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己及人与慈悲众生

性善是儒家对人性的主流看法，性善论与佛性论有许多相通之处，儒家的“涂之人可以为禹”与佛教的“–切众生皆有佛性”如出一辙。但是，儒家思想是即世间的，其关注点始终在于人类社会、在于人类自身，不出六合之外；而佛教思想是出世间的，佛教以无限时空为背景而展开自己的理论，佛教孝道所及，是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有情众生。佛教所谓的“众生”指人类，也包括一切有情识的生物，这就使佛学比儒学具有更宽的理论视野，相应地，佛教孝道也呈现出比儒家孝道更开阔更深远的境界。儒佛孝道对于行孝主体和行孝对象上的不同看法，就是这种分别的反映。

儒家认为，孝道是做人的根本，是人优异于动物的独特之处，而佛教认为包括动物在内的众生都具有孝心，都可以成为行孝的主体。儒家突出人的价值，强调“唯人，万物之灵”（《尚书》），认为道德是人的属性，“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只有人不仅有气、有生、有知，而且有仁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所以，孔子、孟子在讲到孝道中所蕴含的“敬”的内涵时，都把“敬”视为人与禽兽的区别。孔子讲：“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孟子说：“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可见，儒家认为孝道是人所特有的道德行为，是人和动物相揖别的标志之一，不忠不孝的叛臣逆子被贬称为“禽兽”。“有知而无义”的动物即使偶尔有“报答”亲恩的行为，也只是一种本能，如乌鸦之反哺、羊羔之跪乳。

佛教则不然。从缘起、平等出发，佛教认为有情万物皆有佛性，孝是包括禽兽在内的众生共同的本性。因而，佛教将孝道由人而扩展到动物，六道众生都可以成为行孝的主体。《大方便报恩经变相》中就记载了鹦鹉采谷孝敬盲眼父母的故事。 孝的对象是父母，这一点是儒佛孝道的共识。区别在于儒家孝道所指向的只是自己今生今世的父母，佛教的孝则延及到多世父母。

儒家没有三世因果的观念，所关注的只是现实的社会和现实的人生，所以儒家孝道也是针对父母此生的孝事，“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奉养敬事、祭祀缅怀，这由生到死的整个过程，都是对父母今生今世而言的。

佛教则超出了血缘关系的链条，把孝道扩展到佛法所及的整个有情世界：由孝顺自己的父母到孝顺众生的父母，由孝敬今世的父母到孝敬过去以及未来多世的父母，佛教把孝道普及到三界六道无量众生，上报四重恩、吓济三途苦，为我们展现了一片更为广阔的时空。佛教孝道的意义不限于对今生今世父母的报恩，而是对多生多世、生生世世父母的报恩，是对有情众生的报恩：“非但一世父母，而多生父母皆报。不惟一身父母，而法界父母皆度。”（《念佛正因》）所以，“菩萨应生孝顺心，救度一切众生。”否则，“便是不孝罪人”。佛教的慈悲心是对有情众生的孝心，对一切生灵的慈悲行为，就是对多世父母行孝。佛教主张吃斋食素、不杀生，为了避免伤害前世父母，“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佛教的放生活动，以及“走路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罩纱灯”的惜生行为都是为救度有情，同样是惠及众生、泽披万物的孝心的表现。

儒家也阐发了推己及人、推人及物的仁爱思想。孔子强调“孝为仁之本”，把孝作为仁的根本和践行仁的出发点。孟子也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以孝为原点向外“推恩”，即把对自己父母的孝敬之心由亲及疏、由近及远普遍地施加于他人和万物身上，由孝敬父母而仁爱天下的百姓，进而呵护自然界的一切生命。北宋张载对此进一步发挥，把天地自然视为父母、把整个宇宙视为一个人家庭，形成了“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思想，主张人应当以诚挚的孝心去爱天地、爱百姓、爱万物。这里，儒家孝道由家庭而扩展到整个社会、自然界，由对父母的孝而珍爱天地间的一切生命，让万物都沐浴到仁爱的恩泽，表现出厚德载物、泽济天下的博大情怀。

这里，儒家孝道与佛教孝道仍然表现出境界上的高下之别。儒家是把孝与仁爱联系起来，孝是仁爱的根本；佛教则是把孝与慈悲联系起来，孝是慈悲心的自然流露。儒家的仁爱与佛教的慈悲是不同的。仁爱是有差等的，“仁者人也，亲亲为人”，由亲亲而仁民，由仁民而爱物，仁爱有一个由己及人、由人及物的“推”恩过程，这种爱是有先后之分、厚薄之别；佛教的慈悲是建立在众生平等基础上的“同体大悲”、“无缘大悲”，是无执著、无分别、无计较的，孝作为慈悲心的自然流露和体现，不是由自己的父母而推及众生，更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与施舍，而是对有情众生平等的、诚挚的、一视同仁的报恩。从这个意义上说，佛教孝道比儒家孝道表现山更恢弘的气度和更博人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