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敦煌遗书

　　漫谈敦煌遗书

　　方广錩

　　《历史学》2008年第9期

　　说起来，从1983年参加兰州的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至今，我与敦煌学也算有了四分之一世纪的缘分，但现在来做这篇命题作文，仍有不知从何处下手之感。在此就几个工作中遇到的小问题谈谈看法，以求教于同好。

　　一、敦煌遗书的名称与价值

　　对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这批纸质文物，到底怎样命名?学术界至今尚未统一。这个问题，早就有人指出，并主张规范名称。如林聪明先生的《敦煌文书学》在罗列了历来出现的种种名称后，主张称为“敦煌文书”，故将自己的大作，称为“敦煌文书学”。但林先生的提议，看来并没有得到敦煌学界的普遍认同，所以，“敦煌文书”这个名词，除了使用在一些社会经济文书、世俗文书上之外，没有成为藏经洞这批纸质文物的通称。除了林聪明先生，还有其他先生也提出并专门探讨过这个问题，提出了各自的命名法，但也都没有被敦煌学界普遍认可。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敦煌学界逐渐出现一种趋向，很多人用“敦煌文献”来指代这批文物。例如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藏敦煌文献(非佛经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以及北大、上图、上博、津艺等单位所藏敦煌遗书的图录，均以“敦煌文献”命名。此外，浙江教育出版社的《浙藏敦煌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的《甘肃藏敦煌文献》也均以“敦煌文献”命名。但我在编目工作中总觉得“敦煌文献”这个名称用着别扭，不如传统的“敦煌遗书”好用。于是把参与主持的北京图书馆的图录，命名为《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曾有朋友批评：大家都用“敦煌文献”，就是你用“敦煌遗书”，为什么要这样特立独行呢?

　　其实，我还真不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一般的情况下愿意随大流。记得20世纪90年代的某一天，邓文宽先生说：他们几个人闲聊，觉得“敦煌文献”这个名称好，建议大家以后都用这个名称。我此前并没有深思过这个问题，所以当时就答应了。并且在随后不久的文章中使用“敦煌文献”这个名称，这就是1993年在香港的一个会议上发表的《敦煌藏经洞封闭年代之我见——兼论“敦煌文献”与“藏经洞文献”之界定》。听说这篇文章后来结集到会议论文集中，在台湾新文丰出版社出版。但我始终没有见到该论文集的样书。后来，我把那篇文章收入论文集《敦煌学佛教学论丛》，这时，已经认识到“敦煌文献”这个词不好用，所以把文章的副标题改为《兼论“敦煌遗书”与“藏经洞遗书”之界定》。

　　现在就讲讲我为什么主张用“敦煌遗书”这个名称。

　　先举一个编目工作中的实际事例：

　　比如：BD00490号(洪090号，缩微胶卷号：8619)，正面抄写《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背面抄写《阴阳六十甲子》，应如何著录这一遗书呢?如果采用“敦煌文献”这一名称，目录的“多主题文献著录项”就应该著录为：

　　本文献包括两个文献：(1)《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44行，抄写在正面，今编为BD00490号。(2)《阴阳六十甲子》，17行，抄写在背面，今编为 BD00490号背。

　　“本文献包括两个文献”，这种表述法是否很别扭?如果采用“敦煌遗书”这个名称，把上句改为“本遗书包括两个文献”，就没有这种别扭感了。

　　行文的别扭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在于对敦煌遗书的命名，涉及我们对敦煌遗书价值的认识。

　　敦煌遗书是古人因废弃而无意中为我们留下的一份无价的文化瑰宝。当然，对于古人到底是因有难藏匿而有意保存，还是因无用废弃而无意留下，学术界尚有争议，这里不谈。它是一份文化瑰宝，则大家都没有疑义。那么，这份瑰宝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我认为，对我们来说，它有三个方面的价值：第一，文物研究价值；第二，文献研究价值；第三，文字研究价值。

　　先说第一点，敦煌遗书是古代的典籍。讲到古代的典籍，在敦煌遗书问世之前，由于传世写本甚少，人们注重的是宋刻本、元刻本。其实，用黄永玉先生的话来说，所谓宋刻本，大多不过是当年小学生书包中的课本。不过因为年代久远，被保留下而已。而敦煌遗书，最起码也是北宋初年的，甚至有早到东晋的。它的文物价值，当然非宋刻本可以比拟。讲到文物价值，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经济价值与研究价值。文物的经济价值，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且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这里不谈。文物的研究价值，则是永恒的。对我们研究者来说，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它的研究价值。比如不同时代的敦煌遗书，纸张差异很大，从中可以研究不同时代的造纸术。比如写经的风格，有端庄、潦草之别，可以窥见写经人的心态。比如轴与轴头，千姿百态，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以及制造工艺。比如界栏的种类、雌黄等涂改物的使用，如此等等，无不给我们研究古代文化保留了无穷的信息。即使那些虫茧、鸟粪、鼠啮、人剪、油污、火烧、烟燎、水浸的痕迹，也为我们诉说着它们饱经的历史沧桑。至于敦煌遗书中出现的粘叶装、缝缋装，以往只在日本的古书中见过，现在知道，它们原本是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形式。敦煌遗书中经折装、梵夹装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古书装帧的知识。可以说，由于敦煌遗书的出现，中国古代书史，已经需要完全重新改写。世有所谓“版本学”，专门研究木刻本的版本。敦煌遗书的出现，为我们建立“写本学”提供了充分的资料。有志于此者，一定大有用武之地。以前，我们的研究者，大抵注重对敦煌遗书上所抄文献内容的研究，而忽略了对敦煌遗书本身文物价值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希望将来能有学者补上这一缺陷。

　　第二，文献研究价值。这一点，我想就不用在这里多费笔墨了。

　　第三，文字研究价值。关于这一点，也不用我来饶舌。

　　敦煌遗书有文物、文献、文字三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如果单单以“文献”来命名它，难免“以偏概全”之讥。而采用“遗书”一词，则可以把上述三种研究价值统一融贯在一起。这就是我主张使用“遗书”一词的主要原因。当然，对仅从文献角度研究敦煌遗书，其研究对象丝毫不涉及遗书的文物特征者，用“敦煌文献”这一名称，也无不可。天下的事情，其实并不需要强求一律。

　　有的研究者提出“遗书”兼有“遗嘱”的意思，故而不拟采用。不错，“遗书”一词的确可作“遗嘱”解。不过，汉语文中一词多义的现象多极了。我们不可能因为有一词多义的现象，而废用这些词。况且从王重民等前辈开始，“敦煌遗书”一词已经通用流传，无论是谁，也不会把“敦煌遗书”误解成是一批古代敦煌人的遗嘱。佛教说：“境由心生。”今天的研究者，大可不必面对“敦煌遗书”而生“遗嘱”之境。

　　二、主题文献、非主题文献与多主题遗书

　　敦煌遗书上抄写着各种各样的文献，形态歧杂多样，如何完整、正确、科学地著录，煞费思量。

　　在长年的编目中，发现文献形态虽然复杂，其实也有一定的规律。我把敦煌遗书上抄写的文献，分为两大类：主题文献与非主题文献。凡是可以独立成篇的文献，称为“主题文献”。比如上文的《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阴阳六十甲子》都是主题文献。不能独立成篇的，称为“非主题文献”，主要有题记、印章、杂写三类。

　　题记是我们研究敦煌遗书的重要资料，一件遗书，往往因为上面附有题记，而使它价值倍增。但是，究其根源，题记本身不是独立的文献，它附着于有关主题文献之后，补充一些附加的研究信息。比如：BD00111号(黄011号、缩微胶卷号：7619)所抄为《天地八阳神咒经》，卷尾背有题记：“三界寺僧沙弥海子读《八阳经》者。”这条题记告诉我们，这部经典曾经被三界寺沙弥海子读过。由于题记本身不能独立成篇，所以称为“非主题文献”，著录时将它著录在《天地八阳神咒经》的“题记项”。

　　我在编目时，在“题记项”中，一般著录如下三种非主题文献：题记、题名与勘记。题记，大家都很熟悉，不用再介绍。所谓“题名”，一般为抄写者的题名，有时为所有者的题名。如《无量寿宗要经》后有“张瀛”、“索慎言”、“田广谈”、“唐再再”等许多写经生的题名。题名与题记有类似之处，也有不同。题记往往记录功德主身份、地位、写经的愿望乃至时间、地点等等，蕴涵较多的研究信息。而题名则只有一个名字，表示该经典为该人所写或该人所有。所谓“勘记”，这是敦煌僧人整理这些遗书时留下的勘点记录，它与题记性质不同。但为简便起见，编目时也把它着录在“题记项”中。至于近人为自己或他人收藏的敦煌遗书所写的题记，性质与前不同，故另作著录。

　　敦煌遗书上的印章很复杂。有官印、私印、寺院印章、藏文印章等等。无论哪种印章，本身都不能独立成篇，只能附属于相关的文献，所以也作为“非主题文献”著录。如BD00111号护首背面有2．5×7．7厘米的阳文墨印，印文为“三界寺藏经”。至于近现代人的收藏印、鉴赏印则另当别论，另作著录。

　　敦煌遗书是古代敦煌佛教寺院的弃藏，所以，许多遗书上都有杂写。杂写的内容千奇百怪。除了特殊情况外，这些杂写一般也不能独立成篇，故作为“非主题文献”著录。如BD00111号卷面有杂写“生则”、“言”。第7纸背有杂写“而说偈言”一行。

　　区别主题文献与非主题文献，可以使敦煌遗书的著录重点更加突出，内容也更加简明而有条理。

　　对于大多数敦煌遗书，一件遗书只抄写一个主题文献。遇到这种情况，编目相对简单。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敦煌遗书，一件遗书抄写多个主题文献，甚至抄写几十个主题文献。遇到这种情况，编目便相对复杂。之所以复杂，在于需要分析、处理同一件遗书上不同主题文献的相互关系。

　　如上述BD00490号正反面抄写《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与《阴阳六十甲子》两种文献，两种文献相互独立，没有关系。显然是利用废弃的《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背面空白纸，抄写《阴阳六十甲子》。遇到这种情况，编目相对容易，只要将两者分别著录即可。有的遗书抄写两个主题文献，其中一个是序文，一个是正文。两者虽然都可以独立成篇，但又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为了正确著录每个遗书的内容，我们需要将两个文献分别著录；为了体现两个文献的内在联系，我们又需要将两个文献合并说明。如何在一个目录中，同时实现上述两种功能，是一个需要认真处理的问题。有时，遗书的一面抄写好几个文献，另一面抄写一个文献。仔细考察，可以发现那好几个文献的年代都比较早，而另一面的一个文献年代较迟。按照常规，年代早的一面应该定为正面，年代晚的一面应该定为背面。但是，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年代早的那几篇文献大抵为废弃的，原来古代敦煌人将几张抄有废弃文献的纸张缀接起来，利用它们背面的空白，抄写新的文献。比如北图收藏的《坛经》就是这样。一面是几部吐蕃时期的《无量寿宗要经》，另一面是归义军时期的《坛经》。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把抄写《坛经》的一面当做正面，而把抄写《无量寿宗要经》的一面当做背面。

　　还有这样的遗书，一面是书仪，一面是类书。两面文字相同，乃一个人所抄写。粗粗看来，正反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献。但仔细琢磨，这两个不同主题的文献，为什么会抄写在同一个遗书上?显然，这是当时敦煌知识分子用于书翰往来的参考书。因此，著录时，应该用适当的方式，将它们的这种关系交代清楚，而不能简单地将两个文献分别著录，从而割裂它们原有的内在联系，损害其原有的研究信息。

　　敦煌遗书中有一种疑伪经，名为《新菩萨经》，已有多人注意并作研究。我们发现，有的敦煌遗书，一件上抄写两部或者三部同样的《新菩萨经》，对此，编目者往往将它们分别著录。但如果根据《新菩萨经》中“写一本免一身，写两本免一门，写三本免一村”的说辞，可知这种一件遗书抄写两部、三部的情况，乃是有意为之，有其特有的宗教含义。那么，我们在编目时如何保留这一重要的信息呢?

　　类似的问题很多。比如不少敦煌遗书抄写一系列亡考文、亡妣文、患文之类的实用性仪轨文书，有的敦煌遗书连续抄写好几篇赞文，有的敦煌遗书连续抄写好几篇禅宗文献。现在的著录，往往把它们分别著录。但是，这些文献相互之间，是否存在什么内在的联系?我们怎样在编目时反映这种联系?

　　我想，我们或者可以采用分析文献类型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正在尝试中。

　　三、谈“转型”

　　2006年，南京师范大学召开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主题为“转型”。坦率地说，为什么要转型?怎么才能转型?我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弄明白。按照有些学者的说法，似乎敦煌遗书大多已经公布，新资料已经很少了，现有的资料也已经整理得差不多了。所以主张各自拿敦煌资料回归各自的学科，丰富发展本学科的建设，这就是转型。不知道我的上述理解对不对。

　　这里首先涉及周一良先生当年对敦煌学定义的论述。周先生认为，严格地讲，敦煌学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门学问。只是各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站在各自学科的背景上，利用敦煌遗书中的资料，推进本学科的研究。如果说，所谓“转型”就是回归各自的学科，则以前的研究者并没有脱离自己的学科，本来就是拿敦煌的资料研究本学科的课题。现在的学者，基本上也都是利用敦煌遗书的资料，在各自的学科领域辛勤耕耘。既然如此，站在各自学科的背景上，利用敦煌遗书中的资料，推进本学科的研究，完全是敦煌学从产生以来的常态运作，又何谈“转型”?

　　其次，世界各国所藏敦煌遗书，汉文部分总计大约是58000号。现在已经公布约4万余号，还有1万余号没有公布。其中包括北图8000号(其中较为完整者2000号，残片6000号)、英国残片7000号，中国国内散藏约1000多号，日本散藏约1000多号。这里特别要指出日本的收藏，有相当一部分为精品，尤其以大阪杏雨书屋为翘楚。中国散藏的，也有相当数量的精品。即使北图、英国的残片，也是常有精品出现。因此，由于新资料很少了，所以要“转型”的说法，不完全符合事实(当然，不同学科，情况会有不同)。只不过以前的资料虽然难找，但都已经公布，还算是在面上；余下的资料尚未公布，搜寻难度更大。然而，再困难也罢，只要敦煌学界的人，个个都来做发掘资料的工作，人人都来促进尚未公开资料的公布，则一定能为研究者提供更多新的研究资料。

　　再次，资料的研究价值，与它的整理程度成正比。只有经过认真整理的材料，才能真正显示与发挥其研究价值。百年来，我们在资料整理方面已经取得无与伦比的成绩，但是否已经把工作全部做完，再没有工作可做了呢?显然不是。目前我正在编纂《敦煌遗书总目录》，深感有大量的资料，还没有被研究者注意，还没有被研究者整理，自然谈不上研究；还有大量的资料，原本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却被人为割裂地从事研究。因此，说现有资料整理得差不多了，可以“转型”了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仅就资料整理的工作而言，我同意季羡林先生在2000年的论断：敦煌学还要再搞一百年。

　　最后，敦煌学中各个学科发展不平衡，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中国，最早从事敦煌学研究的是一批研究历史、研究文学的先生。其研究进路，也主要从历史、文学等方面开展，所以，中国的敦煌学，这两个学科的成果最为丰硕。但敦煌遗书是佛教寺院的弃藏，90％～95％的遗书都与佛教有关。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中国的佛教研究界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利用敦煌遗书来推进佛教研究的重要性；倒是原本不是研究佛教的学者，在敦煌佛教研究领域做出卓越的贡献。毋庸讳言，由于这些先生原本不是研究佛教的，他们对敦煌佛教的研究，虽然成绩巨大，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局限。凡此种种，使得中国的敦煌佛教研究，与敦煌学其他领域相比，显得相对的沉闷与滞后。就佛教文献整理而言，可以说，大多数敦煌佛教文献还没有得到整理或有效整理，敦煌遗书中佛教文献的基本面貌，目前只是初步展现。就初步展现的情况而言，敦煌遗书提供的资料，足以对中国佛教史中的不少问题重新进行研究，足以为中国佛教研究开辟出新的天地。但是，敦煌遗书中佛教文献的研究价值，基本上还没有被人们真正认识。而要让人们真正认识它们的价值，利用它们打开佛教研究的新局面，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尽快把这些文献整理出来，提供给相关研究者。就这一点而言，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因此，即使其他学科的敦煌学研究可以转型，敦煌学中的佛教研究，还需要一大批人老老实实地从爬梳整理基本资料，编纂目录、提要与索引开始，扎扎实实地把资料工作做好，离所谓“转型”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作者简介：方广铝，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200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