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佛教”刍议

　　“人本佛教”刍议

　　释智海

　　“人本佛教”和“人间佛教”只有一字之别，但意趣却有根本不同。“人间佛教”要求建设人间净土，追求现世利益，而“人本佛教”却希望追求生命真理，以实修实证来恢复佛教的清净庄严，以畅佛之本怀。“人本佛教”这个理念不仅让人耳目一新，而且可以举一反三，扩展为适应时代、适应社会的新理论体系。

　　诚然，“人本佛教”和“人间佛教”一样，都是应时而生的。中国佛教自古以来恐怕既无“人间佛教”也无“人本佛教”这样的提法。佛教历来以佛为本，现在也一样。以佛的证悟为依据，以佛的教导为指南，来追求生命的真理。在古代，佛教的人间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佛本来就是在人间成道，在人间建立僧团，并用“人的语言”传道。而“人本佛教”如果单纯作为一个概念，按照传统仔细推敲，恐怕同“人间佛教”一样，也是有逻辑缺憾的。人作为一个法界，乃为十法界之一(十法界分别是佛、菩萨、缘觉、声闻、天、阿修罗、人、畜牲、饿鬼、地狱)，十法界中佛、菩萨、缘觉、声闻为超越世间的四道，而余下的六界则为世间轮回的六道，人是其中的一道。这轮回的六道本无种性，由因感果，随业迁流。种性尚无，何以为本?佛为一大事因缘出世，为众生开示佛之知见，让众生悟人佛之知见。人作为众生之一类，乃是佛所度化的对象；既是佛所度化的对象，又何能成为佛教之本?

　　佛教本在人间，却要强名“人间佛教”；佛教本以佛为本，却又要特别地提出“人本佛教”，恐怕都有特别的原因。深究个中原因，也许不难发现中国汉传大乘佛教近百年来所走的弯弯曲曲的路程。现在中国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人的管理下全面地进入一个法制的时代，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显得愈加开明开放。在此大好形势下，中国汉传大乘佛教也应该到了立足现实，反思过去，开创新风的时候了。

　　历史地看，“人间佛教”由“人生佛教”发展而来。“人生佛教”是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一群佛教改革者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的。太虚提出的“人生佛教”的特点是用他的真常唯心观结合儒家的思想特别是新儒家的思想来改造佛教。太虚在他的文章中还特别地提到了王守仁。他要求佛教重视现实的人生。他一方面称在山林修行的僧人为自私，“专求後世之胜进或无生之寂灭”为“教在大乘，行在小乘”。另一方面批评应赴经忏的僧人重视度鬼，把为人的佛教变成了鬼神的佛教。他要求佛教从山林走向社会，发展社会事业，解决社会的困难，并借鉴西学的经验，在僧团裹兴办教育，以对现实人生利益的追求来代替传统佛教对证悟生命真理，证得涅槃佛果的目标的追求。他有一首著名的偈子：“仰止在佛陀，实现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传统佛教认为人是不可以和佛划上等号的。虽然禅宗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但那是从理上讲的。这首偈子特别注重人的现实地位，表明了他的唯心观中含有的新儒学精神，新儒学是建立在禅宗心性论的基础上的。儒家认为道的生生不息的运动变化产生了万事万物，道的运动变化不是无序的，宇宙虽然森罗万象却又秩序井然。因此让人循於道、安於序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乐天知命、敦伦尽份，是儒家教化的要点。所以孑L子不谈怪力乱神，不重死而重生，并说“克己复礼曰仁”，因此《易》被列马经。王阳明进而认为，人与天地唯是一体，凡圣在乎一心。太虚提出的“人成即佛成”即由此而来。儒家自有儒家的道理，但儒家毕竟不同於佛家。佛家讲平等，讲因果。用儒家的精神来改造佛教，是对佛教的一大伤害。“人生佛教”不仅打击了崇尚实修实证的传统佛教，而且埋下了使中国佛教进一步走向世俗化弊端的种子。

　　“人间佛教”是台湾的印顺法师提出来的。他是太虚大师的学生。他提出“人间佛教”是基於对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的修正。“人间佛教”首先把佛教定格为人间的佛教，其次把三实定格为人间的三宝，再次要建设人间的净土，以表达对人生的重视，提出以出世的精神来作人世的事业，以满足现世人生的利益诉求。印顺法师对他“人间佛教”的理念有专门的阐述。他自述“人间佛教”与“人生佛教”的区别时说，“人间佛教”和“人生佛教”在显正上大体一致的，“在对治上有差别”。这个差别是，不仅对治死鬼而且对治天神。他说：“佛法以人为本，不应天化神化，不是鬼教，不是(天)神教，非鬼化非神化的‘人间佛教’，才能阐明佛法的真意义。”他把“人间佛教”和“人生佛教”这个对治的差别归结为，他和太虚大师所站的佛法教派的立场有所不同。他认为太虚所持的真常唯心观是後出的大乘思想，有天神的倾向，而他自己持的是缘起性空观。印顺法师一生讲了多部大乘经典，在弘扬佛教义学方面作了很多的贡献。虽然他所持的是缘起性空观，但是他的“人间佛教”理念却一点也不空，处处流露出无法掩饰的世俗化的倾向。他倡导建设人间净土。人间哪有净土?依报随著正报转。人本不净，国土焉能净? “人间佛教”的这种世俗化倾向和“人生佛教”一样推动了佛教往趋利方向发展，“文化大革命”结束後，为了恢复佛教，一方面要把佛教引入社会，另一方面要使社会能够认可并接受佛教，趟朴初先生以建设“人间佛教”作为发展佛教的方便，重申“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在支持实修的同时，号召佛教信众以实现人间浮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光和熟，并在各地举办佛学院和僧伽培训班为佛教培养人才，使“人间佛教”成为“文化大革命”後中国佛教的主流。80年代後期中国进入商品经济社会阶段之後，“人间佛教”继续配合地方经济发展，用佛教搭台经济唱戏的方式，发展佛教文化旅游经济，从而使中国佛教在“人间佛教”的旗帜下，演变为一种全面世俗化的民间宗教组织。许多寺庙除了正常的佛事活动外，还积极从事经济活动，如开商店，办餐饮，搞旅游等等。嵩山少林寺住持释永信因对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获政府奖励的进口轿车一辆。南京鷄呜寺不仅将寺内的配殿承包给私人搞经营，而且自办素菜馆，寺院住持莲华法师亲自担任素菜馆的“总经理”。素菜馆还在广告牌上说，每逢周末就有法师在音乐声中向客人讲述佛法。这种世俗化运动，导致佛教出家修行也遭到质疑。例如“人间佛教”力倡者陈兵教授，就在其《“人间佛教”导论》中借用星云法师的话来表达他对出家修行的不屑。他在文章中说，“星云批评过去的传道者鼓励人抛家弃子人山修道，‘埋没佛教的人间性’，使修行者悲观灰色，‘面无表情，心无热力’，称这种佛教为‘人死的佛教’，不能为社会带来喜乐祥和，”他希望中国的佛教向西方的宗教学习，搞成“人文主义宗教”，给世间带来更多的利益。

　　“人间佛教”这种追求现世利益的世俗化倾向，不仅给佛教求真的精神造成极大的伤害，也使佛教在这种伤害中趋向萎缩。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出家为僧来住持佛法，同时也动摇了以求利作为大忌的东方文化的基础。东方的信仰是真理的信仰，西方的信仰则是上帝的信仰。西方宗教以神为本，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东方的宗教则以道为本，认为道的生生不息的运动产生了万事万物。儒家的天理，道家的道，佛家的心性都是对道的体悟与表达，西方宗教认为，人之所以堕落，是因为上帝创造的人亚当偷吃了智慧果，有了自己的意识，悖离了上帝造人的初衷，因此人的意识便是人的原罪。人欲回到天堂，首先抑制自己的意识，彻底按照上帝的意志来改造自己。东方的宗教则认为，人要想从染污中升华或取得解脱，必须与道同运，去除人欲或破除无明。因此和西方抑制人的意识相反，东方宗教则要求开发人的智慧，用人的智慧来证悟生命的真理。这样以道为本的东方宗教，就具有了以人为本的意味。同样是道成肉身，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是一次对人的罪恶的救赎，耶稣用自己的牺牲在亚当之後重新为人开了个头。这样人在耶稣之後，便有了一个可以得到救赎的皈依。释迦牟尼佛则完全相反，他在菩提树下示现成道，显示的是用智慧来破除种种无明黑暗，以对生命真理彻底的证悟，启发众生悟人佛之知见。一个救赎，一个证悟，两个不同的成道方式开出了两个不同的宗教体系，并由此为基础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东西方文化。在东方的文化中，处处闪耀著人的智慧的光芒，在西方的文化中则处处透出人对神的景仰和敬畏。因此，西方的法官、陪审员、检察官、证人甚至犯人，在庭审时，手不是放在法律上而是放在圣经上宣誓，以证明是按照上帝的意思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识来参加这次审判。就连美国当选总统就职时，他的手也不是放在宪法上而是放在圣经上宣誓，以表明他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而是按照上帝的要求来管理这个国家。在西方，人最大的担忧是放纵了自己的意识以致背离了上帝的教导。而在东方最大的问题莫过於以私欲泯灭了天理，以无明遮住了智慧。因此以义制利是东方文明保持自身稳定的首要原则，儒家的存天理去人欲，道家的清心寡欲，佛家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都是要把义与利的关系摆正。就像在西方要时刻要防止以人的意志来代替上帝的训导一样，在东方得时刻防止用“以利制义”来掉换“以义制利”。因此，即使是人世的儒家也反对对利的不当追求，并提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务本，本立道生”；“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即使是用餐时，也告诫；君子遍尝其味，小人撑死不休。孟子见梁惠王时，梁惠王问孟子“有何利吾”时，由於没有摆正义与利的关系，遭到了孟子的严肃批评。近代，中国吸收西方文化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防止的就是中国的道统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遭到削弱。

　　在今天，由於中国已成为市场经济社会。在对GDP很强调的情况下，如听任佛教世俗化的倾向继续发展而不能有效地进行抑制，则不仅佛教会面临进一步萎缩的危险，也会动摇“以道为本”这个东方文化的根基，使东方文化有消解在由西方商业文化、工具文化、快餐文化混合而成的後现代文化中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人本佛教”的概念不仅有利於佛教的复兴，也有利於东方文化的复兴，有利於向利倾斜的社会价值观念重新回到’以道为本”的正念上来。

　　提倡“人本佛教”不仅有助於佛教把注意力重新放到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和对生命实相的领悟上，用实修实证来把握生命真理从而纠正佛教世俗化的倾向，还有利於现代佛教的法制化建设，同时有利於去除数千年形成的官办佛教余习。首先，现在中国已全面进入法制社会，法律意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佛教不能超然法外。当佛教寺院因注重清修与当地政府的利益要求发生矛盾时，如何依法保护自己就成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例如，现在汉传佛教寺院所具有的《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并不是一个表明具备民事权利的法人证件，只是一个允许依法进行宗教活动的证件。由於寺院不是法人单位，就无法具有一个法人所应具有的各种民事权利。随著“人本佛教”的提倡，这个矛盾将会越来越突出，从而会引起多方关注早日得到解决。其次，改革开放之後，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倡导政府依法管理宗教，宗教依法自办，而不是政府既管又办。但由於数千年官办佛教的余习，少数地方政府分管人员会硬性干预佛教内部事务，但经过“人本佛教”理念的深化，强调“人”的主体地位而依法抵制，或许会促使这种余习的逐渐消除。

　　当然，“人本佛教”的倡导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如何保持它的正信，如何取得多数人的认同，如何同政府的要求保持原则上的一致，等等，都需要倡导者和认同者的仔细考虑，但无论如何讲，它的大方向应是符合中国佛教根本要求的。

　　摘自《宗风》乙丑·春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