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诗在日本的传布与接受

　　寒山诗在日本的传布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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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区 鉷 胡安江　《外国文学研究》 2007年第03期

　　内容提要：由于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在主体文化规范中屡遭边缘化的寒山诗却因为东道国语言与文化的开放与包容而获得其持久青睐。寒山诗的各种译本、注本和评论在日本纷纷问世，有关寒山的各种神话传说亦被改编成小说，寒山的形象也走入日本画史和神坛。事实上，自北宋传入后，寒山诗就对日本的语言、文学、宗教、艺术甚至精神史研究产生了积极而重大的影响，寒山诗也因此在其文化语境里获得“经典”与“中心”的文学地位。这种文学地位的形成除了两国在语言和文化背景上的亲近关系以及东道国积极开放的文化心态之外，便是因为寒山诗自身所表现出的质朴的语言风格、幽玄的禅宗境界、不入世浊的隐者情怀和回归自然的生态意识对于日本各界的超凡影响所致。

　　关键词：寒山诗 传布 接受 日本

　　作者简介：区鉷，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诗与诗论研究。胡安江，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四川外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翻译与文化研究。

　　Title: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of Hanshan Poems in Japan

　　Abstract: Hanshan poems, thoughmarginalized in China, have woneverlasting popularity in Japan owing to itscultural origins in China and the openmindedness of Japanese culture itself. A great variety of translations, annotated editions and academic reviews thus came out in Japan; besides, the tales of legendary Hanshan the poet have been adapted into fictions and the image of Hanshan has goneinto the Japanese history of fine arts and the Japanese shrinesin the meantime. Hanshan poems, in fact, have influenced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the Japa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religion, art and psychologysince it was introduced to Japan in the reign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960-1127) in China, and they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canon. In addition to the affinities in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aspect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s well as the openmindedness of Japanese cultural policy, the plainness in language, profoundness of Zen spirit, emancipated hermitship and returningtonature ecoconsciousness of Hanshan poems can account for its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in Japan.

　　Key words: Hanshan Poems dissemination reception Japan

　　Authors: Ou Hong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of English poetry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 China). His principal academic interests are studies of English poetry and poetics. Email:flsoh@mail.sysu.edu.cnHu Anjiang is a Ph.D candidat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 China)and lecturer of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is major academic field is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Email: haj1410@163.com

　　尽管寒山诗的三大板块（主流诗、通俗诗和宗教诗）都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在丛林内外拥有大量的读者，甚至还得到历代一些知名文人的推崇，但寒山的迷离身世、文言与白话之间的雅俗之隔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文学利益，使得寒山诗长期游离于中国文学正典之外。尽管在大清朝寒山诗被幸运地选入代表中国古典诗文正统的《全唐诗》，寒山在20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中还被胡适和郑振铎以诗人的名分“请”进了中国文学史。然而可能是因为文学正统和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积极入世的思想与寒山诗中屡屡出现的“消极避世”倾向产生了某种排斥力，尤其是当寒山诗作为白话文学表现出的批判精神被西来的马克思主义所宣扬的“革命性”淡忘的时候，寒山诗再一次成为历史陈迹。正如有论者所说：“但当再行研究、深入分析和全面把握的时候，人们就看出了它的倾向与当时政治、思想、文化的差距和偏离，因而自然而然地抛弃了它”（王庆云 53）。由此可以看出，寒山诗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史上始终只是一个“陪衬”和“工具”的角色，对于寒山诗的研究也仅仅限于“为我所用”的功利主义层面。在中国，真正的寒山诗研究肇始于1958年著名国学大师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此书卷二十（集部一）对《寒山子诗集序》的证伪以及对于寒山生平的缜密考证让寒山和寒山诗在两岸三地有了真正的学术研究上的互动，而此时离寒山诗的问世已经有一千二百余年了。相对于这种寥落的景象，寒山诗在旅行至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时，却获得了几乎所有中国“主流诗人”们也许永远都无法与之比肩的巨大成就。寒山诗的各种译本、注本和评论在日本纷纷问世，有关寒山的各种神话传说亦被改编成小说，寒山的形象也开始走入日本画史和神坛。从故国文学中的“被边缘化”到日本文学中的“被经典化”，寒山诗在翻译文学中塑造了一个不朽的神话。

　　一、寒山诗的传入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日两国就冲破海洋的阻隔开始了友好往来。《后汉书》记载了日本在建武中元二年（57年）和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两次向东汉派遣朝贡使者的情况。实际上，古代日本属于以汉字为中心的东亚和东北亚文化圈，在它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文献典籍都源源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传入日本。

　　值得一提的是，自推古十五年（607年）起，日本先后5次派遣“遣隋使”。唐灭隋后，于舒明二年（630年）始，又先后派遣“遣唐使”，出现了像阿倍仲麻吕（698—770年）、吉备真备（695—775年）、空海（774—835年）、最澄(767—822年)等著名的日本留学生和学问僧。事实上，双方在文化和贸易领域频繁的人员往来掀起了文献典籍交流的鼎盛局面。有学者考证：9世纪在日本流传的汉籍，分别为隋代的50.1%、唐代的51.2%。即是说，当时中国文献典籍的一半，已经东传日本（严绍璗260）。唐代大诗人白居易(772—846年)的《白氏长庆集》就是在这一时期由唐商和日本留学僧带入日本后而广为流传的。尽管在宽平六年（894年）日本正式废止“遣唐使”，企图削弱汉文化对日本本土文化的渗透与影响，但两国民间却一直没有中断过交往。日本和唐灭后继起的宋代在民间贸易方面仍然交流甚密，但多属于走私贸易。

　　然而，宋日在宗教领域却有多次官方意义的交流。日僧赴宋取经学习禅宗、律宗者不在少数，甚至亦有留宋达数年或十数年者。据资料显示，自宋太宗朝起，日本名僧来华的先后有［大/周］然（太宗时期）、寂昭（真宗时期）、庆盛（仁宗时期）、成寻（神宗时期）、仲回（神宗时期）等。据《五山诗僧传》资料，日本入宋求法的僧侣有37人，而由宋元赴日的禅僧亦有21人（转引自绪方惟精 133-134）。赴宋日僧除了将唐宋时期中国佛经翻译的大量成果带回日本外，中国儒学经典和各类诗文集等也经由他们流入日本。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全得力于这些释僧。

　　寒山诗集就是由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来中国天台山巡礼参拜的日僧成寻（1011-1081年）从国清寺僧禹珪处得到《寒山子诗一帖》后于翌年命其弟子赖缘等五人带回日本流传开来的。成寻本人的《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一）也记载了这段轶事。值得一提的是，12世纪的日本藏书家通宪入道（1106—1159年）的藏书目录中就有《寒山子诗一帖》。事实上，禹珪所赠成寻的《寒山子诗一帖》要较宋释志南刊刻的1189年“国清寺本”早一百余年。有学者考证认为这一版本可能是“目前海内外所存寒山诗集之最早的宋刻版本”，即所谓的“天禄宋本”。不过台湾学者叶珠红在《寒山资料考辨》中则明确指出：“有次序有条理的《天禄》宋本，要比寒山、拾得、丰干之诗均未细分，且全无‘闾丘伪序’、‘丰干禅师录’、‘拾得录’的《永乐大典》本《寒山诗集》，还要来得晚出……《天禄》宋本所谓的‘别本’，大有可能是《永乐大典》本所根据的‘山中旧本’”（172）。姑且不论成寻弟子带回日本的寒山诗版本是不是“天禄宋本”，也不论它与“山中旧本”有无实际的联系，这个北宋刊本无疑是最早流播于日本的寒山诗版本。它的传入从此揭开了日本寒山学研究的大幕。

　　二、 寒山诗在日本的流布与接受

　　据资料显示，日本宋以后的寒山诗藏书除了“成寻本”外，还包括元贞丙申（1296年）杭州钱塘门里东桥南大街郭宅纸铺印行的朝鲜版寒山诗一卷、正中二年（1325年）宗泽禅尼刊五山版寒山集一卷（藏于大谷大学图书馆）①、雍正十一年（1733年）御选妙觉普度和圣寒山大士诗一卷、民国五年（1916年）张钧衡辑《择是居丛书》初集之寒山诗集一卷（附丰干拾得诗）、昭和三年（1928年）审美书院复印的宋版寒山诗集一卷以及1929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集部（景建德周氏藏景宋刊本）寒山诗一卷（附拾得诗一卷）等版本。

　　值得一提的是，寒山诗的注释本在中国国内早无存本，但在日本，近百年来却有多种注释本流传。日本学者大田悌藏在《寒山诗解说》中介绍道：“日本之注释本，计有宽文年间（1661-1672）之《首书寒山诗》三卷，元禄年间（1688-1703）交易和尚《寒山诗管解》六卷，延享年间（1744-1747）白隐和尚《寒山诗阐提记闻》三卷，文化年间（1804-1817）大鼎老人《寒山诗索颐》三卷。《阐提记闻》说禅特详，《首书》简易，《索颐》详密。白隐之注可能系根据《管解》者。明治（1868-1911）以后亦有若干解释或讲话，其中释清潭氏之《新释》颇具参考价值”（大田悌藏 126）。此外，明治期间还有和田健次编著之《寒山诗讲话》。

　　20世纪以来，寒山诗继续在日本延传。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翻印了日本皇宫书陵部的南宋珍藏本，并由著名汉学家岛田翰作序。该刊本载有寒山诗304首，丰干诗2首，拾得诗48首，较“天禄宋本”少10余首，而且不分五七言。首句为“重岩我卜居”，异于“天禄宋本”的“凡读我诗者”。这个刊本的第一页还印有“是书所印行不过五百部，此即其第000本也”字样。据考定该版本是“国清寺本”的三刻，源于1229年的“东皋寺本”和1255年的“宝祐本”之间刊刻的“无我慧身本”。序中岛田翰首先分析了寒山诗版本之不传的原因，他将其归咎为“刊刻不力”和“后人不好”两个方面的因素。而对寒山诗，岛田翰则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寒山诗机趣横溢，韵度自高，在皎然上道显下，是木铎者所潜心，其失传为尤可叹”（转引自项楚，《寒山诗注》 953）。

　　昭和以来，日本学术界的寒山诗研究成果（注释本和论文）在张曼涛的“日本学者对寒山诗的评价与解释”一文中曾有这样的介绍：（1）《寒山诗》（岩波文库）（大田悌藏译注，昭和九年（1934年），岩波书店）；（2）《寒山诗》（原田宪雄译注，方向出版社）；（3）《平译寒山诗》（延原大川，明德出版社）；（4）《寒山诗一卷附解说》（朝比奈宗原）；（5）《寒山》（入矢义高，1958年，岩波书店）；（6）《寒山诗与寒山拾得之说话》（津田左右吉氏全集第十九卷《支那佛教之研究》收录）；（7）《寒山诗管窥》（入矢义高，京都大学《东方学报》第二十八册）；（8）《寒山诗》（木村英一，《中国学会报》第十三集）；（9）《寒山诗私解》（福岛俊翁，《禅文化》；同时载《福岛俊翁著作集》第五卷）；（10）《寒山诗杂感》（中川口孝，《集刊东洋学》）。张曼涛认为这是自昭和以来，一代日本学术界和宗教界对寒山诗的评价与解释的丰硕成果（97-98）。

　　但事实上，寒山诗的研究成果远不止于此。日本学者久须本文雄在《寒山拾得》（上）一书中的《解题》中还提到明治以降的其它注释本和论文。如若生国荣的《寒山诗讲义》、释清潭的《寒山诗新释》、渡边海旭的《寒山诗讲话》、竹田益川的《寒山诗》（载《讲座禅》第六卷，筑摩书房出版）、広山秀则的“正中版寒山诗集”（载《大谷学报》四十一卷二号）及松原泰道的“青春漂泊——寒山诗之世界”等（久须本文雄 26）。在众多译注本中又要数1958年岩波书店出版的由日本著名汉学家入矢义高译注的“寒山诗”在汉学界影响力最大。该译注本选诗120余首，1984年收入《中国诗人选集》（第一集第五卷）中。由于它卓越的学术价值，西方寒山诗的诸多语种的版本均奉之为圭臬。②此外，1970年东京筑摩书房出版的入谷仙介、松村昂的《寒山诗》（该书系《禅之语录》系列丛书之13卷）也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该《寒山诗》还是目前最完整的寒山诗的日本语注释本，共收寒山诗306首，丰干诗2首，拾得诗55首。另据谭汝谦主编的《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介绍，70年代寒山诗的日本语译本还有1977年代田文誌的《寒山诗和訳》（谭汝谦297）。

　　80年代，日本的寒山诗译注本则有昭和六十年（1985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东京株式会社讲谈社出版的久须本文雄的《寒山拾得》上下两册。该书在译注时参照了作者老师、日本知名学者福岛俊翁的《寒山诗私解》和入谷仙介、松村昂二氏所译的《寒山诗》。此外，昭和六十一年（1986年）三月二十日，筑摩书房出版了日本京都学派著名禅学家西谷启治的《寒山诗》译本，该书内容曾被收入昭和四十九年（1974年）二月筑摩书房《世界古典文学全集》第36卷B、由西谷启治和柳田圣山二人所编的《禅家语录Ⅱ》。

　　在众多笺注和论文中，日本学者普遍认为寒山不过是宗教神话传说中子虚乌有的假想伪托之人，因而对是否有寒山其人一直持怀疑立场。如入矢义高认为：“寒山诗的原型究竟是什么样子？寒山这个人究竟能不能成立？实际上还是个很大的问题”（234）。日本史学家津田左右吉在1944年发表的“寒山诗与寒山拾得之说话”一文中也认为寒山是否真如传说的有其人，是一疑问。他指出寒山诗与传奇化的人物寒山可以看作两码事。他甚至认为丰干、拾得亦非真实的存在（转引自张曼涛 100，108）。日本宗教学者大田悌藏的“寒山诗解说”也认为“有禅僧道翘者，假名寒山、拾得，赋诗述怀，使时俗视彼等为狂士而已” （125）。这样一来，日本学术界对寒山诗是否出自一人之手也持怀疑态度，因此他们对于寒山的生卒年月的考证并不像中国国内学术界那样热衷，但这丝毫没有妨碍日本各界对于寒山和寒山诗的喜好。

　　除了注释、校译和评论外，寒山和寒山诗也成为日本美术作品和小说创作的热门题材。日本历代画士对寒山及其同伴拾得的形象都极为偏爱。“一头乱发，裂牙痴笑，手执扫帚的两个小疯和尚”（钟玲语）成为日本画界的一个熟悉题材。1977年8月，日本发行了一套雕版印刷的“国宝”邮票，其中50日元的一枚，便是诗人寒山的画像。王晓建认为该邮票的图案为日本16世纪画家长谷川等伯(1539—1610)所绘之《寒山图》，并提到也有人认为此图出自14世纪日本画家可翁(？—1345)的手笔（王晓建 7）。实际上，这二人都是日本绘画史上享有盛名的大家。③此外，日本室町时代水墨画和山水画的最杰出代表、日本名画家雪舟（1420—1506）和日本绘画上影响最大的狩野画派的集大成者狩野元信（1476—1559）都曾以寒山拾得为题材作过画，前者有《寒山拾得图》，后者则绘过《丰干?寒山拾得图》。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镰仓时代，南宋著名山水人物画家梁楷（生卒年不详）和元代著名禅僧画家因陀罗（生卒年不详）等人作品随同禅宗传到日本，导致日本禅风墨绘的形成并发展。这二人在日本画界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并都曾画过寒山拾得像，因陀罗的《禅机图断简寒山拾得图》还获得了“日本国宝”的桂冠。

　　在文学创作领域，以一部《小说神髓》著称于世的日本近代小说理论的开拓者坪内逍遥（1859—1935）曾以寒山拾得为题创作了舞踊脚本“寒山拾得”。2005年日本早稻田大学为纪念坪内逍遥还上演了该剧。此外，日本近代文学奠基者之一、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森鸥外（1862—1922）也曾以闾丘胤序为基调，于1916年创作了短篇小说“寒山拾得”，该小说被认为是日本近代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70年代还被两位美国译者迪尔沃斯（D.A.Dilworth）和里默（J.T.Rimer）译为英文“Kanzan Jittoku (Han Shan and Shihte)”发表在1971年的《日本纪念文集》（Monumenta Nipponica）第二十六期上。④

　　除了学术界对于寒山的千般喜好之外，日本民间对于寒山的各种传说和一切与“寒山”这个名称有点关联的事物都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与学术界相仿，日本民间对于寒山的宠爱也完全可以用“狂热”来概括。尽管中国苏州的寒山寺和唐人张继（？—约779）与寒山和寒山诗并无丝毫瓜葛。⑤但在日本，人们对于寒山寺和诗人张继那首“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枫桥夜泊》的熟悉程度绝不亚于任何一个中国人。日本游客凡游中国者也大多会去寒山寺拜谒寒山和拾得。在中国的旧历新年，许多日本人亦热衷去寒山寺聆听据说可以除却烦恼和带来好运的“寒山寺钟”。而张继的《枫桥夜泊》更是很早就传到了日本。据清代著名学者俞樾（1821—1907）在“新修寒山寺记”的记述：“吴中寺院不下千百区，而寒山寺以懿孙（张继）一诗，其名独脍炙于中国，抑且传诵于东瀛。余寓吴久，凡日本文墨之士，咸造庐来见，见则往往言及寒山寺。且言：其国三尺之童，无不能诵是诗者”（11）。直到今日，《枫桥夜泊》仍被编入日本学校教科书中。

　　三、 寒山诗在日本的经典化之途

　　在中国正统文学史中基本不入流的寒山诗如何能获得日本各界的持久青睐？有学者认为是因为寒山诗俗语白话的语言风格容易被同属于东亚文化圈的日本读者理解，如明白晓畅的《白氏文集》在日本的流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据孙昌武教授的考证，寒山诗应是在唐德宗建中前后即公元780年左右出现的（《游学集录》91）。尽管在成诗年代上早于白诗，但其传入日本的时间晚于白诗两百余年，因此不可否认寒山诗在日本的流行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先期白诗的质朴与通俗风格在日本的持久影响。此外，有论者认为日本文学传统的宗教色彩浓厚，许多一流的日本诗人和学者本身就是僧人，如12世纪的“歌圣”西行法师（1118—1180）和17世纪的“俳圣”松尾芭蕉（1644－1694）等。“由于日本人有欣赏宗教诗的传统，寒山诗里俯拾皆是的佛教道教色彩使他享誉东瀛”（钟玲 7）。

　　除了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方面的原因，我们以为下面的几个因素同样不能忽视。首先，镰仓时代（1185-1333）由于贵族统治和平民信仰的双重需要，从中国引入的、与日本旧教没有什么关系、原本在下层僧侣中流传的禅宗开始风靡一时。从禅宗开始发生影响之时，日本就用神秘主义的修行法来训练武士单骑作战，而且禅宗还帮助日本训练了大批的政治家、剑术家和大学生，以求利用禅宗达到相当世俗的目标（本尼迪克特 167）。日本禅宗临济宗的开山鼻祖荣西(1141-1215) 的巨著《兴禅护国论》就体现了这种世俗性的追求。事实上，禅宗对于日本的影响不仅体现于政治上的需要，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禅宗的影响亦是无所不在。日本著名汉学家、佛学家和禅宗史专家铃木大拙（1870－1966）曾经提醒我们：“要理解日本人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他们对于自然的热爱……那么深入研究禅宗的奥秘是必需的……如果了解了禅，我们至少可以比较轻松地就能走进日本人异彩纷呈的精神生活的最深处”（Suzuki 345）。日本的镰仓和室町时代是中日两国以禅宗为代表的佛教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时期。尽管寒山诗在此之前（平安时代后期）就已传入日本，但相信这一时期禅宗的风靡使得寒山诗中那部分富含禅机、诗偈不分的禅悟诗和寒山的禅者形象对这时候的贵族、武士、僧侣和大众具有了更大的吸引力，所以寒山诗可以继续在日本朝野上下流传。在对禅者佯狂傲物、不拘世俗、蔑视传统、呵佛骂祖、机锋峻峭、拳打棒喝的性格与白居易晚年狂言绮语诗学观的崇敬中，日本文学对于寒山不羁的性格和不入世浊的寒山诗的接受和推崇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且平安时期日本国人对于白诗的崇拜使得世人尊白居易为“文殊”，而寒山在闾序中亦被称为“文殊”。这种称谓上的巧合相信也为寒山和寒山诗赢得了无数好感。

　　其次，寒山“三界横眠闲无事,明月清风是我家”的优游态度与日本平安、镰仓、室町时期文学界所重的“不好人之交，不愁身之沉，而哀花开花散，思月出月没。常心澄，不入世浊，自显生灭之理，不尽名利之馀执”的“风雅”文学观不谋而合。寒山诗中的道家风骨和隐士情怀在平安中后期和镰仓时代社会空前动荡的世风下显然有相当的吸引力。日本禅宗曹洞宗的开山祖师道元（1200-1253）的著名的短诗就表达了当时世人的这种人生取向：

　　多想优游于生死之间

　　无知与顿悟之道——我们梦游

　　游走后仅有一事萦怀：

　　雨声滴答

　　在Fukakusa幽居时的一个夜晚所聆听到的！ （qtd. in Suzuki342）

　　再次，日本文化传统中的自然观和“山林情结”也让日本人对寒山诗中所反映的山林幽居和回归自然的生活状态心仪不已。铃木大拙曾分析说：“日本人的热爱自然，我通常以为是和日本本岛中央的富士山不无关系”（qtd. in Suzuki331）。诗人寒山隐居于浙江天台山的寒岩，这种地理环境上的亲近关系以及日本人对于寒山生活态度和寒山诗幽玄意境的喜好自然又为寒山和寒山诗在日本赢得了数个世纪的文学名声和无数的追随者。再加上中日美术界的追捧与交流，寒山热在日本因此一再升温，于是寒山诗自传入日本后便历久不衰。

　　至于昭和以来日本人对于寒山和寒山诗的兴趣，我们以为除了上述原因外，还跟20世纪初（1900年6月22日）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后引发的“中古学术热”有很大的关联。藏经洞内挖掘出了公元4世纪至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日本人一向重视敦煌学的研究，从藏经洞的发现之初就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日本近代著名探险家橘瑞超（1890—1968）在继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arc Stein， 1862—1943）、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之后来到敦煌，用不公正的手段从藏经洞的值守者王圆箓道士那里取走大量的文物和经卷。民国元年（1912年）十月，日本探险家吉川小一郎（1885—1978）等又用白银350两骗买敦煌写经400余卷。在敦煌学和中国中古学术研究方面，日本学术界一直走在世界同行的前面，并取得了诸多骄人的成绩。时至今日，日本学术界仍然视敦煌学为其东洋史学的骄傲。

　　尽管在藏经洞内并未发现寒山和寒山诗的任何踪迹，但却发掘出土了寒山的灵魂兄弟、唐代通俗诗歌重要开创者王梵志的诗歌共28种写本原卷，这些被埋没一千余年的五言通俗诗终于得以登堂入室重新回归唐代诗坛，并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于通俗诗的兴趣。1933年，日本学者矢吹庆辉的《鸣沙余韵解说》一书出版，首先向日本读者介绍了王梵志和他的诗歌。其后在日本学术界出现了诸如内田泉之助、入矢义高、神田喜一郎、金冈照光等大批王梵志研究专家。而作为梵志诗风的直接继承者，寒山的通俗诗在艺术成就上是梵志诗所无法比肩的。对于同属通俗诗路的梵志、寒山和庞蕴，中国敦煌学家项楚评论说：“寒山诗中有俚俗的一体，这是与王梵志和庞居士诗相近的，寒山诗中稍深微妙的境界却使王梵志诗和庞居士诗显得稚拙了”（“唐代的白话诗派”40）。因此人们在关注梵志诗的同时，自然地也将目光投向了本来就在日本读者中有着数个世纪良好声誉的寒山诗。于是，对于中国中古文学的热情和日本文学传统中长期存在的宗教因素再加之禅道在日本的深远影响，寒山诗在梵志诗被发现后再度点燃了日本各界的热情。我们从昭和以来寒山和寒山诗研究的众多成果便可以轻松得出这样的结论。此外，20世纪以来文化研究的发展消解了文学的雅俗之隔，这也使得一直因其通俗路数而被排拒于文学正典之外的寒山诗重新获得了经典重构的契机。

　　要之，寒山诗因其质朴的语言风格、幽玄的禅宗境界、不入世浊的隐者情怀、回归自然的生态意识赢得了日本学术界和民间大众的持久喜爱。而20世纪文化研究的发展使得文学的雅俗之隔逐渐消解，文学经典也迎来一个众声鼎沸、雅俗并存的时代。对于通俗文学的重新认识使得寒山诗即使在现当代的日本也获得了巨大的文学名声，并因此成为其文学典范。寒山和寒山诗在日本的经典地位于是得以牢固确立。

　　注解【Notes】

　　① 大庭修在著述中提到元末为躲避战乱，许多从事出版的刻工移居日本，宋元版的覆刻和刊行也因此风行一时。大庭修认为该《寒山诗》刊本是现存外典中最古的翻刻本。参见大庭修 14。

　　② 关于入矢义高在寒山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孙昌武教授有这样的评价：“对寒山和寒山诗的认识和评价，历来众说纷纭。先生（入矢义高）的精密考订与细致分析直到如今仍为不易之论，无论是观点还是方法，都解难发覆，给人诸多启发”。参见孙昌武《游学集录——孙昌武自选集》 450。

　　③ 据已故日本美术史权威专家刘晓路教授的专著《日本美术史纲》第84页对可翁的介绍，此《寒山图》似为可翁作品。

　　④ 森鸥外曾撰文提及他写作此书的原由和诱因是因为他的孩子不能读汉字本的“寒山拾得”，而又十分想了解有关他们的事情，于是他据闾序创作了这个故事。森鸥外还将自己比作没有人来参拜的文殊菩萨（闾序中即称寒山为文殊菩萨。参见Ogai160。

　　⑤ 寒山寺在苏州城西阊门外5公里外的枫桥镇，建于六朝时期的梁代天监年间（公元502-519 年），距今已近1500年。原名“妙利普明塔院”。传说唐代诗人寒山和拾得曾由天台山来此住持，遂改名为寒山寺。但学者们考证后均倾向于认为寒山寺并非因寒山来此寓居而得名，而且与唐代隐居天台的寒山毫无瓜葛。中国学者周琦认为张继诗中的“寒山寺”实是泛指苏州城外诸山寺院，并认为作于天宝十二年（753年）张继的《枫桥夜泊》、韦应物（737—792年）的《寄恒璨》和刘言史（约742-813年）的《送僧归山》中提到的“寒”皆指节候，三首诗均作于深秋隆冬季节。周琦考证认为在元末前，苏州地方志只称枫桥寺或普明禅院，而不称寒山寺。参见周琦 13。孙昌武则认为“寒山”一语在晚唐本是常用的诗语，但只是普通语词，而不是专有名词。大概确定“寒山”这个名字，创造出隐居寒岩的人物传说，于诗中如此普遍使用“寒山”词语有关系。参见孙昌武，《禅诗与诗情》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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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袁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