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寺庙及其风俗民情（上）

　　承德寺庙及其风俗民情（上）

　　◎武　华

　　清初几代帝王特别是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都把尊崇和扶持藏传佛教怀柔蒙古各部、巩固北部边防、努力把西北边疆地区建设成“塞上雄藩”作为重要的国策之一。

　　西北边疆地区是以蒙藏民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他们所居住的地域面积辽阔，是抵御外方侵略者的前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蒙、藏的向背直接关系到清政权的稳固。所以清政府对蒙藏地区的统治十分重视。一方面给达瓦齐、阿睦尔撒纳等叛乱分子坚决的镇压，一方面施恩、怀柔、结好蒙藏各部、把分布于东起呼伦贝尔、西至巴尔喀什湖、北达贝加尔湖、南至鄂尔多斯、西南至青海等蒙、藏各部及其它边疆民族，通过推行“修德安民”的政治主张，使其遐迩一体，众志成城。

　　康熙曾经这样说，我朝不修长城，以外藩民族为长城，人心众志成城，要比土木长城更坚固。

　　尊重佛教信仰、敕建皇家寺庙就是康干二帝筑起人心长城的重要手段。

　　一

　　其实早在康熙乾隆称帝之先，清太宗皇太极为了问鼎中原，坐稳江山，为了得到蒙古诸部及其他民族的支持，就曾经和这些民族的上层政教首领建立了友好关系。崇德四年（1639年）曾派使团、远赴西藏、延请黄教高僧来京弘扬佛教。清政权建都北京后，顺治皇帝又派人赴西藏敦请达赖喇嘛进京。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奉召进京，受到清政府的隆重接待。顺治皇帝在南苑与五世达赖会见，并赐金顶黄轿给他。还在北京德胜门外建西黄寺专门接待五世达赖喇嘛居住。顺治十九年（1653年）五世达赖离京返回西藏，清王朝正式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颁发了金册印，从而确定了达赖在西藏的政教领袖地位。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回到西藏以后，即以清帝和王公大臣赏赐布施的大批财物，在西藏各地新建了十三座寺庙，同时又扩建布达拉宫。五世达赖扩建布达拉宫之后，就从哲蚌寺正式迁居到布达拉宫。从此，布达拉宫成为历代达赖喇嘛生活起居和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成为政教合一的西藏统治权力的中心和宗教圣地。

　　二

　　康熙即位后从先祖那里吸取了这一治国经验并加以发扬光大。康熙廿一年（1682年）五世达赖圆寂，为建造五世达赖灵塔，扩建布达拉宫红官，康熙皇帝派汉族工匠一百多名赴藏帮助施工。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皇帝为大力加强对内蒙古，特别是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北部边防，在多伦诺尔草原春风送暖的时候，举行了历史上诸名的多伦会盟。康熙皇帝认为不仅要加强对蒙古各部的行政管理，而且要利用喇嘛教的信仰把蒙古各盟各旗的力量团结起来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便答应了蒙古贵族们的“愿建寺以彰盛典”的要求，选择了多伦这个川原平阔、水草肥美的地方，调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兴建了一座巨大的皇家寺庙，定名汇宗寺“取江汉朝宗于海”之意。“汇宗寺”建立之后，很快就成为了寄居内蒙的喀尔喀蒙古朝拜的宗教中心。康熙皇帝呢，也把汇宗寺做为他驻留多伦时会见蒙古王公贵族的重要场所。

　　如此，清中央与内外蒙古的关系大大得到了改善，也为防止沙俄入侵巩固北部边防起了重要作用。

　　康熙五十年（1711年）热河行宫初具规模，定名为避暑山庄。此后康熙每年北巡塞外、习武木兰，都在避暑山庄居住，并在这里召见、宴请蒙、藏各地少数民族首领。

　　康熙五十年（1713年）正值他六十大寿，蒙古各部王公贵族前来山庄朝拜祝贺，一致上书恳请修建寺庙为康熙祝寿。于是康熙便依在多伦建“汇宗寺”的先例，在避暑山庄外武烈河东岸修建了溥仁寺，溥善寺两座寺庙。溥仁寺是承德外八庙的第一座寺庙。

　　三

　　乾隆帝继位后，准葛尔部割据势力还没有最后解决。当时的乾隆帝又吸取先祖们的经验和教训，除了在军事上镇压叛乱分子之外，依旧发扬光大先祖的治政方略、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敕建黄教寺庙，通使往来，竭力处理好蒙、藏及其他边疆民族的关系。

　　乾隆皇帝曾经明确表示：“兴黄教、即以安诸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因而在即位不久就在皇宫内建了许多黄教佛堂，并将北京安定门内北新桥北的雍亲王府改建成京师最大的藏族佛教寺庙。（即现在的雍和宫）。并且于康熙在承德建造了溥仁寺，溥善寺之后又在承德陆续敕建了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广安寺、罗汉堂、殊像寺、须弥福寿之庙、广缘寺等十座皇家寺庙。

　　在这十二皇家寺庙中有八座寺庙设有喇嘛，归北京理藩院管辖，在京师设有办事机构，又因寺庙地处长城以外，俗称口外八庙，简称“外八庙”。这些黄教寺庙的敕建，成为了清王朝前期处理边疆民族事务的重要政治活动场所。

　　如今，金碧辉煌的外八庙如一颗颗璀灿的明珠镶嵌在塞北群山之中，呈半圆形环绕著避暑山庄。

　　每一座寺庙都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团结统一的历史见证，每一座寺庙都有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和感人的历史事件。

　　仅在下面举几个事例加以说明：

　　（一）普宁寺

　　乾隆二十年，准噶尔部又掀起叛乱，乾隆派兵进攻伊犁。在厄鲁特蒙古各部的支持下，清军进兵神速，生擒了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为了庆祝这次胜利，乾隆亲自撰写《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树立在伊犁格登山上。又在承德避暑山庄召见厄鲁特蒙古大小领主，对他们赐宴奖赏、加封爵位，同时决定在避暑山庄东北仿照西藏桑耶寺兴建普宁寺作为永久的纪念。兴建普宁寺的目的，乾隆帝说得非常明确：“蒙古向敬佛、兴黄教，故寺之式，即依西藏桑耶寺之式为之，名之曰‘普宁’者，盖自是而雪山葱岭，以逮西海，?河沙臣庶，咸愿安其居，乐其业，永永普宁云尔。”

　　（二）安远庙

　　在平定了达瓦齐叛乱分子数年之后又发生了阿睦尔撒纳的叛乱。清军又第二次进攻伊犁，平息了叛乱。蒙古族达什达瓦部民众饱尝战乱之苦，两年内两次长途迁徒，流离失所，人和牲畜伤亡惨重，无奈向清政府提出迁往内地的请求，“情愿向内迁移承受恩泽”。于是清政府决定将在生产生活极其困苦中的达什达互部接到热河，归入驻防八旗。发给粮饷，指定牧地，并在避暑山庄东山坡建造了一千多间房屋，使之安居。同来的十七名喇嘛也驻锡普宁寺，按月各支银米。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乾隆为了安抚从新疆迁移来的达什达瓦部，仿照新疆著名的伊犁庙的规制又建一寺庙以安怀远方归来的人故称安远庙。

　　（三）普陀宗乘之庙

　　普陀宗乘即藏语“布达拉”，意译为“普陀洛伽”即观世音菩萨道场。西藏佛教徒认为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故将达赖喇嘛居住的普陀宗乘也称为布达拉宫。承德普陀宗乘之庙的规制就是仿西藏布达拉宫修建的，亦称为小布达拉宫。当年，清政府统一新疆之后，漠南、漠北、青海、西藏等地区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纷纷到承德觐见乾隆皇帝，显示了当时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乾隆皇帝借皇太后八十寿辰和自己六十寿辰之际，大加庆贺。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自乾隆三十二年三月开始至乾隆三十六年八月竣工历时四年之久来修建普陀宗乘之庙。正当普陀宗乘之庙落成之际，恰逢由俄国伏尔加河流域万里归来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赶到承德。渥巴锡与喀尔喀、内蒙古、青海、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的上族首领一起参加了盛大法会，一起为皇帝和皇太后祝寿。

　　土尔扈特蒙古族牧民在明朝末年由于与准噶尔不和，西迁到伏尔加河下游生息。在异国它乡，土尔扈特人受到沙俄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宗教歧视，并强迫土尔扈特人放弃喇嘛教改信俄国东正教，强迫他们归属俄国。廿六岁的渥巴锡汗秘密召集土尔扈特全部大小头目集会，一致决定：离开沙俄，东返祖国。整个的土尔扈特部族发出一个心声：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让我们回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在万里东征中，土尔扈特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终于返回祖国。清政府对土尔扈特回归重视程度非同一般。命令沿途各地方官员做好衣食住行各种供给。并下令若有官吏接待不周漫不经心者一律革职勿论。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内蒙古等地各族人民以马、牛、羊、米麦、茶叶、棉布、毛等大量物资供给土尔扈特族，使其每人都能在祖国故土安得其所。清政府为了褒奖土尔扈特部归来，对渥巴锡等头领分别给予封爵，奖赏，并用蒙语与渥巴锡汗亲切交谈，设灯宴、观火戏，使之感到回归后的家庭般温暖。正当土尔扈特部归来之日也是普陀宗乘之庙落成之时。乾隆皇帝亲笔写了两块碑文《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部众记》矗立在普陀宗乘之庙的山门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