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诗人在西夏佛寺里苦吟

　　无名诗人在西夏佛寺里苦吟

　　王玉平

　　习习柔和动迩遐，郊原无物不相加。

　　轻摇柔柳开青眼，微拂香兰发紫芽。

　　催促流莺来出谷，吹嘘蛱蝶去寻花。

　　扫除积雪残冰净，解使游人觅酒家。

　　这首写春风的诗是谁写的呢？是陶渊明？是王维？是杨万里？翻遍古代田园诗篇不见其踪。

　　1991年，宁夏考古研究所从贺兰山一座西夏佛塔废墟里清理出一本汉文诗集，而这首《春风〉诗篇就在其中，是为数不多的完整诗篇之一。

　　宁夏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孙昌盛研究认为：“这些诗在《全唐诗〉、《全宋诗〉内均不见著录，排除西夏人抄录唐诗或宋诗的可能，是一本少有的西夏诗集。”“作为传统的古诗集，在西夏文献中是第一次发现，填补了西夏文献的空白。”

　　肩负如此重任的诗集，出土时却已经散乱，每页中间下半残损严重，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还没有页码，更不知书名和诗人的姓名。

　　西夏佛塔发现汉文诗集实属罕事

　　参观过国家重点保护文物——贺兰山拜寺口双塔的人，都为之称奇。但在历史上，沟口现存的这两个双塔见证的辉煌远远不及沟内方塔的多。

　　拜寺沟方塔是一座密檐式实心砖塔，高11层约30米。塔身自下而上逐层收缩，每层南面各开一个佛龛。坐在佛龛中的彩塑佛像，年复一年地听着塔身四角风铃清脆的声音。

　　这座方塔是幸运的，它见证了寺院为西夏皇族做法事时的宏大排场，倾听了高僧们顿悟后的禅语。

　　这座方塔是不幸的，1990年11月28日，不法分子的一声炮响，千年古塔烟飞灰灭，尘埃落定，彻底圆寂了。

　　在这幸与不幸之中，在考古人员清理废墟的双手中，一位儒释合一的西夏诗人带着汉文《诗集〉向我们走来。

　　“方塔出土的文书中，汉文诗集是唯一一件不是反映佛教内容的世俗文献。诗集属于文学范畴，非佛教作品。”

　　千年来的风雨把这位诗人心血糟蹋得不成个样子。鼠虫把他的诗集咬得支离破碎，无头无尾。雨水把他俊秀的字迹侵蚀得模糊不清，连他的名字和诗集都弄丢了。山风断了他缀合诗集的丝线，吹散了他厚厚的诗集，只留下13纸全叶，2纸半页，总共剩下了18面残缺不全的75首诗，其中15首诗没诗名。

　　西夏皇族可以散尽千金举办宏大的法事，这位无名诗人却贫寒地连写诗的纸张都买不起。为了节省纸张，他写诗“不设边栏届行，不留天头地角，定格书写。诗名不单独起行，而是写在上一首下部的空当处。”

　　但这不影响他大发诗兴，不影响他才思泉涌，不影响他笔耕不辍。

　　他是一位优雅恬淡的田园诗人，你看他如此写《桃花〉

　　栽植偏称去竹深，

　　灼灼奇包露邑红。

　　金谷园林香＊＊＊ ，

　　＊＊＊＊＊＊＊。

　　陶潜菊美宴偷来，

　　蔓猜＊每还寰瀛。

　　＊＊＊＊＊＊＊，

　　＊＊＊＊＊＊＊。

　　这些＊就是被岁月的风雨蚀去诗句和字词，残缺的诗句埋没不了诗人笔下艳丽的桃花，他的桃花可以与陶渊明相媲美。

　　他是一位热爱生活的诗人，他用很多诗篇写重阳节、立春等中国的传统节日。《重九〉云：

　　古来重九授天衣，

　　槛里金铃色更艳。

　　每逢重阳节，天气凉了，人们添加衣服，万木霜杀，只有槛里的金铃菊花在盛开。

　　他用诗为自己的禅悟添花锦，他拿禅悟这把“好快的刀”切开了诗歌这块美玉。浅俗自然的《闲居〉，仿佛偈颂：

　　闲事闲非逢莫侵，

　　更无荣辱累我心。

　　连孙昌盛这位严谨的考古学者都感叹道：“全诗缺乏一种战斗的号角、催人奋进的思想和耐人寻味的内容”，“但以诗的形式表现了一种闲适情志，一种佛门理趣，还是很有意味的。”

　　诗人是谁呢？

　　这位诗人是儒生？还是诗僧？

　　孙昌盛在考古报告《拜寺沟西夏方塔〉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

　　这位诗人可能是个儒生。

　　李元昊建立西夏国以后，积极网罗儒学人才，招纳汉族知识分子为自己的统治政权服务。张元、吴昊、杨守素等大批书生，在北宋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便投奔求才若渴的李元昊，成为西夏王朝的重臣。李元昊大力提倡和重视儒学，自己也培养了一批西夏人儒生。

　　由于做官岗位编制所限，这些儒生能像张元等风光无限的人不多，一些才华横溢的儒生得不到重用，便玩起了“归隐山林”的把戏，躲到皇家寺院悟道等待复出。在此期间，便写些风花雪月的《诗集〉，自娱自乐。《诗集》中“村中农叟歌声远，窗下书生咏意豪。”“学足三冬群莫并，才高八斗众难知。”等诗句可以作证。

　　这位诗人也可能是个诗僧。

　　诗与佛教本来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诗的作用在于认识客观世界，而佛教则否认客观世界的真实性。但作诗和修佛都需要有敏锐的内心体验，都重视启迪和象喻，这样诗与佛教就产生联系。《诗集》中的“慧心聊此见，欲知妙旨问禅翁”等诗句写的正是这种诗佛相通处。

　　加之西夏王朝极其重视佛教，历代皇帝都“钦崇佛道”，“修身以儒，治心以释”已成为当时贵族名流的一种文化思想，涌现出许多外儒内释、外释内儒的知识分子。许多名僧大德都是精于文学，积极参与到世俗文学的创作中来，他们最有可能写就西夏方塔出土的《诗集〉。

　　《诗集〉到底姓甚名谁？

　　有两个名字值得注意：高走马和高智耀。

　　孙昌盛整理《诗集〉时发现“诗集首尾不全，内容完整者无几，又未注明作者和抄写者，仅‘门人*拜呈’后有‘此乃高走马’作，其余诗的作者不得而知。”整个诗集文风一致，是不是可以推测高走马就是诗集所有诗篇的作者呢？

　　据史料记载，西夏乾定进士高智耀，看到西夏政治黑暗，不愿做官，便隐居到贺兰山修佛。后来复出在元朝做官，还被人以这段“事佛敬僧”的经历弹劾过他。这位崇尚佛学的高级知识分子经历，与写《诗集〉的人很相似，是不是他写了这本诗集呢？高走马和高智耀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同一个人？

　　或许，《诗集〉以无名无姓模样面世，也是诗人有意给后人留下的一个空无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