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屠知几级——僧俗信众的敬佛功德

　　五代以后，中国佛教信仰更加深入民间，在儒、释、道进一步合流的情况下更加趋向于世俗化了。社会各阶层的人士都来积极地与寺院里的僧尼合作，以布施、造像、建塔、写经等各种方式大作功德，达到自己祈福消灾的心愿，开辟通往天国乐土的途径。佛塔地宫中舍利的安奉制度在这段时期内也相应地起了一些变化。

　　郑州开元寺的塔基地宫，是我们目前发现的北宋塔基地宫中年代最早的一所，修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开元寺塔基的平面为八角形，而塔基内的地宫则是方形的，地宫的顶部用石条抹角垒砌七层，向上内收为八角形的藻井，上面覆盖着雕刻莲花的顶石。地宫的后部砌有棺床，棺床上面放着一座石棺，石棺的下部四角雕着力士托扛棺座的形象。石棺的两侧刻着佛祖释迦牟尼涅槃后，他的十位大弟子举哀痛哭的情景，彼此的神态都不一样，刻划极其生动与传神。河北定县埋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的静志寺塔基地宫，是一座用砖砌成的平面方形的宫室，在四壁的上部还砌出了仿木构建筑的斗拱，顶部收为录顶，上面盖着一个歇山式的石刻屋顶。地宫的四壁绘满了壁画，内容是佛教中的梵王、帝释天、守灵的十大弟子等。地宫中出土了北魏文成帝兴安二年（公元453年）的石函，和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的石函、鎏金铜函，还有一座唐代的石棺，它们都是被重新安葬在这里的。地宫中其他绝大部分财物，包括产自定窑的瓷器，和鎏金银塔、木塔、木雕的和铜铸的天王像，以及木雕贴金的莲花等等，都是北宋时期新施舍的物品。定县的净众院塔基地宫是北宋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修建的，在地宫的北壁画出了佛的涅槃像和十大弟子正在悲泣呼哭的情景，在东西两壁则画着正在奏乐的伎乐人物。地宫的中央有一个砖砌的须弥座，座上放置着长方形的舍利石函，函内装着银塔、银棺和银瓶等。石函的内外还有五十多件定窑的瓷器，地宫南门的两侧各立着一座石塔，塔内装着瓷瓶，瓶内装的是用杂物仿制的“舍利”。在其它有的器物内也装着这种“舍利”，总重量超过了一百公斤。河北定县的这两座塔基地宫内，还出土了几十件玻璃器，有玻璃钵、瓶和葫芦形小瓶等，少量的产自西亚的伊斯兰教国家，大部分是在中国制造的。

　　上面讲述的这三座北宋塔基地宫中，流行制作释迦涅槃和十大弟子举哀场面的雕刻与绘画题材，代表了一种不同于唐代及其以前的新的烘托地宫神圣气氛的倾向。江苏连云港海清寺阿育王塔基地宫内的石椁，两侧也刻着释迦涅槃图，在十大弟子的前面还有帝释天和大梵天作为前导；石椁内的银棺表面作出了佛的涅槃像、十大弟子和梵天像等。河南邓县福胜寺塔地宫中的银棺表面也刻有涅槃佛。上海松江兴教寺塔地宫的石函内放置了一尊铜铸的涅槃佛像，有42.5厘米；在山东长清县真相寺塔地宫中有用银铸成的涅槃佛与十大弟子像。都是北宋佛塔地宫突出表现涅槃场面的生动写照。

　　1994年，在湖北当阳玉泉寺铁塔的塔基正中发现了地宫，它是用砖石砌筑成的平面六角形宫室，为竖井的形式，口阔1.12、深1.58米。地宫内放置着一个大舍利石函，由上、下函合扣而成，下面是由一个石质的束腰座承托着。大石函内套置着二重石函，它的下部压着一龟，函内供奉着白色芥子状的舍利子108粒和一颗佛牙舍利，另外，还有一些水晶石佛珠、紫色水晶石、唐宋古钱币等供奉物。在地宫外的南侧，出土了一件小石函，以及供养瓷炉、鎏金菩萨像等。根据大石函顶部的铭文和井壁的铭文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这处地宫是公元1061年九月十一日悟空大师务本重新安葬大周“金轮圣神”皇帝武则天亲授舍利的遗址，这些舍利子最先是安葬于武周长寿二年（公元694年）。

　　与唐代相比，宋代佛塔地宫中的佛教供养物品增加了不少新的种类，如：小型的佛塔、经幢，佛像，佛经，以及佛教中的其他人物形象等。苏州的虎丘塔地宫在北宋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安置佛舍利时，用当时吴越国制作的金涂塔作为供养物；北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修建的河南密县法海寺塔基地宫，在上层石函内供奉有三彩玻璃塔一座，下层石函内放着两座琉璃塔；苏州瑞光寺塔的第三层塔心中安置着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制作的真珠舍利宝幢，高1.22米，幢内的一个乳青色料质葫芦形小瓶中盛着九枚舍利子；浙江瑞安北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建造的仙岩寺塔地宫中出土的舍利函中，有一座高34.8厘米的鎏金银塔；嘉七年（公元1062年）建造的浙江金华万佛塔地宫中，有一座“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石幢，高有1.47米，在东西南三面的石座上放着吴越国以来流行的金涂塔十五座；北宋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的浙江温州白象塔中也曾经出土了铁和膝制作的宝箧印经塔各一件；南宋高宗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的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中出有六角形平面的七层楼阁式银塔一座，高28厘米。

　　在佛塔的地宫或塔身中流行供状佛像，是从北宋的初年开始的。苏州虎丘塔地宫中有铜铸的坐佛和铁铸的十一面观音像，以及檀木雕成的宝相；定县静志寺塔地宫中有鎏金铜像十八件；苏州瑞兴光寺塔出有铜铸的观音和天王力士像八件；金华万佛塔地宫中供奉的佛像数量多达64件，包括了铜、铁、石造的释迦、观音、千佛、罗汉和地藏菩萨等；温州白象塔塔身供养的佛像有99件，主要是泥塑彩绘的菩萨像；在宁波天封塔的地宫中，有明州鄞县赵家打造的一座“天封塔地宫殿”，里面供奉着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还有阿难像和迦叶像。地宫中的一方铭记明确的记载着：向天封塔下施舍这些造像，是为了让普天下一切受苦的众生，齐沾这种功德所带来的利益和快乐。所以，在佛塔里面再供养佛像，就和供奉佛舍利一样，也可以达到利益众生、祈福禳灾的作用。

　　除了佛像之外，瑞安仙岩寺塔地宫中还供奉了一尊涂金木雕的僧人坐像，像座的包镶银片上錾刻着“泗洲大圣普照明觉大师”的字样。这位泗州大圣名叫僧伽，是西域的何国人，很具有神通和灵异，曾经向人们现示出了十一面观世音菩萨的形象。唐朝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圆寂以后，归葬到了泗州的普光王寺。于是，后来的人们都把他当成了观音菩萨的化身来供奉。在宋元时代的佛寺中，有的还特意建造了僧伽殿，里面就专门供奉着僧伽的形象。苏州瑞光寺塔、金华万佛塔、上海兴教寺塔、温州白象塔、宁波天封塔中都有头上戴着僧帽、瞑目端坐的僧伽像，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崇拜和供奉僧伽和尚的风气。

　　佛教的经典包含着释迦牟尼的全部思想和精神，常常被当作佛的法身舍利。五代以后，在佛塔内也开始供奉这种法身舍利了。在浙江湖州飞英塔中，就有后周广顺元年（公元951年）吴越国太后吴汉月给天台山广福金文院施舍的刻本《妙法莲华经》七卷，用来装经的是极为精致的木胎螺钿膝箱；苏州瑞光塔中有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6年）用金书写在碧纸（磁青纸）上的《妙法莲华经》七卷等；温州白象塔出土了一大批北宋徽宗大观年间（公元1107－1110年）的写经和刻经，有《佛说观无量寿经》、《金光明经》等；丽水碧湖镇北宋塔中发现了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杭州法昌院印造的《佛说观世音经》一卷，绍兴二十二年（公元1152年）的《佛说无量寿佛经》、《金光明经》、《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山东莘县北宋塔中出土了刻本的《妙法莲华经》五部。这些佛经有的是在民间极为流行并且很容易念诵的经典，是研究宋代雕版印刷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我们所发现的宋代以前的佛塔，都是供奉释迦牟尼佛舍利的，到了宋代，又有了专门用来埋葬定光佛舍利的佛塔。定光佛又叫作“燃灯佛”，他是在释迦牟尼之前成佛的过去佛祖。据《大智度论》上说：这位过去佛在出生时，一切身边如灯，所以叫他“燃灯太子”，等到他成佛以后，就称他为燃灯佛了。在释迦牟尼前世还是一位儒童时，曾经用青莲花恭敬地奉献给燃灯佛。燃灯佛一见到儒童，就向众人预言说：“在以后的贤劫之世，你就应当作佛了，释迦牟尼是你的尊号。”所以，燃灯佛可以称得上是释迦的启蒙老师了。我们已经发现的供奉燃灯佛舍利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镇江甘露寺铁塔，在北宋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重新安奉唐代的舍利时，又放入了三颗定光佛的舍利子；在山东惠民县归化镇出土了一件定光佛舍利石棺，在棺盖上刻着“沧州乐陵县归化镇罗汉院葬定光佛舍利记”，石棺内装着铁棺，还有丝织品残片和开元通宝钱五十余枚。

　　从1976年开始，考古工作者清理了云南著名的大理崇圣寺三塔中的主塔塔基和塔顶，发现了六百八十多件珍贵文物。这座塔基中没有地宫，而在塔基的墙洞中发现了泥佛像、泥塔和泥制的梵文咒等物品一百多件。在主塔塔刹中心柱的基座内发现的遗物最多，有木经幢、各种佛教造像、写经和法器等，还有十五面铜镜。佛教造像以铜铸的为主，也有金、银、鎏金、木瓷、铁、玉石、水晶等质地的。其中的大黑天像，是云南地区当时信奉的密宗阿吒力教所崇拜的主要偶像。这批丰富的古代遗物，大致可以定在北宋至南宋时期。

　　上面所讲的这些宋代佛塔中的发现品，从有关的文字记载来看，它们的施主是没有贵贱之分的，有男的也有女的。有的施主可以出巨资修筑地宫，有的施主却只能向地宫施舍一件包裹佛经的经袱。行善不分贵贱，施舍不论轻重，只要诚心敬佛，天国的福音就会向你降临。同唐代塔基中供奉物的施主只有皇亲国戚、地方官吏、寺院僧尼的情况相比，宋代参予供奉佛舍利的信众无疑就广泛多了，于是佛塔的建造和人们日常精神生活的关系也就更为密切了。

　　辽国的佛塔样式虽然别具一格，但在塔基地宫的埋葬制度上，却基本学习和继承了唐宋以来的制度，在地宫中供养小型佛塔、经幢，用小塔或金棺银椁来安置舍利子等等，仍然在继续流行着。辽国还学习北宋的作法，在塔基地宫中供奉定光佛的舍利子。

　　北京顺义县辽圣宗开泰二年（公元1013年）修建的净光舍利塔基，在地宫的中央立着一座石经幢，在北部正中放置着银盒，盒内的葫芦形玻璃瓶中装着舍利。地宫中还有银座水晶塔、白瓷净瓶、水注、盘、罐等。根据石幢上的记载，净光舍利塔是专门为了供养“定光佛舍利五尊、单灰舍利十尊、螺髻舍利四尊”而设立的。河北省武清县大良村的一座辽代塔基中，出土了一座十三层的密檐式白瓷塔，是比较特别的。北京房山北郑村有一座十三层的密檐式实心塔，是辽兴宗重熙二十年（公元1051年）修建的。1977年6月，由于塔身倒塌，考古工作者对塔基进行了发掘，发现这座塔基中的地宫为方形的平面，顶部用砖砌成了叠涩的形式，在石盖板的上面立着一座辽穆宗应历五年（公元955年）雕成的陀罗尼经石经幢，高有3.12米，石经幢的四周放着二十多件唐至五代的石雕佛像。地宫中央的舍利石函里面装着一尊石雕的释迦牟尼涅槃像，还有许多银器皿和水晶串珠等。在北郑村的佛塔第一层塔身中立着一座陶质的经幢，高有1.87米，是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制造的，幢的四周还立着四座小型的佛塔，这里的经幢和塔都是作为供养用的。

　　辽宁朝阳北塔的天宫和地宫中的藏品也是十分精彩的。这座佛塔的塔基是在北魏和唐塔基础上重建的，地宫平面呈长方形，是用砖砌而成的。地宫的顶部用柏木板覆盖着，地宫的偏北处立着一座石经幢，上面有辽国兴宗皇帝的重熙十三年（公元1044年）四月八日安葬佛舍利的题刻。在地宫前方铺地砖下的秘龛中原来放置一个舍利石函，上面刻着那吒夜叉追杀和修吉龙王的图像。天宫是砌筑在塔心顶盖之上，宫门开向南方，门前是门道，接着是甬道，最后是天宫的主室。天宫的里面放置着舍利石函，函内有木胎银棺，有“七宝”装饰而成的宝盖罩在银棺的四周，棺内装着金塔，金塔里面装着玛瑙制成的小缺罐，罐内盛着两颗舍利。银棺的前面还供养着金质的经塔和鎏金银塔，还有银菩提树、香炉、萨珊玻璃瓶、瓷净瓶、瓷净瓶、瓷盘、瓷碟等物放置在经塔和鎏金银塔的两侧，这座天宫是在重熙十二年四月八日完成的。1988－1992年间，在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州白塔的塔刹内发现了天宫，天宫修筑在塔刹的覆钵体内，是以刹杆为中心的五个相连的穴室，里面珍藏着佛菩萨像和大量的法舍利小塔，以及舍利银瓶、莲蕾琥珀舍利瓶、墨绿玻璃舍利瓶，还有佛教经咒、丝织品、药材等物。这是我们目前发现的制度比较完备的两座辽塔天宫。

　　1974年，在著名的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的第四层主佛像的身体内，曾经有过一次重大的发现：这尊佛像的身体内藏着辽国大藏经中的《华严经》等十二卷佛经，单刻佛经《法华经》等十五卷，还有杂刻和杂抄的经典二十八种，纸本木刻墨印的《药师琉璃光佛像》等图像作品六件，同时还藏着一颗佛牙。这批珍宝大概是在辽末金初藏入这尊佛像身体内的，在研究古代佛经版本和校刊工作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河北省固安宝严寺塔基地宫的发现，可以作为金国佛塔地宫制度的代表。在这座平面八角形的塔基中心修筑着正方形的一宫，里面安奉着汉白玉石函，函盖上刻写着“士诲幢佛牙真舍利，维天眷元年（公元1138年）三月十一日庚辛时建，大金国燕京琢州固安县宝严寺”。石函内还供养着鎏金银佛舍利柜，柜内有鎏金舍利盒，盒内装着珊瑚以代表舍利，还有金银菩萨立像和银幡等物品。塔基中出土的一块题名砖上说：这座塔所供奉的是定光佛的舍利子。

　　从西夏国后期开始，特别是元朝建立以后，藏传佛教在中国大陆的盛行，也给佛塔内部的供奉物品制度带来了新的气象－－从塔基中的地宫遂渐向塔身和塔顶发展。在拜寺沟方塔的第十、十二层塔心室内，原来珍藏着许多西夏文佛经、文书，以及汉文佛经、文书，还有一包共四粒舍利子和骨灰，小泥塔模和小泥佛像等物。1990年，文物工作者在维修宁夏贺兰县的宏佛塔时，在塔顶部位发现了上大下小的砖砌梯形天宫，高1.63米，底边长2.2米，里面供奉着彩绘佛画十四幅，还有不少的彩塑佛像残块和木雕彩绘像，以及西夏文木刻残经板二千多块。在这些艺术作品中，就不乏藏传佛教所特有的艺术形象，如喜金刚像等。贺兰县的拜寺口西塔天宫是一个密封的平面圆形穹室，高有2米，底部平面直径为2米，穹室的上部为四角攒尖顶。在天宫内发现了藏传佛教流行的上师像和上乐金刚双身像彩绘绢画，木雕上乐金刚双像，以及极为珍贵的元代家俱，还有一枚“大朝通宝”银币，是元朝国号定立以前的蒙古时期的钱币。1987、88年间，文物工作者在维修宁夏青铜峡市的一百零八塔时，在部分塔内也曾经发现了元朝的砖雕佛像、彩塑像和西夏文刻经残叶等。在云南大理下关市的佛图塔中，也发现了元朝的铜菩萨像，还有密教所惯用的法器－－金刚杵，共有三十六件，有的上面装饰着大黑天神像。

　　宁夏同心县的康济寺塔中发现了很多明代文物，有铜造的释迦和菩萨像，也有道教尊奉的无量祖师和老子像；在塔内珍藏的刻本经典中，有佛教经典，也有道教经典，在《大颠庵主注解心经》的后面有“大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岁在乙酉十二月吉日，陕西布政司淳化县底庙人任宁夏中护卫中所”的题记，塔里的砖上还有很多明朝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的题名，为我们提了供了建塔的大致年代。另外，在康济寺塔的藏品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明朝佛教和道教合流的情况。

　　在扶风法门寺明朝万历三十七年建成的八角形十三层砖塔佛龛中，当时供奉了千余卷佛教经典，有宋代的《毗卢藏》十六卷，元版的《普宁藏》五百七十余卷，以及明朝的手抄佛经等等，都是研究佛教藏经史的珍贵资料。宝塔众多的佛龛中还藏着明、清、民国时期的铜、石、泥质佛教造像106尊，其中的大多数是明朝万历年间建塔的时候制作成的，作工都十分精湛，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它们所接受藏传佛教造像风格影响的成份。有一所佛龛中藏着一座明朝万历三十五年制作的铜铸覆体式塔，在塔内原来珍藏着七色舍利子。

　　元、明、清时代的佛塔内部供养物，和前朝相比更加重视佛教造像、法器和经典，这是参予供养佛塔的信众更加广泛，和人们大造来世功德的进一步普及的必然结果。因为既使不修造佛塔，单纯地制作佛像、法器，刻写佛经也是一种无上的功德行为，如果将它们施舍、供养在佛塔里面，就可以永远地陪伴着佛祖，与佛塔共存。中国佛教的发展就是从取自于印度、中亚，用之于神州大地，再逐渐地中国化，最后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有机地融合为一体。从中国佛塔的地宫、塔身、天宫对真身舍利、法身舍利等的供奉制度中，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