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皇帝邀请第五世达赖喇嘛考

顺治皇帝邀请第五世达赖喇嘛考
　　来源：西藏研究　　作者：李保文
　　[内容摘要]文章通过对比满、蒙、汉文历史档案文献，认为《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3）顺治元年正月己亥（十日）条所记当为“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十五日”文书的误解，添加的“达赖喇嘛”字样，是清朝修史者异想天开杜撰的结果。五世达赖喇嘛应邀觐见，说明藏区政教界对新兴的大清政权的高度重视。清朝频繁遣使藏区及达赖喇嘛等屡屡遣使清朝，表明双方都渴望建立一种稳固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达赖喇嘛要求变更会晤地点以及提前辞行，并非出于“达赖喇嘛长时观望不决”，而是出于他个人及其随从等健康方面的考虑。
　　[关键词]清朝；顺治；西藏；五世达赖；进京
　　[中国图书分类号]K281．14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O－0003（2006）01－017－012
　　第五世达赖喇嘛在蒙古和藏区政治史上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备受蒙古和藏区民众的敬仰和爱戴。他应邀于顺治九年(1652年)前来北京与顺治皇帝会晤，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17世纪东方的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对此多有论及，可谓见仁见智，成果显著，然而也存在着诸多推理之处，不乏臆测之言。本文通过笔者目前能够看到的《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等藏文传记史料和《内秘书院、内翰林秘书院蒙古文档簿》、《内国史院满文档簿》以及《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等满、蒙、汉文历史档案文献作一番分析考证，以期有助于大家对该问题有一个系统、客观的了解。
　　一、清朝邀请藏区“圣贤”之前的先期调研工作
　　崇德二年（1637年）八月，已定都盛京（今沈阳）的清朝，收到了尚未与其结盟的蒙古北喀尔喀汗王赞同并约皇太极邀请达赖喇嘛的信件。根据信函的内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皇太极或者确曾有过邀请达赖喇嘛之意，或者针对此事制造过舆论，否则蒙古北喀尔喀方面不会有此举动。蒙古汗等在信中大加赞赏皇太极邀请达赖喇嘛的举措，通报了蒙古七旗喀尔喀会议正欲和蒙古四部斡亦刺特延请之意，并要求清朝皇太极如果派遣迎请使臣，请路过彼处，一同前往。[1]
　　此前蒙古各部汗王多次邀请达赖喇嘛前往蒙古地区，笔者尚未看到蒙文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仅在《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中找到了比较分散的记述。[2]蒙古汗王虽多次邀请，然而达赖喇嘛并未应邀前往。因此蒙古汗王约同清朝邀请达赖喇嘛，实乃不得已而为之之举。清朝方面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并于崇德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皇太极让时在盛京滞留的称作色臣国师绰尔济[3]的高僧给吐蕃特汗捎去了一封信，信中阐明了不久将遣使至藏区上师及吐蕃特汗处之事。[4]皇太极履行这一许诺，于崇德四年(1639年)十月初七日派遣以察汗喇嘛为首的使团，分别致信吐蕃特汗、掌佛法众大喇嘛，[5]阐明自吐蕃特延请“圣贤”之意，其所遣额尔德尼达尔汉喇嘛、察汗格隆一行，是为皇太极正式派往藏区的第一批使臣，也就是致藏区的第一封信中提到的“遣使”一事，这也是清朝建国以来首次遣使藏区。
　　两封信均未确署收文者，有学者肯定地说第二封信的收文者为达赖喇嘛。[6]清朝此次遣使未果，[7]本文本毋庸多费笔墨，但由于学者们往往将此次遣使与“邀请达赖喇嘛”联系在一起，因此有必要澄清该两封信所署收文者“吐蕃特汗”和“众大喇嘛”究属何人。笔者以为，由于清朝发往藏区的两封信中均未确署何人，因此可以理解为清朝和蒙古使臣抵达藏区之日，谁在主政，那么即为第一封信收文者，崇德四年至六年（1639～1641年）吐蕃特汗当为藏巴汗应无异议，那么掌佛法“众大喇嘛”系属何人？颇可商酌。笔者根据皇太极给吐蕃特汗的信中寄希望于吐蕃特汗即刻选派“能传扬佛教于天下众生之贤能者”等语认为，收信人应该是吐蕃特汗——藏巴汗的供养喇嘛，当时达赖喇嘛与藏巴汗水火不相容，所以藏巴汗绝对不可能选派达赖喇嘛前往盛京传播佛教，显而易见，新兴的清朝也不会邀请一位没有当地政治、军事力量支持的大喇嘛。
　　正当皇太极积极酝酿遣使藏区的同时，崇德二年（1637年）十一月十五日从盛京携带皇太极写给吐蕃特汗的信函出发前往藏区的色臣国师绰尔济，于土兔年（1639年）八月与都日雅勒和硕齐一同抵达拉萨。铁龙年（1640年即崇德五年）色臣国师绰尔济被班禅额尔德尼封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8]又在同年应班禅额尔德尼对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提出的“居尔济特（女真）汗王势力强盛，你去看一下能否担任我们的施主”之意，受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派遣携书前往盛京，[9]这应为藏区首次遣使清朝。
　　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一行尚在途中，皇太极即听闻色臣绰尔济从藏区返回，便于崇德六年（1641年）八月初八日致书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宽温仁圣汗敕谕。致色臣绰尔济。尔为以政教利益生灵，拜会上师归来，甚佳。我闻之甚喜。尔离京之后，随派使臣、喇嘛等前往呼和浩特。使臣、喇嘛等未悉喀尔喀之意图而回返。今，尔为久居喀尔喀、厄鲁特之喇嘛，谁能阻尔？欲从尔处倾听上师之旨。尔若能至呼和浩特，则前来这里非畅通无阻否？与普通商人搭伴前来。若提前派遣使臣与我，我将派使臣迎尔。仲秋初八。”[10]皇太极还没有忘记崇德二年（1637年）十一月十五日通过色臣绰尔济写给吐蕃特汗的那封信，所以在信中对遣使藏区未能成行的原因作了一番解释，表明了皇太极想通过色臣绰尔济探听藏区形势的急切心情。色臣绰尔济收到此信与否及是否向皇太极遣使未见记载。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初二日，他和另一位叫做“戴青绰尔济”[11]的人一同被皇太极当做达赖喇嘛所遣的重要使臣受到高级别的迎接，此时清朝已改称其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了。[12]
　　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一行在盛京被皇太极留住8个月，崇德八年（1643年）五月五日皇太极命扎萨克（和硕）莫尔根亲王、多罗巴图鲁郡王、辅国公硕托、满达海等率参政以上官员前往，于永定桥饯行……偕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遣察汗格隆……等为使至达赖喇嘛……[13]并分别给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藏巴汗写了回信，同时又致信黑帽噶尔马、大萨迦呼图克图、济东呼图克图、布鲁克巴呼图克图、达克龙呼图克图、顾实汗等六位政教首领。[14]这一举措表明皇太极对藏区的政治及宗教形势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此在对待藏区问题上比较慎重，只有在给顾实汗的信中谈到了延请圣僧之事，却没有明确指出邀请何人。皇太极的这种暧昧态度给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及顾实汗造成了某种心理压力，以期能转入主动。 根据笔者的理解，清朝派往藏区的这批使臣的任务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分红黄到各寺”核实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所提供的政教方面信息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加强与藏区政教界的联系，为从西藏邀请大喇嘛的人选做前期的调查与了解工作。
　　由于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于1640年从藏区起程之际，正值顾实汗与藏巴汗交兵，藏巴汗屡屡战败，但仍未见分晓。当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一行赴盛京的途中，顾实汗已于1642年春杀死藏巴汗，达赖喇嘛众望所归，成为藏区的政教领袖。蒙古和硕特部顾实汗遂未等前往盛京的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等返藏及以察汗喇嘛为首的清使抵藏，便急不可待地遣使清朝，建议皇太极“达赖喇嘛功德甚大，请延至京师，令其讽诵经文，以资福佑”。[15]据笔者分析，顾实汗非常担心清朝若不邀请达赖喇嘛而邀请别人，将使刚刚稳定的藏区政局雪上加霜，产生新的政治矛盾，蒙古、藏区也将不得安宁。顾实汗的这种担心是非常必要的，皇太极的圣明在于此次遣使仍未确署邀请何人。顾 实汗的使臣于崇德八年（1643年）九月抵达盛京，此时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和皇太极派出的使臣尚在前往藏区的途中，顺治帝业已即位。 第二年即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十五日，刚刚即位不久且尚未入主中国的顺治皇帝致信 回复顾实汗，信中亦未提及邀请何人，其书称：“大清国汗书。尔为古代汗等所创政教之传统不致断绝，摧毁背离政教而行之人，致力于延请上贤之事业。闻之甚喜。今念二利之果实，为延请圣贤遣使遗书偕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正在前往……顺治元年孟春十五日。”[16]该文 的发文日期为顺治元年正月十五日，未书收文责任者，但从其文意来看非常明确，当为达赖 喇嘛的“持教法王”——顾实汗，因为此时顾实 汗已摧毁格鲁派的死敌——藏巴汗在藏区的 统治，将第五世达赖喇嘛推上了藏区的最高统 治地位。但《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3）顺 治元年正月己亥（十日）条“遣使偕喇嘛伊拉古 克三呼图克图往迎达赖喇嘛，仍以书谕厄鲁特 部落顾实汗知之”之记载着实让人费解。伊拉 古克三呼图克图一行已于崇德八年（1643年） 五月初五日受皇太极亲自与大臣等为之送行， 从盛京出发去藏，此间虽然已历时8个月，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仍未抵达藏区返回盛京，顺治皇帝何以再次偕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遣使往迎达赖喇嘛呢？笔者以为《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此条记载当为“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十五日”文书的误解，添加的“达赖喇嘛”字样，是为清朝修史者异想天开杜撰的结果。第一，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一行在尚未抵达藏区之前，没有返回盛京的可能性。第二，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更没有理由重新核实顺治皇帝是否承认此次遣使。第三，皇太极在位时清朝对藏政策之大政方针已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顺治皇帝不可能推翻其父之旨。信中所说“致力于延请上贤之事业”系指顾实汗于崇德八年九月戊申遣使所言“达赖喇嘛功德甚大。请延至京师，令其讽诵经文，以资福佑”等语。[17]第四，若顺治皇帝再行遣使，将无法追及起程8个月之久的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一行。
　　蒙古和硕特部顾实汗极力推荐清朝邀请达赖喇嘛，而顺治皇帝写给顾实汗的信中仍未确指延请的“圣贤”是何人。关于《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中确指为达赖喇嘛的记载，笔者以为《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于康熙六年十月始修，至康熙十一年五月告成，而清朝邀请“圣贤”之事则于顺治九年达赖喇嘛来京最终实现，因此对《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编修者来说，那位被邀请的“圣贤”就是曾经来京的达赖喇嘛，在记述藏事方面有意识地侧重达赖喇嘛的事迹，把信中的“圣贤”误以为“达赖喇嘛”，这是官修史书的杜撰。另外《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将顺治皇帝写给顾实汗的信的发文日期误记为顺治元年正月十日，此一笔实给后人带来了诸多误解[18]
　　崇德八年（1643年）与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一同启程前往藏区的以察汗格隆为首的清朝使臣，于顺治元年（1644年）抵达藏区。《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记日：“木猴年（1644年）……与（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一同来的还有察汗喇嘛等大批金字使者。博克多汗给西藏的许多喇嘛捎来了书信及缎匹、金银等随函礼品……各方客人汇合在一起，连续二十多天不断发放布施，奉献百份、千份礼品……”其他史料均不见清使察汗喇嘛等在藏的活动情况。从清朝使团携回的藏区各位呼图克图和顾实汗的回信之具文时间来看，以察汗喇嘛为首的使团首先会见的是大萨迦呼图克图，其次为济东呼图克图、布鲁克巴呼图克图、班禅额尔德尼呼图克图、巴噶呼图克图、扎勒萨布、达克龙、顾实汗，最后是达赖喇嘛。伊等之具文日期如下：萨迦甲申年（1644年）孟秋（七月）十七日萨迦大库伦；济东甲申年（1644年）李秋（九月）初一日；布鲁克巴呼图克图乙酉年（1645年）孟春（正月）吉日；班禅额尔德尼呼图克图乙酉年（1645年）孟春（正月）十七日扎什伦布寺；巴噶呼图克图木鸡年（1645年）二-月初一日哲蚌寺；扎勒萨布乙酉年（1645年）仲春（二月）吉日；达克龙乙酉年（1645年）季春（三月）初一日；顾实汗木鸡年（1645年）三月三日；达赖喇嘛乙酉年（1645年）三月五一日。
　　顾实汗正如其回信中所言，他按照清朝皇帝皇太极的指示，为清朝遣藏使团在藏的各项活动给予了全力协助，并称凡事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知之，照伊之所言知悉便是。然而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有可能由于健康方面的原因[19]并未亲自前来北京，而是派遣以班第达喇嘛、宾图喇嘛为首的70余人的使团与察汗喇-嘛等清朝使臣一同于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二十五日抵达北京。[20]至是，以察汗喇嘛为首的遣藏使团于崇德八年（1643年）五月五日与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一道从盛京出发，历时3年余，返回并携回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呼图克图、巴噶呼图克图、布鲁克巴呼图克图、萨迦呼图克图、济东呼图克图、达克龙呼图克图、扎勒萨布、顾实汗等9人的信函复命。[21]
　　达赖喇嘛和顾实汗在听闻顺治登上了中国皇帝的狮子宝座之后，分别于丙戌年（1646年）季春吉日、仲春吉日派遣以乌巴什席雅台吉、[24]扎雅噶齐为首的使臣遗书表示祝贺，并于孟冬初六日抵达北京。[23]
　　顺治四年（1647年）二月丙戌，顺治皇帝遣以席雅格隆为首的萨木坦格隆、诺尔布温布等在内的使臣献书达赖喇嘛、班禅呼图克图、萨迦呼图克图、巴噶呼图克图、达克龙呼图克图、济东呼图克图、扎勒萨布呼图克图、布鲁克巴呼图克图等，告知来信收悉并向他们问候安康。此次遣使给达赖喇嘛和班禅呼图克图的礼品完全一样，并且比其他几位的要多得多。又咨行持教诺门汗——顾实汗问候安吉，并称凡所欲言使臣告知，其礼品比达赖喇嘛和班禅呼图克图的少，比其他几位呼图克图的多。[24]其使大概于火猪年（1647年）晚秋时节抵达藏区，是为清朝第三次暨入主中国后首次遣使藏区。
　　在清朝的上述使团尚未抵达藏区之先，即丙戌年（164６年）的孟冬吉日，达赖喇嘛、班禅呼图克图又通过为在蒙古北喀尔喀部身患沉疴的色臣绰尔济举行经忏法事返回的席喇布喇嘛献书顺治皇帝，希望朝廷弘扬宗喀巴的教义，这位席喇布喇嘛于顺治四年（1647年）三月二十九日抵达北京。[25]
　　达赖喇嘛遣人致书顺治皇帝，[26]其使于顺治五年（1648年）正月十八日抵达北京。[27]此为藏区第三次遣使清朝。　　
　　当清使席雅喇嘛于丁亥年（1647年）九月离藏并携回达赖喇嘛（九月初五日）、班禅呼图克图（九月初五日）、巴噶呼图克图（九月二十日）、顾实汗（九月初五日）、摩尔根济农（十一月初五日）分别给顺治皇帝和摄政王多尔衮呈献的文书及方物。顾实汗之子多尔济达赖巴图鲁（十月初一日）致书摄政王多尔衮，顾实汗哈吞致书国主哈吞并献礼品。席雅喇嘛于顺治五年季春十日抵达北京。[28]
　　从清朝和藏区之间关系的发生、发展的崇德二年到顺治四年的11年之间双方的来往文书中，清朝皇帝未曾致信邀请达赖喇嘛前来会晤，那种认为“清朝关外开始邀请达赖喇嘛”，[29]以及“达赖喇嘛迟迟不肯接受邀请”的说法，包括清朝册封达赖喇嘛的《金册》册文以及《实录》的记载，俱为主观臆测，与文书反映的历史事实不相符。
　　通过上述来往文书以及双方频繁遣使的情况来看，清朝和藏区在对建立稳定的友好关系问题上，崇德年间清朝表现得异常主动，这表现在清朝先行遣使藏区；而顺治年间即清朝入主中国以后，藏区方面较清朝更加主动，这表现在清朝方面的藏区来文频繁。也就是说占据中土区域的政权是其周边各类大小地方政权绝对不能坐视的政治力量，他一方面存在着可能被吞并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被利用和投靠的价值，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因此在不损害双方实际利益的前提下，双方更倾向于通过政治渠道建立友好关系，达到区域间互利互惠的目的，以维护双方在本地区的政治及其他利益。清朝和藏区双方经过数次互使，对彼此的政治、军事形势都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加强了互信程度，因此双方在某些实际问题上需要达成一致意见，以法律的程序来维护业已建立的互信关系，故双方最高阶层的会晤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顺治皇帝致信邀请达赖喇嘛以及会晤时间、地点的初步确定
　　以藏区达赖喇嘛和顾实汗遣使清朝祝贺 顺治皇帝继大统并于顺治三年抵达北京，作为清朝和藏区之间通使关系建立的标志，在从崇 德二年（1637年）到顺治三年（1646年）的时间里，清朝方面3次（其中一次未果）遣使藏区，藏区方面遣使2次。[30]
　　顺治五年(1648年)仲夏(五月)二十日， 清朝第四次即入主中国后第二次派遣以席喇布格隆为首的使团前往藏区。给达赖喇嘛的咨文中称：“瓦赤喇怛喇呼图克图达赖喇嘛明鉴，大清国汗咨文……为指授正道，切盼大圣喇嘛亲来……”给班禅呼图克图的咨文中称：“班禅呼图克图明鉴，大清国汗咨文……为利益众生，派遣以席喇布格隆为首之使团遗书邀请达赖喇嘛，敦促前来之事，喇嘛明鉴……”给顾实汗文日：“大清国汗给持教诺门汗书……为利益众生，今遗书邀请达赖喇嘛，敦促并成事吾意，尔其知之……”[31]
　　清朝此次遣使之目的为邀请达赖喇嘛，这是清朝从皇太极以来给第五世达赖喇嘛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封邀请信。
　　土鼠年（1648年）十一月下旬，席喇布喇嘛抵达藏区，颁赐邀请信。[32]土牛年（1649年）初三日，达赖喇嘛接受了顺治皇帝的邀请，并上书顺治皇帝陈述不能久留的理由，派噶居喜饶和他的翻译霍尔扎西携带奏章和礼品回京复命。[33]伊等于顺治六年（1649年）十月已经在北京了。顺治六年仲秋初十日清朝方面收到藏区政教领袖的来文，记档顺序依次为：班禅呼图克图给汗、达赖喇嘛给汗（发文日期为牛年仲春十五日）、达赖喇嘛给汗（发文日期为牛年二月）、达赖喇嘛为龙年相会于金銮殿事文、班禅给德勒（多尔衮）、达赖喇嘛给德勒（多尔衮，发文日期为牛年二月）、顾实汗给汗（发文日期为牛年二月吉日）、商卓特巴给阿玛王（发文日期为十二月十五日）。[34]
　　顺治皇帝收到藏区来文，于顺治六年孟冬初七日回复达赖喇嘛。敕谕中称：“皇帝敕书。咨行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尊前。我等在此安好，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在彼安好？阅喇嘛所献书称于龙年夏前来，在此我等甚为嘉悦。”[35]
　　十月……二十六日……是日，设宴款待达赖喇嘛所派噶布楚锡拉布一行二十三人，及护送彼等前来之厄鲁特顾实汗下默尔根和硕齐一伙四十六人，共六十九人。宰牛羊，备桌案，携烧酒往其下榻处筵宴。十一月……二十六日。进贡皇上：达赖喇嘛下噶布楚锡拉布马二匹；厄鲁特部顾实汗马三十匹、披甲踊、腰刀一、弓一及撒袋附带十枝箭、琥珀素珠四、菩提珠素珠二、琥珀素珠一、氆氇五十、皂雕翎二；来使默尔根和硕齐马一；霍金台巴克什马一、琥珀素珠四、菩提珠素珠一；依斯旦金台吉马三；默尔根济农马三、青金石素珠一、琥珀素珠一、菩提珠素珠二、氆氇十八、皂雕翎一。进贡皇后：厄鲁特顾实汗福晋马十、琥珀素珠一、氆氇六十。以上进贡物品收下：迭赖喇嘛下噶布楚锡拉布马一；厄鲁特顾实汗马三十、披甲一、腰刀一、弓一、撒袋附带十枝箭、琥珀素珠四、菩提珠素珠一、琥珀素珠一、氆氇五十、皂雕翎二；来使默尔根和硕齐马一；霍金台巴克什马一、琥珀素珠四、菩提珠素珠一；依斯旦金台吉马一；默尔根济农马三、青金石素珠一、琥珀素珠一，菩提珠素珠二，氆氇十八、皂雕翎一；厄鲁特顾实汗福晋马十、琥珀素珠一、氆氇六十。其余皆退回。
　　赏予迭赖喇嘛银鼎一、银桶一、银酒海一、玛瑙壶二、缎四十、带马鞴之雕鞍辔一、海獭二、豹皮一、虎皮一；赏予达赖喇嘛下噶布楚锡拉布银桶一、银酒海一、玛瑙壶一、缎三十；赏予厄鲁特顾实汗披甲一、玛瑙壶一、玛瑙杯二、银鼎一、银酒海一、银桶一、刻花腰刀一、刻花鞍辔一、虎皮二、海獭二、缎三十；赏默尔根和硕齐银桶一、刻花腰刀一、缎七、缎袍一；赏霍金台巴克什银桶一、带弓及箭十枝并钉七个铁式件之刻花撒袋一、刻花腰刀一、缎五、缎袍一；赏依斯旦金台吉带马耕之刻花鞍辔一、缎五；赏默尔根济农盔甲一、银桶一、带马鞋刻花鞍辔一、缎十；赏厄鲁特顾实汗福晋玛瑙壶一、玛瑙杯二、貂皮十、染水獭皮四、海獭二、银酒海一、银桶一、刻花鞍辔一、缎二十。[36]
　　噶居喜饶（噶布楚锡拉布）返回拉萨，清使以诺木齐喇嘛、达温诺尔布温布、多诺克雅为首的大队金字使者颁赐顺治六年十月初七日顺治皇帝发出的敕书。[37]
　　顺治七年（1650年）孟秋初七日清朝方面收到达赖喇嘛于铁虎年（1650年）初由达赖喇嘛之使色钦温布罗桑曲培和钦差携来的来文。该文由大学士刚林巴克什、齐充格、学士素那海奏上，上收舍利子。[38]
　　三、清朝派遣三批使团往迎达赖喇嘛以及会晤时间的进一步商定
　　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十七日，清朝方面收到达赖喇嘛给汗、班禅给汗、班禅给阿玛王（多尔衮）、顾实汗给汗的来文。达赖喇嘛给汗的诗体文中，以极为美妙的语言为顺治皇帝歌功颂德。班禅给汗的信中陈述正在努力成就白善事业。班禅给阿玛王（多尔衮）的信中，通报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转世已经降生，即为土谢图王之孙。为其遵守戒律及学习藏语之需要，宜令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之徒弟担当此任。顾实汗给汗的文中陈述来文收悉，凡所欲言，使臣告知。[39]
　　顺治八年季春初八日顺治皇帝一如1578年蒙古土默特部阿勒坦汗邀请第三世达赖喇嘛于青海察布齐雅勒庙会晤之礼节，以色钦温布、波若才让（色棱）作为第一批往迎使团，向藏区通报了前往迎请的使团构成人员的名单，并分别行文达赖喇嘛、班禅、顾实汗、第巴。[40]在给达赖喇嘛的信中称：“奉天承运汗敕谕。奏请瓦赤喇怛喇普通达赖喇嘛尊前。瓦赤喇怛喇普通达赖喇嘛安否？我等在此安好。喇嘛曾谕，龙年夏前往等语。今为利益众生，我欲于龙年孟秋会晤，请予以明鉴……”给班禅呼图克图、顾实汗的信中希望敦促达赖喇嘛起程，在给第巴的信中，不但希望敦促达赖喇嘛起程，而且为在大昭寺前讽诵《甘珠尔》布施熬茶银2万两，[41]交给尔第巴，会聚僧众颂经之事尔其知之。上述的随信礼品都比较简单。清朝派出的第一批往迎使臣于铁兔年七月抵达拉萨。第巴通告上下各地正式开始准备，达赖喇嘛与拉萨三大寺(色拉、哲蚌和甘丹)签定协议3年之内必须返回拉萨。[42]
　　顺治八年孟夏初二日顺治皇帝派遣上述迎请的使团构成人员喜饶喇嘛、噶居喇嘛、察罕达尔汗曲杰、多卜藏古西、多吉达尔汗诺颜为首的第二批迎请使臣200多人赍敕前往藏区，并分别行文达赖喇嘛、班禅、顾实汗、第巴。伊等于八、九月间抵达拉萨。[43]给达赖喇嘛、班禅呼图克图、持教诺门汗(顾实汗)、第巴的敕谕重复顺治八年季春初八日的内容，惟随信礼品相当丰厚。[44]兔年(顺治八年即1651年)七月，[45]达赖喇嘛派清使布若才让和色钦达杰赴京向顺治皇帝呈献将尽一一切努力前来的口奏。顺治九年(1652年)正月初一日清朝方面收到达赖喇嘛于九月初吉日、班禅呼图克图于八月初吉日、第巴于兔年九月初吉日、顾实汗于吉日发出的来文。[46]达赖喇嘛在信中陈述会晤时间由使臣告知，望皇上明鉴。班禅呼图克图的信中赞扬清朝为利益邀请达赖喇嘛之举，并陈述本人为达赖喇嘛的成行正在作必要的努力。第巴的信中陈述讽诵《甘珠尔》以及达赖喇嘛前往北京正如圣旨所言一事由使臣告知。顾实汗在信中陈述圣旨所言敦促奏请达赖喇嘛之情形由使臣面告。
　　水龙年（顺治九年即1652年）三月十五日达赖喇嘛启程赴京。十八日抵达觉摩隆。二十三日驻跸噶摩。与从扎什伦布寺抵达这里的班禅法王见面，并聆听教诲。二十九日行至同曼。四月初二日行抵桑珠德庆。丹津法王(顾实汗)水土不服返回拉萨。六月初六日抵达通天河，与金字使者（清朝使臣）渡过通天河。六月底遣往京城的车臣达吉返回。[47] 顺治九年（1652年）仲春初五日顺治皇帝派遣理藩院侍郎沙济达喇等为首的第三批往迎使团，分别行文达赖喇嘛、第巴、顾实汗。此次未给班禅呼图克图行文，可能是因第巴、顾实汗随从达赖喇嘛，而班禅呼图克图留守藏区的缘故。在给达赖喇嘛的信中对达赖喇嘛应邀前来并确定会晤时间表示了赞赏，并为尽快会晤特遣理藩院侍郎沙济达喇……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大臣往迎。给第巴、顾实汗的信中赞赏伊等为达赖喇嘛的成行所作的努力。[48]藏历七月十一日，清朝派出的以沙济达喇等为首的往迎使团抵达达赖喇嘛行宫。[49]
　　四、达赖喇嘛要求变更会晤地点以及清朝派遣亲王往迎
　　达赖喇嘛接受顺治五年（1648年）仲夏二十日发出的邀请后，回函说：“我的在宫殿会晤之事，为龙年夏，凡所情由由使臣告之”。这就是说，达赖喇嘛所指的应该是顺治皇帝办公的宫殿，即会晤地点为北京的紫禁城。
　　后来即顺治皇帝于顺治九年（1652年）仲秋十一日收到达赖喇嘛（六月初吉日）、顾实汗来文。[50]达赖喇嘛的信中禀告其他已于三月十七日从经库伦唐程，现已近青海，会晤地点及下榻居所之细情，正如使臣所奏。顾实汗的信中称，为辅汗之大政，随达赖喇嘛送至龙年六月，今吾之使命已完成，有吉兆。将于每年正月在北庙讽诵经文。由于七、八月祥瑞，汗以为己为政甚吉而迎请达赖喇嘛。古昔帝王、喇嘛相会不一，今若加意尊重达赖喇嘛之所愿，对将来有益。依我之见，派遣大臣迎于边界，其后王等迎接，汗亲往岱噶[51]相会甚嘉。若以此言为是，宜先急遣使臣奏请（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的信中没有明确会晤地点，至于其使臣关于会晤地点之奏请内容亦不得而知，然而顾实汗的信中则建议顺治皇帝亲往岱噶迎会。
　　顺治九年仲秋十三顺治皇帝派遣诺穆 齐格隆等为使行文达赖喇嘛，我如果亲往长城 外迎接，在内则西南贼匪增多，每日书信不断， 不能弃国家要务出长城远迎。令王、大臣往迎。若剿灭贼匪于事无碍，则亲往迎接。若事情如此接连不断，则至长城内之近处往迎。[52]诺穆齐格隆等于九月初四日抵达达赖喇嘛处并递交了敕书和礼品。[53]
　　顺治九年仲秋二十九日顺治皇帝收到达赖喇嘛于八月初一日自察汗塔拉的来文。信中陈述中土瘟疫流行，本人及库伦之人大多生身，尊贵之汗亦生身之故，若于内地会晤下榻，恐于汗及本人不利之故，不宜下榻，请准于呼和浩特或岱噶择一处相会，凡所情由由使臣面奏，敬请明鉴……[54]达赖喇嘛请顺治皇帝选择呼和浩特或岱噶之一处，这比顾实汗的建议又多了一个呼和浩特。
　　九月初六日达赖喇嘛抵达宁夏地面的“切路石”地方，并准备了奏书、贡品等，遣金字使者诺穆齐格隆等赍往皇帝处。[55]
　　顺治九年季秋十一日顺治皇帝派遣席雅喇嘛、谷牧为使行文达赖喇嘛，准于长城外之岱噶往迎，随信礼品一方白色哈达。[56]使臣于九月底将信和哈达交给了达赖喇嘛。[57]
　　顺治九年季秋二十一日顺治皇帝收到的达赖喇嘛(初七日)来文称：本人努力前行，已近黄河，至岱噶相见密奏。[58]
　　九月二十三日沙济达喇携信返回京城。[59]于顺治九年孟冬初四日沙济达喇携来达赖喇嘛(九月二十三日)的来文称：正在努力行进，凡所知悉之事使臣告知。[60]
　　十月初一日席雅喇嘛携带达赖喇嘛回复敕谕的表文前往京城。[61]于顺治九年孟冬初八日顺治皇帝收悉席雅喇嘛携来的达赖喇嘛(二十七日)来文称：正在努力行进，凡所知悉之细情使臣告知。[62]二十三日达赖喇嘛派遣墨尔根噶居巴喜饶嘉措向皇帝进呈奏表。[63]于顺治九年仲冬初六日顺治皇帝收到达赖喇嘛(二十三日黄河岸边)来文。文中称：为密奏事宜遣使面奏。[64]
　　顺治九年孟冬十三日顺治皇帝行文达赖喇嘛，陈述贼匪增多，文书频至，不能弃国务亲迎，由扎萨克克辛格亲王[65]及内大臣等替我往迎，致书陈述不能亲迎的理由。[66]
　　十一月初二日钦差克辛格亲王前往迎接并给敕谕。初五日达赖喇嘛的大队人马继续行进，[67]看来达赖喇嘛对顺治皇帝的决定没有表示异议，大概是客随主便了。十一月初六日顺治皇帝收悉达赖喇嘛二十三日于黄河岸边的来文称：正在行进，遣使密奏要事。[68]
　　五、达赖喇嘛在北京期间的活动、辞行及其接受册封
　　十一月十六日达赖喇嘛一行抵达岱噶。二十一日钦差墨尔根噶居和同行者沙济达喇抵达。根据皇上的旨意，随行者之大部留在岱噶。二十七日起程，十二月初五日经过张家口，渐次行至巴颜苏木即宣府，行至“库里”——应为怀来。十二月十四日抵达前楼。
　　第一次会见皇帝是在十二月十六日，达赖喇嘛起程前往皇帝临幸之地。相距四箭之地，达赖喇嘛下马步行，皇帝由御座起迎十步，行握手礼，由通事问安。之后，顺治皇帝在齐腰高的御座上落座，令达赖喇嘛在离御座一庹远、稍低于御座的座位上落座，赐茶时，谕令先饮，达赖喇嘛称不敢，遂同饮。达赖喇嘛进献礼品，顺治皇帝询问了卫藏地区的情况，并设盛宴款待。当晚，达赖喇嘛回前楼歇息。十七日移住为其专门修建的黄寺。十九日秉图王布施财物。二十五日，顺治皇帝遣人至黄寺赏赐达赖喇嘛。[69]
　　第二次会见是在水蛇年(顺治十年即1653年)正月十一日(十六日)，顺治皇帝召达赖喇嘛进宫，在太和殿宴达赖喇嘛。[70]
　　当达赖喇嘛刚刚抵达北京，清朝方面于顺治九年季冬十六日收到班禅呼图克图于吉日发出的关于其本人敦促达赖喇嘛成行情形的来文；顺治九年季冬二十二日收到巴噶呼图克图于龙年吉月吉日发出的关于通过察汗喇嘛受赏情形的来文；顺治九年季冬二十四日收到第巴于龙年五月初吉日发出的关于敦促达赖喇嘛成行情形以及讽诵《甘珠尔》百遍事竣，陈述班禅呼图克图、藏区持教法王希望皇上为时不久遣达赖喇嘛返藏处理要务的来文；顺治九年季冬二十四日收到顾实汗于水龙年三月吉日从达木发出的关于敦促达赖喇嘛成行情形以及达赖喇嘛答应班禅额尔德尼为首喇嘛施主3年内返回的来文；同时收到顾实汗侄子伊思丹津的曾经二度协助清朝稳定西宁地方以及后来回回反叛之际效力情形陈请赏赐的表文。[71]
　　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二十一日顺治皇帝准达赖喇嘛“此地水土不宜，身既病，从人亦病，请告归”之奏请。
　　第三次会见是在水蛇年二月十八日，顺治皇帝召请达赖喇嘛，赐宴于太和殿，即为达赖喇嘛饯行。
　　二月二十日达赖喇嘛从北京德胜门外黄寺起程。达赖喇嘛在返藏途中为前来的大批蒙古香客作了多种法事。三月初十日抵达岱噶。[72]顺治十年(1653年)季春二十八日顺治皇帝收到达赖喇嘛来文2件，第一件以诗体文歌颂顺治皇帝之功德。第二件中叙说本人的病情虽经易水仍忽冷忽热未见好转，若于入冬之前不能离开青海，则如所奏将耽误办理吐蕃特之事务，因青海与吐蕃特之间地域寒冷加雪，必致人马疲惫行进缓慢，务于十一月之前越过雪山，奏请于四月底离开此地，并请仍照前来之例供给至青海之旅途照应。另有小事，使臣彼时面奏。[73]
　　顺治十年孟夏二十二日顺治皇帝封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封顾实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各给金册、金印。[74]
　　第二个五月的初一日(藏历)达赖喇嘛离开岱噶。顺治十年季秋二十六日顺治皇帝收到达赖喇嘛七月十四日自黄河岸边的来文，称：我旅途平安，已至青海，本月之内前往吐蕃特，此间亦作各种诵经活动以佑国政。[75]十月达赖喇嘛返回拉萨。顺治十一年(1654年)季夏二十日清朝方面收到顾实汗于吉日发自呼毕勒罕庙附近之地的来文，称：汗统驭万民至大海之滨，今仍念及并赐给金册金印，我等甚为嘉悦。[76]
　　至是，达赖喇嘛的北京之行获得了圆满成功，不但他本人得到了清朝的册封，而且又为自己的持教法王——顾实汗赢得了大清政权的承认和支持。从清朝方面来说，能够成功地邀请并册封在蒙古和藏区具有重大影响的达赖喇嘛，是其政治处理与蒙古和藏区关系问题的重大成果。
　　六、达赖喇嘛应邀北京之行的历史意义
　　顺治五年顺治皇帝邀请达赖喇嘛前来会晤，达赖喇嘛接受邀请并于顺治九年如顺治五年之约前来北京，说明藏区政教界对新兴的大清政权的高度重视。清朝频繁遣使藏区及达赖喇嘛等屡屡遣使清朝，表明双方都渴望建立一种稳固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有学者说“达赖喇嘛长时观望不决”，事实并非如此，当达赖喇嘛收到邀请信的同时，即刻作出应召前往的回复。如果达赖喇嘛不愿前来北京，那么当清朝改变会晤地点时，亦可提出各种理由来坚持已定之岱噶地方。达赖喇嘛此行从龙年（1652年即顺治九年）三月十五日一蛇年(1653年即顺治十年)十月十八日，与原定3年的计划缩短了一年零五个月，在北京滞留的时间也只有2个月的时光。达赖喇嘛要求变更会晤地点以及提前辞行，当出于他个人及其随从等健康方面的考虑，[77]归结为达赖喇嘛不愿与顺治皇帝会晤或者从其他方面寻找主、客观原因应属不当。
　　达赖喇嘛此行密切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与信任。顺治皇帝册封第五世达赖喇嘛，承认并确认了达赖喇嘛以及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中的地位。这样达赖喇嘛又有了一个除蒙古和硕特部以外的更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的支持，从而牵制了蒙古在藏区的统治势力，也表明清朝承认了从第三世达赖喇嘛开始形成的这一活佛转世系统。顺治皇帝册封顾实汗，意味着清朝承认了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蒙古顾实汗在藏区的军政权利，在某种意义上说，在不违背达赖喇嘛意愿的前提下，当蒙古顾实汗在藏的权利受到威胁的时候，清朝方面将支持或维护顾实汗的利益。对清朝方面来说，顺治九年成功册封达赖喇嘛和顾实汗，促成了顺治十二年与蒙古北喀尔喀部的结盟，其结果是敕封了8人，以法律的形式维护了大清朝西部、西北部、北部的安全，为彻底消灭南明残余势力一统天下提供了外部保证。
　　顺治皇帝册封第五世达赖喇嘛之后，清朝给达赖喇嘛的行文格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清朝崇德八年（1643年）开始行文藏区直至顺治九年，包括顺治五年（1648年）的邀请信，均将达赖喇嘛与皇帝平格抬写，语气尚无上下之别。期间只有第五世达赖喇嘛接受邀请之后，清廷于顺治六年（1649年）给达赖喇嘛的一道行文中，未抬格且语气较其他文书略显降低达赖喇嘛。顺治八年（1651年）到九年（1652年）恢复抬格，顺治十年（1653年）册封之后不见抬格且不见“明鉴”字样，但仍用“咨行”字样。从文书格式的变化来看，顺治九年顺治皇帝与达赖喇嘛会晤之后，双方在一些文书礼仪问题上达成了某种默契。
　　从此，藏区方面的来文中，当提到第五世达赖喇嘛前来北京一事，都与政教合一联系在一起，说明从顺治十年开始藏区进入了在第五世达赖喇嘛领导下的政教合一的政治局面。这样在朝廷干预下的蒙古、藏区军政领导集团之间争取达赖喇嘛的纷繁复杂的斗争也宣告开始。
　　[责任编辑蓝国华]注释：
　　[1]李保文编译《崇德年间藏事档案译稿》，载《历史档案》2001年第l期，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秘书院、内翰林秘书院蒙古文档簿——丁丑年档子》。
　　[2]第四世达赖喇嘛圆寂，第五世达赖喇嘛转世时期，在吐蕃特占统治地位的藏巴汗敌视格鲁派，蒙古罗卜藏丹津嘉措和古如洪台吉遂于：1621年(铁鸡年) 率领蒙古军队，为格鲁派夺回了被藏巴汗占领的寺属庄园。
　　[3]阿旺洛桑嘉措：《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西藏卷》。
　　[4]《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以上所称《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俱指此汉文版。
　　[5]蒙古人担心撤兵之后，藏巴汗对新转世的第五世达赖喇嘛图谋不轨，古如洪台吉和成吉思汗的后裔拉尊穷哇便执意将转世灵童迎往青海，由于灵童年幼，担心蒙古人武力带走，五月二十五日晚，自哲蚌寺秘密逃往艾日蜾地方，3天之后，古如洪台吉和第巴?吉雪巴率领蒙古军队至拉萨并返回。见《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汉文版)，第68～69页。
　　[6]1625年(木牛年)冬，成吉思汗的后裔济农之子白帐部王子图巴台吉和呼和浩特大寺住持夏仲强巴等至拉萨。见《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汉文版)，第80页。
　　[7]1626年(火虎年)二月，图巴台吉主仆请求达赖喇嘛去蒙古地方，四月达赖喇嘛为图巴台吉饯行，图巴台吉赠给达赖喇嘛以“达赖喇嘛瓦齐尔达喇”的尊号，达赖喇嘛也给图巴台吉回赠以“岱松珲台吉” 的称号。见《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汉文版)，第82页。
　　[8]由于察哈尔汗在蒙古发动战乱，北路不安全，达温达尔罕曲杰和扎尼温穷二人经大明朝驿路至打箭炉，又经过中部康区，于1629年(土蛇年)新年过后，抵达拉萨。见《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汉文 版)，第93页。
　　[9]1630年(铁马年)聚会时，达温曲杰说：“蒙古诸部 都被察哈尔汗所征服，如果他派人前来迎请，还是前去为宜”请求达赖喇嘛答应，并做好准备。见《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汉文版)，第98页。
　　[10]1631年(铁羊年)，蒙古喀尔喀部阿克岱青和蒙古额鲁特部墨日根诺颜由色钦曲杰充当翻译邀请达赖嘛嘛到蒙古地方。见《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汉文版)，第120页。
　　[11]1637年(牛年)，蒙古额鲁特部顾实汗率领军队消灭格鲁派的敌手——青海喀尔喀却图汗，达赖喇嘛给顾实汗赠以“持教法王”的称号和印章，顾实汗邀请达赖喇嘛到蒙古地方弘扬佛教，达赖喇嘛接受了邀请。见《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汉文版)，第148页。
　　[12]1638年(虎年)，持教法王顾实汗派遣以墨日根噶居喜饶嘉措、宰桑墨岱齐、宰桑国师、邬庆切庆、博东古阳、代尔果切钦等人为首的300多人的使团迎请达赖喇嘛到蒙古。过后，信使们再次迎请，协敖前去日喀则请求指示，达赖喇嘛令墨日根噶居巴转告持教法王顾实汗一时不能前往蒙古。见《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汉文版)，第156页。
　　[13]1642年，喀尔喀多尔济扎布的代表邀请达赖喇嘛到蒙古。见《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汉文版)，第182页。
　　[14]李保文编译《崇德年间藏事档案译稿》，载《历史档》2001年第1期，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秘书院、内翰林秘书院蒙古文档簿——崇德八年癸未年首册》。
　　[15]《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2)崇德八年九月戊申，中华书局1985年8月。清官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教传》卷81、传第65《青海厄鲁特部总传》记作“崇德二年，顾实汗遣使通贡，阅岁乃至。”陈小强先生也将顾实车臣绰尔济(固实色臣绰尔济)当成了顾实汗。参见《试论西藏政教上层与满洲清政权的初次互使》，载《西藏研究11992年第2期。顾实汗(国师汗)，原名图鲁拜瑚，此人没有顾实车臣(色臣)绰尔济之称呼。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秘书院、内翰林秘书院蒙古文档簿——顺治元年档子》。
　　[17]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1(2)，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3件，第222页之《敕谕五世达赖喇嘛遣使往邀进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李鹏年、陈锵仪主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件，第10页之《顺治帝遣使往邀进京给达赖喇嘛敕谕》均以达赖喇嘛为收文者。
　　[18]柳陛祺、邓锐龄：《清初第五辈达赖喇嘛进京及受封经过》，见《藏族历史宗教研究》第1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5页。
　　[19]火狗年(1646年)九月，喜饶喇嘛前往达赖喇嘛处，为在喀尔喀蒙古地方身患沉疴的色钦曲杰嘉哇赤列巴举行经忏法事。参阅《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汉文版)，第228页。
　　[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1600--1650)》，18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版，下编，第50件，第361页。
　　[2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秘书院、内翰林秘书院蒙古文档簿——顺治三年档子》。
　　[22]《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汉文版)，第225页。
　　[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18秘书院、18翰林秘书院蒙古文档簿——顺治三年档子》。
　　[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秘书院、内翰林秘书院蒙古文档簿——顺治四年档子》。
　　[2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18秘书院、内翰林秘书院蒙古文档簿——顺治四年档子》。
　　[26]《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汉文版)，第236页所记“此后我派人进京向大皇帝呈献奏折及方物，还给 贡伦(多尔衮)……”似乎有误，达赖喇嘛同时给多 尔衮和顺治皇帝分
　　别胛致信函，由席雅喇嘛携至。 而达赖喇嘛的使臣仅携带了给顺治皇帝的信函。
　　[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18秘书院、内翰林秘书院蒙古文档簿——顺治五年档子》。
　　[2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秘书院、内翰林秘书院蒙古文档簿——顺治五年档子》。
　　[29]王辅仁：《达赖五世朝清考》，载《西藏研究》1982年第3期。
　　[30]可参阅拙作《关于满藏最早建立互使关系问题》，载《西藏研究12003年第2期。
　　[3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秘书院、内翰林秘书院蒙古文档簿——顺治五年档子》。
　　[32]《百世达赖喇嘛传·云裳》(汉文版)，第247页。
　　[33]《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汉文版)，第249页，此文未见档案记载。
　　[3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秘书院、内翰林秘书院蒙古文档簿——顺治六年档子》。
　　[35]该文未未署发文日期，原档册连续记载的数份文件之后所记日期为顺治六年孟冬初七日。《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未见收录本文内容或相关信息，而《内国史院满文档簿》顺
　　治六年十月初七日条收有此文。
　　[3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国史院满文档簿》。
　　[37]《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汉文版)，第256页。
　　[3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秘书院、内翰林秘书院蒙古文档簿——顺治七年档子》。
　　[3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秘书院、内翰林秘书院蒙古文档簿——顺治八年档子》。
　　[4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秘书院、内翰林秘书院蒙古文档簿——顺治八年档子》。
　　[41]《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汉文版)，第267页说1万两。很有可能达赖喇嘛和第巴一人一半。
　　[42]《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汉文版)，第：266页。
　　[43]《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汉文版)，第266页。
　　[4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秘书院、内翰林秘书院蒙古文档簿——顺治八年档子》。
　　[45]《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汉文版)，第267页，此处年份当误，为达赖喇嘛记错了年份还是翻译者致误不得而知。
　　[4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秘书院、内翰林秘书院蒙古文档簿——顺治九年档子》。
　　[47]至于达赖喇嘛旅途之情形，可参阅《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
　　[4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秘书院、内翰林秘书院蒙古文档簿——顺治九年档子》。
　　[49]《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汉文版)，第：302页。
　　[5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秘书院、内翰林秘书院蒙古文档簿——顺治九年档子》。
　　[51]今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境。
　　[5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秘书院、内翰林秘书院蒙古文档簿——顺治九年档子》。
　　[53]《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汉文版)，第310页。
　　[5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秘书院、内翰林秘书院蒙古文档簿——顺治九年档子》。
　　[55]《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汉文版)，第311页。
　　[5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秘书院、内翰林秘书院蒙古文档簿——顺治九年档子》。
　　[57]《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汉文版)，第313页。
　　[5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秘书院、内翰林秘书院蒙古文档簿——顺治九年档子》。
　　[59]《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汉文版)，第313页。
　　[6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秘书院、内翰林秘书院蒙古文档簿——顺治九年档子》。
　　[61]《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汉文版)，第313页。
　　[6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秘书院、内翰林秘书院蒙古文档簿——顺治九年档子》。
　　[63]《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汉文版)，第316页。
　　[6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秘书院、内翰林秘书院蒙古文档簿——顺治九年档子》。
　　[65]克辛格亲王：即承泽亲王硕塞，顺治皇帝同父异母兄长。
　　[6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秘书院、内翰林秘书院蒙古文档簿——顺治九年档子》。
　　[67]《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汉文版)，第317页。
　　[6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秘书院、内翰林秘书院蒙古文档簿——顺治九年档子》。
　　[69]详见《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汉文版)，第：329页。
　　[70]详见《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汉文版)，第330页。
　　[7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秘书院、内翰林秘书院蒙古文档簿——顺治九年档子》。
　　[72]详见《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汉文版)，第335页。
　　[7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秘书院、内翰林秘书院蒙古文档簿——顺治九年档子》。
　　[74]关于清朝册封第五世达赖喇嘛和顾实汗，笔者已另作一篇，此处略之。
　　[7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秘书院、内翰林秘书院蒙古文档簿——顺治十年档子》。
　　[7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秘书院、内翰林秘书院蒙古文档簿——顺治十一年档子》。
　　[77]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就是因为得天花圆寂于五世！达赖喇嘛下榻的北京黄寺，使乾隆皇帝感到非常为难。
　　[作者简介]李保文，副研究馆员，现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主要从事明清时期 满、蒙、汉文历史档案的整理、编辑、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