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艺术与考古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藏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发起，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四川大学/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亚洲艺术》杂志社等单位共同参与主办的“第二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4年9月3日至7日在北京西藏大厦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既有从事考古与艺术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有在博物馆、考古队从事艺术品保护、田野挖掘工作的文物工作者。与会代表约50人，其中国内学者30人，包括1名台湾学者；国外学者20人，分别来自瑞士、意大利、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韩国等。会议讨论的主题有中国内地遗存的藏传佛教文物和遗址；各地博物馆收藏的藏传佛教文物；藏族地区、特别是青海东部、西藏中部和西部近年的考古发掘报告；以及11-13世纪的藏族绘画等。

　　考古与发现部分主要是对近年考古发现成果的回顾。西藏博物馆年轻的夏格旺堆先生，是近年涌现的杰出的藏族考古专业人才，有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和第一手材料。他在《2000-2004年西藏考古主要发现与目前西藏考古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的论文中，介绍了2000年至2004年西藏考古的重大发现并指出目前西藏考古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认为，西****特自然环境中形成的古文明，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多学科合作和多种技术、方法的运用来进行西藏史前史的研究。相对而言，西藏发现的实物资料比较贫乏，区域性文明和区系类型文化研究的现状不容乐观。西藏境内各地区文明体系的建立，仍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庞大工程。夏格旺堆阐述道，目前我们对西藏史前文化的了解，主要通过藏东、藏南和西藏中部地区的古遗址和墓葬。藏西及藏北的大多数区域内，我们凭借着从地表上采集的大量石器来认识和研究。这种区域性文化构成和遗物种类的严重不平衡性，阻碍着整体性研究的把握程度。所谓“前佛教时期”或“西藏早期金属时期”的文明研究中，尽管我们可以结合一些文献资料来做些初步的研究，但文献本身的辨伪存真与考古学文化遗存之间的相互对应工作，仍处于几乎空白的局面。另一方面，作为文献学提供的信息，我们在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中所涉及到的领域有象雄、前吐蕃王朝时期和苏毗部落的文明等。这些忽隐忽现而真实存在的西藏早期社会历史的真正面貌，又如何通过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来进行实证，成为西藏考古研究中最具意义而艰难的“工程”。又如吐蕃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我们主要通过诸如藏王墓等大型的墓葬、建筑遗址及其他相关内容作为对象而实施初步研究。但文献编年史与大量分布于西藏各个地区大型古墓群的相互对应关系，仍然是一种“扑朔迷离”状态。

　　史前时期有一种以衬花工艺制作的陶器，以压剔刻划的阴纹为衬地，以并不饰纹的磨光面为主要纹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先生是我国西藏考古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这次提交的论文是《西藏史前陶器的衬花工艺及其来源》对西藏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中的衬花工艺进行分析，认为这些衬花陶器显示出西藏史前陶业发展水平在距今4000年前达到空前绝后的高度。

　　“琼隆银城”被认为是古代象雄的都城，藏文作khyung-lung dngul-mkhar即“鹏地银城”，具有浓郁的苯教色彩的名称，本次会议有两篇论文对此加以讨论。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李永宪先生的论文《阿里“琼隆银城”遗址群的考古发现》就是对此遗址的考察纪录。瑞士西藏艺术史学者米夏埃尔·亨斯也对琼隆兴趣盎然，他的论文与李永宪先生的描述着眼点不同。《新访琼隆——传说中藏西象雄王国的故都》一文认为，对于历史上前佛教时代象雄王国的中心，一切的文字记述或者推测假定都完全建立在大量苯教典籍和其它西藏文献的基础之上。总的说来，这些材料都缺乏现代意义上对真实地点的准确的地理学和地志学描述。

　　涉及藏传佛教考古与发现的论文有3篇。

　　原来在青海考古所工作的汤惠生，现在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的教授，主要钻研岩画，提交的论文《青海玉树勒巴沟地点发现的吐蕃初期的佛教摩崖》对青海玉树的勒巴沟佛教摩崖石刻进行了考察，吐蕃时期的佛教艺术遗址留存较少，勒巴沟具有写实风格的吐蕃赞普造像与藏汉文献及邻近出土的吐蕃墓葬棺板画相互印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许新国先生的论文《青海郭里木出土吐蕃墓棺板画研究》对位于青海德令哈市东30公里处的巴音河南岸的郭里木吐蕃墓葬出土的棺板画进行了分析研究。这些绘画的内容将极大的推动吐蕃史和唐史的研究，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极大关注。两座墓葬均是长方形墓室的竖穴土坑墓，带长斜坡墓道，其中一座为木椁墓，另一座系竖穴土坑墓，但用木椁封顶。木椁墓为男女合葬，土坑墓为迁葬墓。在合葬墓中随葬有大量的丝织品，种类有锦、绫、罗、印花绢等，另有木碗、木鸟、木马鞍出土，迁葬墓中出土丝绸残片、木鸟、木马鞍和漆箭等。三具木棺四面均有彩绘，其中棺档头绘四神、花鸟，棺侧板绘以赞普、赞蒙（王、王后）为中心的帐居迎宾图和职贡图。作者分析，在敦煌壁画《赞普礼佛图》中，吐蕃赞普身着吐蕃时期流行的长袖宽领的白色大袍。他的头发用丝线扎成辫子，是一种在西藏中部地区至今流行的发式。同时，在耳朵附近，把辫子扎成花结。赞普头披一条白布，王冠上缠绕着一条管褶形笔直的红色头巾。腰间挂佩着一把短剑。著名的唐阎立本所绘《步辇图》中，作为吐蕃求婚使者噶尔·东赞域松的形象在画上居于重要地位，格外引人注目。他的装束打扮，穿的是紧身窄袖，直领，紫红地，连珠鸟纹团花长袍，袍在小腿之上。脚登鞋尖反翘的黑色皮靴。腰间束一窄腰带，上缀以两件瓶带之类的装饰品。头上免冠，束以布。与郭里木棺板画中人物形象较一致。作者将棺板画的年代定为8世纪。

　　对我国内地藏传佛教艺术遗迹的研究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藏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项目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谢继胜博士的论文《甘肃永登妙因寺、感恩寺壁画与彩塑》对多年为引起研究者注意的两座寺院的壁画和彩塑进行了调查。妙因寺是鲁土司家庙，位于鲁土司衙门西侧。建于明宣德初年，宣德二年（1427）敕谕更名为妙因寺。正统七年，明英宗赐名大通寺。作者指出，妙因寺万岁殿壁画与青海瞿昙寺瞿昙殿壁画有直接风格继承关系，转经廊北壁壁画保留了明代原貌，西侧壁画风格与西藏夏鲁寺后期壁画相似，东侧佛传壁画出现噶玛噶举派和萨迦派上师像。其余藏传佛教绘画分别是后代在原明代绘画基础上重绘，或者是清末时补绘。万岁殿转经暗廊汉式风格的佛传壁画，是我国明代现存不多的珍贵壁画，绘画技艺较瞿昙寺回廊佛传壁画为上，画幅较小，用笔细腻委婉而流畅，色彩淡雅清新，堪称大师杰作。显教寺天花板藏式坛城造像有重绘痕迹，但寺内藏70余幅唐卡为研究寺院的历史提供了丰富资料。感恩寺坐落于甘肃红城子，弘治五年（1492）建，弘治七年（1494）竣工。碑亭藏汉文内容不同的《敕赐感恩寺碑记》详细记载了寺院布局、佛像与壁画的安排、甚至创作的工匠。据此我们可以准确判定作品的年代。大雄宝殿天花板的木板画完全保留了寺院初建时期的面貌，具有典型的明代汉藏艺术风格。

　　综合研究部分的论文主要讨论藏传佛教图像学问题和艺术作品中动物的象征意义。来自印度加尔各答技术学院技术与建筑规划系的乔伊·森教授的论文《理解西藏艺术和考古基础之方法——理解动物象征主义在跨文化架构内的运用》，从大陆间架构、多文化整体论以及动物象征主义方面讨论西藏艺术和考古的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木仕华博士为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后裔，他提交的论文《纳西族东巴艺术中的白海螺大鹏鸟与印度Garuda和藏族Khyung形象比较研究》以纳西东巴艺术中的白海螺大鹏鸟为例，寻绎了印度文化中的Garuda，西藏文化中的Khyung间的历史源流关系。

　　法国巴黎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弗朗索瓦兹·王的论文《西藏艺术表现中宝座背屏之“六具”》讨论了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重要的题目。作者得出结论说，无论是在印度艺术还是西藏艺术环境里，我们都能看到，绘画和雕塑中宝座背屏上并未出现固定不变的六种要素。与其说“六具”的概念在图像志方面是真实的存在，不如说它是西藏作者在学术方面习惯于用数目分类的结果。美国加州大学（路易斯安那）南亚与东南亚研究中心加布里埃尔·雅布伦斯基博士《守护四方的象征神兽》的论文探讨由象征动物代表的四方守护神的观念。认为这一观念或许始源于汉地的皇帝，他为四种瑞兽所环绕。藏语词汇gdan-sa（“统治者之座”）以及不丹的装饰着象征性动物的宝座罩或许表述了类似的观念。风马也表现了此类观念。

　　图像学和艺术风格分析方面。美国鲁宾基金会喜马拉雅艺术网站杰夫·瓦特博士的《西藏艺术中的图像判定问题》运用四种方法来判定图像。一、图像志：在判定过程中首先运用的工具是了解和辨识特定主题的图像志特征；二、成套艺术品，通过成套艺术品把握个别作品；三、题记和文献：对判断题材来说，在绘画正面和背面发现的题记、还有在雕塑底座上铭刻的那些文字乃是重要的线索。国家博物馆的李翎博士的论文《十一面观音像式研究》通过实际调查及图像的排比，发现十一面观音像由于传播途径不同，实际上存在两个像式系统，即汉－日系统和印－藏系统。

　　对藏文造像学文献的研究，现在日本京都大学从事研究的沈卫荣博士提交的论文《元代汉译卜思端大师造〈大菩提塔样尺寸法〉之对勘、研究》，对研究元代藏式喇嘛塔极具史料价值。台湾政治大学民族系教授张骏逸先生近年致力于藏传佛教艺术的研究，他的论文《药王山南崖弥勒造像的几个问题》是田野调查的结果，对拉萨药王山南面摩崖的弥勒造像进行了分析。瑞士西藏艺术史研究专家阿米·海勒博士的论文《托林寺仁钦桑布塔》对近期公布的托林寺发掘出土的彩装菩萨像泥塑以及身后的供养人壁画残片的题记进行研究，作者推断这些人之中有几位出自仁钦桑布的家族世系。

　　西藏艺术中的东印度波罗风格主要集中在11-13世纪的卫藏，藏区西部阿里留存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克什米尔风格而与波罗样式有一定距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霍巍教授近年致力于藏区西部佛教艺术考古，他的论文《西藏西部佛教石窟壁画中的波罗艺术风格》，讨论了发现于帕尔噶尔布石窟、桑丹石窟以及科加寺回廊壁画等为代表的一批重要的石窟与寺院壁画遗存，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明显的波罗艺术风格影响的痕迹，这一发现弥补了波罗艺术风格在西藏地区传播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缺环。四川大学考古系博士生杨清凡的论文《西藏阿里东嘎石窟壁画双身像试析》则讨论了东嘎石窟的男女双身象，认为这些造像更接近于古印度的湿婆－乌玛造像。

　　现任法国国立东方语言与文化研究所教授的希瑟·斯托达尔因其著作《早期汉藏艺术》被翻译成汉文而为更多中国学者熟悉。她提交的论文《后藏觉摩囊解脱大塔》分析了此塔壁画的三种风格。

　　杭州“超级票友”赖天兵先生对飞来峰真是如数家珍，《飞来峰元代汉藏艺术探微》通过对飞来峰几个元代造像石龛细节的分析，试图揭示出其中汉、藏艺术的并现及融合的特殊表现形态。瑞士学者赫尔穆特·F·诺伊曼的论文《卫藏绘画中的大成就者——从十二到十五世纪的风格演变》，以大成就者画像为例，集中探讨十二至十五世纪期间卫藏艺术风格的发展演变。瑞士学者的乌尔里希·冯·施罗德以大部头的《印藏青铜器》让人称奇，这次提交的论文也是研究大成就者的《江孜白居寺祖拉康大成就者壁画辨识》。

　　本次研讨会的收藏文物研究部分有相当不错的论文。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马修·T·凯普斯坦的论文《一百八叶莲花——论一件敦煌藏文坛城文献》探讨的是伦敦斯坦因收集品里的一件藏文写本，它描述的是一百八尊莲花坛城。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亚莎博士的论文《一幅热振寺的早期唐卡》对在热振寺保存的早期唐卡进行分析。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艺术史系克里斯蒂安·卢恰尼茨博士的论文《早期止贡派绘画初窥》对鲁宾博物馆收藏的一幅描绘止贡巴（吉丹贡布，1143-1217年）的足印绢本卷轴画进行了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吴明娣博士的论文《宋元时期瓷器与汉藏文化交流》涉猎一个人们关注不多的领域。论文通过对西藏和内地传世的相关瓷器的整理、分析，以及对文献资料的挖掘，以寻觅宋元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的轨迹，廓清史实，填补史籍有关这一时期（尤其是11-13世纪）汉藏交往记载的不足。首都博物馆黄春和先生的论文《元代藏传佛像艺术风格与特征》侧重介绍西藏、内地几个地区遗存的一些可信的元代藏传佛教造像的风格。藏传佛教木刻版画在中国木刻版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雕版印刷术发明以来，西藏和内地都创作了大量的藏式风格的木刻版画作品，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其中都不乏上乘之作。尤其是从西夏时期开始，在内地创作的藏式风格木刻版画独树一帜，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其中，明代时期的木刻版画对于这一风格流派的继承和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熊文彬博士的论文《明代汉文佛经中的藏式风格木刻版画初探》对近年出版物中的30多幅明代汉文佛经中的藏式风格版画的背景和年代、施主、风格与画家等进行了探讨。日本京都佛教大学文学部教授小野田俊藏的论文《论一件京都万福寺藏西藏古哈达》，介绍日本京都万福寺收藏的一件古老的西藏哈达。这件哈达被认为是明代在中国制作的。由于哈达是日常必需品的一部分，通常这些东西都没有保存至今。因此，发现这样一件古哈达是非常难得的。另外，清代以来一些刺绣具有和万福寺哈达相同的图案。作者对这些图案的异同进行了比较研究，察看这些作品有无可能都是由同一个作坊制作，万福寺收藏的刺绣和绢质哈达之间是否有关系。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罗文华先生的论文《清宫藏传佛教绘画的机构与画师——以乾隆朝（1736-1796）为主》正好补充了小野田论文的缺憾。作者从清代，尤其是乾隆时期宫中内务府的档案资料中梳理出有关藏传佛教绘画活动的机构——中正殿画佛处以及参与其中的著名画佛喇嘛和优秀宫廷画师，试图将乾隆时期宫廷藏传佛教绘画活动的面貌更为清晰地展示出来。

　　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教授李勤璞先生通藏、蒙、满文，此次提交的论文是《凌源市博物馆藏石刻八面摩尼轮》，论文分析辽宁省凌源市博物馆内收藏喇嘛庙大法寺一件石雕摩尼轮凸刻梵（兰札体）、藏、蒙古三体文字。

　　明清之际藏传佛教金铜佛造像出现了一种复古仿制风格，主要仿制11世纪前后的印度波罗风格。故宫博物院王跃工先生的论文《故宫佛像藏品中的波罗造像及其仿制风格》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波罗金铜造像原像为研究主体，尝试以具体实例阐释波罗造像自身风格的演进和籍此解决对其后期仿制品的鉴别分辨问题。河北省承德市文物局李专女士的论文《康熙年间藏传佛教宫廷造像的艺术特征与分期》则运用考古学器型分析的方法，对康熙年间金铜造像例证继续分析，尝试找出造像特征规律，并进行年代上前后次序的划分。扎什俐玛是藏传俐玛佛像中的重要类型，专指西藏后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铸造的佛像。故宫博物院马云华女士的论文《故宫藏扎什俐玛造像的来源及风格研究》对故宫收藏的扎什俐玛造像进行了初步归纳。故宫博物院何芳女士的论文《清宫藏传佛教供龛分析》对故宫所存藏传佛教佛像供龛进行研究，指出，供龛主要由清宫制造，宫外进呈品居次。这些供龛具有明显的皇家特色：材质名贵、工艺精湛、型制多样，不仅汲取了中国古代石窟寺、汉藏两地风格的寺庙、殿堂楼阁形式以及北方游牧民族的帐篷等建筑式样，还借鉴和模仿西洋建筑的特点，龛后往往有题记文字。

　　一些论文还就格萨尔图像学、古格民间美术等问题进行研讨。如故宫博物院徐斌博士的论文《四川博物馆藏“仲唐”及其图像解释》对格萨尔图像与战神图像的演变进行了分析。

　　本次会议上现居北京的克里斯托弗·D·巴克利博士提交的论文《护法神殿的仪式家具》对藏传佛教护法神殿的供品柜图案进行研究，将供柜绘制的图像分为忿怒相神灵和供品图案，认为供柜装饰和护法神殿的装饰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致的。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语言学与东方学系教授埃尔贝托·罗勃关注于西藏佛教寺院和遗址的考古工作，与人合作出版《江孜大塔》，并主编《西藏杂志》连续三卷的“西藏艺术研究”专辑。他提交的报告《西藏寺庙的保护问题》意在关注一些格外重要然而却濒临险境、急需保护的西藏壁画：拉萨大昭寺、布达拉宫后的龙王潭、贡噶寺、扎塘寺和夏鲁寺，以及江孜白居寺，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极大重视。作者认为，学者——尤其是当地的学者——有责任在寺院成员之中提倡一种新的认识，在佛教徒历来的态度与保存西藏艺术史上黄金时代的文物之间取得折衷；在开展项目、训练艺术家之前，当地的宗教和世俗权威人士必须了解到，他们有责任将自己保管的珍藏更加精心地保护起来，并用全新的态度来对待它们。要做到这一点，我相信只有通过在寺院里进行文物保护方面的教育、并成为他们日常功课的一部分才能取得长远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