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华：我们护送班禅大师返回西藏

　　鲁华：我们护送班禅大师返回西藏

　　作者： 孙雅莉

　　在广袤的藏区，“天上的太阳、月亮，地上的达赖、班禅”的民谚深入人心，同为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继承人，达赖、班禅互尊长师幼徒之仪，在藏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但到了民国初年，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却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和平共处了。九世班禅出走内地，最后圆寂于青海玉树。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第5条“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的规定，中央决定派部队护送当时留住在青海塔尔寺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及其全部随从人员，返回西藏。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为了重温这段历史，记者特地走访了当年护送部队负责人牙含章的遗孀，也是亲身参加了护送任务的鲁华，请她带着我们在记忆中重走这段艰难的旅途。

　　鲁华：我们护送班禅大师返回西藏

　　准备进藏，周总理作出重要指示

　　鲁华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是从1951年的秋天开始的。当时她年仅22岁，是正在筹备中的中共西藏工委驻兰州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生完第一个孩子，刚休完产假。

　　“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去的，首先要接受严格的体检，通过后还要接受一个月的各种培训，包括骑马、射击等。我因为年轻，身体好，所以这些都不在话下。”鲁华能够参加进藏行动，还有一个原因是她身为牙含章的夫人。牙含章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1916年生于甘肃和政县，年轻时曾在著名藏传佛教寺院拉卜楞寺、哲蚌寺里学习。抗战爆发后，他辗转到达陕北，在陕北公学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积极投入到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1951年，牙含章在任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期间，被中央选调为驻班禅行辕助理代表，直接参与护送班禅大师回藏事宜。

　　牙含章（右前）与带队的藏族老乡在一起

　　其实，筹备班禅大师回藏一事，从1951 年初就开始了，这一点可以从鲁华给记者提供的牙含章的有关回忆文章中得到证实。根据牙含章的记述，为了护送班禅大师返藏，早在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谈判开始以前，中共西北局统战部长汪锋、范明和牙含章就曾专门前往北京，同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起商议有关事宜。

　　李维汉在这次讨论上指出，西北军区的任务是配合西南军区准备接收后藏。中央正在考虑成立西藏军政委员会，作为成立西藏自治区的过渡。军政委员会主席由中央的一位领导人兼任，达赖、班禅和西藏工委负责人担任副主席。李维汉强调西北军政委员会也要注意争取达赖，认为由西北军政委员会派代表驻班禅行辕比较适当，如果由中央派代表，可能刺激达赖方面。并提出要给班禅大师配备一个警卫营，对班禅行辕中国民党派进去的特务进行清理。

　　为了做好班禅堪布会议厅内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后来经中央批准，从山西调来梁选贤任堪布会议厅副秘书长，秘书长仍为拉敏·益西楚臣。

　　1月31日，周恩来总理也接见了牙含章等人。周恩来指出，中央答应班禅的事，如派干部和卫队等，3月底前一律办完。将来进藏时可以分为若干梯队前进，现在要做的是必须马上准备驮畜和粮秣。周恩来又说：“你们行动时，要和西南进藏部队通电报联络，可以找杨尚昆同志另要一份密码。出发后，第一梯队即归十八军指挥。进藏以后，可能统一归西南局领导。”

　　关于成立西藏军政委员会一事，周恩来又指示：“外交干部将来可以从驻印度大使馆抽一名去西藏工作（后来从该使馆调杨公素为西藏外事处处长），宣教干部另外找，边疆干部待遇应研究另定。”汪锋插话说：“苏联西伯利亚干部的待遇比内地高一倍。”周恩来说：“我们不必那样，看需要定。干部的家属，西藏解放后再送去。准备工作要赶在3 月底完成，责成西北局和西北军区负责，将来完成不了要唯他们是问。”

　　根据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准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调集干部，领取经费，采购各种物资，配备武器弹药，组织医疗队、电台和电影队等等。因为这些问题都得由中央各有关部门协同解决，为此，李维汉曾几次召集会议，与有关部门协商，最后向周恩来报告，由中央作出决定。

　　1951年8月28日，由堪布会议厅代表札萨(该厅最高文员)计晋美和范明、慕生忠(原西北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长)带领一部分人组成先遣部队，先从西宁前往拉萨。他们于12月1日到达拉萨，同张经武、张国华和谭冠三等会师。12月19日，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宣布成立，委员包括张国华、范明、牙含章等11人。

　　计晋美等到拉萨后，即与西藏地方政府商议班禅返藏的有关事宜，主要就恢复班禅的职权和地位，归还他原辖地区等问题进行讨论。为此，达赖喇嘛专门致电表示欢迎，并同意班禅和护送部队进抵西藏境内以后，沿途由西藏地方派“乌拉”（即差役）解决运输问题。班禅复电致谢，同时以班禅堪布会议厅名义，向班禅原属地区僧俗官员和群众发电报，要他们积极做好欢迎班禅回扎什伦布寺的各项准备工作，号召他们在准备工作过程中和达赖的官员搞好团结。

　　此时，留在西宁的牙含章等人也是积极地做好各项行前准备，等待择日启程。牙含章所率领的这一路进藏部队共约2000人，对外的正式称呼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独立支队，包括进藏干部、卫生部派遣的医疗队、文化部派来的电影摄影队、西北军区调拨的通讯电台以及警卫部队。班禅行辕的人员，包括官员、家属和卫队等，共400多人。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所需物质也非常可观。由于当时公路只通到青海中部的香日德(今都兰)，在这以后只能使用驮畜运输，因此需要大量的牛马骆驼。独立支队向甘肃民勤等县的农牧民租用了约3万余峰骆驼，组织了庞大的骆驼运输队。向青海都兰县等地的蒙古族和藏族牧民租用了约8000头牦牛。另外，还调拨了4000余匹军马，供所有人员骑乘。由于是长途行军，所以每人要配备两匹马，并备有200头骡子，专供抬担架使用。

　　1951年11月27日，中央统战部秘书长童小鹏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他告诉牙含章，中央的意见是希望班禅在年内由青海起程回藏，问有无困难？牙含章答复物资准备工作虽已大体完成，但是按一般惯例，冬天不适合在青藏高原上行军，不知班禅方面是否同意，须征求他们的意见以后才好决定。经过向班禅大师请示，班禅大师完全同意在本年内启程。并说12月19日是个吉祥的日子，如中央同意，他就给十四世达赖喇嘛发电报，告知起程的日期，西藏方面也好准备“乌拉”。经请示批准后，决定1951年12月19日为十世班禅大师从西宁启程回藏的日期。

　　“半游牧生活”与穿越风雪唐古拉

　　12月19日，青海各界在西宁城的西门外搭上帐篷，按藏民族的仪式，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十世班禅大师启程返藏大会。中共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习仲勋和青海省人民政府、省军区领导人，塔尔寺的喇嘛与西宁市汉、回各族各界市民共约１万余人参加了大会。会后，班禅大师及其亲属、行辕的全体官员，在牙含章等人的护送下分乘多辆汽车，从西宁出发前往香日德。

　　香日德是青藏线上的重镇，是前往西藏的交通要冲。大队人马在香日德停留了将近一个月，在这里又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如分配骡马、骆驼、牦牛、帐篷、炊具、口粮、马料等等。因为从香日德一直到西藏拉萨附近都是牧区，当时正值严冬，沿途牧民很少，按照鲁华的说法，“如果碰上人，基本上就是土匪，”就是拿出大洋也买不到多少东西，必须带足食物。

　　牙含章与鲁华在帐蓬中

　　队伍在香日德停留期间，听到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说是唐古拉山下了大雪，雪封了山。当地群众的传统说法是：“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雨淋头；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学狗爬。”这一路上要走三四个月，正是“雪封山”的季节。据说“雪封山”时人马根本过不去。牙含章把这个情况如实向中央、西藏工委作了反映。周恩来和李维汉回电说：如果雪封山的情况属实，可考虑在香日德停留下来，等到次年夏季再走。看来中央虽然希望班禅大师早日返回西藏，但对班禅大师的安全非常重视，不希望冒险前进。但是，如果—住半年的话，给养将成为很大问题。特别是停留这么长时间，势必贻误时机，关系重大。这里又离唐古拉山很远，往返要花几个月的时间，也不可能派人前去侦察确切情况。

　　在这样相当复杂的情况下，牙含章等人经与堪布会议厅反复研究，堪布会议厅提出可以走“三十九族”（地名）一线，绕过唐古拉山，虽然多走一个月的路程，但是同样能进入西藏。最后，双方决定采取这—方案：队伍继续行进到唐古拉山前，如果发现大雪封山，就绕“三十九族”前进；如果没有封山，就径行穿山而过。这—方案很快得到中央和西藏工委的批准，队伍继续前进。1952年1月中下旬，队伍从香日德启程，分成若干梯队陆续向青海草原进发。

　　“队伍里面是没有闲人的，我们分成几个组，各自担负一定的工作。人骑在马上，驮载大量给养、装备的运输工具是几万头骆驼、牦牛和骡子。这几万头牲畜每天要吃草，因此我们这次进藏，实际上过的是半行军半游牧的生活，每天走半天路，放半天牧。早上天不亮就起来，做早饭，卸帐篷，备马鞍，随即列队上路。走到中午，选择有水有草的向阳坡地或平坦高地，建立宿营地，埋锅做饭。做饭前有两件重要的准备工作：一是当时已届隆冬，河川冰冻，只能收集冰雪融化成水，供应煮饭和饮用；二是在草原上捡干的野牛粪做燃料。这两件事工作量很大，几乎人人动手，大家都要参与进来。午饭以后，由专人放牧众多的牲畜。大家再为晚饭和第二天的早饭出去捡牛粪。”

　　护送队伍中有5位女同志，鲁华和一个叫黄钧的上海姑娘负责宣传组的工作。“我们当时有一台收音机，每天吃过晚饭，别人都开始休息了，我们才开始工作。我们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口语新闻广播，经过编选，到第二天午饭后再挨个帐篷口头传达给全体人员，以便大家了解西藏、全国和国际上的大事，使大家不脱离政治。这是当时的主要的政治思想工作之一。”

　　“护送部队中的党员有临时党委，团员有临时团委。—星期过一次组织生活，表扬好人好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是团员，经过这次护送任务的考验，到达拉萨后才入了党，这是后话。”鲁华说道。

　　1952年2月底，在寒风凛冽的高原上跋山涉水走了一个多月后，独立支队来到了唐古拉山前。大家惊喜地发现，唐古拉山并没有被大雪封住。山上虽然覆盖着几十厘米厚的积雪，但人马是可以通过的。

　　唐古拉山横亘在青海和西藏之间，独立支队将要通过的唐古拉山口，最高处达海拔5800多米。“过唐古拉山是我们这段行程中最为艰险的经历。山上到处冰天雪地，酷寒逼人。两只脚冻得实在难熬，高山缺氧更使人受不了，人人头昏脑胀，脑袋疼得好像快要炸裂一般，胸口也似压着千斤重担喘不过气，两腿更是虚软得挺不起脚来。牲畜也因为缺氧，嘴里喷着白沫，晃晃悠悠迈不开步子。再加上雪山缺草，牲畜又冻又饿，体力消耗非常大。骆驼和马匹走着走着，一下子扑倒在地，就再也起不来了。在低空盘旋的兀鹰一看见骆驼倒下，马上成群飞来撕食整头骆驼。在过唐古拉山的短短几天时间内，大批骆驼、马和牦牛死于这种无比险恶的自然环境之中，沿途留下一堆堆牛马骆驼的骸骨，连绵不断，成为唐古拉山艰险旅程的路标。由于山上又冷又缺氧，越停留越危险，队伍必须整个白天都要赶路。晚上宿营时，帐钉插不进坚硬的冰层，只能凑合着用石头压住帐篷边，架起帐篷。做饭就靠进山时驮来的—点干牛粪。大家是豁出命去，只用了７天时间，就通过了唐古拉山天险。”

　　过山以后，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西藏工委立即发来电报，习仲勋也以个人名义发来电报，热烈祝贺独立支队胜利、安全地越过这座大雪山，大家受到很大鼓舞。“这是进藏道路上和大自然做的最为艰苦的斗争，我们闯过去了，取得了胜利，但是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拉骆驼的老乡死了数十人，干部也牺牲了好几个，大都是体质较弱的人。骆驼死的最多，大约有上万峰，马和牦牛也死了相当—部分。只有骡子因为体格壮，耐力强，又每天喂料，只死了1头。”

　　“金珠玛米”(解放军)和“嘉沙巴”(新汉人)

　　经过唐古拉山口以后，即入西藏境内。几天以后，独立支队来到安多麦马游牧部落境内，见到了西藏地方政府派来欢迎的官员。他们以四品僧官堪穷和四品俗官任木西为首，一行共10余人。他们向班禅大师敬献哈达，说明代表达赖和嘎厦前来欢迎，再往前行即由他们下令向沿途牧民派“乌拉”差役，支应班禅大师和护送部队前行。从这里起，一路上才断断续续地出现藏族牧民的帐篷和牲畜。

　　进藏以后，独立支队到达的第一个重镇是黑河。这是一处草原市镇，当时约有几百户人家，两座寺庙，市镇内有一些小商店出售日用品，大部分是英国货和印度货。

　　参加护送任务的战士们

　　西藏地方政府在黑河设有那曲基巧(黑河总管)，相当于内地的专员公署。基宗一僧一俗，两人都是四品官。他们和当地的活佛、喇嘛以及附近的牧民共约上千人前来欢迎。牙含章代表人民解放军拜访了基宗和活佛，赠给他们藏汉文合璧的《十七条协议》和许多宣传品以及砖茶等礼品。又给喇嘛庙放了布施，每人一枚银元。

　　在黑河期间，独立支队接到了西藏工委的电函，得知当时拉萨发生了严重的政治斗争。两个司曹(代理首相，一僧一俗)策动组织了一个伪人民会议，纠集约4000人包围了中央代表张经武的住处，提出了反动的要求——要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司曹命令拉萨朗仔辖(市政府)的莫本（市长)和拉萨附近各宗的宗本，严禁向人民解放军出售粮肉等一切食物和干牛粪等燃料，扬言如果解放军不走，就把他们饿死在拉萨。针对他们的反动气焰，中共西藏工委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张经武亲自去见达赖，指出伪人民会议是反动组织，必须立即解散。并提出要将在幕后进行策划的两名司曹立即撤职，限于数日内答复。同时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任命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为军区司令员，十八军政委谭冠三为军区政委，阿沛·阿旺晋美为军区副司令员。命令人民解放军为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变，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当时到达拉萨的解放军先遣支队虽然只有1000多人，但是他们是久经考验的精锐部队，战斗力很强，充满应付事变的信心。

　　当时西藏工委将这种情况立即报告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党中央考虑到西藏的客观实际情况，为了缓和汉藏民族关系，缓和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利于进藏部队站住脚跟，因而决定暂缓成立西藏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同时决定争取早日修通从四川到拉萨的川藏公路，命令第十八军指战员投入修路工程。

　　西藏工委将上述情况一一及时电告独立支队。为此，牙含章等和堪布会议厅一起开了紧急会议，传达工委指示，安排了应付可能发生事变的各种具体措施。并向全体人员传达拉萨的情况和工委的指示，提醒大家要有思想准备，做好战斗准备，外出要携带武器，结伴同行。因为做了这些准备，所以在黑河没有发生请愿、游行、示威等针对进藏人员不友好的行动。在拉萨，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西藏地方政府以达赖的名义下令撤了两名司曹的职，解散伪人民会议。西藏政治形势开始缓和，于是工委下令独立支队继续向拉萨前进。

　　经过极其艰苦的长途行军，独立支队到达黑河时，3万余峰骆驼已死去大半，牛马也死了许多。因此，独立支队从黑河出发时，不得不雇用藏族牧民的牛马，以补充驮畜。除了支付报酬以外，独立支队还给牧民们免费治病，送给他们许多宣传品，对他们平等相待，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而赢得了牧民对人民解放军的信任。他们称独立支队为“金珠玛米”(解放军)和“嘉沙巴”(新汉人)。

　　久别29载，班禅平安重归日喀则

　　1952年4月12日，独立支队护送班禅大师平安抵达拉萨。从1951年12月18日离开西宁算起，在路上走了将近4个月，行程近2000公里。

　　班禅大师到达离拉萨38公里的吉日时，西藏工委派副书记范明，军区派参谋长李觉等前来欢迎，并且一起研究了进入拉萨后需要注意的事项。

　　班禅大师到达拉萨的时候，西藏地方政府在郊区搭起帐篷，举行了传统的欢迎仪式。噶厦的噶伦(大臣)等重要僧俗官员在帐篷内向班禅大师献哈达，以示欢迎。然后以藏军军乐队为前导进入市内，居住在大昭寺中预先布置好的行辕里。

　　第二天，班禅大师前往布达拉宫拜会达赖。自从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失和以后，班禅逃入内地29年(1923年至1952年)，至此才重新恢复了双方的友好关系，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问题得到了解决。由于范明和计晋美先行至拉萨协商，所以关于恢复班禅固有的职权和地位，接收被达赖集团侵占的原班禅管辖地区等问题，在这以前已经商议妥当，没有再多费周折。班禅大师在拉萨住了1个多月，5月启程前往离别了将近30年的扎什伦布寺。

　　在班禅大师离开拉萨以前，西藏工委向中央汇报了班禅大师返回扎什伦布寺的准备情况。中央指示要牙含章继续护送班禅大师直到扎什伦布寺，并在那里居住一段时期，协助班禅大师等人办好各项事宜，然后再回拉萨。

　　班禅久别日喀则29载，现在重新归来，各地属民前来欢迎的多达五六万人。他们有些人步行数十里，有些人甚至跋涉几百公里，前来扎什伦布寺。有的牧民赶着牦牛，带着帐篷，已在日喀则等了一个多月。日喀则市区到处挤满了迎接班禅大师归来的男女老幼。当班禅大师等进城时，群众情绪激昂，有些人由于过于激动甚至嚎啕大哭。

　　扎什伦布寺的喇嘛和日喀则的市民们，自发地用红布或红纸做了许多五星红旗，到处红旗招展。这些红旗上的五星虽然做得五花八门，很不合规格，但却体现出当地藏族人民自发的爱国热情。在扎什伦布寺的每一处经堂和僧寮中，还高挂着毛泽东主席的画像，充分表现出全寺广大僧众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

　　鲁华进藏后，一直在西藏工委工作到1953年。“当时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周年，中央统战部指示西藏工委组织有达赖和班禅双方共同参加的统一的观礼团去北京参加国庆活动，我才带着只有8个月大的儿子离开了拉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