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智慧——序

　　印度智慧——序

　　中文版序言

　　王志成

　　当今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之间如何相处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世界的和平和稳定。

　　我们人类在处理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上还是一个孩子。但在这个世纪，越来越多的思想家预示了宗教之间和谐相处的合理进路，那就是对话。对话已经成为时代的特征，宗教对话已经成为宗教之间和谐相处最有效的方式。

　　纵观20世纪宗教间、信仰间关系理论，特别是从基督教的视角看，出现了四种宗教间关系理论。基督教对待其他信仰的第一种理论是排他论。这种理论认为只有基督信仰才是唯一的，最终的，其他信仰所谈的全是属人的，错误的。宗教对话是没有必要的。这种对待其他信仰的理论是帝国主义式的，不能带来宗教间、信仰间的基本和谐，必然导致冲突和潜在的文明之间的灾难。

　　第二种理论是兼容论。根据这种理论，只有基督教才是最真实的、最后的真理。其他宗教信仰中有真理的成份，有普遍的启示，却没有得救，要得救只能在基督教中找到。这种理论主张对话，但对话似乎缺乏真正的诚意，因为既然基督教已经有了最后的真理，其他宗教只有部分真理，对话也就不是真对话，而是让其他宗教向基督教学习了。这里存在不对等性以及和潜在的宗教帝国主义色彩。

　　第三种理论被称为多元论。（宗教）多元论有多种形态。例如在宗教哲学家约翰·希克（John H. Hick）、过程哲学家和神学家约翰·科布（John Cobb, Jr.）、跨文化对话倡导者雷蒙·潘尼卡（Raimon Panikkar）和后现代哲学家和神学家唐·库比特（Don Cupitt）那里是不同的。人们通常以约翰·希克的宗教多元论为代表。根据他的多元论，不同宗教信仰都是对同一终极实在的回应。它们在救赎论上是同样有效的。批评者认为约翰·希克的多元论消除了各个信仰的差异性，使不同宗教信仰服从于他的新康德主义的认识论图式。目前，很多保守的和激进的学者或者信仰者都不能满足于约翰·希克的多元论。要么走向排他论（越来越多的人为了避免排他论的恶名，更乐意称之为个殊论），要么更推进一步，走向后希克时代。比较论的出现预示着后希克时代的来临。

　　比较论者坚持自己的信仰，换言之，他们委身于他们各自的信仰，作为基督徒，就是要委身于基督信仰，作为佛教徒就是要委身于佛教信仰，作为印度教徒就是要委身于印度教信仰。但比较论者认为我们还需要对其他信仰开放。所以，他们都乐意进入其他信仰中学习。通过学习回到自己的信仰传统中，并由此可以深化对自己的信仰传统之认识。

　　比较论者进入其他信仰是真诚的，并要尽最大可能地使用其他信仰自己的语言和词汇来了解它们，避免使用自己信仰的语言去覆盖其他信仰的内容。所以，他们所了解到的其他信仰比兼容论者、多元论者要真实、客观。比较论者不主张提出宏大的理论，而乐意做一些非常具体的比较工作，认为我们还没有到做整合的工作的时候，因而不主张像多元论者那样提出诸宗教神学。

　　在比较论领域，弗朗西斯·X. 克卢尼（Francis X. Clooney, S.J.）是一位领军人物。克卢尼自1984年起在美国波士顿学院任教，自2005年起任教于哈佛大学神学院，他是当今世界比较神学领域最重要的思想家。他的主要著作有：《吠檀多之后的神学》、《通过文本理解》、《印度智慧》、《印度教的神与基督教的上帝》、《神母与圣母》等。

　　《印度智慧》是克卢尼的代表作之一，在西方得到广泛好评。有的大学把它作为学生的指定参考书。克卢尼在这本书中向我们展现了印度的智慧遗产。同事，克卢尼作为一位基督教思想家，从比较论的角度回到自己的信仰中，这似乎加深了他对自己信仰的理解，同时也更好地处理了印度信仰和基督信仰之间一种彼此互益的关系。

　　诚然，如克卢尼说的，他的这本书中所谈的并不非常全面，只是论述他所关注的一些主题，但足以让我们窥探到丰富的印度智慧。

　　感谢克卢尼教授对我们翻译工作的关心，感谢克卢尼的高足陈晓东博士的诸多帮助，感谢美国奥比斯（Orbis Books）图书出版公司以很低的费用转让中文翻译版权，特别感谢负责版权的多莉丝·古德娜（Doris Goodnough），她还慷慨地赠送我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最后，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领导以及编辑的诸多努力和富有成效的工作，使得这部重要的著作可以及时出版。另外要说明的是，本书译者叶济源先生是我多年前熟悉的朋友，济源兄曾经在东南亚从事外交工作多年，一直来对印度文化非常感兴趣，曾师从塔摩尔·奎师那·哥斯瓦米(Tamal Krishna Goswami)博士，他的译文语流畅、正确。我希望这本书可以促进中国的宗教学之发展，也可以为中国宗教之间的和谐相处带来启发。浙江大学在推进宗教对话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目前浙江大学成立了得到教育部支持的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基地，这在中国宗教尤其基督教研究领域是一件大事。我相信，浙江大学的基督教研究会越来越成熟，并可以为促进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做出贡献。

　　译后记

　　自可追溯的人类历史以来，从信仰中剥离出来的各种宗教、法门不胜枚举。这些宗教产生自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群体，各自有着自己的外在特征和内在智慧。外在特征形成了不同的宗教团体，为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模式。而内在智慧的发展则建立了相应的思想体系，并影响着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哲学、文化和历史。

　　“印度教”的定义是很难下的，它是宗教、哲学和社会习俗的综合体，它的信仰、哲学、伦理观点等复杂多样，甚至相互矛盾。印度的社会等级、集团和不同的文化阶层有着各自相异的信仰和实践。这种综合性、多样性使人们很难对印度教的信仰和特征作出公认、明确的定义。马克思曾说：“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既是林伽崇拜的宗教，又是佳格纳特的宗教；既是和尚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可以说“印度教”囊括了一神论、多神论、泛神论和无神论。19世纪英国殖民地也曾用了20年时间对印度教作了系统的调查，当年英国外交部曾宣布：无法对印度教作出一个准确的定义，它既是有神论的宗教，又是无神论的宗教，既是多元论的宗教，又是一元论的宗教；既是禁欲主义的宗教，又是纵欲主义的宗教；既是宗教信仰，也是生活方式等等。

　　“印度教”(Hinduism)并非印度人民对自有宗教的称谓，而是外来人强加的。在印度所有经典中都没有这个词的出现。“Hindu”实为“Sindhu”一字的讹传。此字本指自古以来就被西方国家称为“India”（印度）的国度，是由希腊人从波斯人借用的字。后来由于印度周边地区的穆斯林无法念清楚“Sindhu River”（印度河）中的第一个字母“S”，因此把该字念成了“Hindu”。这个字后来就被外国人用来代指生长在由印度河及恒河浇灌的土地上的人民所具有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因此，确切地说，印度教是由存在于印度本土上的不同信仰组织集合而成的。

　　不过，尽管有那么多的信仰，但它们中的大多数的根源都来自一个，即古老的《吠陀经》。《吠陀经》有四部：娑摩(Sama Veda)、耶柔(Yajur Veda)、梨俱(Rig Veda)、阿闼婆(Atharva Veda)。唐玄藏在《大唐西域记》中解释说：“其婆罗门学四吠陀论：一曰寿，谓养生缮性。二曰祠，谓享祭祈祷。三曰平，谓礼仪、占卜、兵法、军阵。四曰术，谓异能、伎数、禁咒、医方。”正是这些林林总总的不同目标及不同层次才构成了印度教各种信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印度教的发展史有数千年，不但在印度各个领域影响和主导着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也对印度以外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民族、宗教和文化产生了广泛和巨大的影响。至少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中国就与印度有了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随着印度商内的登陆，印度教也曾落户过中国。前故宫博物院院长、南洋考古学家朝韩槐准认为，印度教的前身婆罗门教有可能于秦汉时期就在华南作过蠕动式的传播。唐朝天宝年间，在广州建有三座印度教神庙，许多印度教僧人都曾在此居住。宋代，泉州港也建起了一些印度教庙宇。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泉州城区出土和发现大批印度教石刻，大部分是湿婆神庙、毗湿奴神庙和祭坛的建筑构件。在泉州出土了约有二百多件印度教的文物，其中有大量石头制成的“林伽”像、还有其他神灵，如毗湿努、湿婆、克里希那、罗摩、吉祥天女的石刻雕像等。现在，在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后回廊上，还立有两根十六角形印度教石柱，柱分成上中下三部分，分刻成四面，每面各刻一个圆盘，圆盘内浮雕印度教神话故事和图案。我国民间传说中的孙悟空、阎罗王等的原形也来自印度教神话中的哈努曼和阎摩罗等。而通过佛教吸收后传到我国的印度教元素则更是不计其数。

　　但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并占据宗教领域的主导地位后，被其斥为外道的各种印度教信仰便逐步从华厦大地上消失了。一千多年来，国人对印度的了解基本上都仅限于佛教中的内容，两国的宗教、哲学和文化交流也基本上只局限于佛教领域，直至今日仍无改观。许多人对印度教信仰怀有极大的偏见，甚至并不知道，佛教的许多内容是建立在印度教的基础之上的。即使在学术领域，对印度哲学和宗教的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佛教，研究印度教的文章则极少见诸论文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本书作者以一位天主教徒的实践角度对印度教包含的智慧进行了客观的介绍。希望这部译作的出版能为国人了解印度教智慧提供有益的借鉴。

　　叶济源

　　nbsp; 2006年12月于北京一稿

　　2007年11月于上海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