透三关”以後，在康熙晚年多次皇储废立之争中“潜修默炼”，经过了十年时间终於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登基即位“君临天下”。从“直透三关”到“君临天下”，在这个过程中，他在禅宗上的这种卓越的“修炼”，也许对他取得皇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雍正自述“荷上天眷佑，受圣祖仁皇帝付托之重，君临天下”，“自御极以来，夙夜孜孜，勤求治理，虽不敢比於古之圣君哲後，然爱养百姓之心，无一时不切於寤寐，无一事不竭其周详”。在雍正六年(1728)九月却发生了著名的“曾静谋反案”。面对以“华夷之分大於君臣之伦’’为基本理论的反清排满的言论，与诋毁雍正为失德暴君所列举的“十大罪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任佞)，在该案的审讯调查过程中，有着帝王之尊的雍正与身为平民囚徒的曾静之间展开了一场惊动朝野的大辩论。他特意将该案的“雍正谕旨”、“曾静口供”、“内阁九卿奏本”、“诸王大臣奏请”，并曾静著述的《归仁说》，亲自编集为《大义觉迷录》一书，刊行全国各府州县及“远乡僻壤”，要求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尤其规定每个学生必读。只要发现没有读过此书的学生，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即被从重治罪。

　　曾静谋反案牵涉到当时已经去世四十五年的吕留良(1629—1683)，吕留良是明末清初的著名理学家。明朝灭亡後，他散尽家财，开始反清排满的思想宣传活动，并且一度成为“不参加清朝科举，不做清廷官吏，不与清官往来”的“东海夫于”。康熙十八年(1679)、十九年(1680)，两次被地方官员荐举均不应，却削发出家当了和尚，法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吕留良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病逝，留下了大量“谤议及於皇考”的诗词、著述。

　　这位耐可和尚(俗名吕留良)生前的著述、讲学，一贯主张以“华夷之分大於君臣之伦”的理论，大力推行反清排满的思想、在这部《大义觉迷录》裹，雍正逐章逐句进行了口诛笔伐。同时还借追查“十大罪状”的来源，也进一步消灭已经被发配边地的允禩集团的残余势力。

　　从曾静案到《大义觉迷录》的编著刊行，这件让雍正费尽心力的举措一直到雍正十年腊月方告完结。通过曾静案雍正审讯追究出来的耐可(吕留良法号)，已经引出了因为反清排满而出家为僧的汉地和尚，而雍正的《御选语录》也正是从曾静案完结时这年的腊月开始选编的。

　　无论从编著时间上还是编著风格上来讲，雍正《御选语录》或许正是《大义觉迷录》的继续，《大义觉迷录》是雍正用世间的“大义”来“觉迷”的心血之作，而《御选语录》是雍正用禅宗的“见地”来“悟众”的精心之作。

　　在禅宗修证上，雍正一方面极端地推崇赞叹蒙古族的章嘉国师，另一方面极端地批评斥责汉地的性音禅师，而实际上，若不是“随喜”性音禅师“坐七”法会，也就没有雍正後来的透脱“三关”。

　　性音禅师，字迦陵，沈阳人：曾在杭州理安寺得法，为临济宗正宗传人。其足迹遍及南北，是当时公认的“具参方眼者”：他一段时间曾住在雍王府附近的柏林寺。但在雍正元年(1723)春，他“忽谢院事，飘然而南”，“一瓢一笠，山栖水宿，居无定止。四方徵书交至，却之弗顾。四年秋，复还归宗(寺)，独居静室。凉风九月，偶示微疾”，於雍正四年(1726)秋去世。当时雍正得知後，即赐性音“圆通妙智禅师”谧号。但数年以後，不知为什麽又借故大加指斥性音禅师，并黜其封号。雍正作为“君无戏言”的一代帝王，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或许另有深层原因?

　　再者，永明延寿是八百年前的宋朝禅师，法藏、弘忍是密云圆悟系下正在活跃的“三峰派”禅师。雍正一方面是极力推崇宋永明延寿禅师及其著述的《宗镜录》，并编有《御录宗镜大纲》；一方面是大力痛斥法藏、弘忍师徒及其著述的《五宗原》、《五宗救》，并著有《御制拣魔辨异录》。

　　汉月法藏(1573—1635)於海虞三峰，闻折竹声而开悟，曾为圆悟住持的寺庙之首座，因不满圆悟的“自性自悟”说，於天启五年(1625)著《五宗原》，强调禅宗五宗均其来有据，反对曹洞宗抹杀五家宗旨，并依一大圆相探究佛祖之本源。圆悟反对法藏的论述，於崇祯七年、九年(1634、1636)分别著《七辟》、《三辟》驳斥法藏。法藏弟子弘忍著《五宗救》又极力为师辩护。在顺治、康熙时期，法藏、弘忍及其弟子门人形成的“三峰派”由於许多士大夫的拥护，在江南地区已很有影响，或许这中间有反清排满的汉族知识分子混迹其中。

　　从曾静案引发出的耐可和尚，反映出清代顺康年间的确有一些反清排满的知识分子，既不作降臣，也不当顺民，他们隐形遁迹於寺庙禅院之中，成为了清朝统治者心头隐患。也许这正是引发了雍正开始着手编著《拣魔辩异录》的因缘。他还是以当年编著《大义觉迷录》的风格，用他特别的“禅宗见地”来对法藏、弘忍的言论逐条驳斥，并对这“两魔”钓语录著述尽行毁板，乃至动用“直省督抚”的行政力量，去彻底削除这个“三峰派”，永不许复人祖廷。可以看出，这已经完全是清剿反清排满的叛逆分子的作法。

　　清室人关以後，采取了尊崇和优待藏传“黄教”的政策，其一，就是在汉地建立与修缮了大量藏式寺庙；其二，继续赐封西藏、蒙古僧侣名号；再者，於雍正五年(1727)正式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正副两人分驻前後藏。这样清王朝基本上达到“化导”、“柔顺”蒙藏民族，以藏传佛教“佐助王化”的效果。

　　对於汉传佛教，雍正年间在各地敕建了数座重点寺院；晚年特别修缮、护持了曾经顺治礼遇的玉琳国师驻锡过，或康熙曾赐匾、修缮的大量寺院；雍正十二年(1734)春进行了“放皇戒”，一次新受皇戒僧1819人；仿效古人於“五城斋僧道万众”；在《清律》上制定僧道违法犯纪的处罚，严格度牒的发放与管理制度。清王朝虽然也在汉传佛教的尊崇与管理取得了很大效果，但是仍然不能够禁止大量反清排满人士混迹汉地寺庙的现象。

　　雍正在自己学佛禅修过程中，特别赞叹藏传佛教的章嘉国师，认为自己的禅修见地与功夫都是章嘉的教授与印证，而对当时汉传佛教的僧侣与禅师每每极端蔑视并大加斥责：

　　但我们从历史记载中看到，雍正从不重视令他非常受益的藏传佛教的学习研究，而用几乎全部的“万几之暇”来研究推行汉传佛教尤其是禅宗语录。他还将在宫廷亲自训练印证出来十大弟子作为汉地禅师，分派到各地著名禅寺作住持，并命各省督抚照应护持：这是否因为上面介绍的藏传佛教已经“柔顺”、“化导”、“佐助王化”了，而汉传佛教特别是禅宗祖廷，一直与反清排满的知识分子形成的政治隐患密切有关?也正是因此才引发了雍正对汉传佛教的特别关注?据有关学者研究，中国汉传出家僧侣光头上烧戒疤，也许就是从清朝人关以後雍正时代开始执行的，这样就使不是真正出家的“反清排满”知识分子，无法逃过这一特别的身份检查了!

　　南怀瑾先生曾评述：“爱新觉罗氏崛起东北，以孤儿寡妇率三万之众，席卷华夏，臣服五族，历二百六十余载，代更十帝……”的确，以三万人人阕统御中原上万万之众，绝不能仅仅依靠其“武功之烈”，是需要更有其“文治之懋”的，在这个过程中，“康熙放刃於黄老孔孟仁慈之术，而暗於方外，致使逃禅韬晦者，得以潜养其兴复机运”：而雍正“登机之後，不惜以九五之尊，躬自升堂说法，秉拂谈禅”，“遂使山林沉潜之耳目，尽人谷中”，“可谓瞒尽天下老和尚眼目”!

　　雍正一方面“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以“外夷”身份君临天下，不得不“宵旰忧勤、不遑寝食”：另一方面又“笑傲天下”，“气吞诸方”，居“寡人位置”而御驾亲徵，用“大义”来“觉迷”，用“拣魔”来“辨异”。因此，雍正“在位十三载，而使中外臣服．平民感恩，济康熙宽柔而以刚猛，故有乾隆坐享六十年升平之盛世”。

　　雍正，自许是一位禅师，而实际上更是一位政治家，是一位能够通晓与运用佛教的政治家。

　　摘自《宗风》乙丑·春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