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五塔寺的石缘

　　我与五塔寺的石缘

　　一次整理照片，看到我与石刻合影是那么多，有承德避暑山庄的横碑、普陀山的石刻、宁波天一阁的石虎、大同云冈的佛像、崆峒山的道教碑……北京的碑刻更是不胜枚举，但印象最深的还是1986年5月来五塔寺考察。当时我只是一名业余文物爱好者，看到满院从各地征集的石刻，如发现一座石刻艺术的金矿。夕阳西下，望着山门黑底金字“真觉寺”的匾额和巍峨的金刚宝座塔，心想什么时候我能在这里工作多好啊。

　　斗转星移，1991年我竟真的来到这里，任业务部主任，负责对北京各区县的石刻状况进行普查和征集，使我有机会比较系统地了解北京石刻的现存状况。那时馆内人不多，学习气氛极浓。很多人天黑后仍不愿下班，继续白天的工作，许多人从未休过年假。

　　在近30年对北京历史地理的调查中，我走遍了城区3000条街巷胡同和郊区县，整理门联581条、牌楼100余座、石刻近千件。许多印象极深的石刻或所见到的许多石碑，奇迹般地在这里相聚，部分是经本人之手收集而来。

　　正像著名文物专家单世元先生所说：“你与五塔寺缘分不浅，与石刻缘分不浅啊。”粗算起来，不下百余件。如：现展与精品厅中的唐代闾城双石狮（今芦城），据元代记载，为当时一大景观“芦城石狮”，后被扔在路边，半身埋于地下。我们当时是借老乡的撬杠才得以装车运回。

　　而弃于朝阳区道家坟河渠边（现道家园）的石香炉，器物完整，雕刻精巧，是研究北京丧葬文化不可多得的佐证。可是，它横卧于纺织棉印公司墙外10余年，令我心疼不已。最终，我还是想办法将其运了回来。

　　最精彩的应是蒋介石为马福祥书丹的隶书石刻的发现。那是上世纪末，那天中午，我骑着自行车普查朝阳区石刻。骑累了，就买了瓶水蹲在墙根下喝。小卖部窗口下有一长方体石块引起了我的注意，翻过一看，我大吃一惊：据调查，蒋介石书写的隶书很少见，怎么会在这里出现？经与当地人商量，石刻得以运回馆内。

　　其他还有宣武区的吴佩孚书丹的《长春会馆》石匾，是从路边饭店前的渣土中找到的；崇文区修建两广路时征集的石《官码》，是当时北京食盐专卖点所用的秤砣，也是在一片瓦砾中寻到的宝物，它在北京经济史和盐业史上都是不可多得的实物佐证；清代顺治年间的《普胜寺创建》横碑，曾立于东城区南河沿欧美同学会院内，“文革”中碑身被斜放在碑座上，一面着地，上世纪80年代我曾钻到横碑的下面仰躺在地上抄写碑文；五塔寺本寺的碑刻现存有限，在修建西南展厅施工时，我发现了《敕建大明领占之塔》残石，弥足珍贵……

　　一晃，20余年过去了。金刚宝座塔经历了政治的风雨、自然的风雨、1976年的地震，略有伤痕，在国家的投资下，得以保护。塔前的两棵银杏树历经几百年的沧桑，早已与石塔融为一体，夏日树下清凉，秋日果实累累，一季一景是五塔寺的活宝。古树如一和善的长者，无声无息地遮荫护塔。

　　五塔寺以塔而名传国内外，更以古老精湛的雕刻技艺征服观光者，充实了大量石刻艺术的五塔寺，人与石和谐结合，向人们展示的是物化的古代文明，何等珍贵。

　　寺前长河静谧的河面不时被游船、快艇打破，而我更怀念“一泓春水疾，十里柳风和”的过去。山门外向南是更宽广的远处，但我走在这里却不时转身遥望寺内的石塔、石碑、石雕……因为我感觉这里最亲，这里有我感情的投入，有我与五塔寺的石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