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与正统佛教研究

　　敦煌文献与正统佛教研究

　　王书庆 杨富学

　　所谓正统佛教是一个与世俗佛教相对的概念。正统佛教强调并维护佛教经典的正统性，从僧祐《出三藏记集》、费长房《历代法宝记》、道宣《大唐内典录》、明全等《大周刊定众经目录》、智昇《开元释教录》、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到赵安仁等《大中祥符法宝录》及吕夷简等《景祜新修法宝录》，大凡南宋以前的佛教经录，一般都主张判教，以甄别正经、疑经和伪经。对正经加以维护，对疑经取不信任态度，对伪经则极力排斥。对偶然混入藏内的疑伪经，必加说明，以示剔除；而对社会上流传更广的疑经和伪经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以期达到弘扬并维护正统佛教的目的。

　　大凡正统佛教所尊奉的正经，在敦煌都有发现，著名者有《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大般涅架经》、《梵网经》、《大方广佛华严经》、《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大日经》、《大宝积经》、《瑜伽师地论》及《净土三经》等，多则数千号，少则也有数百、数十号。尤为宝贵的是不少经卷附有题记，如北图藏生字24号和闰字96号《净名经关中释抄》的题记将东汉以来直到唐朝期间六种译本的翻译情况交代得清清楚楚。诸如此类者不少，对古代中国佛经翻译史及佛经流传过程的研究都极具价值。

　　再如S．2278《宝雨经》残卷，内容为达摩流支于武则天长寿二年所译该经的第3个译本，与前两个译本相比，多出了一段武则天为自己称帝而造舆论的所谓“佛授记”，卷末题记中有多处武周新字，由“大白马寺大德沙门怀义监译”。说明这一“授记”的出笼与薛怀义有关，体现了唐代佛教与政治间的紧密关系。

　　敦煌写本中保存有300余件禅宗文献，分属于近百部著作，不少系唐代宗密编纂的禅藏的遗留。禅藏编成不久，即遇会昌灭法而在中原失传，仅存于敦煌。其中法海本《六祖坛经》最受学界推重。该经主要记录了六祖慧能的事迹和语录，反映了慧能对习禅者的要求：体认佛性之自身洁净，以树立佛教的世界观，被奉为禅宗南宗的基本理论书籍。敦煌遗书中保存有该经写本4件，其篇幅比通行的元代宗宝的改编本少得多，不分章节，言语朴素。经几代学者努力，现已整理出最可靠、最古老的《坛经》读本。由神会述，刘澄集的《神会语录》，记录了开元年间神会与信徒们就禅法、修行等问题进行的问答，并记述了自达摩至慧能禅宗六祖相承的传略等，对禅宗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故自胡适发现并著成《神会和尚遗集》后，数十年间研究不衰，先后出版有石井光雄《敦煌出土神会录》、铃木大拙《敦煌出土荷泽神会语录》、杨曾文《神会和尚禅话录》等多种录校本。此外的禅籍尚有《坛语》、《历代法宝记》、《楞伽师资记》等，这些文献的发现改变了中国禅宗史研究的基本面貌。

　　敦煌偏处西北，在安史之乱后孤悬关外，躲过了会昌法难，得以保存一批内地失传的佛典，如《诸佛名经》、《众经别录》等；还有一些经典，是敦煌所特有的，如昙倩于安西译出的《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及法成于河西诸地翻译的多部佛经等。这些经译出后未能传人内地，仅流传于西北一隅，并在敦煌得以保留。这是对中华大藏经的一大贡献。

　　敦煌还保存有不少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的印度高僧的佛教著作，如马鸣的《大庄严经论》、龙树的《中论》、《大智度论》、世亲的《大乘百法明论》、《大乘五蕴论》等，它们的发现，为研究古代印度佛教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印度佛学大师的生平、著作及思想影响等都提供了新的资料。

　　这里还应提到敦煌出土的为数众多的佛教经录，其中既有流通全国的的各种综合性目录，也有敦煌本地寺院编纂的目录，大都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对研究古代中国佛教经录弥足珍贵。

　　摘自《敦煌佛教与禅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