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受戒灵隐寺

弘一法师受戒灵隐寺　　　文 / 甸甸
　　他持戒谨严，淡泊无求，一双破布鞋，一条旧毛巾，一领衲衣，补钉二百多处，青白相间，褴褛不堪，还视珍物。素食唯清水煮白菜，用盐不用油。信徒供养香菇、豆腐之类，皆被谢绝，真正做到一物不遗，一丝不弃。他手书“门联”曰：“草籍不除，时觉眼前生意满；庵门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
　　以上这段文字说的就是弘一法师。
　　人们很难把出家前的李叔同与上面这段文字联系起来，那简直是两幅画面！一个曾经是风流倜傥的富家才子，而一个却是一介安贫乐道的苦行僧。两者之间，似乎缺少一种必然的联系，但仔细想来，却又是非常自然的一种结果。初始时读他的词曲，觉得词意悲凉，寒意袭人。人世间的无奈被他像墨水瓶倒翻了一般，泼在纸上，淋淋漓漓，透出满纸的叹息与落寞。从词曲中依稀能够找到一些李叔同淡淡泊泊失失意意的影子。譬如那首《悲秋》：
　　西风乍起黄叶飘，日夕疏林杪。花事匆匆，梦影迢迢，零落凭谁吊。镜里朱颜，愁边白发，光阴催人老。纵有千金，纵有千金，千金难买年少。
　　又譬如那首《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读着这样的词句，是颇叫人伤感的，但伤感之中又夹杂着温暖。这股暖意就是由弘一法师双手捧着传送给我们，一直到如今。
　　弘一法师（公元1880—1942年），俗姓李，幼名文涛，改名岸，号息霜，改叔同。浙江平湖人，生于天津。父亲李筱楼为清道光甲辰（公元1844年）进士，官吏部尚书，初期业盐商，后从事银行业，家财颇巨。母亲王太夫人，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善诗文，对李叔同关爱有加。五岁丧父，于兄长文熙处受启蒙教育。六七岁时，即可朗读《百孝图》、《返性篇》、《格言联譬》。十七岁时，从天津名士赵幼梅学习诗文骈文，又随唐敬之学习书法及篆刻。十九岁时，正逢“维新变法”运动，他认为“非变法无以图存”，自刻一联云：“南海康君是吾师。”表明了他的志向。变法失败后，京津当局疑他与康梁有关，他为避窝，举家移居上海。1905年，他的母亲去世，他悲痛欲绝，并更名李哀，字哀公。同年7月，他东渡日本留学。学习音乐与绘画，与欧阳予倩等创办话剧组织“春柳社”。在话剧《茶花女》、《黑奴吁天录》、《新蝶梦》、《雪蓑衣》中扮演主角，可以说，他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1911年回国，得知祖宗留下的“义善源钱庄”破产，百万家财荡然无存，使他感到了人生的苦空与无常。之后，他任教于天津、上海、杭州，从事音乐与美术的教学工作，并与柳亚子等创办“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
　　弘一法师第一次到杭州来，是在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七月。这一次来，只在杭州住了一段时间，并没有到寺院去过，也没想着要出家，只在涌金门外吃过一回茶，看了一回西湖的风景。第二次到杭州来，是在民国元年的七月，这一来，在杭州住了十年！十年不长，但也不短了。在这十年里，他经常独自一人去西湖边的景春园茶楼吃茶，静想。那时候的茶楼清静，没什么人。他就坐在临窗的位置，静静地看着西湖的风景。然后就到附近的昭庆寺去走走。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弘一法师在广化寺里住了好几天，当然是住在香客住的楼上——痘神祠楼上，并不在僧人居住的楼内住。那时的他怀有好奇心，常到僧人住的地方去看看，觉得僧人的生活很有意思。
　　弘一法师对当时外界来的所谓的名流是颇有些反感的，他们常会到学校里来演讲，说一些不着边际不关痛痒的话，他就觉着很没劲。有一次，又有人要到学校来演讲，他便和夏丐尊跑到湖心亭去喝茶聊天，图个清静。当时，夏丐尊对他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弘一法师听到这话，觉着非常受用。他后来说这是他出家的一个“远因”。
　　我们都知道，弘一法师曾有一段时间在虎跑寺“断食”，大家均以为这是法师为出家作的准备，其实不是。他的断食是有原因的。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夏，他看到日本杂志中提到“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那时，他正患着神经衰弱症，非常苦恼，便也想通过断食来治疗这种病，并希望能够治好。断食一般宜在寒冷季节，所以他就定在十一月断食。
　　断食须选择一个幽静之处，没有人来打扰的。他平时的朋友很多，经常会来找他。故他找来西湖印社的叶品三先生商量，叶说虎跑寺比较好，并说那里的大护法丁辅之可以代他去说介绍。事情定下来之后，便于同年十一月底，他去了虎跑寺，住在方丈弘详禅师楼下的屋子里。不多久，他与方丈弘详熟络起来，跟着他念经拜佛，颇觉有趣。他们李家，曾经鸡鸣鼎食，排场很大，凡有红白喜事，都会请一些和尚来念经和拜忏。但同僧人真正地住在一起，还是头一回。断食期一过，他就与僧人同吃同住，对那种生活产生了留恋。回到学校后，他请佣人依照寺院里的菜煮来吃。可以说，这一次去虎跑寺断食，就是他出家的“近因”了。
　　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他就发心吃素了。这年冬天，他去请了许多的经，如《楞严经》、《大乘起信论》及《普贤行愿品》等，并在自己房间里供起佛像来，有观音菩萨、地藏菩萨等的像，天天烧香磕头。学校放寒假时，别的老师都回家了，他却跑到虎跑寺过年，那一次，他发心想出家了。他想拜弘详禅师为师，但他请来了师父，即护国寺的方丈，让他受了三皈依，时间是在民国七年（1918年）正月十五日。他打算于同年的暑假入山，先在寺里住上一年再行出家的。二月初五那天，是弘一法师母亲的忌日，他提前两天到虎跑寺里，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他的母亲回向。五月底，他让学生提前考试，考试一完毕，他又跑到虎跑寺去了，穿上了僧人的衣裳，准备第二年正式剃度。
　　同年七月初，夏丐尊居士前来看望他。他看到弘一法师穿上了僧衣，而仍然有发未曾僧，便说：“既然住在了寺里，穿起了僧服，还是赶紧剃度的好！”
　　经他一劝，弘一法师就正式落发出家了。大势至菩萨生日那天（即七月十三日），那个李叔同消失了，多了一位法名演音、号弘一的僧人。落发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出家，还得受戒才行。当时由林同庄先生介绍，让他去灵隐寺受戒。那时，灵隐寺为杭州规模最大的寺院，又为弘一喜欢的，他曾多次去过。想来想去，受戒之处没有比灵隐寺更好的。同年八月底，他到灵隐寺去，那时的方丈是慧明法师，为人为僧都是非常之好的。那天，他在客堂里碰到了弘一法师，便说：“既系来受戒的，为什么不进戒堂呢？虽然你在家的时候是读书人，但是读书人就能这样地随便吗？就是在家时是一个皇帝，我也是一样看待的！”不过，慧明法师仍让他住在客堂楼上，只有戒堂里有了紧要的佛事，才会叫他一道去做。看样子，他还是很有人情味的。
　　弘一法师住在灵隐寺的那段日子，知道了慧明法师的一些行状，非常感佩，对他十分尊重。慧明法师是福建汀州人。穿着非常随便，不像个方丈，可他对待人是平等的。不管你是大好佬还是苦恼子，都一视同仁。尤其是对待“马溜子”（即出家的流氓，平时大多住在凉亭里，逢着寺院打斋了，便会赶去吃白饭），更使人佩服不已。那些马溜子，谁看了都讨厌，没有寺院会收留他们吃住的。但慧明法师敢收他们，还让他们穿好的吃好的，然后便教他们佛法。所以，那些马溜子没有一个不对他感激涕零的！慧明法师有腿疾，进出都坐轿的。一次，他从外面回来时，旁人发现他没有穿裤子，便奇怪，好好的穿着裤子出去的，回来时没有了，莫非被人强脱了去？一问，方知是给了那些没裤穿的“马溜子”了。
　　受戒之后，弘一回到虎跑寺居住。十二月份搬到玉泉寺去住。此后又到全国各地去云游。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夏天回过杭州一次。那时，正值灵隐寺的慧明法师计《楞严经》。开讲的那一天，弘一法师亲自去听。因了好几年没有看到慧明法师了，他突然觉得慧明法师苍老了许多，现出老态来：头发斑白，齿牙脱落，行动迟缓。他当时大为感动，在拜他的时候，居然泪流不止。这一别，再也没有见过慧明法师，没几年，他就示寂了。
　　弘一法师受了具足戒之后，他“南山律学院”，弘扬南山戒律。自此，云水之间，芒鞋竹杖，挂单、弘法的寺院多达几十乃至上百处之多。
　　弘一法师出家二十四年，但在闽南弘法先后达十四年之久，这段时间是他弘法利生的重要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弘一法师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主张。当时日本侵略军的气焰非常嚣张，他居住厦门万石岩，自题居室为“殉教”室。并说：“为护法故，不怕炮弹。”他还说：“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行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后厦门遭日机轰炸，弹片入室，弘一法师无惊无惧，泰然处之，犹如他的一首诗云：“亭亭一枝菊，高标矗晚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一介出尘离世之佛子，居然有这样的爱国之心，怎不令人感佩！
　　弘一法师从一位翩翩美公子，进而成为一名非凡的艺术教育家，最后成为厉志修行的“南山律宗的第十一代传人”，颇为世人所饮仰，时人朱大炎概括其一生云：
　　绝代才华绝代姿，一生身世一篇诗。
　　朱门年少空门老，艺术宗师禅法师。
　　1942年十月十三日，弘一法师留下“悲欣交集”四个字，在泉州温陵养老院圆寂。享年六十三年岁，法腊二十四。弘一法师一生，留下了许多著作，歌曲有《春游》、《留别》、《送别》、《西湖》、《春景》等；亦有表现爱情热情之作，如《祖国歌》、《出军歌》等；他的书法自然纯朴，经典为多，兼工篆刻。著有《李叔同歌曲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四分律含注戒本讲义》、《弘一法师语录》等。
　　“要发菩提心，即要发成佛之心，广修一切善行，利益一切众生，具慈悲之心，植成佛之因，以后才能成佛。”这是弘一法师给后人的谆谆教诲！让人读后，无不“悲欣交集”！
　　1980年12月28日，是弘一法师的百年诞辰之日，浙江省文艺界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活动前夕，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已故）先生寄来偈赞，诗曰：
　　深悲早现茶花女，信念终成苦行僧。
　　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明白耀天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