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协调佛法与王法立论――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

　　为协调佛法与王法立论－慧远

　　――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

　　论文提要：对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的思想进行剖析，认为慧远提出了处理王法和佛法关系的原则：占信徒人数最多的在家奉佛者必须遵守王法和纲常名教；统治者应当尊重出家僧尼“方外之宾”的特殊身份，允许他们不礼敬君王；僧众通过传教对民众进行教化，为社会治理安定发挥作用。

　　关键词：慧远、沙门、不敬王、求宗、沙门不敬王者论

　　作者简介：生于1939年12月，山东省即墨市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现为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著有《日本佛教史》、《唐五代禅宗史》等。

　　在中国佛教史上，东晋的高僧庐山慧远（334－416）继其师道安之后，在推进佛教中国化，佛法与皇权王法相适应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努力。慧远所著的《沙门不敬王者论》，通过论证在家信徒理应尽忠君孝亲而出家沙门不必礼敬国王等问题，提出了协调佛法与皇权王法的理论，影响极为深远。

　　本文对此作概要论述，并以此纪念高僧慧远诞辰1670周年。

　　一、佛教与政治

　　宗教的产生和发展有它特定的历史环境。国家形成以后，任何宗教都要受到来自政治方面的影响。因为政治是社会经济的集中反映，虽然它不能最终决定宗教的存灭，但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和所执行的政策，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都会对宗教的存在形式和发展趋向带来极大的影响。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自然也是这样。

　　释迦牟尼佛创立佛教之后，因为反对婆罗门教的种姓观，主张在佛教中贯彻“四姓平等”的思想，不仅受到“吠舍”平民种姓中工商业主的支持，也得到武士、军事贵族的“刹帝利”种姓的支持。在佛教早期发展中，摩揭陀国的国王频婆娑罗及其子阿阇世、拘萨罗国的国王波斯匿和其子祇陀太子，都虔诚皈依佛教，对佛教的发展给予很大的支持。在此后的发展中各个时代的当政者也都给予佛教不同程度的支持，著名的有孔雀王朝的阿育王，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王，笈多王朝的戒日王等。因此在佛经中出现佛将佛法托付国王、大臣的说法。《大涅槃经》卷三有这样一段话：“如来今以无上正法付嘱诸王、大臣、宰相”；在《仁王般若经》中也记载：佛告诉波斯匿王，在他灭度后，将此《般若经》“付嘱诸国王，不付嘱比丘、比丘尼、清信男、清信女”。[1]历史证明，佛教只有在国家当政者的有力支持下，才能得到比较顺利传播和发展。

　　佛教传入中国，开始只在移民和社会上层一部分人当中流行，直到两晋时期才在南北方广泛传播。这与当时统治者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在儒家学说占据正统的古代中国，蔑称少数民族为“夷狄”，他们不仅不能入主中原，甚至连迁徙内地也不允许。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为了增强自己称王称帝的信心，不得不借助佛教的支持。佛教主张因果报应和三世轮回，可以把即位称帝说成是前世行善的报应。因此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一般都大力支持佛教。后赵国王羯族石虎公开表示，既然佛教是夷狄之教，正应当尊奉。他们尊僧佛图澄为“大和尚”和军政顾问，积极发展佛教事业，使佛教在北方迅速发展起来。佛图澄用佛教的慈悲戒杀的教义劝谏看后赵统治者保护民众，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前秦、后秦少数民族政权设立国家译场，资助译经事业，支持佛教传播。在南方，东晋政权也扶持佛教发展。这种情况一直沿续到隋唐。其间虽也发生过由国家发动的灭佛事件，对佛教有所打击，但从总的情况看来，佛教是在国家的保护和支持下不断得到发展，并深入普及到大江南北，穷乡僻壤，终于成为中国的民族的宗教之一。对于国家政权对佛教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关系，佛教界的学僧是十分清楚的。东晋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高僧传》卷五〈道安传〉）意为佛法离不开王权王法，佛法必须得到王权王法的支持才能流行。

　　通过上述，对于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提出协调佛法与皇权王法的理论，便容易理解了。

　　二、慧远撰写《沙门不敬王者论》的社会背景

　　东晋南朝，佛教十分盛行，在王公贵族中虔诚信奉佛教的人很多。然而在儒臣中也有人以儒家纲常名教为依据，批评“佛者夷狄之俗，非经典之制”[2]，提出对佛教进行制约乃至限制清理的主张。这可以庾冰、桓玄为代表。

　　庾冰（296－344），庾亮弟，以平苏峻叛乱有功，受任中书监（相当宰相）、扬州刺史、都督扬豫兖三州军事、征虏将军。成帝咸康五年（339）、六年，王导、庾亮相继去世，庾冰与何充应召入朝辅政。庾冰主张佛教僧人必须遵从传统的儒家名教，应当忠于皇帝和孝顺父母，对君主施跪拜之礼。他在代晋成帝执笔的诏书中说，自古以来“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礼制”的传统是不能改变的，称佛教所做属于“方外之事”，不应该照搬在“方内”实行，对佛教的“矫形骸，违常务，易礼典，弃名教”的做法提出置疑，明确地反对沙门借口佛教仪礼公然拒绝礼敬皇帝，所谓“抗殊俗之傲礼，直形骸于万乘”。[3]中国儒家的纲常名教的核心是要求忠君孝亲，如果佛教僧人拒绝礼敬君亲，就会被一些儒家士大夫看作是违背忠孝之道，危害维护封建纲常制度的。

　　庾冰的主张得到朝廷中部分大臣的支持。对此，以尚书令何充（因曾任骠骑将军，史书也称何骠骑，292－346）为首的虔信佛教的大臣一再上表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佛教的教义、禁戒是“有助王化”的，不应当强制沙门礼敬君主。[4]

　　这一争论一直延续于晋康帝（342－344年在位）时。由于朝廷内部对沙门是否应当礼敬君主问题产生激烈的争论，庾冰的主张未能实行。然而过了60多年，这一问题又被桓玄提了出来。

　　桓玄（369－404），字敬道，桓温之子，袭爵南郡公。他对佛教有较深的了解，曾答王致远（王谧）之问，作《心无义》；向殷伯道质询，作《杀生问》。[5]晋安帝隆安二年（398）联合兖州刺史王恭、荆州刺史殷仲堪等起兵讨伐在朝廷专权的司马道子及其子司马元显，朝廷为求妥协任他为江州刺史。桓玄翌年攻杀殷仲堪兼并荆州，领荆、江二州刺史，权势日盛。元兴元年（402）攻入建康（今南京），杀司马元显，自任侍中、宰相等，后自称太尉。翌年代晋自立为帝，建楚，然而不久被刘裕率领北府兵所败杀。[6]

　　桓玄在占领京城夺取东晋政权后，曾提出沙汰（清理）佛教的政令，《弘明集》载有他下达的《与僚属沙汰僧众教》，对当时佛教界存在僧尼激增，有的干预朝政，生活腐败的现象进行批评，提出除精于经论的学僧、严守戒规僧、“山居”修行僧三种人外，一律“罢道”还俗。因为他此前到庐山参谒过慧远，对慧远的学德钦佩不已，所以特别提出对庐山僧团不加清整。[7]

　　慧远为此撰写《与桓太尉论料简沙门书》上呈，对桓玄沙汰之举虽表示同意，然而出于维护佛教的整体利益，使更多僧人避免遭到清肃的意图，提出具体的修正建议，要求对僧人中为数很多的认真修持禅定者、读经说法者及致力于修建寺塔、造像等“兴建福业”者，皆予以保护，不加清除。桓玄表示同意。[8]

　　然而不久，桓玄又效法庾冰，再次提出沙门应当礼敬君王的问题。他在与朝廷“八座”（指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部尚书、尚书左、右仆射、尚书令）书中，说当年庾冰提出沙门应当礼敬王者，“意在尊王，而理据未尽”，何充“出于偏信，遂沦名体”，并且引证《老子》（王弼本第二十五章）中将王侯与“道大、天大、地大”并列的说法，说王者协和道与天地，使万物“资生通运”（得以生长变化），沙门既然受其“生生资存”（资以生生不息）之德，“日用于理命”（每日有赖于天道性命），就应当礼敬与道、天、地“三大”并列的君王，所谓“岂有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哉”？[9]

　　桓玄限朝廷诸部在八日内对此详定。吏部尚书、中书令王谧（王导之孙）虽然一再上书陈述反对意见，然而最后不得已还是同意了桓玄的主张。[10]

　　桓玄在给八座书不久，曾致书庐山慧远，并附上他与八座书，请慧远提出自己的意见。慧远在答桓玄书中明确表示，佛教内部分两种人：一种是“处俗弘教”的在家信众，一种是“出家修道”的沙门。对于前者，他们理应实行“奉上之礼，尊亲之敬，忠孝之义”，完全适应桓玄要求礼敬的理由；然而对于后者，是不应当要求他们礼敬君王的，因为他们是“方外之宾”，与在世俗情况迥然不同。说：

　　其为教也，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求宗不由于顺化，故不重运通之资；息患不由于存身，故不贵厚生之益。此理之与世乖，道之与俗反者也。是故凡在出家，皆隐居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隐居，则宜高尚其迹。

　　首先将其中的“宗”、“求宗”略作解释。所谓“宗”，慧远也称之为“宗极”、“至极”。参考《高僧传》卷六〈慧远传〉的记载：“先是中土未有泥洹（按：涅槃）常住之说，但言寿命长远。远乃叹曰：佛是至极，至极则无变。无变之理，岂有穷也？因著《法性论》曰：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11]所谓“宗”、“宗极”、“至极”等，既可解释为法性、实相或佛；“求宗”则可以理解为追求达到涅槃（泥洹，断除烦恼，心识寂灭，不再轮回生死）或觉悟成佛。

　　引文的大意是说，出家僧人因为懂得一切苦恼来自于自身，所以不采取保养自身以断除烦恼的做法。知道生命延续是源自阴阳化育（生化），所以不以顺应这种化育来求证觉悟解脱（宗）。既然如此，他们便不看重天、地和王者所谓“资生通运”或“厚生”的功德。于是，他们所尊奉的道理便与世俗不同，是以“隐居”（出家居山住寺）、“变俗”（剃头穿僧服等）来求证觉悟解脱的，自然不遵循世俗通行的礼敬王者的礼仪。然而慧远同时又表示，沙门虽不礼敬君王，但在实际上并不违背孝亲敬君的规范，所谓“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他们通过传法教化民众，以“协契皇极，大庇生民”。[12]

　　桓玄在元兴二年（403）十二月三日篡位称帝的同日，为了取得佛教僧众和信奉佛教的朝野人士的支持，特地降诏允许沙门不必礼敬君主。[13]

　　翌年三月，桓玄在刘裕率兵乘胜讨伐之下，胁迫安帝沿江西上。慧远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心怀忧伤，在答桓玄书内容的基础上撰写了名篇《沙门不敬王者论》[14]，系统地论述沙门不应礼敬君王的道理。

　　三、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略析

　　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首先回顾了晋成、康二帝时，庚冰、何充围绕沙门是否应礼敬王者的争论及桓玄重新提出此事，在给八座书中重申沙门应当礼敬王者的主张，“朝士名贤”多人发表意见。慧远表示，在这期间佛教受到了损害，鉴于自己“深惧大法之将沦，感前事之不忘，故着论五篇，究叙微意”。[15]

　　慧远在此论中从五个论题阐述沙门不应当礼敬君主的理由。这五个论题是：在家第一、出家第二、求宗不顺化第三、体极不兼应第四、形尽神不灭第五。下面对慧远此论的内容作概要介绍和评述。

　　（一）“在家”――在家信众必须忠君孝亲，礼敬君王

　　佛教信徒主要由出家“四众”或“五众”和在家“二众”组成。“众”即“僧伽”。出家“四众”或“四部众”包括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如果将“学法女”（式叉摩那，在受具足戒前二年学习六种戒法的沙弥尼）加上，为出家“五众”。在家“二众”是男居士（优婆塞）、女居士（优婆夷）。

　　慧远在论文中讲的“在家”，就是指男女居士，也许还包括虽信仰佛教然尚未按严格手续受居士戒（五戒）的信众。从中国古代社会实际情况可以推测，这部分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出家的四众或五众。

　　慧远主张，这部分在家信众虽然信奉佛教，但是与一般民众拥有一样的社会权利和义务。他们能够并且必须遵循如庾冰、桓玄等儒臣要求的那样孝顺父母，忠于并礼敬君王。他说：

　　在家奉法，则是顺化之民，情未变俗，迹同方内，故有天属之爱，奉主之礼。礼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则功由在昔。是故因亲以教爱，使民知有自然之恩；因严以教敬，使民知有自然之重。二者之来，寔由冥应。应不在今，则宜寻其本。故以罪对为刑罚，使惧而后慎；以天堂为爵赏，使悦而后动。此皆即其影响之报而明于教，以因顺为通，而不革其自然也。

　　意为在家信奉佛法者属于顺应自然造化之民，在性情、服饰方面与其他人没有差别，在家应尽孝亲之义，对君主要行礼敬之礼。礼敬是有所根据的，由此形成伦理名教。现世父子、君臣的关系的形成，实是由于往世的业因。应当向民众教导孝爱、礼敬的道理，使他们能够感恩天地资生之德、尊重自然的造化。佛教以恶行恶报的说教为刑罚，教导民众谨言慎行；以善行善报的说教为爵赏，引导民众做善事。以此进行教化，仍属于因应自然，顺通自然。

　　慧远进一步说，在家奉佛之民过顺从自然的生活，以自我为出发点，追求世间各种安逸欢乐，所谓“因在我倒未忘（按：迷执自我），方将以情欲为苑囿，声色为游观，沉湎世乐”。他们既然“大同于顺化”，尚未追求超脱世间，便应当尊重礼敬与道、天、地“三大”并列，协调天地自然化生的帝王。所谓“不可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是故悦释迦之风者，辄先奉亲而献君”。如果君主、亲人对佛教产生疑惑，已经出家者就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教，启发他们晓悟。

　　慧远认为，教导奉佛法的民众忠君孝亲，礼敬王者，又为亲君释疑，正是佛教“重资生，助王化于治道”的表现。

　　（二）“出家”――“方外之宾”无须礼敬君王

　　慧远对出家者有个定位：

　　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其为教也，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求宗不由于顺化，则不重运通之资；息患不由于存身，则不贵厚生之益。此理之与形乖，道之与俗反者也。若斯人者，自誓始于落簪，立志形乎变服。

　　是故凡在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

　　大意是说，出家僧尼是超出世俗社会者，故称之为“方外之宾”，行为异于世俗常人。按照佛教的基本教义，人生一切烦恼过患皆源自自身，所以不求保存自身以息过患；既然生生（新陈代谢，生命前后相继）不息是由于天地阴阳造化，便不必顺应这种造化而追求究竟解脱（求宗）。既然如此，僧众便没有理由尊重民众依赖资生通运的道、天、地和与此“三大”并列的君王，也不贵有助于改善生活的利益。佛教所信奉的道理与世俗是相反的，因此僧众在形象上便与世人不同，以剃发穿袈娑来表示自己的誓愿和志向。出家僧众，是以脱离尘世和改变形貌来追求解脱之道的，君王不仅不应当要求他们遵循世俗礼仪，而且应当尊重他们超脱世俗的行为。

　　他说，如果这样，僧众便可以正常从事传法活动，“能拯溺俗于沉流，拔幽根于重劫，远通三乘之津，广开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意为能教化民众远离邪恶烦恼，断除前世积累的恶业，引导民众信奉“三乘”（声闻、缘觉、菩萨三乘）佛法，开创广修五戒十善的局面。即使其中有一人修成善德，便可以感化他的六亲，乃至利益天下。于是慧远说，沙门“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意为佛教僧众虽处“方外”，也可以有助于国家的治理，改善民生福祉。

　　他的结论是：沙门“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意为僧众虽在外表上离开父母亲人，也不致礼君王，然而从他们从事教化达到的社会效果来说，是没有违背孝敬之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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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分别载《大正藏》卷12第381页上、卷8 第832页中。

　　[2] 此取自东晋太常蔡谟之语，见《晋书》卷七十七〈蔡谟传〉。

　　[3] 庾冰《为晋成帝作诏》，载《弘明集》卷十二《尚书令何充奏沙门不应尽敬》之后，《大正藏》卷52第79页中下。

　　[4] 《尚书令何充奏沙门不应尽敬》，载《弘明集》卷十二，《大正藏》卷52第79页中。

　　[5] 见《出三藏纪集》卷十二〈法论目录〉，《大正藏》卷55第83页上、84页下。

　　[6] 参《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及卷十〈安帝纪〉有关部分。

　　[7] 《弘明集》卷十二。载《大正藏》卷52第85页上，原题为《欲沙汰僧众与僚属教》，笔者所引是据页下校注引证的明本题目改。

　　[8]《弘明集》卷十二，载《大正藏》卷52第85页中。

　　[9] 《桓玄与八座书论道人敬事》，载《弘明集》卷十二。《大正藏》卷52第80页中。

　　[10] 请看《桓玄与王令书论道人应敬王事》及《王令答桓书》等往复十书，载《弘明集》卷十二。《大正藏》卷52第80页至83页。

　　[11] 《大正藏》卷50第360页下。

　　[12] 《弘明集》卷十二。《大正藏》卷52第83页下至84页上。

　　[13] 《桓楚许道人不致礼诏》，载《弘明集》卷十二。《大正藏》卷52第84页中。

　　[14] 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后记：“晋元兴三年岁次阏逢（按：相当甲辰）。于时天子蒙尘，人百其忧。凡我同志，佥怀辍旒之叹，故因述斯论焉。”据《晋书》卷十〈安帝记〉，此年三月，桓玄逼帝离开建康西上。此当为慧远所说的“辍旒”（转为皇帝辍朝）。

　　[15] 《沙门不敬王者论》，载《弘明集》卷五。《大正藏》卷52第29页下至32页中。以下凡引此论，不再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