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公案与符号学

　　禅宗公案与符号学

　　禅宗讲“不立文字”，但也讲“不离文字”，然这两者并不矛盾，实际上禅宗是通过“不离文字”，达到了“不立文字”。如果用符号学的理论来说，就是通过语言符号的内在否定，达到了对不可符号化的事物本体的揭示。

　　符号或表现体(representamen)是“某种对某人来说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某一事的东西”，它是“确定另—事物(它的解释者)去特指一个它所特指的对象(它的对象)的任何事物。”(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中译本))这就是说，符号可以代表任何事物，但并不是它本身与此事物有关，而是确定它代表这种事物。符号化是人类所特有的功能，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

　　瑞士语言学家德．索绪尔曾经提出符号是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er)结合的产物。

　　在符号学方面，罗朗．巴尔特(法国当代文艺科学家)是索绪尔的一个强有力的解释者。他在《当代神话》这篇论文中提出，任何符号学的分析必须假定能指和所指这两个术语的关系，即它们之间不是相等而是“对等”的关系。我们在这种关系中把握的，不是一个要素导致另一个要素的前后相继的序列，而是使它们联合起来的相互关系。就语言而言这种音响——形象(能指)和概念(所指)之间的“结构关系”组成了索绪尔所谓的语言符号。就非语言系统而言，巴尔特说，这种能指和所指的“联想式整体”构成的只是符号。他举—束玫瑰花为例。我们可以用它表示激情。这样，一束玫瑰花就是能指，激情就是所指。两者的关系(联想式的整体)产生第三个术语，这束玫瑰花成了一个符号。我们必须注意：作为符号，这束玫瑰不同于作为能指的那束玫瑰；这就是说，它不同于作为园艺实体的一束玫瑰花。作为能指，一束玫瑰花是空洞无物的，而作为符号，它是充实的。使其充实的(用表示行为)是我自己的意图和社会的常规及渠道的本质之间的结合，这种常规和渠道为使我们达到目的提供了—系列的手段。虽然我们挑选的范围广泛，却是惯例化的，因此是有限的，它提供了一套复杂的表示方式：

　　“……举一块黑色的鹅卵石为例：我们可以使它以几种方式表示，它是纯粹的能指；但是如果我用一个确定的所指来衡量它(例如，关于死刑的无记名投票表决)，那么它就成为一个符号。”(巴尔特《神话学》)

　　从符号的象徵的功能中，从所谓的能指与所指中，我们还可以引申出语言符号的认知系统和非认知系统。语言是用来交流的，但仅此是不够的，因为要沟通交际，首先就要有所得。相对于主体的“所得”，语言有它的内功能，在“所得”的基础上，才会有交际，即语言的外功能。语言的内功能中有认知功能和非认知功能。

　　语言符号的认知功能系统就是：运用语言帮助我们把握外部世界，其一是记述事实，其二是推求事理。一个语句假如被用来描写或记叙该语句以外的事实，则这—语句就起记叙事实的功能。叙事型的历史书、人物年谱、人事记、实况录像、消息报道等等，就属于这种情况。

　　在科学研究中常常涉及归纳、演绎、综合、分析等工作，从一些已知的命题中推求出另一些未知命题。在这个时候，语言符号就不是记叙事实，而是推求事理。

　　和记述事实、推求事理所形成的认识语言符号系统相对，还有一个语言符号系统——非认识语言符号系统。

　　这主要是指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文学语言。它的主要功能并不是让我们精确地认识某事某物的形状和性能，而是让我们进行超越物象的无限的文学想像。正像我们刚才所举的例子那样，文学用语言来写玫瑰，并不是像我们在语言的认知符号系统中那样，认识到玫瑰是植物名，蔷薇科，落叶灌木，茎密生锐刺，羽状复叶……而是表现比天空更浩瀚的心灵宇宙。

　　北岛诗云：

　　是她，抱来一束白玫瑰

　　用睫毛掸去上面的灰尘

　　那是自由写在大地上

　　殉难者圣洁的姓名

　　这里的白玫瑰，只能使我们从白玫瑰的洁白中联想到一个无限纯洁、无限广漠的悲壮——为自由而殉难的烈士高洁的灵魂，而不能使我们囿于对白玫瑰的性状的认知上。如果说“玫瑰”这个音节的声音，文字是一个能指，玫瑰的实物是一个所指的话，那么，在文学语言中，纯粹语言意义上的所指“玫瑰”，就变成了文学语言意义的能指，而它代表的文学性，则是它的所指。因此可以说文学语言符号与认知语言的根本不同在于，认识语言符号往往是单纯的能指、所指，而文学语言符号则是双重的，甚至是多重的能指和所指。

　　禅宗中的所有公案，几乎都是在认知符号系统中，通过非认识符号的解答，形成一种否定关系，从而揭示了禅的本质——本体的不可符号化。如《禅宗无门关》中有如下的公案：

　　赵州因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

　　州云：“庭前柏树子。”

　　无门曰：“若向赵州答处见得亲切，前无释迦，后无弥勒!”

　　颂曰：“言无展事，语不投机。

　　承言者丧，滞句者迷。”

　　这桩公案就是通过认知符号系统和非认识符号系统构成的否定结构，告诫人们，不能按照语言的认知逻辑结构走向下去，所以“承言者丧，滞句者迷”。“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提出的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它所要求的回答是叙事的、逻辑的，它所需要的语言的所指是绝对单纯的，而赵州的回答“庭前柏树子”是象徵的、情绪的、想像的，它的所指是无限多重非认知的，因此也是对问题本身的否定。如果赵州直接否定了僧人的问句，说：“你这个问题提得不对”，那就承了言，滞了句，言外之意就成了这样：禅的本体可以用符号化的语言认识，只是语言用得不对。而这种否定，是一种结构上的否定，语言如果丧失了结构也就失去了意义，这是一种“语言的崩溃”，崩溃之后留下来的是被语言掩盖的事物的本体，它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但“说一字即不中”。

　　这种认知符号系统和非认识符号系统构成的否定语言结构，存在于禅宗五宗的各种公案与对话之中，而诗作为非认识符号系统最典型的语言方式，被禅师们大量采用。这也就是六祖慧能进行的佛教革命，也正是因为这个革命，它使对本体的兀兀独坐、冥心空枯的追求，变成了对色彩斑斓的生命的活生生的体验，而诗在这个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作用。六祖慧能以后的各种禅宗语录，可谓“佳句纵横不废禅”，各种僧诗以及世俗诗人的诗作被大量运用在禅的修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