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研究方法的困境与新范式的建构

　　佛教研究方法的困境与新范式的建构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唐忠毛旷学”、“证”之间——近代以来佛教研究方法的困境及其反思》一文，全文约2．5万字。文章指出，近代以来，“唯证乃知”的传统佛学研究原则受到西方现代学术思维挑战，佛学研究方法出现多元化局面。由于佛教内在的辩证传统与现代理性学术思维之间的张力以及研究者缺乏对不同研究方法界限区分的清醒自觉，造成不同方法之间紧张和冲突，导致佛学研究和交流困境。文章主要通过对佛教考据学、佛教诠释学及佛教经学所面临困境的分析，探讨了佛教研究“返本开新”的新思路。

　　一、佛教研究方法的三个困境

　　(一)佛教文献考据的困境

　　历史文献和考据学的方法一开始就受到来自传统方法的批判，其中广为人知的学案是胡适与铃木大拙之间围绕禅宗研究展开的诤讼，其影响事实上一直波及今天。历史考据学建立在西方现代理性思维的背景之下，其研究佛教的两个基本结果是其一，将佛教的教义进行理性化祛魅，将信仰的纯粹性予以淡化；其二，对佛教经典及佛教史实进行所谓甄别辨伪。历史考据的佛学研究方法，在信仰和证悟的角度来看是错误的。

　　历史考据学的困境源自西方学术传统与中国佛学传统之间的张力。事实上，历史考据的方法确实能够在时间序列中对某些事实进行澄清，它当然具有其自身的价值。但是，这种方法确实应该对其自身的界限有清醒的自觉，即它容易局限于时空维度中的事实或者事件本身的真实性，而难以深人隐匿其事实背后的思想或精神层面，因此它能在什么意义上适用于佛学研究是值得注意的。其次，像禅宗的故事和语录往往有着丰富的象征和隐喻，如果忽略其修辞表达方式往往会“死于句下”。当然，“解证”的方法也有自身的界限，即它具有强烈的个体性特征，无法用规范的标准去衡量，具有不可言说性。因此，我们不能从考据的立场去否定解证的立场，但也不能从体证的立场去否定考据的价值。

　　(二)佛教现代诠释的困境

　　佛教的诠释主要有两种情况其一，佛教从印度传人到另一个地方、另一种文化区之后，需要结合出人地的本土文化进行解释；其二，随着时代的变迁，为了适应当代人的思维和文化现状而进行现代性诠三，有些研究者对传统方法与现代方法虽有所自觉，并试图建立一种新的佛教研究范式或现代表述方式，但基本上却仍停留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景况。鉴于这几种原因，文章指出，为真正丰富佛学研究成果，应当注意几点：1、佛学研究虽有其自身独特性，但也不能只局限于某一固定的研究方法；2、应承认不同的研究方法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和目标，这样不仅有助于某一领域研究的丰富和发展，同样也有助于提高佛学研究的整体水平；3、应清楚地意识到不同研究方法自身的有效范围和局限性，不能尊己卑他、以偏盖全，更不可仅以某一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为“真理性”结论。

　　(二)“返本开新”新范式

　　文章认为，应从方法论整合的角度出发，探索佛教研究方法新范式的建立以及佛教研究现代新传统的确立。一个新传统的建立可能需要漫长的时间，且有待大家的努力，但建立这个新传统的一些思路也许还在于“返本开新”：所谓“返本”是指新传统(新范式)的确立应对传统方法与现代方法有清醒了解，并恢复对传统方法的自信与自觉，不确立西方学统的权威地位，并充分正视佛学内在诠释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所谓“开新”，是指新传统(新范式)的建立不可能完全回归传统本身，或者回到内学院式的解经方式，而应该将其置于“古、今、中、西”的背景下进行，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现代视野。因此，这种“返本开新”的整合思路，要求研究者既要从佛学整体精神出发，也应兼顾学术与体证、教内与教外的辩证统一，还要自觉到佛教在现代的发展不能是固步自封、自说自话，而应有世界文化的视野。文章指出，在这个建构过程中，近现代一些佛学大师们的研究方法也值得借鉴和发扬，比如，太虚、印顺、吕澉、汤用彤等。其中，太虚、吕澂、印顺·等所代表的方法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佛学独特的内在理解和内在诠释原则，扬弃地继承这些方法是中国佛学研究建立属于自己特色研究范式的基础，也是坚持中国传统学术根基的前提。当然，在此基础上的多元互补方法也是必要的，它决定了佛学研究的发展与创新。如汤用彤主张的将“文献实证”、“哲学分析”、“心性体会”综合起来，就对我们确立佛教研究的新范式具有启迪意义。 (曾强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