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佛教在广西久传不兴的原因

　　试论佛教在广西久传不兴的原因

　　阮民恕 《广西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 （心月录入）

　　佛教传入我国，最早的途径主要姓西域和南海。国内学者普遍认为西域早于南海，但也有一些国内外学者认为，南海早于西域。如冯承钧先生认为：“旧日传说或以佛教输入之事在哀帝元寿元年或以事在明帝永平四年至十八年问，皆属传说而非史实。后汉书天竺传说明帝感梦事亦为传说之一种，殆出袁宏后汉纪，亦非实录。是欲寻究佛教最初输入之故实，应在南海一道中求之。”法国人伯希和也认为：“纪元六五年时，业已证明杨子江下流已有桑门佛徒，而在二世纪末年，除洛阳之安息一派外，江苏省佛法甚盛，并由此传播及于山东，此事不能证明其亦来自中原及月氏也。”那么，长江下游的佛教由何输入呢?无外乎以下三条途径：其一，由缅甸经云南四川沿长江顺流而下，其二，由南海北上于青岛、扬州、宁波、泉州、厦门等港口登陆；其三，由南海至北部湾于合浦、乌雷，交趾登陆。初汉前后，缅甸、云南和四川交界地方，人烟稀少，百川交会，道路崎岖，可能有少量僧侣冒险由缅画向东跋涉，但不可能造成江南佛法兴盛之势。当时，由南海北航至东海港口，又由于海路很长，且这一带风多浪高，轮船很少能经得起了巨浪颠波。虽然这一带通航较早，但经此险途往返于南海者毕竟很少。在南海沿岸，合浦是秦汉时期中国与南洋交通最便捷的港口。《汉书•地理志》关于粤地的记裁，除番禹外，两次记述合浦与海南岛和南洋各国通航的方位及里程。当时，合浦与苍梧通水路，由苍梧经西江漓江逆流而上，过灵渠和临贺岭的陆路进入长江流域。中国使者和南洋朝贡使臣也常经合浦和交趾。

　　合浦通航南洋较早也较著名，这在《汉书》及其他宫庭史籍中多有记载。但是，佛教是否也同时经此传入就鲜有记叙了。佛教最早由此输入我国也是极有可能的。佛教传入广西的最早最确切的记载是《弘明集》卷首所记述的牟融和他的《理惑论》。牟融是汉末灵帝至献帝时的学者，他对儒学、道教、佛教以及诸子百家都十分精通。他的《理惑论》是中国最早的，也是最通俗的佛学论文，他也是载入史册的广西之一个传播佛教的著名人物。牟融作为一个精通儒家经典，又深谙黄老学说的学者，能够转而信仰佛教，并能用襦道理论深入浅出地阐述佛学的基水原理。可见，在广西南部和越南的交趾一带早巳有佛教的传播，并且影响颇深。此地佛教无疑是来源于南洋海路，至于初传于何时?因无史料可考便不得而知了。

　　从始元初佛教传入我国至三国时期，在广西和中原一样，已有一定影响。迄至南北朝及隋唐，全国对佛学的研习活动都达到了空前的高潮。中国与西域各国的佛学交往十分频繁，除往返于西北的高僧外，往返于南洋各国的国内外高僧多达五十五人。据《中国南洋交通史》载，其中交州人和途经广西的达十四人之多。他们是南北朝的佛驮跋陀罗、智严、慧观、慧聪和拘那罗陀等五人；隋唐时期有明远、运期、木叉提婆，窥冲、慧琰，昙润、智弘、无行，于法兰等九人。这些人多启程于交州，也有发舶自合浦、乌雷的。他们的事迹在《高僧传》、《续高僧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均有详述。另有那些史籍中没有记载的同行僧人就更多了。他们和那些在广西直接传播佛教高僧共同推进佛学的传播和发展。据粗略查证，在广西直接传习佛学的高僧和居士，除牟子以外，还有隋朝的昙迁，唐代的鉴真，寂照以及慧能的弟子多人。此外，于佛教在广西的传播产生一定影响的还有那些到桂林一游的高僧，如怀信、无等、无业、怀则、僧昼、道臻等人。他们不仅对佛教的传播，而且于广西文化的发展也留下许名文化珍品。

　　这些南来北往的高僧与广西本地的僧人一起，对佛教在广西的传播作出了极大的努力。由于历史记载过于简略。我们已无从考查广西历史上究竟存在过多少僧人。但是，从两晋到清代广西境内曾经存在过的寺院看，佛教在广西的传播确实有过一个小小的兴旺时期。据谢修《广西通志》卷二四○载，自晋到清的一千多年间，广西境内曾先后存在过一百三十五座寺院。其中最早的是建于晋代的平乐龙兴寺，隋代的桂林万寿寺。建于唐代的共有二十座，建于南汉的两座，建于宋代的有六十五座，建于元代的十八座，建于明代的有十三座，建于清代的有七座，另外建寺时期不明的有八座。从这些寺院的建造年代看，宋朝是广西佛教发展最兴旺时期，这期间建造的寺院占总数的近半，其余依次为唐元明清。可见，佛教芷广西传播的趋势是，初传于汉和三国，发展于唐，宋代为发展的高峰，从元代起便走向衰落。另外，从分布的区域看，桂协地区共有寺院七十一座，仅灵川县一地便先后建寺四十三座。其余绝大多数分布在桂东、桂东南沿海和桂中地区。这就表明，佛教在广西的传播主要分布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交通比较便利、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这些地区历史上与中原联系较早，联系较密切，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而桂西和桂东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极少有佛教寺院。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集居的地区佛教难以立足，是没有去传还是传不进去?

　　任何一种思想或理论在另一个民族中扎根并得到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决不是该理论是否完备，而是决定于该理论是否能慑取民族的心理。就是说，它必须与该民族的生产、生活、思维方式、心理习惯相和谐。佛教在广西的传播，历史上曾有过一定的发展。但与西北地区的蒙藏两个兄弟民旋相比，无论从传播范围，还是在人们心灵中所占的位置，以及兴盛的持续时问看，都是微不足道的。究其原因，如果认为佛教是一种粗俗的唯心主义，因而壮族人民产生自然的淡溥倾向性，那么显然是肤浅的、简单模式化了的认识。退一步说，这也决不是主要原因。其主要的或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佛教奉身，而在于历代广西人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之中。其具体的原因，我们认为应从广西历史中的政治、经济、交通、人口等方面去探索。

　　(一)从政治上看，自秦统一开始广西便实行封建的郡县制。秦始皇统一岭南的时候，广西境内的苍梧越刚确立私有制，西瓯越的私有制正在萌芽，而雒越居住的广大地区还完全处在原始公有制社会。秦统一给岭南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生产组织形式，更重要的是给岭南带来了皇权政治。“秦始皇把在中原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移植到岭南来，可以设想，这种政治制度，也必然对这个地区的经济基础起反作用，即是说，把这个地区在原始社会将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的趋势扭转过来，使它在大同小异的情况下，进入封建社会，避开了奴隶制在岭南地区的确立”。

　　在秦统一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中，与中原相比，广西的社会一直是比较安稳的，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各个时期啊中央政权对广西都采取“以夷治夷”、土司统治和残酷镇压相结台的政策，相对地压抑和缓和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如南越武士赵佗就厉行“和辑百越”，为此他大力推行汉联姻，并且重用越族中的富户和部落首领，依靠他们治理地方。自此之后，历代统治者都采取“以故俗治”的办法。第二，因为祖国北方历来都存在比较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它们对中央政权构成直接威胁，加之由于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中原不断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统治者们无暇顾及广西这个边远的“蛮夷之地”。第三，一般说来，自秦开始的郡县制，在广西的很多地方只是停留在形式上，并故有形成严密有效的管理制度。在经济较发达人口较集中的桂东北及东南地区，汉武帝时郡县制已逐步完善，但在桂中和桂西的广大地区，统治力量一直十分薄弱，有些深山甚至到宋代仍不知皇粮为何物。其州县的行政管理一般只局限于城镇附近，对较边远的山区就无能为力了。例如晋武帝咸宁六年(280年)，交州刺使陶璜给武帝上书道：“厂卅南境周旋六干余里，而服徭役的农户只有五千家，不服徭役的却有六万户。”统治力量之薄弱可见一斑。然而统治力量的薄弱，并不是没有统治，繁衍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还是承认其统治的，这是因为统治者们采取的刚柔共济的政策，扼制了来自内部的和外部的不安定因素，给社会带来了相对稳定的生息条件。

　　与此同时，历代统治者都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的精神支柱和工具，同时儒家思想作为伦理道德规范，通过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力量一起灌输绐广西的各个民族。并且经历了近二干年的熏陶，儒家思想不论作为政治律条，还是作为道德规范都已深深地根植于广西各民族人民之中。长期以来，这种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和大一统的思想体系，极大地窒息了此地民族文化和思想的创新和发展，同时也对外来的理论、思想文化体系产生了极大的排它性。这种封建专制主义的封闭性和排它性，就是佛教在广西难以兴盛盹主要原因之一。

　　Re:心月(2005-1-4 8:57:27)

　　(二)广西中西部地区历来政治统治和佛教影响都十分薄弱，它与这一地区的经济、交通和人口的发展状况有着直接的联系。任何思想体系包括宗教，传播的对象都是人，而人的文化素质，特别是接受和理解能力与交通和经济发达程度成正比。

　　自从秦代开凿灵渠之后，沟通了湘水和漓江的联系，与原有的临贺岭陆路一起，形成了中原与岭南往来的湘桂走廊。通过它把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以及海南岛和越南北部等广大地区联系起来。它给岭南输入了皇权政治，同时也输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先进的生产工具以及众多赋有各种劳动技能的移民。从中原移居岭南的人口中，原因多种多样，有屯田戍耕的，也有因社会动乱和各种原因自动南迁的。因各种原因以各种形式通过各种渠道南移广西的居民，自秦开始从未间断过。“秦始皇开五岭，发谪戍四十万人随带妇女以去，此更为大规模之移民。”从西汉到隋代的七、八百年间，整个广西地区人口增长了好几倍。此外，明代又从湖南广东迁来大量移民。这些移民，有些从事农耕、养殖，有些从事编织、纺织和手工艺，有些则经商，还有不少文化人。他们绝大多数沿着湘桂走廊而来，以桂林、梧州为中心，定居于漓江西江两岸富庶的地方。他们对近两千年广西历史的发展起肴极大的推动作用，与各少数民蔟一起创造广西社会发展史。

　　广西的中西部与上述地区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中西部“茅营茂盛、蓄藏毒瘴”，到处是深山密林，很少有外地人前往定居，《汉书?地理志》记载：“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疠，人尤夭折。”韩愈也说：“岭南瘴气连天，毒气日夕发作，飓风鳄鱼，祸患不测”。可见极其荒芜。由于山高林密，地面潮湿，到处都有水蒸气和毒气升腾，人口稀少，交通极其不便。人们为了逃避繁重的徭役和租税盘剥，分散居住在山间能一块块小平地或山头上，过着刀耕火种、狩猎和摘果充饥的生活。人们的社会交往和物资交换都只能在极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虽然，自古以来就有柯河与红水河相通，是广西与云贵高原联系的的水道，但云贵高原大部分长期属于落后的夜郎国，所以这一水道的作用远远不如湘桂的走廊。加之长期实行的以夷治夷政策，郡县名义上都服从中央政权，实际上是一个个分散独立钓小朝庭。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明朝实行“改土归流”之后才有所改变。而“改土归流”的政治改革从明朝开始，一直到民国三十年(1929年)才告结束，历时近六个世纪，足见阻力之大。来自王朝的政治改革尚且如此，作为思想信仰的佛教难以在广西中西部立足就不足为奇了。

　　(三)由于广西东部沿江两岸交通便利，较早地采用封建的生产方式，又在南来移民的影响下，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并由此促进了思想文化、宗教和伦理观念的繁荣和发展。早在汉代，广信人陈钦、陈元父子就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经学大师，之后相继有对儒道释都造诣很高的牟子。广西第一个状元是唐代的赵观文；在唐代，广西还有著名诗人和进士曹邺、曹唐、王元和翁宏等人。到了宋代，广西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就更大了，当时广西普遍没立学堂传授儒学和诸子百家的理论。广西文教事业有了很快的发展，属桂中的永福也出了个状元王世刚，贺卅出了全国权威的政论家林勋。此外，由于地处边陲，地广人稀，历代君王都把罪臣们流放到广西，被贬谪的人中有不少是著名的诗人，如唐代的柳宗元，宋代的苏东坡和黄庭坚。在宋代人们开始对医药的认识和运用。同时，还出现了傩戏这一民族艺术的表现形式。

　　大量的移民和教育的兴起，给广西东部沿江城镇带来了经济、文化和宗教的繁荣。唐宋时期，佛教在该地区广泛流传，不管是南洋来的、中原来的还是广东来的僧人，都在桂林一带会合成潮，为此桂林一带建造了大量的寺院。僧人云集给桂林地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和艺术的精品。社会上崇拜佛法成风，曾有人感叹说，桂林几乎与佛教圣地相差无几了。

　　然而，唐宋时期广西佛教的繁荥也仅仅限于广西东部和中部的一些交通便利、经济和文化较发达的城镇而巳，对于广大的西部和东部山区仍然是难以立足的。由于中口西部广大地区交通不便，居民极其分散，文化和经济非常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统治和剥削的困难，但也阻碍了文化和技术的传入，给这些地区与外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交往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在中西部地区，历史上可能曾经有过佛教传播者的足迹，但很快就会被狼虫虎豹的足迹所淹没。

　　(四)佛教理论晦涩难懂和它教条地传播方式，也是它久传不兴的原因之一。我们知道，广西众多的少数民族自古以来没有自己的文字，长期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使用汉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在山区农村，人们对汉文也知之甚少，表达感情用的是铜鼓、花山岩壁画和山歌等原始形式，表达方式是直接外露的和简明易懂的方式互相传授，并以巫术和多神崇拜来寄托自己的感情和期望。而佛教从理论到传播方式都与广西少数民族的这些状况有众多相悖之处。

　　首先，佛学是一种理论性、逻辑性较强的宗教玄学，其中特别是我国禅糸的佛学理论。这就要求对它的传授和理解消化，必须具备相应的较高条件。一方面，要具备自己民族的文字，以及对这种文字掌握和运用能力的普遍化；另一方面，要有一定的抽象思维和思辩能力。当然，对于佛教来说，信仰的不一定都能理解，能理解的也不一定都是虔诚的信徒，但是若要取得人们的普遍信仰，就必须有一定数量的理解者。要达到这一点，文字这一认识和传播的工具是必不可少的。在广西，那些虔诚的并能通达佛学奥妙的人能精通汉语文，而且绝大多数是那些南来高僧、移民和游方学者。他们的社会基础顶多只能是移民和市民阶层，绝大多数山区农村的少数民族人民根本无法理解玄妙的佛学，困而也就失去接受和信仰佛法兴趣。

　　其次，佛救的繁琐理论和修习方法都是脱离实际的，它在广两的传播也基本上沿着脱离宴际的方式进行。除早期的牟子外，其余历代大师们都把佛学的本来面目和在其他地区的传播方式照搬过来，在内容和传播方式上都很少与广西少数民族的传统信仰、风俗习惯、接受能力相结合。 于经籍和外地大师的疏论，他们采取通常只在堂布道的方式，企图以此来感召庶民的心灵。因而使得许多外来的大师，包括慧能的弟子只能在各个寺院中产生影响，对于那些远离寺院的民众来说，他们无法接受，也不愿意去接受这种使人目眩的佛光普照，就是众多南来的人们也大多抱以“信则有，不信则无”的无所谓态度。

　　无可否认，在佛教的漫长的传播历史中，它对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不过这些所能产生的影响，大多都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佛学理论，而是那些与广西原有的巫教、多神论，甚至与道教儒家相融合，形成的不释不道，不儒不巫的神秘的混合体。这可能正是佛教在广西的出路，然而这样的出路却难以为寺院的僧侣们所接受。因此，本世纪初，分布于广西的佛教，形成了这样两种局面。一种是在尚存的寺院里，僧侣严格地继承先师的衣钵，遵守佛教的清规戒律，过着传统的佛门清贫生活；另一种则是流传于社会上的那种混台体，后者的生活方式与俗人无异，他们照常参加生产劳动，照常吃大酒大肉，照常娶妻生子。他们有法事则僧，无法事则俗。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些凡巳不能算是佛教僧侣，甚至连居士也够不上。这不光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跟佛门清规格格不入，还因为他们有些甚至搞不清自己是和尚、道士还是巫师。就是那些认定自己是佛教僧侣的人，也搞不清自己属于哪一派，先师是谁?这种状况，自宋代就开始了。当时，佛教在桂东城镇中一时膨胀起来，而且派别众多。各派均存在教规松弛的现象，以至影响到社会上便逐步产生出如此畸形的结果。同时，也由于人们对佛教还不十分了解，只认为超度亡灵者即为僧，僧本一家无所谓派，人们甚至认为儒道释巫皆仙宗。至于何人为僧，何人为那种不释不道，不儒不巫，何人是借以谋人钱财的骗子，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超度先人亡灵就足够了。这种状况，一方面僧侣们的宗教被严格地限制在寺院之内，也限制了人们对佛教的深入了解；另一方而佛教的某些活动在社会上与其他宗教乃至各种迷信混为一体，模糊了界限，失去了佛教的特征，从而极大地削弱了佛教的社会影响。这就是佛教自元代起便匆匆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佛教僧侣的修习生活与广西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力式亦相去甚远。如前所述，由于平原和富裕的地方受到政府和地方豪绅的严密控制，受剥削最重，而在广西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经济和文化十分落后，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在耕作中，人们长期采取原始的方式和使用原始的工具，把陡峭的山坡垦成田地，种植粟米、谷类、薯芋等作物，并以这些杂粮为主食。宋人陶弼在其《题阳朔县舍》诗中写道： “民耕紫芋为朝食，僧煮黄精代晚茶。”阳朔县尚且如此，广西中西部山区就更不难想象了。可见，人们获得基本生活必须品多么不容易，为此人们必须成年累月辛勤劳作，而佛教僧侣过着的是超凡脱俗的生活。他们寡欲少欢、靠施舍而活，还要整日闭门静思，学习那些脱离客观实际玄而又玄的佛学理论。这与广西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民的文化水平、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道德基准都不相符合：(一)就文化的普遍基础而言，人们无法理解佛学理论的奥妙和它的现实价值；(二)就广西的生产水平而言，人们无力供养众多的僧侣，也抽不出更多的精壮劳力去脱离生产，闭门侍佛；(三)基于广西此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道德观念，人们无法理解僧侣们那种不劳而食，闭门寡居却能脱离苦海荣登天国之门，而依劳而活反而永受煎熬，毫无升至天国的希望。

　　总之，广西为古越人区域，内部崇山峻岭，河道纵横，自然嘲阻隔使得人以地分群，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不平衡的政治、经济、文化限制了居于是地的人们的意识同一趋向。他们或有求善的欲求，却无鼎新革故的心志，因此他们之中既难以形成统一的宗教信仲便只能诸流融汇，实行以部落神、氏族神祇为主，融入或道或释或懦的油彩，显示其社会的进步。从而，决定了佛教不可能在广西地区得到持久的繁荣并遭遇过早衰败的厄运。

　　[作者单位：广西区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