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祐碑铭看元朝时期的北石窟寺

　　从延祐碑铭看元朝时期的北石窟寺

　　摘要：元朝时期的北石窟寺在佛教造像上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但在宗教信仰上却颇有特色。刻于延祐七年（1320）的一通碑刻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元朝北石窟寺的名称变迁、佛事活动及其规模大小的信息。本文通过分析这一碑铭来探讨元朝北石窟寺的基本状况。

　　关键词：碑铭元朝北石窟寺

　　《元史·释老传》说：“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出于“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政治目的，元世祖忽必烈带头祟佛，自述：“自有天下，寺院田产，二税尽蠲免之，并令缁侣安心办道。”他于“万机之暇，自持数珠，课诵、施食”。这在宋辽是没有的。此后诸帝对待佛教，大部依世祖的范例办理，结果“凡天下人迹所到，精兰胜观，栋字相望”。两宋以来逐渐稳定、衰退的佛教，又有了新的高涨。庆阳北石窟寺在一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留下了唐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的许多碑铭和墨迹。这些题记性质的文字或者为历代游客所作，或者为虔诚的信徒所留的发愿文，由寺院自己撰写、反映寺院自身发展、僧侣名号及辈分、寺院信仰等方面的内容的较少。唯其如此，立于第165窟门外左侧的一方元代碑铭就显得格外重要。

　　这方碑铭成于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与宋朝碑刻相比，时间较为晚近，文字脱落情况也较为轻微，全文如下：

　　“镇原州武安乡彭阳县东大石窟者，也乃大元之前古圣迹也。始于本寺开山主持，历代祖师碑铭并行迷失。切见宋朝以来先师起立字号，计之十辈，乃宗、善、道、普、子、义、了。唯识祖师，资相度迄，至今载近有一辈，恐后迷失宗源法属，大明院沙门义融纠集本寺僧众及本处应有各院大小法属等，并咸阳县最师空寿圣寺众法属等，同于延祐六年岁次已未季冬乙丑二十日，投七佛前，焚香发愿，依般若经重诗后嗣十辈，乃如、应、真、实、德、闻、悟、妙、智、慧，宗般若者，出生诸佛之母，为圣凡之所依，愿后远近法属，仗此般若之因，同证无为之果，聊以直言书于门首，刊之上石，后代相继者矣。时大元延祐七年岁次庚申仲秋乙酉南口月口生初口日记。

　　宣授妙辩真行大师讲经律论沙门义融重绩本院尊宿讲经沙门义胜、宣授本院住持讲经沙门义玉、口口副院镇原外僧副门义金口口讲经沙门了佑、了智、了源、了才、了来”。

　　从这段碑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

　　第一，元朝时期北石窟寺被称为东大石窟寺。北石窟寺自从北魏开凿第165窟即称北石窟，唐朝时期沿用此名，第257窟发愿文中说：“宁州奉义县令安守筠为世代父母见存眷属及十界苍生于宁州北石窟寺造窟一所一佛二菩萨”。宋朝时期被称作石窟寺，刻于北宋绍圣元年（1094）的《原州彭阳县石窟寺盂兰会记》即有此称呼。元朝时期北石窟隶属彭阳县，而其位置恰好在彭阳县的东侧，所以被称为东大石窟寺。

　　第二，元朝时期北石窟寺宗奉《般若经》。《般若经》是印度大乘佛教的重要典籍，在大乘中理论色彩最浓厚、影响最大。《般若经》贯穿了大乘全面思想，为一切大乘教法之所汇集，对于偏重大乘的中国古代佛教界有很大的吸引力。汉魏以后，般若经受到内地僧人和士大夫的青睐，由于对般若经的解释不同在魏晋时期产生了六家七宗，有“东国最重般若”的说法。北石窟在唐朝时期信奉净土宗，该宗很不重视义理，而把主要目标放在追求西方极乐世界上。到了元代，却推崇有着较为深奥的理论的《般若经》，这并不奇怪。《大般若经》初会第73《净土方便品》中说：“菩萨摩诃萨应修如是严净佛土：谓彼土中常不闻有三种恶趣，亦不闻有诸恶见趣，亦不闻有贪瞋痴毒，亦不闻有声闻独觉……但闻说空无相愿无生无灭无性等声，亦随有情所乐差别，于树林等内外物中，常有微风互相冲击，发起种种微妙音声，彼音声中说一切法皆无自性，无性故空。空故无相，无相故无愿，无愿故无生，无生故无灭，彼佛土中诸有情类，若昼若夜若行若立若坐若卧常闻如是说法之声……十方如来应正等觉，皆共称赞彼彼佛名。若诸有情得闻如是所赞佛名，定于无上菩提得不退转”。净土思想即源于此。义融等人有着较为高深的佛教理论造诣，他们不象普通的信徒只是念佛号，而且研究佛教义理，以提升修为，坚定信仰，提高整个北石窟寺乃至远近法属的理论素养，发展当地的佛教。从大的范围看，这与元朝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立藏传佛教为国教不无关系。元朝虽以藏传佛教为国教，但对汉地佛教取宽容姿态。从北石窟的僧侣阶层来看，这一时期寺院中活动着一批擅长静经律论的义学僧，如寺院住持义玉、尊宿义胜及讲经僧徒了佑、了智、了源、了才、了来等。当然，最突出的当属“妙辩真行大师讲经律论沙门义融，”他发起并主持了这场辨明宗源法属的集体发愿活动，并且确定了此后十辈北石窟僧众的名号。在165窟内东壁上留有“至正元年（1341）四月七日……直行大师讲经沙门义融”的墨书，该题记距立碑已经二十一年，可见义融在北石窟寺活动的时间很长，是目前所能知道的北石窟寺影响最大的高僧。

　　第三，宋元时期北石窟寺僧众的名号得到揭示。作为一座规模较大的寺院，理应有一支僧侣队伍在其中从事佛事活动，但由于文字资料的贫乏，我们对这些方面的内容一无所知。而这方元代碑铭，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古代北石窟内部状况的窗户。从中，我们可以知道，有关历代祖师宗派情况的碑铭材料并行迷失，到延佑年间已经见不到了。延祐七年之前的数百年间，北石窟的僧侣的辈分以及字号很清楚，有宗、善、道、普、子、义、了等。当时寺院中的主要是义字辈和了字辈沙门。延祐七年之后，寺中弟子将按照如、应、真、实、德、闻、悟、妙、智、慧等辈分排列。

　　第四，说明元朝时期北石窟寺规模很大。由于帝室对佛教的多方庇护，寺院大量兼并土地，公然侵夺公田、民户。元代寺院除经营土地，也从事各种商业、手工业活动，各地当铺、酒肆、碾硙、货仓、旅店、邸店等多为寺院所有，比之宋代还要活跃。延祐碑刻中所反映出的庞大的僧侣队伍，并且独领远近寺院，从一个侧面表明当时的北石窟寺有着相当大的实力。现存于第28窟门内北壁的一首元朝至元六年（1340年）十二月初一日游人题诗：“床头针定溪边石，井底无鱼竹底游，宿客来眠过半夜，忽闻山僧到来居”，说明当时的北石窟寺还有一些客房供俗家信徒、游客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