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牟子理惑论》中的三教关系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试论《牟子理惑论》中的三教关系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范贇

　　两汉之际，印度佛教由西域传来内地，东汉时期，佛教与道术相结合，释迦牟尼与黄老一起受到崇拜和祭祀。很长时间内，佛教徒致力于译经传教，积蓄里以待佛法之弘扬。及至汉末三国，佛教获得兴盛，小乘与大乘禅法开始流布。佛教影响的扩大刺激了三教关系的展开，《牟子理惑论》正是渊源上千载的三教关系史上的揭幕之作。

　　一、《牟子理惑论》的主要内容以及三教关系论

　　汤用彤先生指出，《理惑论》是“中国佛教史上重要之一页也”，佛教入华后积极倡导三教一致论，至迟在三国时佛教徒最早宣扬三教一致论，《理惑论》对此有清楚的记载。他最先体现了由儒术度遵道儒佛道并存的时代精神的转换，反映出当时三教理论上的对立和中国佛教学者渴望三教会同的心态。

　　一方面，牟子在书中针对当时社会上大多数人对佛教的怀疑和反对，站在佛教立场上广泛印证老子、孔子等人的言论来辩护，论证佛教与传统儒、道在思想尤其是社会教化、功用等方面的一致性。

　　首先，对佛陀的认识。《理惑论》揭示佛的印象，力争佛陀与中国的三皇五帝和道家“圣人”、“真人”并无不同。第一，以儒家观点看佛：“佛者，謚号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以佛陀与儒家推崇的圣人相比。第二，用道家、神仙家语言来描摹佛陀：“云佛有三十二种相，八十种好”、“身长”、“金光”等，延续了佛教初传时神化的描绘。而“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分明又给佛披上了道家的外衣。“蹈火不烧，履刃不伤”云云，与《庄子·齐物论》中的至人何其相似也！以古代神人圣贤比附佛，不仅为一般人更了解佛教，且意在表明佛教与中国古代理想人格相似，乃至同出一源，以便获取亲近感与认同感。

　　其次，对佛教教义的理解。牟子同样以儒道思想比附佛教教义。这集中体现在他对佛道的阐发上。第一，“道之言导也，导人致于无为”，牟子基本以道家“无为”思想契合佛道。“无为”是汉魏间对“涅槃”的译语，是佛教追求的最高境界。牟子对“道”的理解几与《老子》“道”的本体论意义相同，既说明“道”无所不在，是万物根据，又强调佛道同样具有社会教化的作用。第二，牟子又结合儒家思想阐扬佛道。他注意“道”对个人的作用，“天道法四时，人道法无常”，以“无常”之人类社会现实与“四时”之自然天道变化并列，已经包含了儒家礼教的内容。牟子称“道之为物，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这显然颇合于儒家修齐治平之道，且突出了个人主体的修养意义。由此，牟子不仅改造了佛教的出世之道，且改造了老子的自然之道，把佛道、儒道、老庄之道都统一到了儒家修齐治平的理论上来，进一步明确了儒佛道三教虽然形式各异，但最终所起的社会作用根本相同，为佛教与儒道的共存开辟了空间。

　　再次，对佛教出家修行生活的辩护。佛家出家修行因与传统宗法观念的对立，最易引起人们的排斥。牟子竭力为沙门辩解，证明佛教生活虽形式有异，但根本上不违礼德，尤其以“苟有大德，莫拘于小”的姿态论证，成为后世佛教自辩的主要思路之一。牟子提出的儒家“修世事”，佛老讲“无为”的观点，也成为后世佛教的重要立场。此外，牟子还对诘难佛经之浩瀚、修持之繁冗做了辩解，虽然他关于佛法高深故经律浩繁的论据尚且有说服力，但也初步暴露中国人对繁琐义理和修行透出的厌烦情绪，蕴含着后世佛法修习简化的倾向。

　　另一方面，《理惑论》中的三教关系论还集中体现在牟子对儒家非难佛教的反驳中。

　　尽管当时人们以及佛教自身尚视佛教为一种道术，更多依附于道家，但佛教渐清醒意识到必须恰当处理与最能适应中国宗法社会特性而居于思想正统的儒家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自身具有的与传统观念不合的特点逐渐显露，招致儒家非难，《理惑论》中的“问”者几乎都是儒者的面孔。牟子对这种非难做了初次反驳。

　　其一，关于“孝”、“礼”。中国社会强大的血缘纽带缔造了宗法的深厚势力，儒家思想以“孝”的种种规范形成“礼”的思想，作为传统文化主流。儒家首先从“孝”的方面非难佛教，指出佛教不合礼仪。牟子并不简单附和儒家，而是更为强调自己亦有“孝”、“礼”，且比儒家代表的世俗孝礼更高级。

　　儒家对佛教“不孝”的非难，一是“毁伤身体”。儒家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保持身体完好无损是“孝”的最基本要求，曾子临死前召弟子启其受手足就为孝。牟子援引《孝经》及孔子言论，表明佛教认同儒之孝道，但佛教之孝在实现途径和方法上与儒家不同，佛教重实质与效果，而不似世俗死守孝的教条那样注重表面行为。如父溺水中，全其生命为大孝，故不拘于小孝，子可以犯其身而行权宜之计。佛教还说明超度父母是大孝，不必拘于剃须发等小节。儒家又指“无后”是佛教之大不孝。牟子仍以修大德不拘小节的思路，指出佛教徒归心事佛，修身成仁至圣，使“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最高境界的仁、孝；沙门捐家财、弃妻子、不好声色又均是至德要道，体现了儒家推崇的“让”的品德。其时儒家对沙门不合礼仪的职责上停留于表面，斥其“违貌服之制，乖缙绅之饰”。牟子则阐明沙门不为表面教条约束，“披赤布，日一食，闭六情”正是去欲得志，是德的真正体现。

　　其二，关于“夷夏之辩”。“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儒家对佛教不合礼仪的非难进一步引申为“夷夏之辩”。牟子以“内外”、“名实”说明佛儒高下之别，指出夏亦有顽劣之徒，如瞽叟、官蔡；夷亦有圣贤之辈，如大禹、由余，要求佛道与周孔之道“金玉不相伤，精粕不相妨”。同时特别指出古人以北极星为天之中心，而在中国观察北极星始终位于天之北，““汉地未必为天中也”，这是对儒家以华夏文明为中心自居的思想提出的质疑。可见此后的“夷夏之辩”在《理惑论》中已初见端倪，且书中以佛法无所不包，有抬高佛教的倾向。

　　其三，生死鬼神观念。儒家职责佛教主张“灵魂不灭”不符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之义，牟子则以“灵魂不灭”、“善恶报应”等传统观念进行反驳。牟子认为人死后家人上屋呼之、宗庙享之等证明灵魂乃实在之物，人之体形如根叶，灵魂如种实形体朽烂而灵魂不灭。故行善恶之事皆有祸福报应。这种“灵魂不灭”与“善恶报应”的观点与原始佛教教义有所不同，而与中国传统观念十分接近。牟子又杂引儒、道之言以表明佛教生死鬼神之说并非佛家独有，儒道早已有之。当然他并没有认识到儒家对鬼神“敬而远之”的观念是与宗法性的社会情感、礼乐维系的需要分不开的。

　　其四，以儒释佛之意义。《理惑论》表现出对佛教的理解水平大体与汉代佛教发展情况相符，即主要依附于道家，但也反映了以儒释佛的倾向。牟子认为由于佛经之理太玄奥深邃，一般人不易理解，故只好用人们易理解的《诗》、《书》之义来类此，由近及远，以洽喻深。由此可见，佛教为便于传播而采用的“格义”之法，在牟子思想中已有萌芽。

　　此外，《理惑论》中三教关系论还体现在对道家和道教的态度上。

　　其一，对道家的肯定。《理惑论》体现出汉代佛教的主要特点仍是“道家化的佛教”，援引大量《老子》之言论阐释对佛教的理解，始终以“淡泊无为”的道家思想视为佛教思想及表明佛教与道家的一致。

　　其二，对道教的贬斥。《理惑论》非常欣赏道家哲学思想的同时，极力澄清道家与道教的区别引道家为同盟贬斥道教。牟子不满足于人们仍将佛教视为一种方术，阐明道教那套神仙长生之术，究其实无非是捕风捉影之谈，与佛教所讲的“无为”、“大道”相去天壤。牟子着重贬斥神仙符箓、长生久视之术无实效，这确击中了道教理论的根本缺陷：现实中确未有过长生不死之人。牟子现身说法揭露“辟谷”、“长生”等道术的骗行，更明确“辟谷”之术没有经典依据。牟子还将道教房中之术视为淫邪，并得出佛教高于道教的认识。以佛教为“大道”，与道家“无为”等同。可见，《理惑论》区别道家和道教及反映出佛教不再满足于仅被视为方术，而把自身视作一种独立思想及体现了一定自主意识。同时这也体现了道教的比较，牟子对道教的批判更成为佛道之争的萌芽。

　　牟子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的一位由儒而道（道家）、而佛的人，其儒家思想印迹清晰可见，道家思想更是用以理解佛教的楔模。牟子身上已明显体现了站于佛教立场，融合三家的倾向。以牟子为开端，随历史发展逐渐产生儒、释、道“三教合一”、“三教同源”的理论。

　　二、《理惑论》中三教论对立面后世的影响

　　《理惑论》的儒、道、佛一致论，主要说明三家学说的社会作用相同都有助于王道教化，以求得统治者和民众的接受与支持，以便更进一步在中途扎根、传播、发展，这与后世基于思想融合的更深层次的三教合一论诚然有所不同，但《理惑论》中三教一致论的提出，不仅对佛教作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且对于整个重要思想文化的发展，皆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调和佛教关系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途径。自《理惑论》以来，三教一致的观点在三教关系论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为佛教在中途的比较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其中由于儒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柱，故佛教对儒家尤为关注。这肇始于《理惑论》首次正面回应儒家对佛教的诘难。

　　牟子尝试调和儒佛关系的努力影响甚大：其一，对“孝”、“礼”等基本思想，佛教必须以认同和接受的态度求得发展。牟子循“修大德不拘小节”的思路，论证佛教之大孝在整个佛教中化进程中成为中国化佛教的重要内容之一。佛家对儒以妥协调和为主，且力证佛与儒在社会教化上的最终功能一致，只是有“治内”与“治外”之别。其二，为利于佛教传播，牟子最砸启用的“格义”之术后来在佛经译介中大放光彩，虽有扭曲佛教教义之弊，但亦不可抹煞其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面对儒家“浮屠害政，桑门蠹俗”等职责，佛教徒或以佛教“五戒”与儒家“五常”相配，或在佛教思想中加入忠孝仁义以调和分歧。其三，牟子用传统“灵魂不死”、“善恶报应”等感念禅师佛教有关轮回转世的思想，虽与愿义有较大出入，但却开辟生死鬼神观念中印思想的融摄，也突出了佛教修行中主体地位。慧远的三世果报理论正是这一思路的发展。其四，牟子证明佛之大孝、大道、大德，也暗中酝酿抬高佛教、贬低儒家的倾向，随着佛教日益深入人心和上层化发展，这种倾向即演绎为三教关系中的一种新态势。

　　第二，佛道之争成为三教论争的重要成分。佛道虽有相互利用，但斗争一直十分激烈。《理惑论》中对道教的贬斥是这场旷日持久论战的先声。佛教与道教既有理论上的分歧，如佛教讲“无我”、“无生”、道教讲“真我”、“无死”，佛教讲“因缘而有”、道教讲“自然之化”等。二者更有政治上和宗教上的矛盾，佛道互相指斥对方为异端邪说，甚至不惜利用政权力量打击对方，一旦突破教义之争即酿成血光之灾，佛教对道教的批判是三教关系一条重要线索，其端倪则溯到牟子。

　　第三，后世夷夏之论等三教论争的雏形。《理惑论》中讨论的问题大多涵盖了后来魏晋南北朝三教争论的主要问题。如沙门不敬王者与袒服之争、百黑论之争、夷夏论争、神灭论等。虽然《理惑论》中的论证尚粗浅，但牟子的回答成为后世佛教学者回应儒道的重要参考。

　　第四，三教修行方式的转型。《理惑论》尽管对佛经、出家修行作了辩护，但也提出了简化修行的重要性。道教从牟子对其批判中亦有所醒悟，后即有意识地从宗教理论到修持方术乃至宗教礼仪规范等方面模仿佛教。而儒家也从佛教的有关观念中获得补益，且开始避免礼仪规范的教条化。

　　牟子《理惑论》拉开了三教在理论上交融论争的序幕，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论文。佛教文化的介入、三教的融会论战，给中华文化注入新的因素和活力，中国文化正是在内外不同的思想体系的碰撞和吸收中加速向前，更加丰富生动。

　　参考文献：

　　洪修平：《隋唐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其学术影响》，南京：《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牟钟鉴：《儒、佛、道、三教的结构与互补》，南京：《南京大学学报》，2003天第6期

　　作者：范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