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世帝王的化身

　　拓跋氏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族的一支，他们的游牧地区原来在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和大兴安岭北段之间。公元1世纪末，拓跋鲜卑由东北向西南迁移。西晋以后，在各少数民族之间的长期割据混战中，拓跋氏的势力日益壮大起来了，他们逐渐控制了黄河流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北魏王朝。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把首都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境内)迁到了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从此，北魏统治北方地区就更为有力了。

　　大约在道武帝建国的时候，鲜卑族的拓跋氏就开始接受佛教思想了。迁都平城以后，在这个新国都里，佛教寺院也相继建立起来了。按照佛教的正统观点，出家人是不应当礼敬君王，不需要孝养父母的，这两点总是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背离，因而长期以来为人们争论不休。由于法果等佛教首脑人物的倡导，北魏初期的佛教界首先解决了拜佛与忠君的关系问题，这样，儒家的“忠群孝亲”思想就为北魏的统治阶层和出家僧侣之间架起了桥梁。为了更进一点地体现礼佛就是忠君的思想，就连寺院里佛像的形体和相貌，也开始仿照皇帝来塑造了。公元452年，文成帝曾经下令雕造了一尊石佛像，完全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制作的。这尊佛像雕成以后，还特意在脸上和脚掌上各镶嵌了一小块黑石，这是因为他本人的脸和脚上就长有黑痣。公元454年，佛教僧侣们在京城的五级大寺内为道武帝及其以下的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帝、文成帝等五位皇帝各铸造了一尊释迦牟尼像，每尊像都有一丈六尺高。这五尊帝王们的化身像，既有一定的纪念意义，也有颇多的现实意义，因为北魏的统治者们以为，佛教僧俗们如果能经常面对着他们的君王礼拜，那么君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无法动摇了。

　　公元460年，一项更大规模的造佛计划开始在北魏统治集团中实施了。这时，北魏新的佛教领袖是来自凉州的著名禅僧昙曜，那里一度兴盛的石窟事业早已深深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刚刚上任不久，昙曜就向文成帝建议，在京城西部的武州塞开凿一处新的石窟寺院。文成帝立即批准了他的计划。据《魏书•释老志》里记载，昙曜开凿的石窟共有五所，里面各有一尊大佛像，高的70尺，矮一些的也有60尺，是一顶举世罕见的伟大工程。这处石窟寺，就是何存至今的中国三大石窟之一——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郊武州山(又叫武州塞)的南麓，武州川的北岸。这里的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现存主要洞窟有53所，此外还有许多小型石窟，大小造像约有5万多尊。昙曜开凿的五所大窟，就是位于西部的第16—20窟。它们果真像历史上记载的那样宏伟吗?让我们来看看它们的实际情况。

　　第16—20窟大体上都是摹拟椭圆形平面的草庐形式开凿出来的，彼此相互毗连着。从它们的外立面上看，第16—19窟上都有长方形的明窗，下面是圆拱长方形的窟门。五窟内的造像主要是表现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佛题材，主佛的形体高大，占据了窟内的主要位置。我们根据主体造像和窟内的布局，还可以将这五所洞窟分为两组。

　　第18、19、20窟为一组，窟内都是以穿着佛装的三世佛为主像的。第20窟前的壁面早已崩毁了，我们看到的露天大坐佛身高13.7米，身姿雄伟，庄严肃穆，是云冈石窟的象征。第19窟正壁的主尊坐佛高达16.8米(图24)，它的左右两侧的佛像是分别处于东西两所耳洞中的。第18窟的主尊是一身15.5米高的立佛像，它的左右有二胁侍菩萨，再外是两身立佛像。

　　第16、17窟可以构成另一组。第17窟的主像也是三世佛，但正中高达15.6米的主尊却是交脚坐姿的菩萨，它代表着现在还是菩萨，将来要下到人间成佛的弥勒。弥勒的左侧是一身坐佛，右侧是一身立佛，分别代表着过去佛和现在的释迦牟尼。第16窟比较特殊，它只有一尊高13.5米的立佛像，似乎不太注重表现传承的关系。

　　这五所大窟中的主要佛像，都穿着直接从印度传来的袒裸右肩或通肩式的袈裟，菩萨们则是头戴宝冠，身上装饰着璎珞，臂上戴着钏。它们的服装表面都刻出了高凸的衣纹，很像是一种厚重的毛质衣料。人物的体格都是健壮有力的，眉目宽大，面庞方正，神情庄严，很具有鲜卑拓跋氏勇武雄健的审美意识。

　　据专家们的研究，昙曜开凿这五所大窟的真实用意，很可能是从前五级大寺内那五尊帝王化身像的翻版再现：从第20窟到18窟，其中的主像分别相当于道武帝拓跋X、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第17窟中的交脚弥勒菩萨，则相当于景穆帝拓跋晃，他是太武帝拓跋焘的太子，极其崇信佛法，可惜还没有即位当皇帝就死去了，所以就用未来佛祖表现。第16窟中的单身立佛像，象征着当时在位的文成帝本人。比起在来用金铸的佛像，这些在山间开雕出来的石像，是更容易永久保存，传于千秋万代的。

　　在其中的四所大窟内选择三世佛作为主要题材，还有昙曜考虑的另一层含意。因为在这之前，佛教界流传着一种“胡本无佛”的言论，这对于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北魏政权来讲是很不利的。假如人们真的相信了佛教和这些游牧民族没有什么缘分，而只是汉族地区流行的信仰的话，那么对于维护他们的忠君礼佛思想，特别是获取汉人民心，将是十分不利的。为了反驳这一言论，昙曜曾经组织翻译了自三世佛开始的佛教历史书《付法藏传》，以宣扬北魏的佛教事业也是源远流长的。而这些大窟内的三世佛像，又正好可以同这顶工作相配合。与此同时，昙曜又是一名很有禅学修养的和尚，当时的北魏佛教是很重视僧侣坐禅修行的，而这一批石窟中的三世佛、释迦、弥勒、千佛等，正好又都是一般习禅僧人们坐禅观想的主要对象。因此，这五所巨大的窟室，还具有坐禅修行的实用功能。

　　这的确是一批名符其实、规模空前的艺术杰作，也是当时的佛教艺术界所竞相仿效的皇家范本样式。它不仅奠定了佛教石窟中国化的基础，也为后世的帝王开窟造像树立了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