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阗国使刘再升的国籍及出使过程探微

　　于阗国使刘再升的国籍及出使过程探微

　　钱伯泉

　　五代时期，因为陇右和河西民族纷争，战乱不息，内地的中央王朝与西域的地方政权联系较少。只有于阗国，与中央王朝一直保持着正常的交往，其原因在于它与立足瓜州(今甘肃安西县)和沙州(今甘肃敦煌市)的曹氏归义军地方政权关系密切，有归义军曹氏做小介或保护的缘故。敦煌土官刘再升成为于阗国出使后晋的史实，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事例。

　　一、于阗使者刘再升出使后晋

　　从刘再升的姓名看，他无疑是一名汉人，然而10世纪中叶，他却能代表于阗国出使后晋，可见他不是普通之辈。《新五代史》卷九《晋出帝本纪》记载：

　　(天福七年，即公元942年，十二月)丙子，于阆使都督刘再升来，沙州曹元

　　深、瓜州曹元忠皆遣使附再升以来。

　　沙州刺史曹元深是归义军曹氏政权创建者曹议金的次子，当时实际上还担任着更高的归义军节度使之职。曹元忠则是曹议金的三子、曹元深的弟弟。从上述记载可知，于阗使者刘再升在该国的职位是都督，他代表于阗国出使后晋，是天福七年(942)冬天到达后晋京都汴梁城(今河南开封市)的。归义军节度使兼沙州刺史曹元深、瓜州刺史曹元忠都派使者依附于阗使者刘再升前来汴梁。

　　《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三·于阗》记载此事比较详细：

　　匡邺等至于阗，圣天颇责诮之，以邀誓约。匡邺等还，圣天又遣都督刘再升献

　　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

　　匡邺是后晋出使于阗国的使者，姓张。圣天为于阗国王的名字，白认为唐朝的宗亲，因而汉姓为李，其本国姓名为Vijaya Sambhava，汉语音译为尉迟·逊拔伐。他的汉化程度极深，不但取了汉名，典章制度和生活习俗都与内地中央王朝相同，而且还立有年号“同庆”。按照其年号推算，他即位于公元912年，逝世于公元949年。他在西域自称为“大正大明天册皇帝”，敦煌莫高窟第98窟中有他的画像，冕旒袁裳的确与内地中央王朝的皇帝一样。由于后晋取代了后唐，后唐又与李圣天是宗属，所以后晋使者张匡邺到于阗后，李圣天要加以责问和讥消。由上述记载可知，刘再升不是单独东行，而是与后晋使者同路而来的。他们一起于天福七年（942）十二月到达了后晋的京都汴梁。

　　既然刘再升是与后晋出使于阗的张匡邺一起东行的，那末，弄清张匡邺出使于阗的经过，对探讨刘再升的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后晋为什么要遣使前往于阗呢?原来此前于阗国王曾经遣使向后晋皇帝石敬瑭朝贡珍物。《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第三>>说：

　　晋天福三年，于阗国王李圣天遣使者马继荣来贡红盐、郁金、犁牛尾、玉、毡等，晋遣供奉官张匡邺假鸿胪卿，彰武军节度判官高居诲为判官，册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是岁冬十二月，匡邺等自灵州行，二岁至于阗，七年冬乃还。

　　于阗王李圣天所遣的使者姓马名继荣，从姓名看，可能也是汉人。晋高祖石敬瑭遣正使张匡邺报聘，同行的还有副使高居诲。他们行一月余，至后晋西边重镇灵州(今宁夏灵武)，于年底由灵州西行，费时两年，到达于阗。事毕返回，又经两年，于天福七年冬末到达汴梁城。上述记载十分简略。副使高居诲事后撰写了行记，名为《使于阗记》，叙述行程和所见所闻甚为详细，是研究五代时期中西交通史和西域史的重要资料。

　　于阗王李圣天向后晋派遣的使者并非马继荣一人，而是一个庞大的使团。《旧五代史》卷七十七《晋书·高祖纪三》记载：

　　(天福三年十二月)戊寅，制以于阒国进奉使、检校太尉马继荣为镇国大将军，副使、黄门将军、国子少监张再通为试卫尉卿，监使、殿头承旨、通事舍人吴顺规为试将作少监。

　　副使张再通，监使吴顺规，与正使马继荣一样，显然都是汉人，他们都有于阗国的职名，马继荣为检校太尉，取掌于阗国兵权；张再通为黄门将军和国子少监，统率于阗王的禁卫军和主管学校；吴顺规为殿头承旨和通事舍人，主管朝廷的宣召和译人。出使后晋毕，晋高祖任命他们以中央王朝的相应职位。于阗王李圣天总以汉人为派往中央王朝的使者，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

　　张匡邺一行西去于阗，必然路过地垮瓜、沙二州的归义军政权割据地域。高居诲的《使于阗记》说：

　　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国人，闻晋使者来，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问使者天子起居。

　　上引文字中的“中国人”，是指汉族而言，当时河西走廊的情况是：凉州(今甘肃武威市)为吐蕃及其奴部嗢末所占据，甘州(今甘肃张掖市)是甘州回鹘国的牙帐(统治中心)所在，肃州(今甘肃酒泉市)游牧着吐蕃部落，只有瓜州和沙州，居民以汉族为主，由曹议金所创建的归义军曹氏地方政权统治着。曹元深是其次子，当时担任沙州刺史之职。因为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年事已高，卧病在床，故而令其次子曹元深出城迎接后晋的使者张匡邺。

　　据《旧五代史》卷七十九《晋书·高祖纪第五》记载，天福五年(940)“二月丁酋朔，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卒，赠太师，以其子元德袭其位。”一年后，张匡邺出使于阗后返回敦煌．也曾在敦煌长期逗留。敦煌遣书伯2213号残经有他的题名：

　　二月五日，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张匡邺。

　　从前面的记载可知，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死于天福五年二月朔日丁酉这天，其子弟须于该时举行忌日的祭祀，同时向寺院和民众施舍。张匡邺于天福七年初返回敦煌，将遇曹议金的忌日，于是以后晋使者的身份，出钱请人抄写佛经，在曹议金忌日祭祀期间，施舍给敦煌的寺院，以求冥福，这是其中的一卷。由前文可知，张匡邺原是后晋朝廷的供奉官，出使于阗时被升任为鸿胪卿，而佛经题记中的官职则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官阶比鸿胪卿要高，可能是于阗国王李圣天根据中央王朝的制度封赠的，并非后晋的官职。曹议金的忌日祭祀完毕，张匡邺即带着于阗使者刘再升一起东归，于年底到达汴梁，向后晋皇帝复命。

　　二、刘再升的国籍

　　按照常理来说，于阗国的使者应当是于阗国的人民，然而，刘再升的情况并非如此。敦煌遗书伯3547号是件《上都进奏院状》，其中涉及刘再升，原文是这样的：

　　上都进奏院 状上。

　　当道贺正专使、押衙阴信均等押进奉表函一封、玉一团、羚羊角一角、犁牛尾一角，十二月廿七日晚到院，廿九日进奉讫。谨具专使上下共廿九人到院安下及于灵州勒住人数，分析如后：

　　一十三人到院安下：押衙阴信均、张怀普、张怀德；衙前兵马使曹光进、

　　罗神政、刘再升、邓加兴、阴公遂、阴宁君、翟善住；什将康文胜；长行王

　　养养、安再晟。

　　一十六人灵州勒住：衙前兵马使杨再晟；什将段英贤、邓海君、索赞忠、

　　康叔达；长行一十一人。

　　－ 上四相公书启各一封、信两角：

　　王相公、卢相公不受，并却分付专使阴信均讫。

　　郑相公就宅送，受将讫。

　　一厅阙，其书信原在阴信均处。

　　－ 奏论请赐节事，正月廿五日敕牒：宜令更详前后诏敕处分者，其敕牒一封，谨封送 上。

　　－ 贺正专使、押衙阴信均、副使张怀普等二人，正月廿五日召于三殿对设讫，并不赴对及在灵州勒住军将、长行等，各赐分物、锦绦、银器等：

　　押衙三人各十五匹，银椀各一口、熟线绫锦衣各一副。

　　军将十三人各一十匹、银屈厄各一枚、杨绫绵衣各一副。

　　长行十三人各五匹，统绵衣各一副。

　　－ 恩赐答信及寄信分物等：

　　尚书答信物七十匹、寄信物五十匹、衣一袭、银橙一具、银槎椀一具、敕书一封。判官一人、都押衙一人各物廿匹、衣一副、银椀一口。军将一十八人，内：

　　五人各一十五匹、衣一副；

　　五人各一十匹，衣一副；

　　八人各七匹。

　　已(以)上赐物二月十六日于客省请领到院，原有皮袋盛，内记木牌子，兼有司徒重印记，全。

　　一 赐贺正专使阴信均等上下廿九人驼马价绢每人各廿廿(四十)三匹三丈三尺六寸，三月廿一日请领讫。

　　南公佐状一封

　　右谨具如前，其敕书牒并寄信匹段并专使、押衙阴信均等押领，四月十一日发离院讫，到日，伏乞准此申上交纳。谨录状上。

　　牒件状如前，谨牒。

　　此件从内容看，应是中央王朝接待边疆属国的机构——鸿胪寺呈奉给都进奉院的牒状，但从文书中钤有的“沙州院之朱记”的印文来看，则是鸿胪寺呈奉都进奉院牒状的副本，特意交由专使阴信均带回沙州，用作交差凭证的。文书中“刘再升”名下的横线，是作者为了引起读者注意而增加的。“贺正使”指边疆民族或地方政权派往中央王朝恭贺新正(新年)的使者，因此，沙州和瓜州等地统治者的贺正使阴信均等恰于阴历十二月廿七日赶到目的地，进奉表函和信物(贺礼)。这些贺正专使中，即有刘再升其人，他在瓜、沙地方政权中担任的官职为衙前兵马使，是当地统治者比较亲信的军官。

　　刘再升等出使中央王朝，是发生在何年何月的事?从“沙州院之朱记”印文分析，应在曹议金统治瓜沙二州的初期；从贺正使阴信均等还负有“奏论请赐节事”的任务看，当时的曹议金尚未被中央王朝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没有得到中央王朝颁赐的旌节。

　　曹议金是在什么时候被哪个中央王朝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同时赐以旌节的呢?《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九《帝王部·纳贡献》中记载：

　　(同光四年)正月，是月……又沙州节度使曹义金进谢赐旌节官诰：玉鞍马

　　二、玉团、硇砂、散玉、玉鞍辔、铰具、安西白毡、胡锦、雄黄、波斯国红地松树吒褐、

　　胡桐泪、金星礬、大鹏沙。

　　“同光”为五代后唐庄宗的年号，其四年相当于公元926年。由上述记载看，曹议金感谢后唐庄宗任命他为归义军节度使，赐予官诰和旌节的使者于同光四年正月到达京都汴梁，则谢恩使由沙州发出，至迟也是同光三年夏秋之间的事，与上引敦煌遗书《上都进奏院状》所说“奏论请赐节事”及贺正专使于四月十一日离汴京返回相接，因此，该件敦煌遗书虽因残缺而未有纪年，显然是同光三年四月十一日所发，沙州曹议金所派遣的贺正专使，则一定是同光二年(924)夏秋之际由沙州出发，于当年十二月廿五日到达后唐京城汴梁的。

　　三、归义军曹氏与于阗国李氏的特殊关系

　　瓜、沙归义军属下官员刘再升，怎么会成为于阗国派往后晋的使者呢?这要从归义军曹氏和于阗国李氏的特殊关系谈起。

　　归义军曹氏政权的始创者为曹议金，他是在归义军张氏日益衰败，内忧外患严重的情况下，被部众推举为“节度留后”，坐上统治者交椅的，其行为并不光明正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一方面以史无前例的热情，向中央王朝一后晋朝贡，取得了晋高祖的官诰和旄节，成了名正言顺的归义军节度使：另一方面，他奋发图强，东征西讨，在取得一些胜利后，又十分注意改善与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关系，甚至与甘州回鹘国和于阗国的统治者结成姻亲。他不断努力的结果，不但保障了本地的安全，而且打通了封闭半个多世纪的丝绸之路，使瓜、沙地区成了中西政治往来和经济交流的枢纽。

　　敦煌莫高窟第61窟，画有以下的画像，一旁题有以下的题记：

　　主室东壁门南侧供养人像列北向第一身题名，高128、宽10厘米：

　　故母北方大回鹘国圣天的子敕授秦国天公主陇西李……

　　同列第二身题名，高55、宽?厘米：

　　姊甘州圣天可汗天公主一心供养

　　同列第三身题名，高58、宽7厘米：

　　姊大朝大于阗国大政大明天册全封至孝皇帝天皇后一心供养

　　同列第四身题名，高84、宽9厘米

　　故慈母敕授广平郡君大夫人宋氏一心供养

　　从画像题名看，此窟的窟主显然是曹议金的三子曹元忠。根据敦煌资料综合研究可知，曹议金首娶张氏，她很可能是最后一任归义军张氏的节度使、后又自称金山国白衣天子的张承奉的姐妹。可见曹议金是张承奉死后，张氏绝嗣，以女婿的身份被推举为节度留后的。张氏生子元瑞，母子双双早亡。曹议金又娶甘州回鹘公主为妻，即6l窟主室东壁门南的第一身画像及题名“故母北方大回鹘国圣天的子敕授秦国天公主陇西李氏”，她所生长女，嫁给甘州回鹘国的新任可汗为妻；又生次女，嫁给于阗王李圣天，她们就是6l窟主室东壁门南的第二、三身画像及题名。此后，，曹议金续娶索氏，生子元深；又娶宋氏，生子元忠及四女。于阗国王李圣天自娶张议潮之女为皇后后，大力推进“汉化”，政治、宗教、习俗都按内地中央王朝的制度和生活方式行事；并且在西域“夜郎自大”，自称为“大朝大于阗国大政(正)大明天册全封皇帝”。李圣天与曹议金之女生有三子，长子德从、次子从连、三子琮原，他们都曾东至瓜沙，莫高窟的遗物中留有他们的名字。德从太子的于阗姓名为尉迟·舒拉(Vijaya Sura)，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他多封给舅舅曹元忠的信件。

　　于阗王李圣天不但在国内大力倡导信仰佛教，而且还征凋大量资金，在莫高窟中修凿洞窟。第98窟有以下画像和题记：

　　甬道北壁供养人像列西向第一身题名，高l?4、宽13厘米：

　　故外王父前河西一十一州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支度、营田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食邑二千户，实封伍伯户……节授右神武将军、太保、河西万户侯、赐紫金鱼袋、上柱国南阳郡张议潮一心供养同列第三身题名，高160、宽14厘米：

　　敕归义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支度、营田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兼御史大夫、守定远将军、上柱国钜鹿郡索讳勋一心供养甬道南壁供养人像列西向第一身题名，高170、宽16厘米：

　　河西陇右伊西庭楼兰金满等州囗囗囗囗观察囗……授太保，食邑囗囗户……万户侯、赐紫金……

　　主室东壁门南侧供养人像列北向第一身题名，高169、宽13厘米：

　　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大明天子……即是窟主

　　按：甬道南壁第——身供养人像的题名虽然残缺，不知其人姓名，但是根据残余的职衔，对照莫高窟第100窟甬道南壁西向第一身供养人题名：“故敕授河西陇右伊西庭楼兰金满等州节度使、检校中书令……大……讳议金”，可知他为曹议金。曹议金首娶张氏，为张议潮之侄张淮深之女，因此，张议潮是曹议金妻子的祖父辈，是曹议金的外祖父辈。所以题名称张议潮为“外王父”。曹议金三娶索氏，为索勋之女，故而又将岳父索勋的像画在显要的位置上。由题名可知，98窟应是曹议金主持开凿的。从于阗王李圣天的题名有“大宝于阗国”，而后晋天福三年(938)，李圣天始被封为“大宝于阗国王”来看，此窟应修于天福三年至天福五年之间。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圣天题名之后，明确标有“即是窟主”四字，可见此窟一定是于阗王李圣天出资，由岳父曹议金主持开凿的。

　　自从曹议金的次女嫁为于阗王李圣天的皇后之后，双方的政治往来和经济交流就空前频繁起来。据敦煌研究院收藏的《酒帐》残卷可知，在半年的时间里，于阗国就曾向归义军曹氏遣使四次，而且住留的时间很长。有关归义军曹氏遣使于阗的记载，在敦煌遗书中更是不胜枚举。即使如此，曹议金还要在佛事祈祷时虔祝“于阗使人，往来无滞”(见敦煌遗书P．2704《曹议金疏》)。

　　四、有关刘再升出使经过的推测

　　根据上述资料，我们不难作出有关刘再升出使经过的合理推测：

　　早在后唐初年，刘再升就曾以归义军曹氏使者的身份，出使过汴梁，对内地中央王朝及道路交通的情况比较熟悉。天福三年(938)，后晋册封于阗王李圣天的使者张匡邺经过沙州，继续西进时，曹议金又以刘再升为出使于阗的使者，与张匡邺一伙同行，既完成伴送的任务，也达到了看望曹议金次女——于阗皇后的目的，还实现了归义军曹氏与于阗国政治交往的需要。后晋使者张匡邺虽然受到了于阗王的“责诮”和“以邀誓约”的不礼貌招待，对岳父派来的使者刘再升，于阗王却十分信任，必须予以热情的接待。当张匡邺等事毕东归时，于阗国出于礼节的需要，应当派遣一名谢恩使随后晋使者同行。由于归义军曹氏与于阗特殊的亲密关系，于阗王李圣天选中了富有出使中央王朝经验的刘再升，当即以他为都督，让他充当出使后晋的使者，与张匡邺等一起返回沙州。当时正遇曹议金死后的第一个忌辰，刘再升除了向新任的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德回禀出使于阗的经过外，还与后晋使者张匡邺及其他归义军官员一起举行了曹议金忌辰的祭祀活动，张匡邺还为此出资抄写了一批佛经，舍人沙州各寺院中。事后，刘再升又与张匡邺一起东行，沙州刺史曹元深和瓜州刺史曹元忠又乘机派遣使者，跟随刘再升一起前往后晋朝贡。刘再升一行于阗使者、张匡邺一行后晋使者、曹元深、曹元忠所遣——行归义军使者同于天福七年十二月到达后晋都城汴梁。

　　以上推测有许多可靠的史实为依据，应当是可信的。

　　由此类推，我怀疑天福二年(937)到汴梁进贡的于阗使者马继荣、张再通、吴顺规也曾是归义军曹氏属下的官员，他们或则陪从曹议金的次女出嫁到于阗，为李圣天所信任，长住于阗为官；或则象刘再升一样，原为归义军派往于阗的使者，又受李圣天的信任，被派充为于阗向后晋朝贡的使者。深人探索敦煌的汉文和于阗文遗书，很可能会发现这方面的证据。（摘自《敦煌研究》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