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与唐代佛教发展

　　武则天与唐代佛教发展

　　常耘法师

　　纵观整个唐代的佛教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是鼎盛的时期，鼎盛有它的必然性与历史性，然这个鼎盛与先前的南北朝佛教的发展基础是分不开的。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就开始有各个学派的林立，标明中国佛教已经开始渐渐地脱离佛教发源地——印度，原始佛教的思想，走上自己的道路——佛教中国化，再也不用“格义佛教”了。这主要表现在：唐代佛教宗派相继创立与成熟，佛教文学的进一步发展，禅宗发展到唐代时的鼎盛，佛教的普适性也是一大原因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都给唐代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有利的养料，促使唐代佛教走上鼎盛时期的必然。有着两百多年的唐代，除三武一宗灭佛外，其它的最高统治者皇帝都是支持佛教发展的态度。武则天也不另外，不管是出于利用佛教来为自己走上政治舞台，还是对佛教存着一份虔诚的心，她对整个唐代佛教的发展启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里我们姑且不谈她在政治上的利与弊，而来说说她对唐代佛教发展的贡献与影响，有以下几点供大家参考，就教方家斧正。

　　一、造寺译经

　　每朝每代的皇帝扶植佛教的方法都不外乎造寺、塑像、翻译经典等等，武则天也不出此类。

　　造寺，塑像方面。武则天曾将自己的住宅供给寺院以安佛像，也曾“于明堂后造天堂，以安佛像，高百余尺。始起建构，为大风振倒。俄又重营，其功未毕。”(《旧唐书》卷二十二)后又依旧规制重造明堂，高294尺，东西南北300尺。上施宝凤，火珠代之。

　　则天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钱以助其功。狄仁杰上疏说“今之伽蓝，制过宫阙。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又曰：“游僧皆托佛法，诖误生人；里陌动有经坊，阛阓亦立精舍。化诱所急，切于官征；法事所须，严于制敕。”(《资治通鉴》卷207)他又说“虽敛僧钱，百未支一”，“如来设教，慈悲为主”。

　　译经方面。武则天也同样热中于印经，翻译佛教经典。据《资治通鉴》说，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并造《大云经疏》上表武则天，说太后是弥勒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随后制颁天下，并且造大云寺于天下。

　　长寿二年（693），菩提流志等译《宝雨经》上表武则天。据考“该经是梁代曼陀罗仙所译《宝雨经》的重译，但在内容上有所出入。其中突出的是增添了佛授记‘日月光天子’于‘摩诃支那国’‘现女身为自在主’的一段经文。”（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百科全书》之《历史卷》）经文暗示武则天即是“故现女身”的东方大菩萨，当为“自在主”，即作世间皇帝。武则天借此利用《大云经》和《宝雨经》大做文章，为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而预先造势。当然，翻译此经的译者也因此受到了武则天的赏赐。

　　武则天不但舍宅为寺，自己带头捐款捐物，还亲自主持译经道场，派王官大臣参与译经。尽管这是她为自己登上皇位而做铺垫，但对整个唐代的佛教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因素，也触使了佛教走上繁荣鼎盛之路。

　　二、推崇华严宗

　　在某种程度上讲唐代的华严宗是由于武则天的推崇与支持才得以创立与发展的。这也是武则天在政治上为自己登上帝王的宝座而大加渲染，她在佛教经典中寻找女人当皇的理论依据，也曾利用过出家人为她鼓吹做女皇大做文章，改唐为周，继承王位，治理天下是符合“佛意”。(见洪修平《中国佛教文化历程》，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于政治的需要，武则天采取利用和笼络法藏法师，常派人去慰问，并施财物，即位后召他入内道佛场讲经。她派人到于阗取回《华严经》翻译，也让法藏法师参加。法藏法师也心领神会武则天的意思。圣历二年(699年)法藏法师受诏于佛授记寺讲《华严经》，讲至华藏世界品时，讲堂及寺中大地震动。都维那僧恒景把这个奇迹报告给武则天，告诉她“昨请敷演微言阐扬秘赜。初译之日梦甘露以呈祥。开讲之辰感地动以标异。斯乃如来降迹。用符九会之文。岂朕庸虚敢当六种之震。”(《宋高僧传》卷五《法藏传》)武则天就利用这个奇迹，说是佛在显灵，是表明她做皇帝的迹象，并命人载入史籍。法藏法师也因此受到武则天大加赞赏，常受诏讲《华严经》，讲至十重玄义时，帝茫然不解，法藏法师又作比喻使之听懂。华严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创立与发展的，盛行一时。当然，也是与其自身的健康创新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华严宗是继天台宗、禅宗、三论宗后创立的，他融合了各家的思想于一体。

　　华严宗所依据的经典《严华经》中的“法界”摄总相的思想，颇能表明当时唐朝是太平盛世，这与武则天不谋而合。种种迹象说明武则天与华严华宗的关系非同寻常，对法藏法师大加赞赏，并封“贤首菩萨”之号，也因此华严宗有“贤首宗”的别称，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一大宗派流行于世。

　　三、支持禅宗

　　自达磨大师从印度将佛在灵山会上“拈花一笑”的旨意传来中国，在人们的意识中就有了“禅宗”这个概念(在此之前学术上称为禅学)，发展到唐代慧能时，已经是非常普遍，人人皆知，天下皆禅。据说达磨大师来中国之前，其师就曾教导过，你在震旦(中国)将禅宗传至六祖时就不可再传，其时禅宗在中国已经非常的普遍。禅宗在发展到六祖大师慧能时已经“天下言教皆禅”的局面，前所未有，空前的盛况。

　　神秀大师与慧能大师是同时代的人，只因弘忍大师衡量众人修心的深浅，曾作一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而被弘忍认为是只到门前，尚未见自本性，“凡夫依此偈修行，即不堕落”。而慧能一偈“菩提本无树，是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得到弘忍大师的印可，传授衣钵，成为禅宗六祖。此时的禅宗形成了南北之分，南能北秀非常明显。

　　弘忍大师于咸亨五年(675)圆寂，神秀大师遂领众前当阳山。“则天闻其名，追赴都，肩舆上殿，亲加跪礼，敕当阳山置度门寺以旌其德。时王公已下及京都士庶，闻风争来谒见，望尘拜伏，日以万数。”武则天请神秀大师为国师，并亲加跪拜。神秀曾谏言武则天迎请慧能大师，大师言“因其貌丑，恐北方人不敬佛法”而推辞。武则天后，中宗即位，尤加敬重。神秀大师遂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受广大僧俗敬拜，其弟子普寂也受到影响，得到朝野的敬拜。禅宗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开始兴盛起来的，逐渐鼎盛。

　　武则天对神秀大师的支持就是对禅宗的支持，禅宗也因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甚至连其他佛教宗派，唐代的佛教也随之兴盛起来。神秀大师主要是代表当时禅宗的北宗禅，因其受到朝野的尊崇礼遇，对于扩大北宗的影响和推动北宗禅法的传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佛道先后

　　自佛教传入中国后就开始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争论不休的矛盾，儒释道三教的争论更为明显。从牟子《理惑论》到道安《二教论》，可见一斑。到了唐代虽不像佛教传入初矛盾那样的激励，但为了取得最高统治者的信任与支持也明争暗斗。三教先后之争也避免不了，儒家自始至终都是处在前锋，佛道的先后在唐代的帝王中有将道教处佛教之上的，有将佛教处道教之上。

　　李唐王朝建立之初为了提高自身的身价，李渊附托自己是道教鼻祖李耽的后代，这是因为老庄哲学自古以来在中国都具有重要的社会地位，而儒家的思想一直都是政治统治者的工具与手段，儒家排列第一就无可厚非了，道教在李渊与李世民时则排列第二，佛教次后。到了武则天一反常规——佛教处道教之上，当然这也是相辅相成的结果：武则天需要佛教为她鼓吹做皇帝，那么必须支持佛教；佛教为她鼓吹做皇帝，也是为了武则天能够支持佛教，所以佛教能够在唐代迅速的发展也是有其一定的政治因素的。

　　永昌元年（689）二月，武则天御明堂，大开三教。内史邢文伟讲《孝经》，命侍臣及僧、道士等以次论议。武则天大开三教，邢文伟讲《孝经》，命侍臣僧道依次论之，这里已有明显的区分了儒释道的先后。佛道先后正式是在载初二年四月，武则天“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寇之前。”(《旧唐书》卷六)武则天一反先帝的做法——李渊、李世民都将道教处佛教之上。这给佛教在当时带来了迥然不同的社会地位。

　　五、结论

　　综上所述武则天对唐代佛教的发展有这么几点：扶持华严宗，华严宗依据的经典《华严经》就是在武则天的支持下才得以翻译成功的。支持禅宗，武则天主要支持的是禅宗神秀的北宗禅，使北宗禅盛行于世百年之久。武则天一反常规将佛教处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寇之前”。武则天不管是扶持华严宗、支持禅宗，还是将佛教处道教之上，都为唐代佛教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走上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为其后的佛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