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秧偈”小考

　　“插秧偈”小考

　　张子开

　　―――――――――――――――――――――—————――――――――――――――――――

　　提要：至少在元末明初即已出现的 “插秧偈”，在世间流传的过程中，其作者问题开始罩上了迷雾，其内容也出现了变异。本文根据历代典籍的相关记载，对该偈的演变源流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并论及了其所蕴含的意义。

　　主题词：插秧偈 布袋和尚 五代 高峰原妙 弥勒信仰

　　――――――――――――――――――――――――――――――――――――――――――――

　　载《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3期，第47-50+55页

　　中国佛教僧侣在唐代以前即有农耕传统，衲子们过着亦禅亦农的生活。这种传统且一直延续了下来，并在僧人们的行迹或化语中留下丝丝痕迹，令人倍感亲切活泼。目前仍然在佛教界广泛流传的“插秧偈”，即是这类化语的代表之一。笔者于2002年访问台湾中台禅寺时，幸得赠送寺方组织演唱并编辑出版的《禅诗音乐组曲》（2002年典藏豪华珍藏版）光碟，光碟的第一首即为“插秧偈”；此后，恭聆该清新醒人、穿透力极强的偈子，遂成为自己在四川大学开设的全校文化素质课《佛教文化概论》的保留程序之一，次次皆颇受学子们欢迎，并成为他们课程作业的主要讨论点之一。

　　然而，在反复拜听“插秧偈”时，逐渐察觉该偈缠绕着一层薄雾。故现略作考证，期以见出“插秧偈”的历史本来面目。

　　一、“插秧偈”的作者问题

　　“插秧偈”的归属，有着几种不同的说法。

　　中台禅寺版的“插秧偈”，标曰“高峰老人”。

　　高峰老人，即高峰原妙（1238～1295）。生活于南宋至蒙元之世。本苏州吴江人，俗姓吴。于北磵参云岩钦而得法。元代上西天目山，在张公洞足不出户而达十余年。其墓现尚存于西天目山上。其化迹见于祖雍《行状》、家之巽《塔铭》、《高峰原妙禅师语录》、《高峰原妙禅师禅要》（《高峰和尚语要》）、《莫干山志》、《续稽古略》、《续灯存稿》、《祖庭指南》等。②虽然无论西天目山还是其他高峰曾经住过之地，皆可种植水稻③，但查现存原妙之语录，并不见有“插秧偈”所示之法语也。

　　元末明初昙噩撰《明州定应大师布袋和尚传》后附广如《布袋和尚后序》，首次明确了该偈是布袋和尚之作：

　　师受田家斋。问道。答曰：“（牛）[手]揑青苗种福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成稻，退

　　步原来是向前。”④

　　另外，此偈又见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奉化戴明琮所撰《明州岳林寺志》卷三。

　　昙噩（1285～1373），本为禅宗临济宗僧。浙江慈溪人。少年时学习儒家知识，长而礼浙江奉化广法院良公为师。后往长芦之雪庭传公处剃染。参谒临济宗大慧派元叟行端（1254～1341）而大悟，终嗣其法。先后驻锡四明咸圣寺、慈溪开寿寺，并创办了瑞光院。其化迹见于《六学僧传序》、《南宋元明僧宝传》卷十、《增续传灯录》卷四、《佛祖纲目》卷四十一、《五灯严统》卷二十二及《宋学士集》卷三十三等。⑤撰《明州定应大师布袋和尚传》时的身份，据传后所题“前天台国清禅寺住持无梦沙门昙噩撰”，当是从住持位置上退下来的时候吧。至于广如，其时代略后于昙噩。

　　也就是说，“插秧偈”最早在元末明初即被视为布袋化人之作了。

　　布袋和尚，即契此（？—916）⑥。生活于唐末五代的浙江沿海一带。生平、俗家姓名并不详。“契此”乃自称，又号“长汀子”。因行乞时常以一布袋自随，故人称“布袋和尚”。无寺无家，四处周游，其行迹异于一般僧人，据说还有神通。故民间多崇拜之，视为弥勒化身。日本也将之作为七福神之一。化迹尚见于《宋高僧传》卷二十一、《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七、《五灯会元》、《佛祖统纪》卷四十二、《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九、《指月录》等。《全唐诗》未录契此诗作。陈尚君《全唐诗补编·全唐诗续拾》卷四十五从历代典籍中撷拾其作品若干，其中即有“插秧偈”，不过并未署名而已。⑦《全唐诗补编》所辑，亦源于《明州定应大师布袋和尚传》附广如《布袋和尚后序》。

　　这种观点，佛教界后来多持之。如星云法师《禅师与禅诗》一文即说：

　　当我们走到寺院门口，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大腹便便、背着一个布袋子的和尚，我们都称他为弥

　　勒佛。实际上，弥勒佛的法像不是如此，那个心宽体胖、笑容迎人的是布袋和尚，也是这首诗的作

　　者。依照我国传统的想法：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化身的，时常背着袋子在社会各阶层行慈化世。有

　　一天，当他跟农夫在一起工作时，心有所感，因此做了这一首诗。⑧

　　然而，到明末冯梦龙（1574-1646）时，社会已经不甚明了该偈的作者了。冯氏著《警世通言》⑨第二卷《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于卷首有云：

　　如今说这庄生鼓盆的故事，不是唆人夫妻不睦，只要人辨出贤愚，参破真假，从第一着迷处，

　　把这念头放淡下来，渐渐六根清净，道念滋生，自有受用。昔人看田夫插秧，咏诗四句，大有见解。

　　诗曰：“手把青秧插野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稻，退步原来是向前。”

　　“昔人”云云，显然冯氏并未明了其作者也。

　　清刘於义等监修、沈青崖纂《[雍正]陕西通志》卷四十五《风俗·时令》引《城固县志》，更称“插秧偈”是民间谚语：

　　小满前后，农各栽秧。谚曰：“手执秧苗挿野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浄方成稻，退步原

　　来是向前。”《城固县志》。⑩

　　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十八《史部二十四》：

　　《陕西通志》 国朝署理陕西总督、吏部尚书刘於义等监修。陕西旧《通志》为康熙中巡抚贾

　　汉复所修，当时皆称其简当。而阅时既久，因革损益，颇不相同。雍正七年，敕各省大吏纂辑《通

　　志》，陕西督抚以其事属之粮储道沈青崖，青崖因据汉复旧本，参以明代马、冯二家之书，斟酌增删，

　　成百卷，分为三十二类。雍正十二年，於义等始表上之。陕西省治本汉唐旧都，故纪载较多。如《三

　　辅黄图》、《长安志》皆前人所称善本，而卷帙既繁，异同亦夥，至其隶辖支郡，若绥、葭、凤、兴

　　之类，则又地近边隅，志乘荒略，不免沿习传讹。是编订古证今，详略悉当，视他志之扌奢 扌寻 附会

　　者较为胜之。书中间有案语，以参考同异，亦均典核可取云。[①]

　　可知雍正十二年书已撰成。目前所存，为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也就是说，将“插秧偈”归为陕西城固县[②]的民谚，是在清代初年。

　　查清王穆纂修《[康熙]城固县志》卷三《风俗第三》，确实载有此作，但不称“谚”而呼为“诗”：

　　小满前后，农各治☆亩厶栽秧。有诗曰：“手执秧苗插野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成稻，

　　退步原来是向前。”[③]

　　据《[康熙]城固县志》前后之文义，此诗当描写的是农历四月、五月之间的情形；当时，适处“小满”，即古代二十四节气之一，正当乡间收获小麦等作物，再放水泡田、插秧之时也。

　　总之，“插秧偈”最早见于文献记载，为元末明初昙噩撰《明州定应大师布袋和尚传》后附广如《布袋和尚后序》，且归之于布袋和尚。该偈至少在明末已经在江南地区广泛传播。时至清初，更为陕西人所熟悉。在其流传过程中，其原本出处和作者，逐渐地模糊了，遂有了“昔人”、陕西城固县“谚”乃至“高峰老人”等种种说法。另外，“插秧偈”在其出现的当时及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特定的名称。——这也是本文为该偈加“”而不是《》号的原因也。

　　二、“插秧偈”的异文及内涵

　　在“插秧偈”流传的过程中，不仅其作者身份逐渐迷失，其内容亦且出现了变异。

　　如上所引，广如撰《布袋和尚后序》，所录偈文为：

　　手揑青苗种福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成稻，退步原来是向前。

　　“手捏青苗”，谓插秧时，用手指紧紧捏住秧苗，再深深地插入泥中。“青苗”，即秧苗也。此语至宋代尚在使用。《禅宗杂毒海》卷七载宗杲（1089～1163）之偈云：“一天红日绕东南，自拔青苗插瘦田。布裰半沾泥水湿，归来脱晒竹房前。”此偈又见于《福源石屋珙禅师语录》卷下。“福田”，指寺院耕作之水田。此处意含双关，又指佛教术语“福田”，即能够带来福报之业，如尊敬三宝、孝顺父母、悲悯贫苦者皆是；因其类于农民耕种而可收获，故称为“田”。《祖堂集》卷一《第一祖大迦叶尊者》：“尔时大迦叶告诸比丘曰：‘佛已荼毗，金刚舍利，非我等事。何以故？自有国王大臣长者居士求最胜福田者，自当供养。我等宜当结集法宝，无令断绝，为未来世作大照明，绍隆正法。’”同书卷三《懒瓒和尚》，南岳懒瓒有乐道歌曰：“我不乐生天，亦不爱福田。饥来即吃饭，睡来即卧瞑。愚人笑我，智乃知贤。不是痴钝，本体如然。”“低头便见水中天”，暗喻，谓了生死，彻见自己本性，真正认识自己和宇宙。“水中天”之喻，不但见于教内，儒家亦颇用之，如《朱子语类》卷九十七《程子之书三》：“伊川谓：‘释氏之见，如管中窥天，只见直上，不见四旁。’某以为不然。释氏之见，盖是瞥见水中天影耳。〔方子〕”“六根清净”，插秧时，秧苗从种田拔起后，一般先要被水浸泡，故曰“六根清净”。“六根清净方成稻”，以插入干干净净的秧苗方可长大为稻，喻指凡人须消除无始以来之罪垢，令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清净无杂，始能修成佛道。很明显，“稻”为“道”的谐音；“方成稻”即“见水中天”的境界。“退步原来是向前”，插秧者是一步步地退着插着，而反观其所插好之秧苗，却又是一排排、一行行地逐渐前进，终于铺满了整片水田。

　　通观整首诗偈，修辞手法用得非常自然，农耕与禅意水乳交融，泥土味十分浓厚。表面上看，这是一首完全写实之作，宛如一幅古代农耕图；细而察之，却又句句意在言外，字字皆禅门修持体验。倘若没有插秧的亲身体验，倘若插殃者又并非僧人，断难吟出如此好诗。而上引广如《布袋和尚后序》，却称“插秧偈”是“师受田家斋”时，因田家“问道”而答之语。即便其产生的背景果真如此，契此先前也一定干过农活吧。

　　冯梦龙不但称这是“昔人看田夫插秧”而作，仿佛作者是与农业生活毫无关涉者，且所“咏诗四句”也有了变化：

　　手把青秧插野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稻，退步原来是向前。

　　“手把”者，抻手握住也。若握竹竿或长枪一般攥住秧苗，实显笨拙，且难于插之。将“青苗”改作“青秧”，也既没有了原来的俗语色彩，又属于多余，——插在水田中的“青苗”当然是秧苗，而不会是麦苗、蒜苗什么的。实际上，冯氏书改用“青秧”，盖因“青秧”乃明代习语也。明文琇集《新增续传灯录》卷五：“上堂。‘佛佛禅禅，一犁春雨。万顷良田，远近青秧。漠漠往来，白乌翩翩。画也画不成，举也举不全。佛佛禅禅，新妇骑驴阿家牵。’”[④]明道霈重编《永觉和尚广录》卷二十四《饥馑行》：“去年河伯大为灾，青秧荡尽田如海。蝗虫继起势遮天，掠地伤苗数千里。涕泣号呼不暂停，祀天祷鬼终莫已。更加春雪大如拳，半月霏霏不肯止。” [⑤]《警世通言》将“种福田”变为“插野田”，更是丧失原来僧侣从事农业生产的场面。以“方成稻”替换“方为稻”，亦不高明。显然，冯氏所录出之诗句，经过了文人的“过滤”，与原诗的鲜活而较，已经隔了一层。

　　最初的“插秧偈”更为贴近生活。而自冯梦龙伊始，该偈已经一定程度的文人化了，其修辞色彩、诗情禅意和感染力反倒一步步地弱化。

　　经过文人改编过的“插秧偈”，后世多沿袭之。

　　清刘於义等监修《[雍正]陕西通志》卷四十五《风俗·时令》引《城固县志》之文，亦或是清王穆纂修《[康熙]城固县志》卷三《风俗第三》所载原文，歌辞均作：

　　手执秧苗挿野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浄方成稻，退步原来是向前。

　　仅将“把青秧”更为“执秧苗”罢了；“成稻”仍用《布袋和尚后序》之语。显然，《城固县志》是综合了冯氏和广如所记之文字。

　　中台禅寺《禅诗音乐组曲》所收，其词为：

　　手执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手执”同于《[雍正]陕西通志》，“青秧”同于《警世通言》，但“插满田”则是自具文字。“方为道”更是彻底地把古来流行的“稻”，改为其谐音字“道”了。

　　星云法师《禅师与禅诗》中所用之“插秧偈”，与中台本仅差两字：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即将“执”换为“把”，“六根”更为“心地”。

　　总之，通观古今“插秧偈”版本，其有异文之处仅为偈子的第一、三两句。短短的两句诗，其文字变化的类型却大致达五种：将俗语更为雅言，如“捏”变为“把”、“执”；将古语换为时语，如“青苗”变成“青秧”、“秧苗”；寺院用语替为世俗用语，如“种福田”变为“插野田”、“插满田”；将谐音字更换为所谐之本字，即“方成稻”变成“方为道”；同义词替换，如“六根”变为“心地”。

　　另外，其衍变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从广如《布袋和尚后序》到《[雍正]陕西通志》所引为一个阶段，其特点是：尽管存在着个别文字的不同，但诗偈的民俗味、泥腥味、特别是修辞味仍然保留了下来。中台本和佛光山本为第二个阶段，其特点是：虽然前二句的意像仍然相当明晰，但后二句却已完全直白化，彻底丧失了修辞色彩，原作本来隐含的禅意一步步地、最终完全浮出了水面。当然，另一方面，诗偈的劝喻色彩更为明显，佛教气息加重，已经成为一颗晶莹剔透、充满禅趣的珍珠。

　　至于“插秧偈”所蕴含的深意，星云法师《禅师与禅诗》已经阐述得相当透彻，即：一者，“低头便见水中天”，“就是要我们虚怀若谷低下头来，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二者，“心地清净方为道”，“当我们的身心不再被外界的物欲染着的时候，才能与道相契”；三者，“退步原来是向前”，“从近处可以看到远处，退步也可以当作进步”，“退步也是向前的，退步的人更是向前，更是风光的”，“在功名富贵之前退让一步，是何等的安然自在！在人我是非之前忍耐三分，是何等悠然自得！这种谦恭中的忍让才是真正的进步，这种时时照顾脚下，脚踏实地的向前才至真至贵。”——这就是六波罗蜜之一的忍辱了！

　　三、其它

　　我们说广如《布袋和尚后序》所援引“插秧偈”之可贵，还因为它透露出了作者的修养、信仰或身份。

　　第一句“手捏青苗种福田”，所谓“青苗”者，自有其时代背景。唐朝开元二十五年（737）规定，从王公到一般百姓，都要根据每年每户所种地而造青苗簿。至代宗广德二年（764），朝廷又开始收土地附加税“青苗钱”、“地头钱”；大历五年（770）合而为一，称亦“青苗钱”。唐代还有所谓“青苗使”之官职，如敦煌写本《历代法宝记》即载当时四川之“青苗使吴郁”。与社会制度相应，禅宗人士也使用“青苗”一词，并有“青苗会”之设。《敕修百丈清规》卷七：“五月　端午日。早晨，知事僧堂内烧香，点菖蒲茶。住持上堂，次第建青苗会。……直岁点检，诸处整漏，疏浚沟渠。”[⑥]《百丈清规证义记》卷八：农历五月端阳节后，“是月疏浚沟渠，建青苗会，念诵保苗。僧堂内挂帐。”[⑦]元中峰明本《幻住庵清规》：“五月 初五端阳。二十八日，起青苗经会三日，至六月初一日散。须预备香烛供料，并立疏文，及预出经单。请大众结缘披阅，然后聚其经目，入疏回向。”[⑧]可见，当时禅宗人士须在五月份举办“青苗会”，时间三天，主要是念经，目的乃保住青苗——即保护刚插上去的秧苗也。“插秧偈”所描述的，正是“青苗会”举办之前禅僧插秧的场景也。

　　“插秧偈”的作者契此，历来只知道他生活于五代梁时的明州奉化县岳林寺附近，其师承问题一片茫然。而从“插秧偈”所透露出的信息看，他当属于禅宗人士。晚唐五代不受一般佛教制度所规范、任运而行的禅僧，颇为常见，如“船子和尚”华亭德诚、盘山普化（？－860）等，且皆善于偈颂。[⑨]而且，虽然一般认为禅宗并不信仰弥勒，其实二者还是有着密切关系的，现略举数例。首先，撰《明州定应大师布袋和尚传》的昙噩，本身就是临济宗僧人。另外，敦煌写本《历代法宝记》载，唐久视年间（700），神秀、玄赜、玄约、老安到长安之后，智诜因便奏请归乡，武则天“敕赐新翻《华严经》一部，弥勒绣像及幡花等”，赐物中有“弥勒像”也说明禅宗并不拒绝弥勒吧。再如《赵州录》[⑩]第518则：“因见诸方见解异途，乃有颂：‘赵州南，石桥北，观音院里有弥勒。祖师遗下一只履，直到如今觅不得。’”从谂显然是自比弥勒也。

　　--------------------------------------------------------------------------------

　　② 参考陈垣《释氏疑年录》，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3月第1版，第303页。按，陈氏谓《行状》乃乔祖撰。然查金陵刻经处本《高峰语录》，撰者当为祖雍；祖雍为高峰之小师明初的嗣法弟子。《临济禅藏》“高峰语录卷”，香港：中华佛教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第78叶右、左半叶。

　　③ 笔者于2004年11月6-9日，尝赴浙江杭州临安市西天目山，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中国宗教学会和杭州临安市西天目山禅源寺共同主办、禅源寺承办的“中国临济宗学术研讨会”，并乘会议间隙了解过当地的自然条件。

　　④ 《续藏经》本。按，原本“牛”字，当为“手”之形误。

　　⑤ 参考《佛光大辞典》“昙噩”条。

　　⑥ 参考陈垣《释氏疑年录》，第169页。

　　⑦ 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第1版，第1412页。

　　⑧ 湖南省佛教协会编《正法眼藏》2004年4期，第32页。

　　⑨ 关于冯梦龙及《警世通言》，请参考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所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相关条目。

　　⑩清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第十九叶右。

　　[①]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浙江杭州本，1965年6月第1版，上册，第608页上、中栏。

　　[②]城固县，秦朝即已置。故城在今城固县西北，宋时方迁今地。参考《辞源》（合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月7月第1版，第326页C。

　　[③]清光绪四年（1878）徐德怀刻本。

　　[④] 《续藏经》本。

　　[⑤] 《续藏经》本。

　　[⑥] 《大正藏》48/1155a。

　　[⑦] 《续藏经》本。

　　[⑧] 《续藏经》本。

　　[⑨]参考《唐代白话诗派》中笔者所撰的相关部分。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

　　[⑩]张子开点校本。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