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佛教史

　　柬埔寨佛教史

　　第一章　扶南时期的佛教

　　(公元1世纪顷～550年)

　　第一切　国土与民族

　　柬埔寨(Cambodia，Kambuja)在公元1世纪时即已建国，汉时称“扶南”，隋及唐初称“真腊”，中唐时称“吉蔑”，元时称“吉学智”(或甘孛智)，明代万历以后称“柬埔寨”，而柬干埔人则始终自称“吉蔑”或“柬埔寨”。泰人、越人、华人称其为“高棉”(Khmers)，是“吉蔑”的转音，西人则称“柬埔寨”。大概“吉蔑”是指种族名，“柬埔寨”为国家名。(吉蔑之名，《旧唐书·真腊传》(卷197)：“南方人谓真腊国为吉蔑国。”《新唐书·真腊传》(卷222下)：“真腊亦曰吉蔑，本扶南属国”。柬埔寨之名，元代周达观着《真腊风土记》中说：“其国自称甘孛智”。《明史·真腊传》(卷三二四)：“其国自甘孛智……万历(1573～1619)改为柬埔寨。”按柬埔寨之原名，在柬埔寨本国中很早就采用，最初记录此名称的，为公元817年芽庄之一碑文。又公元十二世纪中叶，柬埔寨与斯里兰卡交通频繁，《大史》中常用柬埔寨之称。又按柬埔寨一名，出自梵语Kamboja。)

　　柬埔寨建国近二千年，是东南亚最早的古国之一，有过辉煌的文化。一般历史学者在多把柬埔寨的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扶南时期，二、真腊时期，三、安哥时期，四、安哥以后时期。(D。G。E。Hall：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如将法国侵入柬埔寨开始殖民统治算起，中经1954年独立至现在，列为近代时期，柬埔寨历史则可划分为五个时期。

　　以上五个时期，柬埔寨的历史连贯性及文化和相似性，是无可置疑的，但各个时期统治疆域的范围，变动很大，有时地区颇广，有时境域很小，都城也常设置在不同的地方。考古海陆空上证实，古代扶南文化遗址，大部分位于湄公河三角洲地带，不全在今日的柬埔寨境内。(陈正祥：《真腊同土记的研究》，第9页。)

　　现在柬埔寨的疆土，位于印支半岛南部，介于北回归线与赤之间。其中与越南中部为界，西临暹罗湾及泰国东部，南毗越南南部，弱与泰国东北及老挝西部接壤，经纬度为东经102。20度至107。42度，北纬10。50度至14。25度。全国总面积181，035平方千米。

　　柬埔寨的人口，依1996年估计，是10，400，000人。柬埔寨的民族，主要是吉蔑族(Khmers)。他们渊源于古代印度的文荼族(Munda)、马来族、波尼西亚族(Polynesians)进入柬埔寨后与土著民族之混合种。吉蔑人与下缅甸及泰国境内湄南河流域的居民孟族(Mons)，在种族关系上很密切，似乎吉蔑族与孟族之间两族的祖先，有一个时期在中印半岛中部及西部存在过，后来泰族自中国边境南徙，渗进两国之间，迫使吉蔑人住在中印半岛及泰国之中部，而孟族居西部。现在无法证明吉蔑人与越南人在血统上的关系。(1。Sir Charles Eliot：Hinduism and Buddhism，Vol。Ⅲ第100页。2。Brian Harrison：South-East Asia，第35-36页；中译《东南亚简史》第37-38页。)吉蔑人过去曾与越南的占婆族(Champa)及泰族不断地发生战争，致使民族精华受到很大的损伤。

　　关于吉蔑族的来源，历史学者迄今尚未有确定的诊断，而一般认为，吉蔑族虽是外来移民，但很早就定居于现在柬埔寨境内，与当地土著混血而成。公元7世纪初，真腊王质多斯那(Citrasena)兼并扶南以后，原属扶南各部的人就以吉蔑族人为中心，渐渐在血统、政治、文化上融成一个单一民族。因长期的血统杂及战争耗损，纯粹的吉蔑族人已日渐减少。现在吉蔑族人占全国人口的80%，语言亦以吉蔑语为主。(除柬埔寨境内吉蔑族人之外，另在越南南方有吉蔑族人约40万，在泰国东南，也有吉蔑族人约30万，成为越、泰车的少数民族。)由于吉蔑族占人口绝大多数，所以柬埔寨在历史上亦长期称吉蔑族人，即我国所称之高棉或高棉人。

　　在柬埔寨境内，有20多个少数民族。其中泰族人，大多属于老挝族，由老挝移人与泰国接壤的地区，也有不少泰南人杂居。占族为古代占婆国遗留种族。越族(Annan)，多居住沿海，思想与习惯颇受中国文化影响。在柬埔寨的华侨及华裔，统计约50人，以福建及湖州籍人居多。首都金边有址余万华人。

　　关于柬埔寨的古代历史，本国记载非常缺乏。现在首先依凭的是中国史籍中的有关记录，其次是柬埔寨已发殃的碑文及发掘出来的遗物。通过近代历史学者对东南亚史的研究，经过整理和考订，虽不能详实，然已能对柬埔寨的历史已有一个简要的轮廓。

　　古代东南亚各国，除越南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以外，其他国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包括宗教、语文、艺术、政治、哲学等，其中宗教文化方面的影响最为深远。柬埔寨在古代东南亚是首先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国家之一。柬埔寨的语文，是从梵文、巴利语等改变而成，语言系统属陵园吉蔑语(Mon-Khmer)，和泰国及下缅甸的孟族人相近，都与印度的文荼语(Munda)有关，同属澳亚语系(Austro-Asiatic group)。(山本达郎编：《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81页。)印度的梵文，曾在古代的柬埔寨盛行，至少在王廷中被采用，这可由出土的梵文碑铭做有力的证明。

　　第二节　　扶南时期的佛教

　　扶南(Funan)一名的起源，首见中国正史《三国志》卷60之吕岱传。吕岱在公元3世纪上叶孙权时(公元222-252)为交、广刺史，曾“遣人从事南宣国化，暨缴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三国志》卷60，即《吴志》卷15吕岱传。)吕岱所遣派的使者，为从事朱应及中郎康泰二人。《三国志》虽未着录二人之名，然《梁书》卷54有记此事说：“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泉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梁书》卷54，海南诸国传总叙。考朱应撰有《扶南异物志》、早佚。康泰有《吴时外国传》、《扶南土俗》、《扶南传》、《(康泰)扶南记》、《吴时外国志》、《扶南土俗》、《扶南传》、《(康泰)扶南记》，以上恐是同一书籍，而称呼不同，早佚；然《隋书经籍记》及《唐书艺文志》，曾引用以上诸书之句。康泰为康居人(见《北平图书馆刊》第四卷第六号，向达撰《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同吕岱传中所说，孙权于黄龙3年(公元231)召吕岱还，可证遣使之事，应在此前。(伯希和作《扶南考》(Le Fou-Nan)发表于远东博物院之校刊，冯承钧译，收在《史地丛考续编》。附录一，认为遣使推为公元245-250之间，今有人考证其误。)

　　扶南的名称，虽于3世纪上叶初见于中国正史，然依中国史籍及柬埔寨出土碑铭考订，知扶南之建国，最迟不会晚于1世纪，(同上，第29页。)只是到公元3世纪才与中国有外交关系。到了第3世纪至第6世纪中叶(从后汉末至南北朝终)，扶南成为南海中称霸的强大王国。

　　扶南是音译，出于柬埔寨语之Phnom，意思为“山”，经转音读为Funan，中译扶南。根据印度及东南亚古代习俗，人们非常崇拜山岳，所有宗教建筑圣地，都在高山上，表示神圣崇高。这种传统，也使很多国王都加以“山岭之王”的尊称。Funam即是“山都”之义，以山为国号。(1。许云樵着《南洋史》卷上，第10页。2。杉本直治郎：《东南亚细亚研究Ⅰ》第400-401页。又按艾莫涅(Aymonier)认为“夫南”之名，纯为华语，取扶南之义。但有人考左三思三都赋中的吴都赋称“扶南”；义净《南海寄归涔法传》卷Phnom音译。)

　　关于扶南建国，《晋国》卷97“扶南传”记：“扶南西去林邑(Lin-Ⅰ，即占婆Campa)三千余里，在海大湾中(按指暹罗湾)，其境广袤三千里，有城邑宫室。人皆丑黑，拳发裸身，跣行，性质直，不为寇盗。以耕种为务，一岁种，三岁获。又好雕文刻镂……文字有类于胡(胡指西域)；丧葬婚姻略同林邑。其王本是女子，字叶柳；时有外国人混溃者，(《晋书》记混溃：《南齐书》、《梁书》、《南史》记混填；北宋《太平御览》等引康泰《扶南土俗》则用混慎。伯希和比定，认为混填与Kaundinya对音是较正确的，见杉本直治郎著《东南亚细亚研究Ⅰ》，第343-344页。)先事神，梦神赐之邑。叶柳率舶入海，混溃且诣神祠，得弓，遂随贾人泛溃纳以为妻，而据其国。”

　　《梁书》卷五四扶南传记载：“扶南国俗本裸体，身披发，不制衣裳。以女人为王，号曰柳叶，年少壮健，有似男子。其南曰徼国，有事鬼神者，字混填……乘船海，遂入扶南外邑，柳叶众见舶至，欲取之，混填即张弓射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付者。柳叶大惧，举众降混填。混填乃教师叶穿布贯头，形不复露。遂治其国，纳柳叶为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后王混盘况，以诈力间诸邑，令相疑阻，因举兵攻并之，乃遣子孙中分治诸邑，号曰小王。盘况年九十余乃死，立中子盘盘，以国事委其大净范蔓。盘盘三年死，国人共举蔓为王。蔓勇健有权略，复以兵威攻伐傍国，咸服属之，自号扶南大王。乃治作大船，穷涨海，攻屈都是昆、九稚、典孙等十余国，开地五六千里。次当伐金邻国。(屈都昆，略和屈都、都昆，即汉书地理志之都元，在今马来半岛。九稚应力九离之论，或位于半岛西岸。典孙，亦作顿孙，史勒格(Schlegel)尝考为面缅甸的Tenasserim。金邻，亦作金潾或金陈，考即金地(Suvarnabhumi)，位置未确定，或为现缅甸的直通，或为泰国的佛统。)蔓遇遇疾，遣太子金生代行。蔓姊子旃，时为二千人将，因篡蔓自立，遣人诈金生而杀之。蔓死时有乳下儿名长，在民间，至年二十，乃结国中壮士袭杀旃。旃大将范寻又杀长而自立。更缮治国内……”

　　从《晋书》及《梁书》记载，法国著称名汉学家伯希和作《扶南考》，(伯希和作《扶南考》(Le Fou-Nan)发表于远东博物院之校刊，冯承钧译，收在《史地丛考续编》。)推定混填至扶南的时代，最晚不会迟于公元1世纪。伯希和并断定混填一名，即是梵文憍陈如(Kaundinya)的对音，此名出于印度婆罗门种姓。按公元1世纪前后，印度人已渐东移，定居东南亚，其后东南亚各地便了一些印度化国家。混填(或(憍)陈如)至扶南为王，是为印度统东南亚及其文化影响最深远之事。

　　扶南早期的疆域，依考古学上所得证据，初于交趾支那(Cochin-China)的南端，以移往湄公河三角洲地带，(遗址在大部分散于此)，再后逐渐扩展到现在的柬埔寨和越南。《梁书·扶南传》说：“在日南群之南，海西大湾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广十里，西北流东入于海。其国轮广三千余里，土地洿下而平博。”依学得考证，其中所说里程固不足据，而方位可取。海西大湾即指暹罗湾，大江应指澜沧江下游的湄公河，自西北流，东南入海。依柬埔寨马德望省一出土碑铭说，最早的都城梵名为“毗名耶驮补罗”(Vyadhapura)，意即“狩猎者之城”。《新唐书》卷二二二下扶南传说：“治特牧城，俄为真腊所并，益南徒那城。”特牧城经学者考证即耶驮补罗，大约在现在的波罗勉首巴南附近。最后都城那城，梵文为“新城”(Navanagara)之义，在今安波利(Ankor Borei，可能为梵语Nagara-Puri的音讹)。不过关于古代扶南的位置及都城的居，有几种不同说法，至今尚难确定。(1。扶南国的位置，杉本直治郎着《东南亚细亚史研究Ⅰ》，第3680-369页，根据以前学者比较，有多种不同主张。2。许云樵着《南洋史》，第73-74页。)

　　上引《晋书》及《梁书》扶南传，说南有外国人，或南有徼国人“事鬼神者”混填，梦神赐弓，诣神祠，可证知混填来自印度婆罗门种姓，为婆罗门教徒。神祠即指婆罗门庙。但无法确定来自印度何地，可能为南印度人。混填至扶南为王，是印度人拓殖东南亚的萌芽时期。

　　公元1世纪初，中印两国交通和商业的联系，已经非常频繁，东南亚介两国海上交通所经之地，深受中印两大文化的熏染，印度移民直接带给东南亚的宗教文化，影响最为深远，而中国只是通过使节往还及经济通商交流，影响大逊。

　　在公元前，印度与东南来已有紧密的商业联系，印度人对东南亚区域主具备了较多的认识。(关于印度人对东南亚的认识，在《罗摩衍那》(约完成于公元前二世纪，而最古部分于公元前六世纪)史诗中，即记有东南亚的地名“金银岛”(Yavadvipa)，据学者与为爪哇及苏门答　腊；另一地名为“金地”(Suvmadvipa)。)斯里兰卡《大史》记载，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派遣传教师中，就有苏那郁多罗两位长老至“金地”传教。公元后，印度移民开始大规模拥入东南亚，原因有二：一、商业活动，远在纪元前，印度与地中海就建立了商业关系，印度人把东南亚出产的香料、共同金、宝石等，转运到西方，赚取丰厚的财富。二、宣扬宗教。印度是一个宗教传教传统非常浓厚的国家，公元前一千多年雅利安人创立了婆罗门教；公元前六世纪又出现了佛教。古代印度至东南亚的移民，其中有一部他是虔诚的僧侣和教徒，他们背井离乡，拓殖异域，具有不畏艰苦牺牲殉道的精神，热忱宣扬宗教，印度文化由是遍布东南亚各国。印度的宗教随移民传入东南亚，先是婆罗门教，然后是佛教。

　　混填至扶南为王，大约在公元1世纪下半叶，其继承者诸王，传至盘况年90余乃死，必为二世纪时人；其后三年，范蔓为王，约有半世纪之久；至朱应、康泰使扶南时，已是三世纪上半叶，为范旃或是范寻在位的年代。据《梁书》卷五四中天竺传说：“吴时(公元222-280)扶南王范旃遣亲人苏物使其国。从扶南发，投拘利(关于“投拘利口”，列维(Levy)考为巴利语《弥兰王问经》中的投拘利(Takola)；但亦有考“投”作动词用，“拘利”为地名，因《水经志》卷一引《扶南土俗》本作“拘利”。)口，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海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惊曰：‘海滨极远，犹有此人。’即呼令观视国内。乃差陈、宋二人以月支马四匹报旃，遣物等还，积四年方至。其时吴遣中郎康使扶南，及见陈宋等，具问天竺土俗云云。”据学者依中国史籍考证，康泰等奉使扶南，不会迟于公元231年，经历国家众多，为时甚久，得知范旃遣苏物使天竺，及见东宋于扶南，而问天竺土俗，约在245年。伯希和推范旃在位之年，介于230至245年之间；范寻在位当不出240至289年之间。(1。伯希和《扶南考》，冯承钧译译，收在《续史地丛考编》，第42页。2。《南洋史》卷上，弟76页。)

　　自公元287-357年间，扶南似乎多年陷于混乱，中国史籍缺乏记载，关于宗教亦不得而知。但从当时东南亚其他国家片断记载的佛教情形，以及山土的碑铭，可猜想有佛教的存在。例如吴赤乌十年(247)，康僧会从交趾(现在的东京)来华；他是康居人，他的父亲因与交趾贸易，由印度而移住交趾。后来康僧会于交趾出家，学习三藏。(静谷正雄：《扶南佛教考》，第15页。)《太平御览》卷七八引康扶南土俗说：：“扶南之西南有林阳国，去扶南七千里，土地奉佛，有数千沙门，持戒六斋日，鱼肉不得入国。”林阳国位置，有人考为缅甸勃朗，或缅甸中部；亦有人说或是现在泰国的邦德。(许云樵：《南洋史》卷上，第92页及216页。)在福康村(Vocanch　，今越南芽庄地区)出土古代林邑(192年建国)的梵文碑铭(200-250顷)，为佛教文件，字体属于南印度的一种，暗示室利摩罗(Sri Mara)是当时佛教的护法者，梵语文为宫庭通用语文。芽庄在一个时期是占婆的国土，但也有人认为室利摩罗隶属扶南。(1。D。G。E。Hall：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第27页。2。《扶南佛教考》，第15页。)

　　扶南王名每冠以范姓，如范师蔓、范旃、范寻，学者考为梵文跋摩Varman一字略音，为当时南印度若干统治者之王号，后亦为东南来若干王朝所采用。

　　扶南国开始全部印度化，是在公元四世纪末及五世纪初。公元357年，扶南王竺旃，曾向中国奉表献驯象。竺旃檀王或无嗣，殁年地可考。约五四扶南传说：“其后王憍陈如本天竺婆罗六门也。有神语曰：‘应王扶南’。憍如心悦，南方盘盘(Pranpuri)。扶南人闻之，举国欣载，迎而立焉。复改制度，用天竺法。”盘盘国是当时暹罗湾附近的印度化国家之一，憍陈如是来自印度的婆罗门，在盘盘宫庭中很在势力，他可能利用自己的地位，到达扶南为王，至此扶南愈加印度化了，且提倡信仰婆罗门教。

　　憍陈如的后裔，有持梨跋摩曾于公元434、435、348年，遣使向中国献贡。越南南圻发一碑文记载：求那跋摩(Gun！　avarman)王谨献与印度神毗湿奴(印度三大神之一的守护神)之灵庙者据考此求那跋摩确是憍陈如的后裔，治国约于公元五世纪中叶或稍后。(姚枬、许钰编译：《古代南洋史地丛考》，第139页。)

　　《南齐书》卷五八扶南传记载：“宋末、扶南王姓憍陈如，名闍耶跋摩(Jayavarman)，遣商货至广州；天竺道人那伽仙(Nagasena)附载欲归国，遭风至林邑，掠其财物皆尽；那伽仙间道得达扶南。”其后，闍耶跋摩王于永明二年(484)遣天竺道人释伽仙向中国上表，文说：“臣前遗使赍杂物行广州贸易，天竺道人释那伽仙于广州，因附臣舶，欲来扶南。海中风漂到林邑，国王压臣货物，并那伽仙私财。具孙其从中国来此，仰序陛下对圣德仁治，详议风化，佛法兴显，众曾殷集，法事日盛……是以臣今遣此道人释那伽仙为使上表，问讯奉贡。”又说：“……谨附那伽仙并其伴口具启闻，伏愿愍所启。并献金镂龙王坐像一躯，白檀像一躯，芽塔二躯……”

　　那伽仙到了建康(今南京)，《南齐书·扶南传》有说：“那伽仙诣京师，言其国俗事摩醯首罗(大自在)天神，神常降于摩耽山，山气恒暖，草木不落其上。”《梁书》卷五四扶南传说：“俗事天神，天神以铜为像，二面者国睥，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儿，或鸟兽，或日月。”

　　由以上引文，可知当时扶南信奉印度抟去的婆罗门教，崇拜大自在天神，《梁书》所说，即是摩醯首罗天神及其侍者之像，婆罗门教被定为国教。但我们也应注意，当时扶南业已奉行佛教，因表文为一位出家人所赍呈，文中多言佛法之意，交且又献贡佛坐像一躯，白檀佛像一躯，佛教牙塔二躯，这都可证明那时扶南有佛教的存在。

　　再从其他文献记载，也可证明当时扶南有佛教信仰，但不及婆罗门教的盛行。《法苑珠林》卷十四说：“齐建元(公元479-482)中番禺毗耶离寺有扶南国石像。”(《大正藏》第53卷第388页中)闍耶跋摩在位时(公元484-514)，有扶南国两位僧人至中国译经、依《续高僧传》卷一所记：

　　“僧伽婆罗梁言僧养，亦云僧铠，扶南国人也。幼而颖悟，早附法律，学年出家，偏业《阿昙论》。声荣之盛有誉海南。具足已后，广习律藏。勇意观方，乐崇开化。闻齐国弘法随帕至都，住正观寺……天监五年(公元504)，被敕征召于杨都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等五处传译，讫十七年。都合一十一部，三十八卷，即《阿育王经》、《解脱道论》等是也……普通五年(公元524)因疾卒于正观，春秋六十有五。”(《大正藏》，第50卷，第426页上。)

　　《僧伽婆罗传》中又附记：

　　“梁初又有扶南沙门曼陀罗(Mandra，亦作曼陀罗仙Mandrasena)者，梁言弘弱。(公元503年)大赍梵本远来贡献，敕与婆罗共译《宝云》、《法界体性》、《文殊般若经》三部，合一十一卷。虽事传译，未善梁言，故所出经文多隐质。”(《大正藏》，第50卷，第426页中)。上举三部经只是扶南所献梵本一部分的翻译。不家僧伽婆罗译出的，依《历代三宝纪》卷十一所说：“其本并是曼陀罗从扶南国赍来献上”(《大正藏》，第49卷，第98页下)，有如上经论：

　　《阿育王经》十卷

　　《孔雀王辽罗尼经》二卷

　　《文殊师利问经》二卷

　　《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一卷

　　《菩萨藏经》一卷

　　《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密经》一卷

　　《舍利旨陀罗尼经》一卷

　　《吉祥经》一卷

　　《十法经》一卷

　　《解脱道论》十三卷

　　《阿育王传》五卷　

　　僧伽婆罗及曼陀罗二人，都是扶南国僧伽，在闍耶跋摩王时来中国译经，并由扶南国持来多种梵文佛经献上，这些事实都可证明当时扶南同时盛行信仰佛教。再从僧伽婆罗与曼陀罗所译出的经典扌看，是梵文系大乘经论占最多。只有一部《解脱道论》属巴利语上座部佛教系统。《解脱道论》为公元一世纪顷优波底沙(Upatissa)造，作者为巴利语佛教传灯祖师之一，全论有十二品，论术解脱的要道，亦为觉音《清净道论》的先驱。由所译经典的内容推知，当时扶南信奉的佛教，是印度传入的大乘佛教占优势；如《文殊般若》、《文殊问经》、《度一切佛境界智严经》等，都含有般若中观的思想。(详见《扶南佛教考》，第19-23页。)

　　依《梁书》卷五四扶南传记载，闍耶跋摩死于公元514年，庶子留陁跋摩(Rudravarman)杀嫡弟子自立。公元519年，留陁跋摩王遣使向中国献天竺旃檀佛瑞像等。539年王最后的使者来中国，说扶南有佛发，长一丈二尺。梁武帝诏遣释云宝(伯希和《扶南考》，第43页。考《南史》卷78，转录《梁书》之文，云宝作昙宝，则其梵文似非Megharatna(云宝)，应为Dharmaratna(昙宝)，伯希和庥昙宝为是。)随扶南使者归国，往迎佛发。

　　真谛三藏法师，后来亦由扶南迎来中国，或于引事有关。《续高僧传》卷一拘那罗陀传：“拘那罗陀(Gunarata)，陈言亲依，或云波罗末陀(Paramartha)，译云真谛……本西天竺优禅尼国人……大同中(公元535～545)敕直使张泛等，送扶南献使国，仍请名德三藏大乘诸论杂华经等。真谛远闻行化仪规圣贤，搜选名匠惠益民品。彼国力乃屈真谛，并赍经论……以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八月(冯秉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第36页注12：“大同十二年四月改元中大同，则大同十二年元八月，年月必有一误。”)十五日达于南海。沿途所经，乃停两载。以太清二年(公元548)闰八月始届京邑。”(《大正藏》第59卷，第429页下)。伯希和、冯承钧等，都认为云宝或随张泛同行。(1。《扶南考》，第43页。2。《中国南洋交通史》第36页注11。)佛发与真谛所齎来的经论同抵达南海郡。

　　《历代三纪》卷十一及《续高僧传》卷一，都记录真谛带来中国的经论，如全部翻译的话，共二万余卷，“多是震旦先所未传”(《大正藏》第49卷，第99页上)。真谛所译，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为其中少部。可证知当时扶南为东南亚强大的文化国家，佛教亦流行，存有自印度传来丰富的梵文佛典。

　　《续高僧传》卷一真谛传，附记有扶南国须菩提(Subhti)，于扬州至敬寺，为陈主(公元557-581)译大乘《宝云经》八卷。这与梁时曼陀罗所译的七卷，两者少有差异，而大体一致。(《续高僧传》卷一附于拘那罗陀传，《大正藏》第50卷，第431页上。)

　　真谛三藏停滞扶南的期间，为留陁跋摩王在位，此王佛教甚为护法。而且依扶南自身的资料已获证实，即在南圻巴蒂(Bati)的塔普罗(T’a prohm)寺境内，有一梵语碑文，残留十一偈，而第七偈以下很难解读。幸第三偈和第五偈中，知当时立此碑文的国王即留陁跋摩，其父王即闍耶跋摩，这正与中国的正史记载一致。其中第六偈表示留盅跋摩王归依三宝为优婆塞，证知王乃一虔诚的佛教徒。第四偈记王“非为实现王权的义务，而为此世界的人实现为善的意向，”及“正法的虔诚信奉者。”这块碑文，似为纪念寺院的兴建者。再从该碑后面二首赞佛的内容看，学者们虽无法决定此时的佛教为大乘或小乘，但可断定富有大乘的内容。(1。《扶南佛教考》，第27-28页。2。《古代南洋史地丛考》，第139页。)

　　综上所述，扶南国初兴于公元一世纪顷，至公元五、六世纪国势达于鼎盛，前后历五百年，为东南亚大强国，也是最先和最重要的一个印度化的国家。在宗教方面，先是信奉婆罗门教，后来佛法亦同样盛行，而且为佛教的重要中心。

　　中国史籍中，自留陁跋摩以后不再记扶南王名。约在540年以后，扶南国都为真腊所攻陷，沦为属国，扶南至此式微。其王系仍延存若干年，七世纪初还遣使至中国朝贡。公元627年，扶南完全为真腊兼并。(崔贵强编著《东南亚史》，第29页，第58-59页。)

　　第二章　真腊时期的佛教

　　(公元550～802年)

　　真腊(Chenla)一名的由来，至今尚未能考定确当的说明，亦不知其对音，但常为中国人于公元六世纪至十三世纪所说之吉蔑或柬埔寨。真腊国名，最早记载为《隋书》卷八二真腊传，先是扶南的属国，后来兼并扶南。

　　本章所要讨论的，是自公元六世纪中期至八世纪后期之间，大多依据中国史籍片数记载，或柬埔寨出土的碑铭，记叙真腊国印度化及宗教的情形。

　　大约在公元550年前后，扶南国王留陁跋摩逝世后，当时在扶南北面的真腊，据眉公河中下游，最早以巴沙克(Bassak)为中心，领土包括今柬埔寨北部及老挝南部，本是扶南的属国，趁机举兵背叛，兼并了扶南东境，日渐强大起来。当时统治真腊的是两兄弟，据吉蔑碑文(公元604)说，真腊战胜扶南，在550年前后，波婆跋摩一世(Bhavavarman　Ⅰ，公元550-600)在位，而指挥战役者，似为王弟质多斯那(Citrasenas Mahendra varman，公元600-615)。(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第130页注2。)

　　《隋书》卷八真腊传说：“真腊国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属国也，去日南郡将行六十日，而南接车渠国，西有朱江国。其王姓刹利(Ksatriya)氏，名质多斯那。自其祖渐已强盛，至质多斯那遂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Isanasena，那Isanavarman)代立，居伊奢那城(Isanavarman)。”

　　这段引文内末提到波婆跋摩王，但在文末指出于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原文大业十三年，恐为十二年之误。)真腊曾遣使人贡，本传所记，似为贡使之语。便由柬埔寨碑文得知，598年波婆跋摩王尚在位；其弟质多斯那在何年登位，没有记载。质多斯那即位后，称摩醯因陀罗跋摩(Mahem-dravarman)，死于615年。由其子伊奢那先继承，大业十二年遣使入贡中国，当即伊奢那先在位之年。质多斯那统治期时，征服了下孟河流城(Lower Mun Valley)。至贞观(公元627-649)初，伊奢那先大事扩张疆域，征服了斯顿仙(Stung Sen)流域的无毁城(Anindi-tapura)，建军新都名毗耶驮补罗(Vyadhapura)，殆即《隋书》奢那城。(崔贵强编著：《乐南亚史》，第60页。)此伊奢那城亦是七世纪时玄奘《西域记》卷十所记之伊赏那补罗国((Isanapura，在三摩呾咤Samatata条)，即指柬埔寨。沙畹(Chavannes)曾译《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将此文与柬埔寨碑文对照，而证明公元626年柬埔寨在位国王，即伊赏那跋摩(Isanavar man)。(冯承钧：《史地丛考续编》，第35页，49页。)

　　真腊兼并扶南，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王位的争夺，留盅跋摩因是庶子杀嫡弟而取得王位；波婆跋摩虽不知与留盅跋摩有何磁系，但已确知不是闍耶跋摩之子。在维尔坎特(Veal Kantel)有一碑文，曾记波婆踊摩有一姊，着录其父名毗罗跋摩(Viravarman)。而毗罗跋摩未做国王，所以有人考订，波婆跋摩不特为一侵略之人，或且用暴力夺得政权。(1。冯承钧：《史地丛考续编》，第26-27页。2。《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07页。)。二是可能与宗教信仰有关，因为留陁跋摩归信佛教，而真腊统治者都信奉婆罗门教。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曾记：“南至占波，却是临邑，此国多是正量，少兼有部。西南一月不动声至跋南国，旧云扶南。先是裸国，人多事天，后乃佛法盛流。恶王今并除灭。回无僧众，外道杂居。”据埃利奥特考证，恶王即指波婆跋摩。因为波婆跋摩及质多斯那都信婆罗门教，佛教曾受到迫害。(1。Eliot：Hinduism and Buddhism，第108页。2。《印度支那文明》，第107页。3。陈正祥：《真腊风土记的研究》，第21-22页。)

　　真腊信奉婆罗门教，但佛教亦流行。《隋书》卷八二真腊传说：“近都有陵伽钵婆山(Lingaparava)，上有神祠，每以兵二千人守卫之；城东有神名婆多利(Bhadra)，祭用人肉，其王年别杀人，以夜祀祷，亦有守卫者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道士指婆罗门)；佛及道士，并立像于馆。”《旧唐书》卷一九七真腊传亦说：“国尚佛道及天神，天神为大，佛道次之。”真腊的宗教，婆罗门教盛行，尤以祭湿婆神为多；佛法亦盛行，但为大乘；此外亦有祖先精灵等祭拜。《隋书》所说伊奢那城，其废墟三汉比利吉(Sambor Prey Kuk)，在现在的磅通之北27千米。陵伽钵婆意为“性器之山”，在今日老挝南端湄公河西岸，山名占巴索(Cham Pasak)，高1，397米，山顶上有一天然巨石，形似祭奉之陵伽。真腊最初的都城，即建于此山麓。婆多利似为Bhadresvara之音译简称，指湿婆神种种的塑像及标名。奉祭婆多利时，且用人肉供牺牲。(原在公元第四世纪，占城王跋罗跋摩(Bhadra-varnam)所建美山(Myson)神殿，即奉祭王家陵伽。柬埔寨王Shreshtha-varnam在Champasak战胜占人之后，可能沿用此名(见《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06页)。)

　　伊奢那先在位约为公元611-635年，继承者为波婆跋摩二世(Bhavavarman　Ⅱ，公元636-656)。此王曾正式将婆罗门教的湿婆神定为国家信仰的宗教，但仍继续信奉毗湿奴，所谓二神一体的崇拜，称为诃利罗(Harihara)。诃利即毗湿奴神，诃罗即湿婆神，亦即《梁书》中所记的二顼四手或四面八手的神像。(1。山本达郎：《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99页。2。陈正禅：《真腊风土记的研究》，第20页。)此时时大乘佛教也在民间流行。

　　到了闍耶跋摩一世(约公元657-681)时期，真腊的领土范转又扩大了，南方包括暹罗湾沿用岸，北边与南诏相接，在下湄公河流域伸展到占巴寨(Champ Bassac)一带。自波婆跋摩建国至闍耶跋摩一世，真腊在过去扶南的领土上，更为巩固和强大。因为国王们都信奉婆罗门教，在伊闍那城建造了许多婆罗门教神庙，废墟至今仍然存在，还留下了不少炼砖与塑像，含有浓厚的印度文化素质，亦揉杂了土著孤特征。(1。《印度支那文明》，第109页。2。陈正祥着《真腊风土记的研究》，第22页。)闍耶跋摩一世在位时，将都城从伊奢那城迁至巴塞安德(Prasat Andet)，即现在的磅通之西北二十千米处，接近大湖。

　　闍耶跋摩一世去世后，因无子嗣，国家有一段时期陷于混乱，部属叛离，分裂成许多各自为政的小邦。约在公元八世纪初，真腊分裂为二国。据《新唐书》卷二二二下真腊传载：“神龙(公元705-706)后分为二半，北多山阜，号陆真腊；半南际海，饶陂泽，号水真腊。半水真腊地八百里，王居毗耶驮补罗。陆真腊或曰文单，曰婆镂，地七百里，王号笪屈。”水真腊据有扶南的旧境，都毗耶友谊补罗(Vyadhapura，今安哥波利Angkor Borei)，疆域包括今日柬埔寨及上湄公河三角洲地带；陆真腊据有真腊旧境，都三波(Sambor今巴塞Bassac境内)，包括今日湄公河中游及丹里克(Kangrek)山脉以北的位置。

　　水真腊后又分裂为若干小邦，其中以三波城(Shambhupura，湄公河上的Sambor)为最大和最重要者，公元716年由普希迦罗沙(Pushkaraksha)所建。陆真腊比较安定。到了八世纪下半叶，水零点腊陷入混乱。爪哇的岳帝王朝兴起，势力及于马来半岛及中印半岛沿岸，曾于774年及787年侵袭占城沿海之地，并且降服真腊，占据真腊南部沿海很多地区。至公元802年，闍耶跋摩二世(Jayavanman　Ⅱ，公元802-850)将二国复归统一，服离爪哇羁绊，创立安哥(Angkor)王朝。

　　真腊在征服扶南后，继续承受了印度文化及宗教。他们崇拜湿婆神，实际上以之为国教；大乘佛教亦广被信奉，情形与扶南时代略同。此时期中吉蔑人的艺术风格，几乎完全模仿印度，就现在的遗迹来看，有如下的特征。

　　一、塔普罗式(T’a phnom)，在公元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初。这多半是代表扶南末期的艺术，因真腊初期征服扶南北部的领土，恐扶南国王迁都至塔普罗。在安哥普利发现的雕像，包括婆罗门教神像及佛像，显示与印度艺术有很深的关系，其中也有为后来安哥艺术前驱的倾向。

　　二、三波比利古式，约在公元七世纪上叶。此时期含有三群的寺院遗迹，推为零点腊最初建都奢那城时的宗教建筑物。这些建筑物用炼砖造成，圆柱用石材，刻有丰富的雕像及花轮等，也受到印度艺术的影响。

　　三、波利敏式(Prei Kmeng)及磅拍式(Kompong Prah)，自七世纪下半叶至八世纪。建筑物与前代无多变化，但花轮增加叶饰。雕像多属凡庸，只有一件精作，即毗湿奴与湿婆二神一体的诃利诃罗神像。(《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11-112页。)

　　碑铭及门柱的刻文，是记载国家制度和历史的主要资料，但更多碑文是记述宗教的情形。主要宗教是婆罗门教，为诃利诃罗混合的信仰。湿婆的信仰中，常以石雕的男性生殖器为崇拜的名胜征。至于佛教，只发现一块碑文上，说有少数的佛像及两位比丘。如与扶南时期佛教盛行相比，则似有不及。(《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12-113页。)

　　第三章　安哥时期的佛教

　　(公元802-1432年)

　　第一节　安哥时期的佛教

　　耶跋摩二毒性是安哥王朝的开创者，柬埔寨国家传大的英雄。碑铭说他“来自爪哇”，这可能是说，第八世纪后叶中，爪哇岳帝王朝兴起，势力达于马来半岛及水真腊沿岸地区，并使真腊降服为属国，闍耶跋摩二世被俘或流亡。在一碑铭中，说到柬埔寨属爪哇所统治，闍耶跋摩二世建立一个新王制。这表示柬埔寨已经成为独立国家，不再是属国了。(Eliot：Hinduism and Buddhism　Ⅲ第109页。)

　　闍耶跋摩二世从爪哇回到了真腊，他逐出爪哇的努力，脱离爪哇属国的关系，努力统一了全国。他在位四十八年，初定都因陀罗城(Indrapura)，在今日的磅湛(Kompong Cham)之东；后又迁到又湖的北区，营造诃利诃罗拉耶(Hariharalaya)，地近今日的暹粒，建设水利，开拓土地。最后在摩醯因陀山(Mahendraparvata，今古连山Phnom Kulen，约在安哥东北三千里)建都，正式即位。他曾招请一位婆罗门僧侣希兰耶陀摩(Hiranyadama)，至王廷主持宗教仪式，以便解除爪哇王朝精神的不缚，成为真正的独立王国。他在古连山顶上建造神殿，奉祭陵伽，以象征王权。待他在大湖地区统治巩固之后，又再将都城迁至诃利诃罗拉耶平地。他是兴建安哥艺术的第一位国王，展开了吉蔑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

　　闍耶跋摩二世死后，谥号“最高的君王”(Paramevara)，此名为湿婆神尊称之一，柬埔寨“王即神”(Devaraja)的崇拜自此王开始。(1。《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16页。2。《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83-84页。)

　　其子继位为闍耶跋摩三世(公元850-877)，再后由一位旁系血统继承，名为因陀罗跋摩一世(Indravarman　Ⅰ，公元877-889)。两人都以诃利诃罗拉耶为都。因陀罗跋摩一世时扩大了领土，比今日柬埔寨国境为大。他关心水利，建造蓄水池及开凿运河，供旱季时灌溉用水，使安哥地区经济获得进一步的发展。879年他在罗卢奥斯(Roluos)附近，为闍耶跋摩二世及他的祖先造了六座砖庙，即今日普利科庙(Preah Ko)的废墟；其次在881年，用石村建造巴肯庙(Bakong)，安奉王家陵伽。上面所造的神庙，至今仍保存三座，是安哥时代早期的建筑物。(1。《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17页。2。《柬埔寨著名的历史遗产——吴哥古迹》，载《考古》1972年第3期。)

　　因陀罗跋摩一世的儿子耶所跋摩(Yasovarman，公元889-900)，是一位英明之主。在位期间，武功极盛，版图辽阔。他击败了占城的侵扰，又将国都向西北推移十多千米，在地势较高的巴肯山麓建造新城，称为耶所达罗城(Yasodharapura)，每边长四千米。他最大的成就，是在新都城开凿东池(Eawt Baray)，长七千米，阔二千米，贮蓄古连河的流水，充足水源，供都城及灌溉农田。

　　耶所跋摩王是一位宗教折衷主义者。他在东池的南岸，分别建造暹婆教派、毗湿怒教派和佛教的僧院。在他即位之后，于国内各地近古迹之处，不分任何宗派，建筑同名的僧院。他留存下来的碑文，曾传有僧院的规则。僧院中有僧长一人，统管教徒，僧长达须具备丰富的学识，有五十个奴隶为属，僧院招待旅行者住宿，实行医药施疗，但禁住女人。此时期奉行的佛教，被认为是大乘佛教。(1。《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18页。2。《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五政治》，第84页。)

　　罗闍因跋摩(Rajendravarman，公元944-968)在位时，在东池中央，建造了一新的塔庙，称为“东弥朋”(East Mebon)。第十世纪下半叶，安哥王朝的政权，实际操纵在婆罗门贵族手里，当时执政的婆罗门为耶若婆罗诃(Yajnavaraha)，权力很大，他在王城东北二十千米处，用红沙岩建造一摩非常精美的班台斯利神庙(Ban-teay Srei)。婆罗门是知识分子，王室外顾问，执行宗教祭祀，与王室外关系密切。(陈正祥：《真腊风土记的研究》，第24页。)

　　此后国家陷于衰微和内战，至公元第十一世纪上半叶，苏利耶跋摩一世(Suryavarman　Ⅰ，公元1002-1050)在位，励精图治，恢复了国家的安定，并赂西孟族人中心地的罗斛(Lop Bori)推进。此外他在大湖(Tonle Sap或Great Lake)之西，利用未耕地，执行开拓殖民。同时设立宗教团体，建造僧院，建设村落，开垦土地、水利工事等。此王特别留心于佛教，排斥其他宗教，他死后谥号为“趣向涅盘者”。(《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20页。)原是罗闍因陀罗跋摩二世兴建的非米阿纳卡神殿(Phimeanaksa)，至苏利耶跋摩一世时重新修建完成，供王室祭祀之用。

　　苏利耶跋摩一世的两个儿子前后继承王位(兄为Udayadityavarman，1050-1066；弟为Harsha-varman，1066-1080。)，建造了西池(Weat Baray)，面积比东池更在迄今可蓄水，用于灌溉。在西池的中央，建了西弥朋(West Mebon)塔庙。又在王宫的南侧，建筑巴普昂庙(Baphuon)，有铜塔一座。

　　当时有一婆罗门名提婆迦罗(Divakara或Divakarapandita)，曾连续把持政权三十年，拥立数字国王登位。到苏利耶跋摩二世(公元1113-1150)时，国王又再扩张，东到占城，南临暹罗范围内，西邻蒲甘，北连老挝，皆司安哥统治，是为吉蔑人文明最隆盛时期之一。他在位期间，最令人注目的建筑是一座十分雄伟精巧的安哥寺(Dngkor Yat)，这是他伟大的杰作，后来又经过三百多年不断的增建，成为柬埔寨艺术最高的成就。寺中不供陵伽，而是安置毗湿奴神像，象征神王。他逝世后，那里成为他葬身的灵庙。

　　苏利耶跋摩二世死后，国家又发生动乱。不久，王位由一兄弟继承，名达朗因陀罗跋摩二世(Dharanindravarman　Ⅱ，公元1150-1160)。或因他的信仰，民间佛教盛行。他的妻子珠陀摩尼(Chudamani)公主，公开倾向于大乘佛教。该王首先转变了王室的宗教信仰。(1。《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29页。。2。《真腊风土记的研究》，第27页。)

　　公元1177年，占城舰队攻陷安哥，杀死篡位者。(达朗因陀罗跋摩Ⅱ之后，1160年，子耶所跋摩二世Yasovarman　Ⅱ继位，大约1165年被一权臣Tribhuvanadityavarman所篡。)珍闰达朗因陀罗跋摩二世的儿子，从占城攻打回国自立为王，以四年时间，终击退占城侵略者，于1181年，被拥立为王，这就是著名的闍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Ⅶ，公元1181-1219)。1190年，占城王来攻，再被击败。1203年兼并占城，北方达到现在的永珍，西面再领湄南河下流广大的地域，以及控制马来半岛的北部。其领土的辽阔，为安哥王朝最强盛时代。

　　闍耶跋摩七世在位四十年，他的一个功业，是在全国建筑医院102所，旅人驿站121所，整修从王都至各州城的道路。从碑文上得知。像他的父王一样，他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仰者。他们两位王妃，也都是热心的佛教徒。他以极高的热忱建筑佛寺，使大乘佛教普及盛行，尤其在建筑艺术方面，是安哥文化最辉煌灿烂的时期。他在1186年，于东池西南为母冥福建造塔普隆寺(Ta Prohm)；1191年，为父冥福建造普拉坎寺(Preah Khan)，在此寺东面掘一蓄水池，中央建般寺(Neak Pean)；又王都的近郊建班蒂克提寺(Banteay Kdei)，在其他地方建班台乍玛寺(Banteay Chmar)等。最后他开始经营安哥城(Angkor Thom)，城墙及城门都用巨石砌成，全长十二千米。在城中央兴建了著名的巴戎寺(Bayon)，包括五十四座石塔，中央的主塔高四十三米，供有佛陀坐像，其背后有那伽(龙)护卫；又每一座石塔四面皆雕有佛像。(《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31页。)这些，在《宋史》卷四八九及《真腊风土记》中，都有详细的描述，在下节文中还要说到。

　　闍耶跋摩七世因受佛教的影响，对人民仁慈，关心社会福利。他兴建的医院，从留存的碑文来看，建有供奉药师如来的殿堂；在巴戎寺多数的古塔上，四面雕刻的圣像，被认为是观世音菩萨像，因此观音的信仰非常盛行。由于国王信奉佛教，妆时安哥可以说是以大乘佛教为中心，佛教获得迅速的发展，占尽优势。但婆罗门教并未受到歧视，当时婆罗门教僧侣依然在宫廷任职。一碑文说明闍耶跋摩七世从缅甸召来一个婆罗门为王室外祭司，并在以后继承的两位王中，担任同样的职务。(1。同上，第131-132页。2。《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84-85页。)

　　闍耶跋摩七世在登位时已五十多岁，约1219年顷死，死后谥号“伟大最高的佛教徒”。

　　闍耶跋摩七世去世后的二百多年，安哥王朝中渐渐式微。先是占城叛离，接着是单马令(Tanbralinga，后来的六坤)。泰国的日渐强大，对衰落中的安哥王朝尤具威胁。公元1225年，宋赵汝适所撰《诸番志》卷上真腊国条说：“真腊接占城之南，东至海，西至蒲甘，南至加罗希(Grahi)今猜耶)……其地约方七千余里，国都号禄兀(Angkor)……奉佛谨严，日用番女三百余人舞献佛饭……有神曰婆多利(Bhadra)，祠祭甚严。”可知佛教与婆罗门教同时盛行。

　　公元1296年，元周达观随便使至柬埔寨，将所见所闻撰成《零点腊风土记》，所记为十世纪至十三世纪的情形，是安哥王朝最灿烂的鼎盛时代。关于当时宗教方面，记有三种僧籍：“为儒者呼为班诘(Pasndita)；为僧者呼为苎姑(古暹罗语称僧人为Chau Kou)；为道者呼为八思惟(此名学者解释不一，有认为是禁欲者和苦行者Tapassin，有认为是巫术者或妖术者)。班诘……于项上挂白线一条，以此别其为儒耳。……苎姑削发穿黄，偏袒右肩，其下则系黄布裙，跣足。寺亦许用瓦盖，中止有一像，正如释迦佛之状，呼为孛赖(暹罗语称佛Phra或Prah)，穿红，塑以泥，饰以丹青，外此别无像也。塔中之佛，相貌又别，皆以铜铸成。无钟鼓铙钹与幢幡宝盖之类。僧皆菇鱼肉，惟不饮酒。供佛亦有鱼肉。每日一斋，皆取办于斋主之家，寺中不设厨灶。所诵之经甚多，皆以贝叶叠成……国王有大政亦咨访之。却无尼姑……而道教者亦不如僧教之盛耳。所供无别像，但止一块石(按即陵伽Linga)……俗之小儿入学者，皆先就僧家教习，暨长而还俗。”“家家皆修佛事。”“每一村或有寺或有塔，人家稍密。”

　　周达观一行在1296年8月抵达安哥，停留大约十一个月。《真腊风土记》一书，为研究柬埔寨中古史最珍贵的资料。所记宗教的情形，虽然作者对印度式的宗教欠少认识，及记神佛之像混乱，但仍给我们一个大概的轮廊。可知当是柬埔寨的宗教，仍对婆罗门教及佛教为主，而佛教却更为盛行，深入民间农村。

　　其中值得注意的，所记僧人的生活，只供释迦佛教，不供其他诸佛菩萨像，可见这时柬埔寨的佛教，似已从大乘佛教信仰转变为南传佛教信仰。这从其他几件事情，也可获各证实。

　　柬埔寨的佛教，由大乘佛教转变为南传佛教，并没有确实历史的记载，无法可知中南传佛教是怎样传入的。不过时间大概不出公元十三世纪后叶至十四世纪初叶。因为从公元十二世纪至十四世纪，首先是缅甸孟族的僧人，因为从公元十二世纪至十四世纪，首先是缅甸孟族的僧人，从斯里兰卡引进僧团，推行佛教改革；十三世纪后叶泰国也引进斯里兰卡佛教。

　　约在公元1277年，泰国有一碑文记载，泰可泰坤蓝甘亨王(Kum Ramkamheng，元史称敢木丁，公元1277-1377)，造寺供养来自六坤的僧王。当时六坤属于室利佛逝血统的马来统治；而斯里兰卡佛教传入六坤，是在公元1256年以前。据泰国佛教史记载，有一位斯里兰卡罗亩罗论师，从蒲甘游化至六坤(当时称丹眉流)，成立了斯里兰卡僧团，甚为发达，后来传入泰国及柬埔寨。(陈明德：《泰国佛教史》(泰文)第9及第10节。)

　　至于传入柬埔寨的结果，则没有记载。

　　到了公元十四世纪，东南亚印度化国家中，石碑已很少再用梵文。占婆最后的梵文石碑是1253年，柬埔寨最后的梵文石碑是在安哥东北迦苾拉城(Kapilapura)出土的，时间约在1330年代。在这时期中，湄公河及湄南河流域地带的婆罗门教及大乘佛教，都逐渐地趋向衰亡，而代兴的是自斯里兰卡传入的上座部佛教。(《印度支那文明史》，第159页，240页。)

　　柬埔寨传入上座部佛教，可能是在安哥王朝闍耶跋摩八世(Jayavarman　Ⅶ，公元1243-1295)时已经开始，因周达观于公元1296-1297年在安哥所见的已为上座部佛教。1295年，闍耶跋摩八世让位与女婿，是为室利因陀罗跋摩(Xrindravarman，公元1295-1307)。1307年，室利因字母罗跋摩舍弃王位进入佛教出家，让们与一个亲戚，称为因陀罗闍者跋摩(Indra-jayavarman，公元1908-1327)。

　　室利因陀罗跋摩的出家，一定致力提倡上摩部佛教，柬埔寨最早的巴利语碑文，作于1309年，作者就是室利因陀罗跋摩。这时安哥巴利语的上座部佛教已在全国发展，婆罗门教只在宫廷中保有象征形式而已。(《印度支那文明史》，第240页。又今日泰、柬、老挝王室外的典礼仪式中，仍存有婆罗门祭师主持仪式，但已没有宗教的力量。)

　　公元13400-1350年之间，老挝的法昂王(Fa Ngoun，公元1353-1373)自柬埔寨传入上座部佛教，礼请高僧摩诃波沙曼多(Mahapasamanta)等二十二位比丘、三藏圣典、金佛像等至老挝。(详见本书《老挝佛教史》第1章第2节。)这可确实证明柬埔寨在此前已信仰上座部佛教。

　　公元1350年以后，泰国的大城王朝已取代过去的素可泰王朝，对柬埔寨的威胁更大，不断向安哥侵占，据泰国历史记载，曾至少有两次占领发哥：第一次是在1352年，第二次是在1394年。其后三十年历史情况不明。到了1431年，泰人又再围攻安哥城，柬埔寨人尽力抵抗，由于内部叛变，王城终告示陷落，国王被杀，其子庞哈耶特(Ponha Yat，公元1432-1459)继位。次年，泰人退出，但安哥王城面临强敌，防守困难，于是放弃安哥王朝，迁移至百囊奔(亦称金边)。

　　第二节　　安哥的艺术

　　安哥位于柬埔寨北部的暹粒省，离暹粒市北面约五千米，距首都百囊奔约二四0千米，为公元802-1432年安哥王朝的都城。其主要的遗迹，自公元九世纪至十三世纪很多宏传的石构建筑及精美的石刻浮雕，后来特称为安哥艺术。公元1432年，泰人入侵精美的石刻浮雕，后来特称为安哥艺术。公元1432年，泰人入侵攻陷安哥，遭大肆劫掠和破坏，此后遂迁都至南部的百囊奔，安哥从此荒芜，雄传壮丽的建筑物渐为热带丛林所淹没，竟被后代人遗忘了。十九世纪初，《零点腊风土记》被译成法文，(《零点腊风土记》，嘬早法文译本出版于1819年，译者为Remusat。)没有人想念有这个古城的存在。直到1860年，法国有位博物学家亨利莫科(Hernri Monkot)到安哥探险，次年发表了游记，才揭开这被淹没四百多年在丛莽中的古城。同时经过伯希和等学者翻译、注释、考证《真腊风土记》一书，以及亲往安哥实地勘察，研读碑文，才渐了解安哥王朝过去的历史。安哥古迹的发现，经过清理和修复后，又重新成为举世著名的胜迹。

　　安哥遗迹的建筑群，估计共有大小六百余座，从公元九世纪至十二世纪，累积四百年的经营。有些建筑物已经成为废墟，有些部分仍保存完好。现在选其著名及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简述如下：

　　公元879-893年建造的罗卢奥斯，现在留存有三座庙，是安哥王朝最早期的建筑群，都是以砖为主以石为副的结构。石门上及其他附件刻有浮雕，又有石刻神像、石狮、石牛、石蛇等。这里有一个人工凿的蓄水池，供灌溉之用，长宽为3。8×3。8千米。

　　巴肯庙建于九世纪末，近安哥城。本是当时都城的中心，后因安哥城改建。位置变动，而变为城外南郊的一座庙。它也是以砖为主石为副的建筑群，建在六十米的山丘上，庙基为一高台，约十三米，分为五导，高台上建有五座砂岩砌成的尖塔。在高台的四周有砖塔三十六座，有其上每阶层各有小塔十二个，台基每边中央有一道阶磴，噔的两侧有石狮。当时在城东开凿一个人工池，称为“东池”；后来在池中心又建一座塔庙，称为“东弥朋”(Eest Mibon)，公元952年建成。这里还有一头用整块巨石雕刻的石象，象身上刻有精美的装饰物。

　　班台斯利神庙，十世纪中叶建造，至968年完成。它在安哥城东北约二千米，是一座很精美的石庙。这时正是安哥艺术史上一个过渡时期，从建筑的风格和方式上看，都显出它的特点，它既继承过去的一些传统，又有些创新的东西。建筑材料方面，改以石为主，砖退为次要。布局方面，开始放弃阶层式的高台，而筑在平地上，建筑群布局分散而疏朗，不像以前那样都挤在高台的各阶层上。庙的中心为三座并列的塔形神祠，四周围墙设有精巧的石门，门上刻着十分精美的浮雕，在门楣上有三角形的撑板，雕刻为精美化丽。石刻浮雕有神像、花纹图案，以及神话故事；在台阶上安置有狮首人身像。

　　非米阿纳卡(phimeanakas)是“空中宫殿”的意思，在安哥城中心稍偏北，原建筑于十世纪中叶，至十一世纪初可能重新增建。现存的建筑物是一座三阶层的高台，台高约十二米，基部深二十八米，宽三十五，　米。平台四周建有回廊，都有石级可登，由平台中央可直达中心的涂金塔。这种回廊和塔上涂金顶，都是新出现的风覆盖。而且完全为石结构。　

　　巴普昂庙(Baphuon)，在非米阿纳卡南面约四百米处，建于十一世纪中叶。《真腊风土记》中“有铜塔一座”，应指此塔。据学者研究，所谓铜塔，可能是一座木塔，高达五十米，外包以铜，便现在已损毁，仅遗留三层石砌台基及其中心的塔基四周有回廊。台基底层深九十米，宽一二0米，高约二四米。四周回廊壁上，刻有大量的浮雕，取材自《摩诃婆罗多》及《罗摩衍那》两大史诗故事，刻工精美细致，为柬埔寨艺术的新发展。

　　安哥寺，普通又称“安哥窟”或“小安哥”，是安哥地区最伟大最杰出其不意建筑物。它的位置在安哥城南面，为苏利耶跋摩二世(公元1113-1150)时建造。《真腊风土记》载：“在南门外一里放，周围可十里，石屋数百间。”即提安哥寺而言。安哥寺是个巨大的构造，四周围绕着河沟，阔达一九0米，四周全长五点六千米，合十一华里多。全部建筑物，都是以石块重叠而成。中央是一座三层式的高台，台基底部为一八七米乘二一五米，台上筑有五个尖塔，成四方形，是间一塔特高，耸立地面高约六五米。三层阶台上，每层四面都有石砌的回廊，回廊石壁上，刻满著名的浮雕，据说每道回廊长达二百余米。其中以最低一层的浮雕最为精美。第二层回廊四角，各建一小塔，第三层即为主塔。各层的四边都有石雕门楼。上下层之间，都由加顶的回廊连系着。各层的此时期建筑的创新。

　　安哥寺四面都有入口，各有一门，而主要入口正门则为西门。正门筑有宽敞的大石桥，跨越河沟，桥头的月台和桥基的台座，形成突出的大平台，两侧以石雕的九头那伽(那伽(Naga)，译为“龙”或“蛇”。那伽柬埔寨人视同圣蛇，崇拜龙。柬埔寨有名的建筑物，如寺院、宫殿等，都以那伽为栏杆。安哥寺中央主塔中，供奉的佛陀像，就是盘坐在那伽身上，九头(也有七头或五头等)蛇首昂起，形成一个屏障，成为护卫等。)为防护栏杆，更配置许多对立或背立的石狮。过了河沟桥，即为安哥寺址外围的两道石砌围桥。转桥西面有一门，门楼壮丽，上有三塔。门桥之内，是一片大广场。围桥西面有一门，门楼壮丽，上有三塔。门桥之内，是一片大广场，可容数千人。东行沿着一条长达三四七米的大道，便达内围墙的入口。大道两侧各有一个藏书室及水池。内转墙深二七0米，宽三四0米。经由内围墙一个十字形平台的后边，有三道门直通寺塔。

　　安哥寺的构造宏伟壮丽，规模庞大，设计均匀，精致庄严，不论寺塔、屋顶、回廊，以及门窗、墙壁、殿柱、石阶，都雕刻精美，装饰细致，极尽艺工的才智，达到建筑艺术登峰造极的水准。回廊上的浮雕，四边合计长达八百米，墙壁高二米许，窗扇门框之处，莫不满布优美的浮雕，都是代表柬埔寨浮雕中的杰作。由于回廊有屋顶遮盖，风雨不能侵入，所以石雕都保存完好。浮雕题材是以《摩诃婆罗多》及《罗摩衍那》中的神话故事为主，例如从西面正门进入，西回廊的浮雕是描写猴神助罗摩作战的场面。南回廊西级，是刻绘苏利耶跋摩二世骑象领军出阵战争图；南廊东组，是幅地狱变相图，叙说善恶因果报应，以受苦形象占多，善报才少。东回廊两面，是刻绘海中怪物搅海图，及毗湿奴与恶魔战斗情形。北回廊是毗湿奴与天神交战图。也有表现当时国王和人民生活的题材。这些著名浮雕，都是属于浅浮雕的技法，但人物生动，形象逼真，画面十分繁复，上下叠置，左右交连，精美绝伦，为优秀浮雕的创作。

　　安哥城，亦称“大安哥”，是安哥王朝的都城，为十二世纪后半叶闍耶跋摩七世(公元1181-1219)时所建。(以前的安哥城可能为木栅，1181年闍耶跋摩七世登位后，将安哥城全部改为石造。见《柬埔寨著名的历史遗产——吴哥古迹》一文，载《考古》，1972年第二期。本节取材亦多自此文。)城墙都用石块构成，城门成用巨石叠置，四周围全长达十二千米，城外环绕城壕，壕上有一道广阔的石桥，两侧各有石刻巨蛇一条，蛇皆九头高举，各由五十四石巨人挽持着，形成石桥的栏杆。(石巨人分两边排列，每边各在五十四个，第一人较高大，为一多头神，分三层，每层头的四面各有脸孔。其余的石巨人，都为二点五米高。据说右为善神，左为恶魔。又在安哥城东北侧的普拉坎寺，东门口也有石人，但较小，每边约二十七年，且时间更早。)城有五座雄伟的城门，门高约二十米，各为两重，但东向开二门，其他都是一门。各门筑有三座石塔，每塔四面皆雕刻观世音菩萨像，面露慈悲含笑。城门两侧，各置一组三只巨象的高浮雕，象鼻向地拾采莲花。最后闍耶跋摩七世，在都城的中央建筑了重要的巴戎寺，以及其他几座石庙、石塔，又建筑了王宫，使安哥变成一个伟大的壮观的都城。(闍耶跋摩七世时，大乘佛教流行，盛信观世音菩萨。大乘佛教观世音菩萨的信仰，在安哥寺、巴戎寺等雕刻中，融合了湿婆神与毗湿奴神的艺术表现，所以这些建筑物尖塔上的四面雕像，常被误认为婆罗门教的神像，后经证明，是观世间菩萨像。一次在修整巴戎寺时，发掘一尊观世音菩萨雕刻石像另外在安哥其他地方发现的碑文，都证明了当时柬埔寨人信奉大乘佛教的情形。)

　　巴戎寺，意为“中山”，据说象征着宇宙的中心，全部建筑约由五十座石塔组成。寺门东向，中央为二阶层的台基，两层四周都有浮雕回廊。下层高出地面约一米，台基长一六0米，宽一四0米。上层高出下层台基二点四米，长八0米，宽七0米。台上四周罗列二十八座石塔，中央一座特大的主塔，塔顶高出平地约四十三米。如将两层台基上环绕的石塔计算在内，共达五十多座。每座石塔的四面，都刻有观世音菩萨像，面露慈悲，低视微笑，注视四方。巴戎寺的石壁浮雕艺术，在台基作十字形的内回廊上，我数以神话故事为题材；但在外回廊上，有些题材是描写出国王事迹或人民生活，例如战争场面、市场情形、舞娘形像、狩猎图、斗鸡图等，而且都是高浮雕，人物特别显出圆浑，尤其是门神和音声天像，富于创造性，表现精神充沛。由此可以看出，从安哥寺到巴戎寺的艺术过程，风格更趋于写实，向技巧成熟的阶段发展。不过后者高浮雕装饰，有时过分繁褥，深凿显露，已不如前者浮雕构壮阔，不刻意于显露，较有含蓄之美。又巴戎寺有些建筑物已经塌毁，不如安哥寺保存完整。

　　闍耶跋摩七世于1186年，在东池西南建塔普隆寺(Ta Prohm)，纪念他的母亲。据说这座寺当年用了七万九千人工，用去金箔重达五吨，极为巍峨壮丽。寺中住有五千僧人，经费由3，140个乡村税收来维持。此寺已受森林侵毁很多，里面四周回廊幽暗，而廊壁上的浮雕，大部分取材于佛教。1191年又建普拉坎寺(Prah Khan)，纪念他的父亲，此寺大部已经倾毁，四周围桥长共约三千米，外绕以约四0米河沟，河水与当时北池相通。寺前之东门路旁排列一行巨石人。在安哥城北的北池中心一小岛上，又建那伽般寺(Neak Pean译为幡龙寺)，周围环绕石刻那伽，中有一七0米阔的蓄水池，四面又有四小池环绕，布局有如花形。东西南北四门，分别以牛首、马首、狮首、象首的石刻为装饰。

　　《真腊风土记》中，对于当时安哥王城各种重要的建筑物，都有概要的叙述，所说是公元十世纪至十三世纪的情形，形容安哥的富盛，为柬埔寨最灿烂的文明时代。书中许多叙述的地方，大多可以现在安哥的遗迹对照出来，记载翔实。

　　安哥的建筑艺术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虽然是出于吉蔑族的建筑家、艺术家、工作者，却具有承继印度建筑艺术的风格，而又能运用技巧纯熟的手法融合为自己独创的特色。柬埔寨的建筑艺术，肇始于公元第六、七世纪，最初以孤立的圣坛形式出现，受到印度芨多王朝时代艺术的影响。到了第十二世纪，经过五百年不断的发展，出现安哥的艺术，达到艺术的顶峰，姿态雄伟壮观，富丽堂皇。而安哥寺与巴戎寺回廊的浮雕，主题虽渊源于印度文学及宗教，但吉蔑族人却加以改变，揉合本土素质于其中，表现极为真实、活泼、和谐、匀称、生动、精美，达到极高的艺术成就。

　　第四章　安哥以后的时期的佛教

　　(公元1432-1884年)

　　柬埔寨用佛历。至于在什么时候开始采用，没有明确的记载，可能是在南传佛教传入以扣，也可能是受泰国佛教的影响。柬埔寨至安哥以后时期，可说是逐渐走向衰落和崩溃的时代。佛教也是同样情况，但缺乏详细记载。

　　公元1434年，庞哈耶特王为避泰人的侵略而迁都至百囊奔。(“百囊奔”(Phnom Penh)，意为“奔夫人山”。传说在五百年前，奔夫人在湄公河边淤泥中，发殃五尊佛像的奇迹，便在近处山上建塔供奉，遂得名为“百囊奔”。)在新都东南的一个山丘上，营造宫殿，建筑一座钟形的佛塔。1471年，越南击溃占城，占城沦为一个很小的国家，从此越南一跃成为柬埔寨的强邻，势力渐渐伸进柬国境内。公元1516-1566年，恩仓王(Ang Chan)在位期间，为了保卫国家领土，曾数次击败泰国军队的侵袭，收复在他以前丧失的土地。恩仓王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建筑很多佛塔来庄严的首都。(D。G。E。Hall：A 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第128页。)

　　公元1555年，葡萄牙基督教旦米尼克教派(Dominican)的传教师克鲁斯(Gaspar da Cruz)，首先抵达柬埔寨当时的首都罗屋克(Llvek)传教，但遭到佛教团体的反对，不久离去。1583年或1584年，又有另一批葡萄牙传教师柬埔寨，也遭遇同样的情形，不久离去。其中只有一人为柬王所喜爱，留下学习柬语，组织一小型基督教徒团体。(K。G。E。Hall：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第233-234页。)

　　柬埔寨也有少数伊斯兰教徒，这是约在四百年前，由马来族人传入，他们是自越南中部占(Cham)的地方移居柬埔寨之马来人后裔。(印海译《柬埔寨之佛教》一文，载《海潮音》第40卷4月号。)

　　公元1587年，泰国击败缅甸的侵略，遂趁战胜之势讨伐柬埔寨的背盟毁约，原因是柬埔寨乘泰国与缅甸作战之危，侵占泰国的巴真。这次泰国除收复巴真，并举军追赶至柬埔寨的新都罗屋克，然后才退兵。

　　公元1593年，泰国纳理逊王集合了十万大军，向柬埔寨进攻，宣布要惩罚柬埔寨在公元1586年背盟毁约。泰军分三路，很快就攻下了柬埔寨的马德望、暹粒、巴萨克等北部重镇，然后会师进击罗屋克，至闪年七月攻破，都城为泰军摧毁殆尽，国王萨陀(Satha)带着子女，逃去老挝，客死异乡。从此柬埔寨处于泰国控制之下，遂步走向衰微。(1。《印度支那文明史》，第243页。2。冯汝陵：《泰国史话》，第92-93页。)

　　后来柬埔寨倚靠越南人的协助。才击退泰人。但为了酬谢越南，允许越南人定居在柬埔寨控制下的西贡。嗣后占人因受不了越南人的压迫，很多人拥到柬国境内，这不仅扰乱了柬国的安宁，也使柬国与越南的关系恶化起来。到了公元1691年以后，柬国两个王子为了争位，发生内战，遂给与越南和泰国介入的机会，柬国渐呈分裂，一个政权由泰人支持，都乌东(Udong)；一个政权由越南人扶助，都西贡。双方常互相讨伐，战乱延持多年。

　　到了公元十八世纪末及十九世纪初，柬埔寨的领土，比起安哥王城废弃时代，已缩减了一半。公元1800年，越南兼并了整个南圻。大事移民。而西部的马德望、诗疏风、安哥等省，已被泰国占领。

　　公元1812年，泰国责柬埔寨久不信贡，曾遗师问罪，柬王那坤暹(Nakuam Shan)遂奔南圻。后来藉助越南军得以复位，而泰人占据着柬埔寨北部诸省。公元1833年，越南在柬国的驻军，俨然以统治者自居，并将柬国的省分易以越南名称，及采用越南的政治组织。至1847年，泰、越、柬三国订立协约，由泰人所立之柬王统治柬埔寨，而越南军退出柬国，割让嘉定、朱笃二州以谢越南。

　　公元十九世纪中叶，柬埔寨的罗诺敦(Norodom)在位，这时柬埔寨国家已经面临危亡之时。他既受制于泰国，而法国已侵占越南的大部分领土，逐步建立殖民统治，于是便利用越南作为侵略柬埔寨的根据地，向柬国讨取宗主权。公元1863年，法国驻越南的总督拉格兰地耶派出使者团向柬埔寨提出建议：“法王愿将柬埔寨作为保护国，派驻节官一名长驻境内；柬国王未获得法国同意前，不得擅自让其他国家建置领事；溘　与柬国子民，均有权分别在柬埔寨与法帝国境内自由居住；法国愿意倾全力协助柬埔寨抵抗外侮，并负起维持境内的和平和秩序。”(崔贵强：《东南亚史》，第254页。)当时柬埔寨因面临泰国的威胁，国家濒临危亡之际，罗诺敦王便与法国签署了“乌东条约”。至此柬埔寨国脱离了泰、越的压迫，也结束了与泰国之宗主关系。但泰国仍保有柬国的马德望、暹粒、诗疏风及其他六个海岛。

　　第五章　近代的佛教

　　(公元1884-1988年)

　　柬埔寨处于法人不断的压力下。公元1884年6月17日。法人又强迫罗诺敦签订了一个新条约。约中规定柬国王必须承认法国提出的一切有关行政、司法、财政及商业的改革；税务、海关及公共工程部门，须由法人主管；法国每年津贴柬王三十万法郎；柬埔寨在未取得法国同意前，不得向外借款。这样，第五章　近代的佛教的文官被置于法国驻节官控制下，而且重要官员都为法人，甚至全国教育、军警组织，都受法人的管制，所以名义上虽为“保护国”，实际上是法国的一个殖民地，为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邦。

　　1907年，法国向泰国索回了马德望、暹粒、诗疏同及第五章　近代的佛教东北的地区。

　　法国占领柬埔寨，前后共达九十年。年积极方面来讲，在法国“保护国”名义下，柬埔寨至少还保持了一完整的国体，避免被泰国逐渐吞没，而且向泰国讨回了东北部失土。1897年，法国宣布废止奴隶制度，因当时柬埔寨的奴隶，约占人口三分之一。大部分因债务而沦为奴隶。(《乐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86页。)此外法人强调立法公平、建立医院、铺设公路、兴造铁道、建设城市，发掘柬埔寨的光荣历史并做了大一整理工作，法人还极力提高国王地位，使其成为代表国家的象征。(崔贵强着：《东南亚史》，第255-256页。)

　　在消极性方面来讲，法国对柬埔寨人民进行残酷的榨取与奴役，掠夺大量的田产，并通过各种苛捐杂税、物资侵占、贸易垄断、银行借贷、货币发行等，进行剥削。限制柬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尤其是教育的忽视，全国没有一所高等教育的机构。教育不发达，文盲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法人还强迫柬埔寨学校教学法语，派法人充当教员；政府官方文件规定须用法文，推行愚民政府使柬人与法人同化。

　　柬人在法国殖民统治压迫下，曾不断地激烈的反抗，进行了无数次的反法运动，其中亦有多次由佛教徒领导，但教被镇压下去。譬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柬埔寨一位高僧阿查汗鸠，因宣传爱国思想，而被法国当局逮捕放逐。这件事引起柬人的抗议，在百囊奔集合数千群众和佛教徒举行示威游行。要求释放阿查汗鸠。(邵敏之编著：《柬埔寨风物》，第35页。)

　　虽然每次反法运动都被残酷地镇压下来，但无疑也加深了柬人的警觉，使他们更加痛恨法国的殖民政策，以无比的决心和勇气来争取国家的独立与自由。

　　1940年，日本进攻东南亚各国。至次年七月，日军已经完全从法人手中控制了整个印度支那，日本与法国签订协约，同意日本使用印支的港口、城市及机场。在经济方面，又给予日本印支的工商业和关税优惠待遇。不久日本又胁迫法国将柬国的马德望、暹粒两省，以及老挝在湄公河西岸的土地割让给泰国。日本还对柬国进行物资掠夺，主要为大米、橡胶、胡椒等。强迫来人负担日本军费，使柬人受到极大的痛苦。

　　1945年3月，日本以武力强迫法国交出整个印支的统治权。但是不久，日本在同年八月就战败向盟国投降。日本战败后，法国又重新占领印支三邦。为了掩饰殖民政策，1946年1月，废除柬埔寨“保护国”的地位。同年11月，又承认柬埔寨的独立。但当时法人在柬埔寨，实际上仍拥有行政、财政、经济和军事等很多权力。

　　由于柬埔寨人热望争取独立，不断地反抗法国箝制，法人就逐渐地交出一些权力。直至1954年7月，日内瓦会议协议，与会各国保证尊重柬埔寨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并对其内政不作任何干涉，法国愿在协议规定期限内，撤退共驻柬埔寨的军队。从此，法人结束了柬埔寨前后九十年的殖民统治。

　　至于柬埔寨近代的佛教，先是因为国家受法人的统治，自然不会注意佛教的提倡，但佛教文化是柬埔寨传统的信仰，深圳特区入普及民间，佛教仍在全国各地流行。在旧式的教育制度下，寺院就是学校，僧人担任教师。同时，佛寺也是广大人民宗教活动的中心，对三宝有崇高的敬仰。就是后来在新教育制度下，也有很多学校由佛寺主办，僧人兼任教师。公无1914年，在首者百囊奔创立了“高给巴利文学校”，给予青年出家人四年教育，并传授现代一般知识。后来这所学校改制为学院。1933年成立初级巴利语学校，三年制课程。这种学校现已发展为四百所，他布全国，每年约有二千学生毕业。(1.2500 Years of Buddhism，第430页。2。印海译：《柬埔寨之佛教》。)

　　1925年，在政府支持下于首都百囊奔成立一所王家图书馆，提供宗教指导的计划；1930年，创立一佛教研究院(Buddhism Insti-trute)。数年后，又由政府指定成立一个“三藏委员会”，包括许多位高僧和著名学者，编印巴利圣典及翻译成柬埔寨文。两利语文如果编印出版，共约110册，1955年，已经出版55册。除此，不编印其他多种柬文佛教典籍，约有187册。(同上。)

　　1957年佛涅盘2500年纪念，柬埔寨全国举行热列庆祝，掀起热潮。

　　1959年，西哈努克佛教大学(Buddhism University　，柬名Preah Sihanur Raja)落成，是柬埔寨佛教高等学府。僧人考入学习三年，可获一般文凭；再四年经考试及格者，可获得学士学位；继续深造，通过答辩后，可获得博士学位。1960年招收四十名学士僧，产逐年增加。1965年一般学僧一百名，学士僧二十一名；1970年分别增为一二九名和四七名；1972年达到一五0人和五四人。学习主要课程为佛学理论、语言知识、西方科学知识，并配合日常禅修活动，培养行解并重的优秀佛教人才。(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54-155页。)

　　柬埔寨的佛教僧团，分为二个宗派：一、大宗派(Mahanikaya)；二、法宗派(Dhammayuttika-nikaya)。依1957年统计，全国有2，800所寺院，82，000多比丘和沙弥。传统的大宗派，寺院占94%僧人占90%。这派是公元十四世纪初期自泰国传入。法宗派原是泰国曼谷王朝拉玛四世蒙骨王(公元1851-1868)在未即位前所创立，实行佛教改革，提倡严持戒律。后来这派也传入柬埔寨，此派僧人和寺院虽属少数，但多为贵族出家，并获得王家的支持。(1。《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86-87页。2。Robert C。Lester：Theravada Buddhism In Souteast Asia，第66页说，于公元十四世纪初期，上座部佛教传入柬埔寨与老挝。)

　　1968年，编篡翻译近四十年的柬埔寨文佛教三藏，终于全部完成出齐，共112卷，其中律藏13卷，经藏63卷，论藏43卷。1969年4月1日，国家与佛教为此举行隆重庆祝。1970年，柬国统计有僧侣65，034人，其中大宗派62，678人，法宗派2，385人；寺院3，369所，其中大宗3，220所，法宗派139所。(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55页。)

　　柬埔寨全国人口85%信仰佛教，因此，在柬埔寨宪法上，人民有“信教自由”，并且规定“佛教为国教”。国王是宗教维护者的象征，也是佛教最有力的拥护者。(《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86页，252页。)全国青年男子大多数都要至少一次出家，接受佛教优良有训练，经过一段时期，然后还俗；就是国王也常暂时放弃王位，过一段出家修行的生活。

　　此外，柬埔寨有两个较大的佛教社团组织：一是“世界佛教友谊会一柬埔寨中心”(W。F。B。Cambodia Center)，负责与世纪各佛教国家有关国际性佛教活动之联系。1961年，第六闪世界佛教友谊会在柬埔寨首都百囊奔召开(11月14日至22日)，有二十五国派代表参加，共107人，另旁听者300余人。一是“居士巴利学会”，负责佛教宣传工作，协助在家佛教徒学习巴利语，以及其他国家语文的研究。(《佛教大年鉴》(1969年版)，第267页。)

　　1970年3月，朗诺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废除君主立宪制，改名为高棉共和国。新政府继续奉行佛教为国教政策。但佛教僧侣对新政府明显的有两种看法，即大多数佛教徒，主要是住在乡村的僧人，尤其年轻激进的支持西哈努亲王，为此遭到压制；住在城市的僧人，尤其年轻激进的知识僧侣，对新政府表示欣赏。朗诺政府为了安抚佛教界，宣称尊重佛教在民族传统的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军队也公开表态支持佛教在宪法中立为国教。1971年1月，朗诺晋封两派僧长为僧王，给与特殊礼遇；中一方面对僧伽施加压力，强调僧人必须服从国家政府的领导。(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55-156页。)

　　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人民解放军解放金边，成立民主柬埔寨，忽视佛教在人民生活中重要性，佛教受到致使的打击。据西方学者统计，1975年柬国原有僧侣约65，000人，至1979年所剩无几，佛寺受到严重的破坏。不久，越南军队入侵柬国，扶植韩桑林政权，政府宣布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严格限制佛教活动，紧密控制在国家管理之下。这时国内估计约有僧侣一千人，交还或修复的佛寺二千余所，也有些宗教活动举行。越南的僧人也开始进入柬国，积极活动，试图将佛教实现“越南化”。因此很多僧人及佛教徒投奔到解放区或逃亡外国。后来民柬人民武装力量节节胜利，洪森政府为了摆脱困境，被迫对宗教政策作了一些调整，1985年允许五十五岁以上的人可以出家，规定必须效忠政府，面青年人一律不得出家，这是违背佛教传统精神的。1988年宗教政策又作了一些修正，国家电台开始播放一些佛教的的节目。同年四月三十日，国会召开会议，对宪法作了修改，第六节规定：“佛教是国教。宗教活动要遵守国家宪法，禁止利用宗教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团体和人民利益之活动。”柬国终于回归传统，重新确认佛教的作用和地位。(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58-159页。)

　　至于中柬两国佛教的友好交往，1956年9月柬国僧人参加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中国佛教协会的盛大的欢迎。闪年，中国佛教代表团应柬埔寨政府的邀请，赴柬国参加佛涅盘2500年纪念盛典，产进行两周的访问，参观安哥胜迹，受到热忱的接待。1961年世界佛教联谊会第六届大会在金边召开，中国佛教协会派遣喜饶嘉措率领的代表团前往金边参加，受到高格的接待。同年，柬国政府将新编出版柬埔寨文藏经一部五五册，赠送给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也回赠一批汉文和英译佛经给西哈努克佛教大海陆空。(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64页。)1970年自朗诺政府建立后，不断发生战争，两国佛教交流就减少了。

　　柬埔寨与越南两国因历史遗留的关系，在越南的南部有高棉族人，仍保留上座部佛教信仰，信徒约有八十万(亦有说150万)人，寺院四百座，僧侣约一万人。此上座部佛教早期由柬埔寨传入，与柬国佛教关系密切。(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第165，192页。)又因柬国近二、三十年战争不断，有部分僧人逃至泰国及西方国家流亡，也有留学国外读书建寺弘法的，但因背后缺少支援，影响力不大。

　　总之，柬埔寨自获得独立后，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等，都在力求改革和发展，佛教也逐渐复兴起来，有了很大进步。但在近几年内，由于外力的干预，内战不数据，进步已经停滞了。不少佛教文化古迹，也遭到无法避免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