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祖道一在其故乡什邡的化迹遗韵

　　马祖道一在其故乡什邡的化迹遗韵

　　（刊载于：日本京都《禅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5号，2000年11月20日。第15－29页）

　　禅宗六祖惠能的后裔之中，以马祖道一（709-788）的法门最为繁茂；马祖因为得到了官吏的支持，其下“亲承弟子总八十八人出现于世，及隐逸者莫知其数。……说法住世四十余年，玄徒千有余众。”[1]，其派别发展很大，称为“洪州宗”。而禅宗也只是到了马祖的时候，方才真正昌盛起来。

　　马祖传于后世的语录，主要有：编撰于明代的《四家语录》中之《马祖道一禅师广录》，一卷[2]；最初编于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3]的《古尊宿语录》卷一之《马祖道一禅师语录》，又叫《大寂禅师语录》，一卷[4]。其事迹和化语，还可以参看编撰于五代南唐中主保大十年（公元952）的《祖堂集》卷14、编撰于宋开宝八年（975）以前的《宗镜录》卷1、14、49、92、97、编成于宋端拱元年（988）的《宋高僧传》卷10、编成于宋景德元年（1004）的《景德传灯录》卷6、28、编成于宋天圣七年（1029）的《天圣广灯录》卷8、编成于绍兴十七年（1147）的《正法眼藏》卷1、编成于南宋宝 元年（1253）以前的《五灯会元》等处。[5]笔者在1999年12 月26日，专门去马祖出生的四川省什邡县实地考察了一次。以下，即根据历代典籍的记载和笔者实际采访的结果，概括地叙述马祖与什邡的因缘。不当之处，尚祈大方之家指正。

　　诞生之地:什邡县马祖村

　　马祖出家之前在故乡的情况，现在所能够了解的实在不多。

　　马祖逝世之后，权德舆曾经为之撰写了〈洪州开元寺石门山马祖塔碑铭〉，文中有云：“……大师讳道一，代居什邡。生有异表，幼无儿戏；嶷如山立，湛若川渟；舌广长以覆准，足文理而成字：全德法器，自天授之。常以为九流六学，不足经虑，局然理世之具，岂资出世之方？唯度门正觉为上智宅心之域耳。”[6]

　　1966年，在江西省靖安县宝峰寺的马祖禅师大庄严塔地宫里面，出土了马祖舍利石函题记[7]，但内中只是提及马祖逝世的年代和建造舍利塔的时间——贞元七年（公元791）——而已。

　　至于五代及以后的各种禅宗灯录、语录，一般更是依权德舆碑铭而来，了无所增。比如，福建泉州招庆寺静、筠禅师所编《祖堂集》曰：“师讳道一，汉州十方县人也。姓马。……大师志性慈愍，容相瑰奇，足下二轮，头有三约。”

　　赞宁《宋高僧传》卷第十〈唐洪州开元寺道一传〉：“释道一，姓马氏，汉州人也。华以喻性，不植于高原；浪以辩识，发明于溟海。生而凝重，虎视牛行，舌过鼻准，足文大字。根尘虽同于法体，相表特异于幻形。既云在凡之境，亦应随机之教。……”

　　《景德传灯录》卷第六〈江西道一禅师〉：“江西道一禅师，汉州什邡人也。姓马氏。容貌奇异，牛行虎视，引舌过鼻，足下有二轮文。”

　　《天圣广灯录》卷八〈江西马祖大寂禅师〉：“师讳道一，汉州什邡县人也。俗姓马，本邑罗汉寺出家。师容貌奇异，虎视牛行，引舌过鼻，足下有二轮文。”

　　《古尊宿语录》卷一：“马祖大寂禅师。师讳道一，汉州什邡人也。俗姓马氏。江西法嗣布于天下，时号马祖焉。”

　　《五灯会元》卷三〈江西马祖道一禅师〉：“江西道一禅师，汉州什邡县人也。姓马氏。……容貌奇异，牛行虎视，引舌过鼻，足下有二轮文。”

　　即便《马祖道一禅师广录》，也只是说：“江西道一禅师，汉州什方县人也。姓马。……容貌奇异，牛行虎视，引舌过鼻，足下有二轮文。”

　　……

　　够了！不用再举这类陈陈相因的沉闷文字了。从以上引用的灯录中，我们只知道，马祖俗姓马，什邡县人，生而相貌奇特，隐然有出尘之性格。如此而已。

　　但是，倘若我们另辟蹊径，去检阅一向少被佛学界关注的世俗文献，诸如地方志等，那么，还是可以再了解到一些新的东西的：

　　一、马祖出生的确切地点。

　　这就是位于什邡县城（唐代属于汉州管辖）以北约20里之处，现在叫做马祖村的地方。

　　清代嘉庆十七年（1812）修、道光十六年（1836）增刊的《[嘉庆]什邡县志》[8]，卷二十七〈寺观志〉：“马祖寺。治北二十里。马祖故居。明万历三十九年开建，见古钟记。国朝乾隆十四年，募众重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修的《什邡县志》[9]，第二十四卷〈社会风土志〉第一章〈宗教〉第一节〈佛教〉：“……禅宗八代祖马道一禅师，系什邡两路口人，……”第二十五卷〈人物志〉：“马道一，……是‘代居什邡’两路口乡境内人”。第二十六卷〈附录·补遗〉更具体地说：“两路口公社十一大队（现名马祖大队），系唐代禅宗八代祖师马道一故里，……马道一在江西临川圆寂后，乡人为了纪念他，遂把他在什邡出生的宅院改建为寺，……一九八一年地名普查时，命名为‘马祖大队’，一代宗师亦将随此以俱永。”两路口公社或者两路口乡马祖大队，都是过去的名字，今天叫两路口镇马祖村。

　　《[嘉庆]什邡县志》卷十一〈关隘志〉，提到了“马祖场”：“马祖场，城北二十里，白鱼河坝中。今废。”从其地理位置来判断，马祖场正处于马祖村附近。其得名，显然是因为马祖诞生于此地也。

　　嘉庆县志卷二〈图考〉，有〈疆域地舆图〉。图上，县城的东南方，有“东南十五里，抵汉州马师院界”几字。此“马师院”，不知与马祖有无关联？

　　至于明代《[天启]成都府志》卷二十九〈仙释列传〉、1929年面世的《[民国]重修什邡县志》卷九〈人物志·释道〉、新《什邡县志》第二十四卷第六章〈民间传说〉、同书第二十五卷〈人物志〉所专门开辟的马祖传记中，关于马祖在故乡的情况，则多抄自传世的禅宗文献，了无价值。比如，民国县志仅仅曰，“马大师，名道一。什邡人。俗姓马氏。生于唐中宗景龙三年。容貌奇异。……”

　　二、马祖父亲的职业。

　　《虚堂录犁耕》有云：“引得马簸箕呼儿唤子纵而玩之。”[10]这里的马簸箕，就是指的马祖道一的父亲。

　　何以会有这种叫法呢？

　　《[嘉庆]什邡县志》卷四十八之四〈艺文志·碑〉，收录了清代李调元（1734-1802）[11]的〈罗汉寺新建五百阿罗汉碑〉，碑文有云：“……马祖者，达摩祖师传入中国之第八祖大寂禅师也，名道一，什邡人。父以卖簸箕为业。……”后面又提到了邻居老媪称马祖为“马簸箕子”。（详本文第三部分〈出家之地：什邡县罗汉寺〉）新《什邡县志》第二十五卷〈人物志〉，也曰：“马道一，……其父以编售簸箕为业”。

　　马簸箕，显然是以其职业作为人的代称。李调元谓马祖父亲是卖簸箕的，新《什邡县志》却言“以编、售簸箕为业”，这两种看法是有差别的：前者仅仅可以算是小贩，后者则应该属于手工业劳动者，——只不过产品是自我销售罢了。成都平原上，自古到今都有很多竹林围绕著农民的住房，以竹子编簸箕等竹器出售，是农民们用以赚钱的常见副业。从种种因素考虑，马祖之父应该是以编、售簸箕作为主要的谋生手段，且编簸箕的手艺很不错，故而人们会呼之为“马簸箕”。

　　三、马祖寺。

　　前引《[嘉庆]什邡县志》，已经提到县城北边二十里的马祖寺。《[民国]重修什邡县志》卷二〈舆地志〉开头之〈什邡县区域舆地图〉，在县城西北约二十里处，也标明了“马祖寺”；寺位于白鱼河之西，正在《[嘉庆]什邡县志》所谓的“马祖场”附近。民国县志卷七〈礼俗下篇·寺观〉，也专门有马祖寺一条，文字与嘉庆县志几乎完全相同：“马祖寺。治北二十里马祖故居。明万历三十九年开建，见古钟记。清乾隆十四年，募众重建。”可见，马祖寺始建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距离马祖辞世已经近前年了；后来曾经湮灭，乾隆年间（1736-1795）更行修造。可惜，现在已经看不到“古钟记”了。

　　什邡县罗汉寺所编《罗汉寺》曰：“马祖圆寂后，在什邡县治北二十里处，马祖出生地，家里人将家宅改建，名马祖寺。明万历三十九年重建，清乾隆十四年又重建，一九九五年再重建。”其称马祖寺乃其家里人所始建，由于缺乏文献印证，并不可信。

　　《[嘉庆]什邡县志》卷十四〈公署〉载，“南阳乡”也有一“马祖寺”，有“社仓三座，社长三名”。此所谓社仓，乃什邡县于乾隆、嘉庆年间建设于四乡各个庵观寺院的粮仓。从马祖寺“社仓”的规模来看，与罗汉寺相当。此“南阳乡”，当即为今天的两路口镇。

　　如前所述，新《什邡县志》不仅在第二十四卷〈社会风土志〉记载，“什邡庙宇众多，从碑碣考察，较著名的还有……马祖寺（两路口境）……”；而且于第二十六卷〈附录·补遗〉详细地对马祖寺作了专门说明：“两路口公社十一大队（现名马祖大队），系唐代禅宗八代祖师马道一故里，境内有座‘马祖寺’。……马道一在江西临川圆寂后，乡人为了纪念他，遂把他在什邡出生的宅院改建为寺；以后，什邡罗汉寺也把‘马祖寺’尊为‘祖庭’。其间虽有兴有废，后来甚至被改为社仓，但寺庙的规模终能保存下来。……”

　　今天的什邡马祖寺

　　那么，马祖寺、或者马祖故居，在今天的情况究竟若何呢？是不是到了撰写新《什邡县志》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马祖“寺庙的规模终能保存下来”呢？笔者这次通过实地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否！

　　笔者动身去什邡的那一天，虽然上午九点半才出发，成都平原上仍然浓雾弥漫，阴冷异常。车到什邡之后，再在县城北门转乘中型巴士车，沿著宽敞平坦、来往车辆稀少的水泥路北行；过了两河口镇以后不久，至于一个丁字路口的下客点。然后，顺著砂石铺就的乡间公路，步行约1公里，在十二点钟左右，就到了大名鼎鼎的马祖的出生地——今天的马祖村。

　　现在的马祖寺，位于马祖村村民委员会的驻地；实际上，该寺前不久本来还是马祖村村政府的办公用地。马祖寺现在共有出家的僧人3名，即当家（住持）映通、其弟子开诚、开祥；2个打算出家、尚未下发的中老年居士，即周维学、陈老师；另外寺里还常住有2个居士，其中一个煮饭的、姓何，一个管理小卖铺的魏太婆。这天，映通和开诚外出做法事，笔者遂在周居士、释开祥的带领下，四处游览了一通。马祖寺的平面布置示意图，略如下示：

　　与寺紧接的茶馆的墙上，用黑墨大书“中国佛教禅宗八代祖师/马道一诞生地/马祖寺”。寺的大门门额上，则凸雕四个大字“马祖古刹”，两边书曰：“公元一九九七年夏”，“释映通立”。门边挂一副对联，阴文，右边为“成仁佛宜用白砖磨”，左边为“明释道常须醒头棒”——依照联文来看，显然是左、右位置挂反了——，简要地说明了马祖的禅风。一进门，为一个走廊，走廊的左边，是一个小卖铺；右边，原为大队（即村）礼堂。据说，前几年，大队以一万二千圆的价格，将礼堂卖给映通。

　　出了走廊，大雄宝殿就显现在面前。殿的正面，供养著释迦、弥勒、药师；塑像的旁边挂一长联，文曰“拜佛祈福祈福得福方知求佛 行善延寿延寿享寿应明积善必修心”。殿的正面，还有一联：“持大道东行三世十方传福地 导群生西度四禅七宝布金天”。殿的背面，供养西方三圣。殿的两边，分别塑立十八罗汉；右边的梁上有一匾，上书“马祖重辉”四字；右边的罗汉像下，则放著马祖的画像。据匾额、对联上的记载，大雄宝殿修于1995年。

　　大雄宝殿的后面，是观音殿。也是1995年修建。与观音殿相连，有一闲僧房，周维学就住在这里。僧房的门上，写著“静座思己过 没论他人非”；门上另贴著一方块草纸，写著“焰口 请诸神回避”。

　　大雄宝殿、观音殿的所在地，原先是生产队的保管室。现在，生产队每年还要收取地皮费一千多圆，——这对于僻处乡间的马祖寺来讲，的确是一笔不小的负担。由于缺乏资金吧，大雄宝殿、观音殿的建筑和塑像，都相当的粗糙，根本不能于名山的大寺相比。

　　观音殿的后面，左边为砖房，乃一私人酒厂的后墙。右边是草房，为私人住房的后墙，墙上用红漆写著：“保管员不寻常，一人管著百人粮，注意防火又防盗，全队社都夸奖”。这也证明了，观音殿一带过去确实是生产队的保管室。

　　大雄宝殿和观音殿的左边，有一座二层楼房，为映通所修。楼下是客堂、法物流通处等。客堂一进门的右边，挂著一副马祖画像，属于中国画，画于一九九七年秋天，署名“陈昕”；旁边是一副对联，文曰：“明道常须醒头棒 成佛岂用白砖磨”。

　　靠著楼房，是一排平房。这里原来是两家住户，现在已经迁出，留下的房舍，作为寺里养猪的地方。平房的前面，有一块菜地。

　　大雄宝殿和观音殿的右边，是寺里的厨房、6闲客房。厨房和客房之间，为一过道。

　　客房旁边，正对著寺的大门，有一闲房屋，据说本是村上做耳子（木耳）的地方，现在住著一个木匠。

　　进寺门的左边，正对著大雄宝殿的一块地方，打算明年修一座祖师殿——当然是马祖殿了——。目前已经奠基。

　　穿过厨房和客房之间的过道，为马祖小学；全马祖村的小孩，都在这儿读小学。小学校的前面，有一口井，据说为昔日马祖寺的老井。马祖小学的旁边，是寺里的一大片菜地，僧人们在这里种了一些蔬菜、土豆什么的。菜地的边上，依稀可以辨认出昔日马祖寺的墙基。

　　据周维学、开祥和一群村民的介绍，二十世纪40年代的马祖寺，占地达十几亩；寺内有一大片竹林；在今天的马祖小学所在地，有玉皇楼、观音殿、灵官殿等建筑；山门，则在今天的水井前面一点儿。寺外，还有30多亩的田地。解放后1952年或者1953年吧，在席卷全国的“破四旧”风潮中，马祖寺被村民们拆毁，僧人有的还俗，有的去了外地的寺庙。再后来，在寺庙的废墟上，陆续修起了大队的礼堂、生产队的公房、大队小学等。今天，只有小学校里面的一株香樟树、一株柏树，小学校外的水井、几段旧墙基，默默地述说著昔日马祖寺的辉煌了。这里的农民，对马祖的事迹及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只有一两个老农民，略知道马祖寺在解放前的一些模样。

　　周维学告诉笔者，马祖在四川的遗迹，除了什邡境内的外，尚有广汉的龙居寺，灌县石羊镇的马祖村。特别是灌县的马祖村，据说原来规模不小，现在也保存得比较完善。

　　周维学约40多岁，到马祖寺才半年；其穿著破烂，完全像一个贫穷的农民。陈老师已经50多岁，我看见他时，他正在寺外的地里种土豆。开祥也已年届60了。据笔者了解，他们的师傅映通，本是驼背。曾经在什邡等地的很多寺庙住过。由于是残疾人，饱受歧视，最后才来到马祖村。乡村之间，香火清淡，他不得不经常出去化缘，以应付寺庙的日常开支；弟子们平时也都要种菜、喂猪，才能吃上饭。笔者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实际上正继承了马祖门下“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农禅作风。他们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在短短的四、五年期间，就将马祖寺恢复到目前这个样子，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

　　一点过，浓雾开始散去，太阳明晃晃地倾泻下来，照得人浑身暖洋洋的。我一直阴沉的心情，也一下子开朗起来。下午三点多钟，笔者离开时，回头望著阳光下的马祖寺，心想，今日的好天气，或许是马祖显灵，应该象征著马祖寺即将重兴吧。

　　出家之地:什邡县罗汉寺

　　一、出家于罗汉寺的含义。

　　权德舆碑铭说：“……初落发于资中，进具于巴西。”

　　《祖堂集》称，道一“于罗汉寺出家”。《宋高僧传》：“……年方幼孺，厌视尘躅，脱落爱取，游步恬旷。削发于资州唐和尚，受具于渝州圆律师。示威仪之旨，晓开制之端。……”

　　《景德传灯录》：“……幼岁依资州唐和尚落发，受具于渝州圆律师。”

　　《天圣广灯录》：“……幼岁依资州唐和尚落发，受具于渝州圆律师。”

　　《五灯会元》：“……本邑罗汉寺出家。……幼岁依资州唐和尚落发，受具于渝州圆律师。”

　　《马祖道一禅师广录》：“……本邑罗汉寺出家。……幼岁依资州唐和尚落发，受具于渝州圆律师。”

　　《[天启]成都府志》卷二十九〈仙释列传〉：“马大师，……幼落发，受戒于渝州圆律师。”

　　清代李调元〈罗汉寺新建五百阿罗汉碑〉：“什邡北郭有罗汉寺，肇造于唐中宗时，马祖出家之处也。……马祖者，……生于景龙三年己酉。容貌奇异。出家于罗汉寺。”

　　新《什邡县志》第二十四卷〈社会风土志〉，谓“出家于资中”；同卷第六章〈民间传说〉说，“少年时代在罗汉寺出家，落发于资中”。第二十五卷〈人物志〉更明确地说，二十岁出家。

　　《[民国]重修什邡县志》卷九〈人物志·释道·马大师〉：“……幼落发于渝州圆律师。……”

　　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则谓：“初从资州（治所在今四川资中）处寂（又名唐和尚，648-734）出家学禅，在渝州（治所在今重庆市）圆律师处受具足戒。”[12]

　　宋志远〈佛教禅宗八代祖师马祖〉言，马祖在“什邡罗汉寺作了小沙弥，二十岁时赴资中，依唐和尚落发，后受戒于渝州圆律师”。[13]

　　……

　　综合上述记载，我们可以推测，马祖为僧的过程应该是这样的：最初到什邡罗汉寺，作小沙弥；至于二十岁时，去资州唐和尚（处寂）处落发；最后，才在渝州圆律师那里受戒。

　　至于马祖与唐和尚的因缘，却关系到中国禅宗史上尚未被充分重视的一个重大问题，笔者日后将在系统进行《历代法宝记》研究时，予以专门的探讨。此不再论列。

　　二、回到罗汉寺弘法。

　　罗汉寺素来有“八祖道场”之称，如《[嘉庆]什邡县志》卷四十八之四〈艺文志·碑〉，有嘉庆五年（1800）尝以汉州牧代理什邡知县的彭锡珖所撰的〈重修罗汉寺山门碑〉：“什邡城北寺，马祖道场也。”这指的是，马祖为僧以后，尝回该寺弘法。

　　新《什邡县志》第二十四卷〈社会风土志〉：“……曾返什邡阐述禅宗教义，《高僧传》有‘马祖还乡开坛说法’的故事。”但本文作者并没能在《高僧传》中找到这样的记载。倒是李调元〈罗汉寺新建五百阿罗汉碑〉载，马祖在得到怀让心印之后，“……复归什邡罗汉寺，筑所法台，台角穿一井，为众说法，大阐宗教，邑人称为活佛。中有老媪来观云：‘此吾并舍马簸箕子也，何云活佛？’祖闻之，作偈云：‘学道不还乡，还乡道不香。’遂往江西开元寺演教。”李氏该文，作于清仁宗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嘉庆二年镌刻于罗汉寺。[14]也有文献称，马祖返乡，乡人喧迎之；轻视他的乃溪边的婆子，她曰，“将谓有何奇特，原是马簸箕家少子！”；马祖的回答，也有异于李调元的记载：“劝君莫还乡，还乡道不成。溪边老婆子，唤我旧时名。”[15]

　　显然，这里的“溪”，指的是本文第一部分〈一、马祖出生的确切地点〉中提到过的白鱼河。而从马祖村到罗汉寺，虽然距离约10公里，但全部是平原地区，农村老太太们一般身体又硬朗，完全可能步行去。所以，后世流传的马祖与溪边婆子的这段因缘，应该是历史事实。

　　前揭宋志远〈佛教禅宗八代祖师马祖〉曰，马祖返乡的时间为“唐贞元初”。不知何据？考虑中国人临死前普遍存在的怀念故乡的情况，这倒是可能的。

　　韩国学者闵泳圭在其上揭文中，提出新的观点，认为马祖并不是从南岳回到罗汉寺的：“……马祖还乡是在处寂唐和尚和无相金和尚处，经过了削发和得法后，不是从远在江西的南岳会下回来的。”

　　三、唐代权德舆所撰碑铭。

　　根据《祖堂集》、《宋高僧传》等文献，权德舆所撰写的碑文（一称塔铭），本竖立在马祖入灭的江西省靖安县宝峰寺。

　　但该碑铭在什邡罗汉寺中也曾有过雕镌。可惜，解放以后已经不存在了。请参看郑旭〈什邡罗汉寺史料补遗〉。[16]

　　四、马祖塔、马祖像、马祖殿、以及舍利盒。

　　1、马祖塔。新《什邡县志》第二十四卷〈社会风土志〉：“贞元七年（公元791），什邡罗汉寺亦建有马祖塔。”不知何据？

　　2、马祖像。《[嘉庆]什邡县志》卷五十〈金石志〉：“马祖铜像一尊。在治北里许罗汉寺。明万历闲，邑人徐应聘铸。”卷二十七〈寺观志〉言，“……举人徐应聘捐金，创修大悲阁，铸马祖铜像。明季焚毁。国朝顺治庚子（公元1660年），祖嫡派远孙云林，访祖原籍至什，探其旧址，扣遗像于荆棘中。苦行重修，先后落成。竖有碑记。前古柏数十余株，大皆合抱。邑中兰若之胜，惟此为最。成都知府冀应熊，为题‘罗汉寺’三大字额。”

　　3、马祖殿。李调元〈罗汉寺新建五百阿罗汉碑〉载，礼汀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至嘉庆二年（1797），在罗汉寺塑造了五百阿罗汉像之后，“……又取所遗募金，并马祖殿、台、井，而培补之。”“……即今祖殿也，明孝廉葛登明所建。应聘又于僧大才捐铜千金，铸马祖真像。由此遂为马祖道场。”《[民国]重修什邡县志》卷七〈礼俗下篇·寺观〉也言，“明万历间，庠生葛登名捐金，于寺右建马祖殿。举人徐应聘捐金，创修大悲阁，铸马祖像。”新《什邡县志》第二十五卷〈人物志·马道一〉也追忆道：“……（罗汉）寺内原有祖殿一幢，中供铜铸马祖真像（今均无存）。”

　　显然，马祖殿先建，稍后铸造的马祖像是供于马祖殿中的。殿于明代末年毁于火灾，但马祖像依然保存了下来。马祖殿，大约位于今天罗汉寺左厢房的外边。

　　4、舍利盒。新《什邡县志》第二十五卷〈人物志·马道一〉，末尾有一“禅宗八代祖师”“鎏金银盖舍利盒”的照片。原先所藏，不知是不是真的马祖舍利？

　　五、罗汉寺的变迁。

　　罗汉寺素有“西川佛都”之称。它是禅宗临济宗的祖庭之一，在佛教界享有盛誉。

　　根据历代的什邡县志的记载，罗汉寺创建于唐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很奇怪，这与马祖的出生年代一样！）明代万历年间，建马祖殿，铸造马祖像。明代末年，毁于火灾。清代顺治年间，马祖的远房孙子云林，重修寺庙。嘉庆县志卷二十七〈寺观志〉曰，到“乾隆丁未（公元1787年），寺僧月容嗣法礼汀，得南宋乾明院罗汉尊号碑记，募众重修前殿、山门及两廊，装塑五百阿罗汉像，自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起，至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止，功乃竣。自是，罗汉寺名、实两符。”光绪中，寺僧重建照墙（影壁）。民国三年，乡人冯庆樾在影壁上书写了“八祖道场”四字。民国二十七年，成立什邡佛学社。二十九年，于寺中建立了佛陀学院；三十年，改名为华西佛学院。三十三年，建净土宗印光的舍利塔；并创办“六合农场”，占地四十亩，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口号。民国三十七年，临近解放，寺内僧人散往他处，华西佛学院、六合农场停办，寺院也成为了军营。

　　请参看《[民国]什邡县志》所附〈罗汉寺图〉：

　　解放以后，罗汉寺从一九五二年开始，作为什邡县粮站。寺僧或者还俗，或者去了外地的寺庙。

　　一九九一年四月一日，罗汉寺被公布为“德阳市文物保护单位”。一九九二年，粮站方才先后退还了弥勒殿、弥陀殿、东西两廊、山门；其它的五观堂、藏经楼、禅堂、马祖殿等建筑，早已被拆毁。后来，寂一、智深和尚陆续有所恢复。

　　笔者那天去过马祖村后，赓即于下午4点左右，赶至位于什邡县城的东北方的罗汉寺。现在的罗汉寺，规模大不如从前，仅仅还有照壁、山门、天王殿、弥勒殿、弥陀殿，以及东、西两廊的108尊罗汉像而已；其中的弥勒殿前，竟然开了一个露天茶馆以“创收”，闹闹嚷嚷的，商业气息浓厚，全然没有佛门的庄严肃穆。寺僧正在准备修复大雄宝殿。

　　当然，最可惜的是，这里留存的马祖遗迹已经没有了，笔者徜徉其中许久，只见到一些才恢复不久的、与马祖稍稍扯得上边的“古迹”：山门上，有两副对联，其一联曰，“南岳磨砖琢镜出八十四员宗匠 罗汉僧饮方水保百千万劫皇封”——后一句显然是歌颂……的——；另一联曰，“棒喝钟敲无声不寂 千峰万壑有色皆空”。观音殿前，有太虚和尚书于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的一联，文曰，“法护龙天十方摄归中土 宗承马祖一口吸尽西江”。原来的大雄宝殿里面，有一副今年绘就的马祖油画像；因为要重修大雄宝殿，寺僧将之移在观音殿的后面。据现任住持智深禅师讲，在解放前，罗汉寺还保存有马祖的衲袄、衲鞋。解放后，被什邡县粮食局的人从藏经楼中拿走，遂再也不见踪影。

　　尽管历尽磨难，今天，罗汉寺仍然是什邡香火最为兴盛的寺庙。

　　请参看今天的罗汉寺平面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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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祖堂集》卷14〈江西马祖〉。

　　[2] 《卐续藏经》2-24-5。

　　[3] 有关《古尊宿语录》的源流，请参考拙文〈赵州从谂语录源流考辨〉，“中国古典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杨明照教授九十华诞庆典”论文，中国成都·四川大学，1999年9月。

　　[4] 《卐续藏经》2-23-2。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有点校本，1994年5月第1版。

　　[5] 中国之外的研究成果,请参考柳田圣山先生《禅籍解题》第四部分〈敦煌の禅籍·その他〉。原文见于《世界古典文学全集》第36B《禅家语录Ⅱ》，筑摩书房1974年版；殷勤所翻译中文版本，见于《俗语言研究》第三期，1996年6月。

　　[6] 此根据《什邡县志》。《全唐文》的文字（北京·中华书局缩印本，1983年11月第1版，第五册，第5106-5107页），略有差异。

　　[7] 请参考，a、陈柏泉编著：《江西出土墓志选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第2-4页；b、陈柏泉〈马祖禅师石函提记与张宗演天师圹记〉，见于《文史》第十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7月第1版，第258页。

　　[8]本文所引援的清朝至民国的什邡县志，皆使用四川大学古籍部藏本。

　　[9]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9月第一版，第2-3页。

　　[10] 日本京都禅文化研究所发行之基本典籍丛刊版本，第1081页。

　　[11] 关于李氏的生平和著述情况，请参考詹杭伦《李调元学谱》，成都·天地出版社1997年6月第一版。

　　[12]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12月第一版，第103页左。

　　[13] 俞崇编《什邡佛缘》，什邡县广播电视报印刷厂1993年3月印刷，第19页。

　　[14] 请参考詹杭伦《李调元学谱》，第100-106页。

　　[15]转引自 闵泳圭〈有关禅宗史的几个问题〉，第9页右。

　　[16] 原载《什邡文史资料》第七辑，1991年。又见于《什邡佛缘》，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