踽踽独行狂变狷

　　踽踽独行狂变狷

　　杨煦生（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

　　面对这煌煌16册的《徐梵澄文集》，“徐梵澄何许人也？”——这恐怕将不但对专业学界门墙外的读者是一个问题，对栖身学界的各路翘楚而言，这也未尝就不是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在此追问的并非徐氏的生平和行止，徐氏毕竟是20世纪之人，生平行止，终究还可大略寻究。我们追问的也不仅仅是他一生中所涉猎过的所有精神领域，这其中一部分从其遗著中是有迹可寻的，另外部分（比如他对印度神秘主义和藏密传统方面的涉及程度）则可能已是无从深知的精神奥迹了。不难设想，“大师”的哀荣和桂冠早就等着他，尽管这恰正是徐氏终其一生所小心规避、敬谢不敏、从未当真的，更何况在这个冠冕贬值的年头。

　　问题只在如何理解，先生之学在目前早已支离的学科分野中的无法隶定性。今天人们常把进行精神活动的整个领域称为学苑——一个名副其实的“学术植物园”，在此，一切似乎条分理析，有条不紊。种种文字产品连同他们的主人，正被悬挂上各种方方正正的标签。这种工整的园林以及它们工整的分类法，在徐梵澄这里，注定鼻青脸肿、惨然失色——任何强大的本真性力量，都让种种分类法面目惨澹。

　　是的，徐梵澄何许人也，看来绝对不是个伪问题。

　　用传统方式来厘定，也许还是一种走出困境的办法。

　　无疑，首先他是“隐士”，一个不“仕”之士。这不只是从一般的政治意义上说，也是从学界、思想界的风潮的意义上。一生自外于名利圈，不党不群，既没刻意推动“思潮”，也未存心介入“运动”。 用鲁迅的话，既不属于什么派，更无所谓何“翼”。总之，这是一个有力量沉潜而远举的人。单蛰居印度便已是33年。回国之后到逝世的22年，除了少数老友、远亲、同事、编辑，他从未昭彰于“公共领域”的视野之中。

　　当然，他还是“高士”，传统士人的精神修养，他都齐备。诗风直追汉魏、画格不出宋元，书风则碑学、帖学兼用，但基本化自二王、章草、魏碑，再加上对甲骨、钟鼎的深厚修养。他与鲁迅的投缘，归根结柢恐怕正基于两人身上纯正的魏晋余风：对稽康的心仪，峻皎的、多所不堪的精神洁癖，与Kitsch（俗媚）的不共戴天，以及在所有这一切背后的对世界、对人生的深挚爱心……。

　　我们该说，他终究是斗士。年轻时，也是一个准备“摩顶放踵、捐生喋血”的热血青年，鲁迅以他的大慧眼阻止了该阻止的一切。此后，尽管看似闲云野鹤、澹然物外，可实际上却是“朝受命而夕饮冰”——终身内热也！只是在他这里，一切浑然。诚如鲁迅在陶渊明身上看到的，并不仅仅是那种众所周知的“采菊东篱下”的清逸和洒脱，而更是那种“猛志固常在”的执着和勇猛。这一类“猛志”，终究和社会层面的现实功业无关。斗士和猛士，有时候是与通常意义上的金戈铁马、落日大旗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类的所必须进行的种种征伐之中，有的不过是向无意义的、或者危害生命及生活意义的一切所进行的韧性战斗而已。这种无形的战争，要求更多的勇猛和决绝。

　　对于一个真正的士人来说，自以期许的大事大概不离两端——救世（为生活建构秩序）与治生（为生命建构意义）。进入20世纪，士人关于天下、家国、人生的关怀诚然发生了范式性的变化，但实质依然。有人重“治世”（如毛润之），有人更重“治生”（如鲁迅），有的则是该革命时就革命，该穷经时便穷经（如熊十力、陈独秀、梁漱溟）——这大大拓展了古人所谓的“春秋射猎、冬夏读书”。救世者，容易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而治生者，则可能载浮载沉、默默终身。然而，不论救世治生，不同的疆域需要的都是真正的猛士。危乱之世，救世者众，治生者稀，使人们往往忘却了人生还有更其深广迷茫的疆场。

　　徐梵澄终身实际上贯彻了一个早年的鲁迅问题，这就是将人作为精神性的、性灵的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现代语境中的具体化和明确化，其实就是一个现代性中的心性问题、人的精神存在的问题。希腊人把人作为“政治动物”加以界定，这一点与传统儒家并无根本差异，但这决非事情的全部。“精神”于是成为徐梵澄学术功业的关键字。“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徐梵澄少年时代的地理老师毛润之的这句话，恐怕在任何语境中都有其真理性。我想这点徐先生该赞成。

　　就徐梵澄终生的努力而言，我们可以说，的确存在着鲁迅意义上的精神界的战士。这种“士”，既不是传统意义上非得致君尧舜、非入世不可的儒家士大夫，亦非今日以社会批判为首务的所谓公共知识份子。士人未必只有社会（制度建设）这个焦点，“救世”、“立法”——为社会、政治、经济诸领域建立理性秩序——之外，在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之外，士人还有人生批判、还有精神性灵世界这个更为广阔的空间，这就是“治生”、“立义”——为生命建立意义的疆场。人必须有路可走，更须有家可归。就前者而言，对欧美现代性的追随已发生于几乎所有的实用领域；而就后者而言，对所有古老传统的新一轮的真正探究则刚刚发轫。徐梵澄毕其一生之猛志大力，横跨中、西（古希腊和近现代日尔曼思想）、印（一般学界视野外的印度古代及现代精神领域），使另一种意义的视野成为可能——换句话说，徐梵澄以其毕生之力，在另一个层面上为我们划出了一道精神地平线。

　　徐先生远行了。而天地之间，精神自身却在永恒的轮回之中。徐先生身后的世界，不该永是一沛芜杂的性灵荒野……。

　　本文系作者于2006年9月1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发布会暨《徐梵澄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张新鹰副所长提供，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