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尘寂寞系恒常

　　声尘寂寞系恒常

　　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教授）

　　认识徐梵澄先生是在14年以前，那时，我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在任继愈先生的领导下，我新创办的《国际汉学》组稿。为此我曾到过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找过蔡仲德先生，也到过庞朴先生家约稿。有一次，任先生对我说：“你可以到徐梵澄先生那里去约稿”。按图索骥，我找到了团结湖北里6号楼1门302号，站立叩门。门打开了，一个高挑清瘦的老人出现在我面前，一双眼睛在镜片后炯炯有神，“你是北图的张西平？”“是”，我诺诺答之，“请进”，我躬身尾之。先生让我坐，他拉开窗帘，并为我沏茶，我随即环顾了一下房间，看到只有几件简旧家俱和柜子里书架上摆的书籍。先生说的是湖南话，乡音颇重，我因为在南方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他的话我大致可以听懂。第一次见面谈的时间不长，他答应给我一篇英文稿子，是关于宋明理学的，名曰《易大传——新儒家入门》。为了这篇稿子，我又到先生家两次，这样我们就慢慢熟了起来。后来任先生告诉我，他是鲁迅的学生，我到北图一查，才知他就是当年翻译《苏鲁支语录》的梵澄。而那时节他却静静地在自己的书房里思考、写作，仿佛外面的世界与他不相干似的。

　　1994年，我赴德国作学术访问，临行前去看望他。他告诉我，1929年至1932年，他在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学习，当得知我将拜访那里的汉学系时，他说他和该校的鲍吾刚教授相识，让我代他问好。1996年我从德国访问回来以后又去看望他，只觉得先生苍老了许多。那一次他讲到了德国汉学家卫礼贤，说他深通中国古典，在所有《易经》的西文译本中，唯有他的翻译与原文最合。2000年春天，先生病故，其时我正在欧洲做访问学者，没有为先生送别，甚为遗憾。幸有孙波兄担此重任，收集与整理文稿，历时四年，《徐梵澄文集》终得以出版。怀想孤身一人的先生，在九泉之下一定会有慰藉吧!

　　抗战胜利后，先生参加中印文化交流，一去就是三十多年。他告诉我，他当年自重庆飞赴印度时，郭沫若和郑振铎亲自送行，挥手间，他们笑着说要他带真经回来。先生呢？自然也是这么想的。见《蓬屋诗存》卷一末诗〈飞印度讲学留别诸友〉五律四首，有“儒释待评量”，“高风怀季子（先生名）”，“他时求妙觉，衡岳隐云孤”句。待他1978年底落叶归根以后，故人多去矣。九十年代初，他的两个老朋友，贺麟与冯至先后谢世，他更加孤单了。其实他一生都是孤独的，孜孜矻矻，独自进掘，把彼国那么多的好东西都翻译过来了，如《五十奥义书》、《神圣人性论》、《薄伽梵歌论》等，真如璀灿宝珠，光发烂漫。可是，再大的智者，或说“精神者”，也需要与“君子游”，示寂之前先生的孤寂，其深沉大概是吾辈所不能测量的吧！

　　先生做三大文化会通的工作，明通梵、拉丁、希腊、德、英、法等八种语言。他从来不说，只是做。说他运用若干种文字，那是后来别人“计算”出来的。他从不显扬自己，但是我们知道他“学问甚大”。他安静得甚是寂寞，寂寞得非常安静，他在不声不响地作著「接续”精神传统的工作。似乎他在英文《唯识菁华》序里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在人类历史骤急的进步中，传统有时候会被打断，于是，那些圣人（大学者）们，就把它重新接续起来，并使它“恒常”一贯，因为，这传统是一个民族文化生命的源头活水。

　　因对他不够了解，鲜有人称他“大师”，偶有称之者，他会不高兴：“唔，——我算什么大师呢！”大概在他眼里，鲁迅、阿罗频多才算得上“大师”。我估计先生可能是在鲁迅的弟子中最后一个病故的，当年许广平在回忆录中说到梵澄：“他天赋极高，旧学甚博，能作古诗、短评，能翻译。钦慕尼采，颇效其风度。”然而他甚少谈起他和鲁迅的关系，也许他怕有“依草附木”之嫌，因，如果有这种倾向，可能对人们一种健康的理解会有减损。

　　自晚清以来，中国传统文脉断裂。先生那一代人为求索救治方略，或远涉重洋，就学欧罗巴；或飞越雪山，取经古天竺。为的是兼收并蓄，“拿来”彼国之菁华，浇灌吾华之园地。有他们在，精神之火就在，况且他们又采来铜山之矿，灵山之薪，何愁不会燃起熊熊大火？何愁不会再现大唐气象？我想，先生文集出版的意义正在于此。

　　时至今日，我仍记得：有一次先生送我出门，我看到先生的毛衣右臂处有一个洞，一根断出的毛线随着先生的手臂在空中摆荡，我说：“您老人家的毛衣该换换了”，他笑着回答说：“穿得很好嘛！”这情景，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本文系作者于2006年9月1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发布会暨《徐梵澄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张新鹰副所长提供，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