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海成：纪念周绍良先生

　　凌海成：纪念周绍良先生

　　一

　　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１日下午３时，周绍良先生离去了，米寿８８岁。

　　一个多月前，绍良先生曾伸出两根手指，告诉儿女，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只有两个月了，但随即又改为一根手指——一个月。果然，正好一个月！

　　７月上旬，先生从寓所通州旭日花园别墅进城吃了一顿饭，回来后没几日便突然发病，住进人民医院。近年绍良先生多次因病住院，但都转危为安，康复出院。此次病势凶猛，被医生直接安排住进重症监护室，亲友们只能通过屏幕探视病中的老人。

　　我定于７月２５日去甘肃拍摄石窟，临行惶然，担心我不在的这些天里，老人家会突然离去。但先生病情己稳定，时而茫然四顾，像在寻找亲人。医生怕他孤寂伤身，就将他从重症病房转到普通病房，这样亲人与看护就可相伴左右了。见此情景，我心稍安，便匆匆启程去甘肃。仅用十天，我把陇南千余张照片带回，卸下行装去看先生。老人身上插了很多管子，嘴里还衔了吸痰器。老人听到我的呼唤，睁开眼睛寻找，目光虽有些迟滞，但还是伸出手来与我相握。在半个多小时中，竟一握再握三握！周老的手依然那样绵软，这与疾病无关，他健康时便是如此。这手与我９３岁老父的手何其相似！我父亲就是常常要和我相握的。我知道，风烛之年在与晚辈一握之间能获得多少慰藉！与先生朝夕相处５年的护工小张，是个忠诚善良的小伙子。他对我说，周老重病之中虽口不能言，心中尚还清楚，夜深人静之时，常握了小张的手流泪。叹无常迅速，哀生命须臾，乃人之常情。未了之事，已难回首，但望能无牵挂。半迷半醒之中，周老曾命人准备纸笔，先后写下两张纸条。一张八个字：“轮椅，快点，来不及了！”另一张三个字：“周绍良”。前者恐要赶往某地，催促启程。是不是西方净土呢？后者大约是在挂念即将出版的《周绍良文集》。

　　８月２５日上午，佛教界、史学界、文物界、文学界数百人在八宝山殡仪馆竹厅为我国著名佛学家、红学家、敦煌学家、古代文学家、收藏家、文物鉴定家周绍良先生送行。北京广化寺僧人在周绍良先生灵前做了往生净土的法事。作为有大功德者，往生净土应遂其愿。至于《周绍良文集》，出版社已赶印出二百万字、三本一套的样书呈献灵前，先生第二个牵挂亦当无虞了！

　　二

　　周绍良先生祖籍安徽东至，１９１７年４月２３日生于天津。他出身名门望族，曾祖父周馥曾任前清两江、两广总督，祖父周学熙曾任民国财政总长。其父周叔迦先生放弃实业，投身佛教事业，不仅精研佛理，为中国近现代著名佛学家，而且作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和中国佛学院副院长、教务长，为新中国佛教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著名实业家周叔弢先生、著名史学家周一良先生、著名翻译家周珏良先生等也都是周氏家族中声名显赫者。百年以来，周氏家族在实业界、文化界、佛教界等诸多领域有十余位杰出人物，绍良先生已是其中较晚的一位。先生１９２３年入私塾，从姚慎思先生启蒙。姚慎思于经史子集诸家学问有深厚功底，奠定了绍良先生日后从事文史研究的基础。１９３５年先生随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和著名文史学家谢国桢学习古代文史。１９３６年至１９３７年在北京大学旁听文史课程，同年拜辅仁大学校长、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陈垣先生为师，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史及佛学。先生从不看重因循守旧的学院式教育，而喜尚中国古代师弟授受的问学传统和佛教游方参学的方法，在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后，直接求教于名师大家，博采各家之长，充实自身学问。由于术业有专攻，绍良先生在很多领域都有突出的学术成果，其中首推敦煌文学研究。其代表作有《敦煌变文汇录》、《敦煌文学刍议》、《敦煌变文论文录》、《敦煌文学作品选》等。

　　１９００年５月，在敦煌莫高窟千佛洞第十七窟的藏经洞中发现了五万余卷唐、五代珍贵写本，其中近万卷精品被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盗运出国，剩余写本流散各地。在这些敦煌遗书中，有些是关于佛经故事的说唱文学，这就是所谓的“变文”。变文多为经变故事，与经变画同为宣传佛教教义的重要形式。后世鼓词、弹词等曲艺形式的形成和发展与变文关系密切。

　　周绍良先生在敦煌变文研究方面的贡献是：

　　（一）敦煌变文的辑录与考订

　　敦煌变文流散范围非常广，除北京、伦敦、巴黎、圣彼得堡等大城市外，其它地方乃至一些私人手中也多有收藏。半个世纪中，非但无人能窥全豹，连已刋载的变文也是东南西北，难归一处。先生有感于此，便把自已多年收集整理的变文３６篇汇辑成《敦煌变文汇录》一书。先生在《序》中说：

　　变文者，刺取佛经中神变故事，而敷衍成文，俾便导俗化众也……但其中亦有非佛经故事，用其体相同，故亦归诸“变文”之列。变文之起源，盖由于释家唱导之说，变文即为唐代寺院“俗讲”之话本。变文结构，从文体方面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佛经故事之变文（其中又有先引经文再敷衍韵语、叙经之中加韵语诠释及诗句与散文相间三种），第二类为非佛经故事之变文，全部由散文与诗句相构成，相生相切，综合成篇。

　　先生汇录的３６篇变文中，包括佛经故事变文（包括押座文、缘起）２４篇，说唱历史传说或民间故事１２篇。每篇题后均加了简要说明，简述原卷所藏及编号，有的还作了考订，如《维摩诘经·菩萨品变文（甲）》提要云：

　　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为（P。２２９２），为“变文”中之最整齐者。此卷尾题为“维摩经二十卷”，各家著录均以为《问疾品》，实误，应为《菩萨品》为是，盖弥勒菩萨问疾，乃《菩萨品》中之一段也。

　　《敦煌变文汇录》是敦煌变文自发现以来半个世纪中，收集最丰富、考订最准确、学术价值最高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至今仍是敦煌文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二）敦煌变文重要论文的编订

　　敦煌遗书是世界文化遗产，是各国学者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国内外都有重要论文发表，由于分散各地，很难搜求汇集，这对于研究工作的深入与提高非常不利。先生为便于学者借鉴前人研究成果，与其弟子北京大学白化文教授于１９８２年合作编辑出版了一部《敦煌变文论文录》。该书分上下两册。上册为通论，收录有王国维、向达、孙楷第、周叔迦、王重民、傅芸子等１８家论文２８篇；下册是对单篇作品的专题研究，收录了陈寅恪、关德栋、容肇祖、冯沅君等１８家论文３２篇。《敦煌变文论文录》不仅把半个多世纪中有关变文的重要论文全部收录书中，而且还收录了国内第一次发表的流散苏联的重要变文５种，这些资料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三）敦煌变文研究

　　先生不仅对敦煌变文原文进行辑录，对变文的有关论文进行编订，而且对变文也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敦煌文学刍议》是先生关于变文的一部学术专著，也是整个敦煌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在这部书中，先生以翔实的史料、科学的研究方法、独特的观点全面阐释了敦煌文学的历史及其在我国文学史上的价值与地位。除专著外，他还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正是因为周绍良先生在敦煌文学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公推他担任文学分会会长。

　　除敦煌文学外，绍良先生在红学方面也是公认的学术权威。《红楼梦书录》（与朱南铣合编）、《古典文学研究汇编·红楼梦卷》、《红楼梦研究论文集》等都是他的代表作。《红楼梦书录》几乎是红学界人手一册的必备书，此书汇集了从《红楼梦》问世至１９５４年１０月间所有有关作品９００种。全书分为版本与译本、续书（包括仿作）、评论、图画与谱录、诗词、戏曲与电影、小说与连环画七个部分。所收名目之全，几乎将所有重要资料一网打尽。这有赖于先生丰富的收藏，当时仅《红楼梦》版本先生就收有７７种之多，最珍贵的程刻甲本、程刻乙本、东观阁本、本衙藏本等皆在其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绍良先生还是我国著名文物学家和文物收藏家。他的收藏方向十分专精，一是唐碑拓片，二是清代名墨，三是善本古籍。周先生边收藏边研究边著述，他用大半生时间搜集了近三千件碑拓，其中以唐碑拓片为主。其巨著《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中的内容，大多出于自己的藏品。２００２年５月，先生将珍藏的２６００件唐碑拓片转让国家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先生对于清代名墨的研究尤为精深，他的收藏都是清代名家精品，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欣赏价值。先生谈墨著作颇多，最有名的是《清代名墨丛谈》、《蓄墨小言》（上下册）、《清墨丛谈》、《曹素功制墨世家》。绍良先生曾赠我《清代名墨丛谈》一书，赵朴初居士题写书名，先生堂兄、藏墨大家周珏良教授作序，序中有一段对该书的评价：

　　绍良另辟途径，二十多年来集中搜罗清代具有年款的墨，并用余力旁及其他种类，收藏既富，考证甚勤，有所得往往记以短文。藏善本书者常给书作跋，他这本《丛谈》大可以称作墨跋，里面多第一手材料和独到的见解，对好墨者有很大参考价值。

　　我看过此书之后，始知文物方面的学问是如何做法。

　　周绍良先生是国学大家，有二十余部学术专著、数十篇论文行世。他的文章学术性很强，文字也较严肃，这与他平日风趣幽默的性格颇不相近。先生很有文采，可惜于散文涉猎不多。去年我忽然收到先生寄赠的近作《馂余杂记》，这是一本谈饮食文化的书，从先生小时候写起，多个人体验。文字生动流畅，充满怀旧之情，这在绍良先生作品中并不多见。先生是文化圈中公认的美食家，但近年多病，已少外出。这本书莫不是先生画饼充饥的无奈之作？先生的美食，非富人之美食。先生重味不重价，重简不重繁，重天然不重浮夸。某次赴先生流水东巷旧宅造访，见孤灯之下，先生独食一盆煮毛豆，再无它物。这大概便是周派美食家的本色了。

　　三

　　周绍良先生５８岁以前主要在文化出版界工作，花甲之年恰逢文革结束，不久即应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代会长之邀进入佛教界。周先生在佛教界十余年间，工作大约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弘扬佛教文化为主，时间从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７年，先后任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馆长、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第二阶段是协助赵朴初会长主持中国佛教协会日常工作，此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一职。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不久，全国上下百废待兴，佛教面临的第一任务是恢复宗教活动场所，而恢复宗教活动场所第一要解决的是佛菩萨像问题。“文革”之中，全国各地佛寺造像大多被毁，一时难以重塑。绍良先生是著名文物专家，在文物界很有影响，他便通过国家文物局将各地造反派打残的佛菩萨像调集到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馆址在北京法源寺），准备修复后提供各地佛寺供奉。绍良先生为此事找到我。我与先生结缘是因为我外祖父邓之诚先生的关系。我外祖父先后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在他的弟子中，除谭其骧、翁独健、张中行、周一良、王钟翰等众多学者外，也有周绍良先生。１９８０年我正在为北京居士林做些文化方面的事，时时要向绍良先生讨教。先生委托我找工匠修复佛像，我理解先生苦心，便聘请了几位雕塑高手，借北京广济寺西跨院空房修复佛像。不久，我参加了北京市佛教协会筹备工作，便将修复佛像的工作转到北京广化寺内（北京市佛教协会会址设于广化寺）。周先生调集来的佛菩萨像以明清造像为主，少数为宋代造像，大多属珍贵文物。先生要求残像要修旧如旧、天衣无缝，而且凡寺院来请修复好的佛像，只酌收一些工本费和运输费。此事延续数年，各地佛寺因此受惠。在这七八年间，周绍良先生为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的建设呕心沥血，他广泛搜集佛教文物，充实馆藏、布置展览；聘请版本专家整理佛教典籍。二十余本《房山石经》宝典的编辑出版工作也倾注了先生大量心血。赵朴初居士是文化大家，他深知佛教文化的重要性，也深知唯有周绍良先生才能担当起在中国佛教协会弘扬佛教文化的重任。１９８７年，周绍良先生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这使他的工作性质从弘扬佛教文化升级为协助赵朴初会长领导全国佛教事业。在任期间，绍良先生仍然参与了佛教文化方面的主要领导工作。１９８７年成立了佛教文化研究的权威机构——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之后创办了《佛教文化》杂志，并将会刋《法音》杂志编辑部扩大为杂志社。在佛教书籍的编辑出版方面，《藏要》、《玄奘法师译撰全集》、《中国佛教》、《法音文库》、《佛教文化丛书》等近百种书籍相继问世。投入４００万元人民币编辑出版的佛门宝典《房山石经》辽金部分的２３册书也全部出齐。这些工作，周绍良先生都是亲自布置。除此而外，先生作为秘书长，还在协助政府落实宗教政策、维护佛教界合法权益方面，在寺院建设和教务工作方面，在培养僧才、加强佛教院校建设方面，在海外联谊、国际交往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绍良先生本质上是一位学者，以著书立说为己任。但为了顾全大局，毅然推延了许多个人学术研究。卸任之后，为挽回失去的光阴，绍良先生从朝至暮，不弃寸阴，孜孜矻矻，手不离笔，即使在病榻上也依然如此。某次先生因病住院，我去探视，见他在昏暗的光线里斜身侧臥，捧纸近鼻艰难写作。如此情景，令人酸楚。第二天我买了一个配有电池和小灯的放大镜给他，先生欣然接受。从此，这一物件便常伴左右。

　　近年来随着周氏家族中的大学者相继西逝，周家的文脉已渐衰微，在绍良先生这一支上，大概也就到此为止了。先生辞世前，已将毕生收藏的图书文物悉数捐赠转让，但愿西去途中再无牵挂！先生从未接收入室弟子，但晚年得一门生，名李经国，平日的嘘寒问暖、糕饼孝敬不算，二百万字《周绍良文集》的收集与编辑、十五万字《周绍良先生年谱》的撰写、周先生与著名学者书信集的影印出版，皆出其手。此外，李君还自出数万元，请雕塑绘画名家为周老创作青铜头像一座、油画肖像一幅，先生晚年得遇忘年君子，殊堪告慰！

　　周叔迦先生的慈悲喜舍、谦和仁厚，在佛教界有口皆碑。绍良先生继承了这一优良家风。我想，今天大家怀念周绍良先生，不只在先生的学术成果和对佛教界的贡献，主要在于他的为人。和绍良先生在一起，有如面对恩师长辈，倍感亲切。我们可能没有绍良先生那般智慧、那般才情，可能学不到他的治学方法、识宝慧眼，但我们应当能学到他的做人，因为只要放下一个“私”字，提起一个“善”字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