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土登嘉措浅析

　　十三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土登嘉措浅析

　　多杰才旦

　　来源： 中国藏学

　　[摘要]本文以多种渠道获得的访谈及文献资料为基础，从多种角度对十三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土登嘉措的一生进行了个性化的概括和评述，并试图通过对其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剖析，真实地反映出这一历史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本来面貌。

　　[关键词]十三世达赖喇嘛；西藏近代史；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

　　[中图分类号]B929.9+K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04）03-0088-11

　　十三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土登嘉措是西藏近代政治舞台上一个极为特殊和复杂的历史人物，其一生坎坷多变的经历是那个暗流汹涌、风云变幻的时代的真实写照。如何评价这位西藏政教领袖的功过是非一直是学术界争议颇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涉及到如何解释和阐明辛亥革命之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一个重大问题。从很早起，我就对这位被某些人称为“伟大的第十三世”的达赖喇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基本上形成了个人的一些粗浅看法，现将一己管见杂陈于此，以为投石引玉，嘤其友声之意。

　　在正式论述之前需要特别声明的一点是，这篇文章的资料来源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我对西藏一些贵族、官员及学者所作的私人访谈，包括拉鲁·次旺多吉、恰白·次旦平措、朗顿·贡噶旺秋、土登贡培、邦达多吉、夏扎·班觉多杰等人，部分源于我在西藏工作时所接触到的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些官方档案，故于文中不再一一注释说明，谨在此一并致谢。

　　十三世达赖喇嘛原名罗布藏塔布克甲木措，1876年6月27日出生于塔布地区朗顿村，1877年被确认为十二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并经阖藏僧俗官员经驻藏大臣公请光绪皇帝对其免予金瓶掣签而认定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十二世达赖喇嘛出生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社会转型期：从1840年起，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下，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处于中国西南边疆一隅的西藏，由于其地缘战略地位的重要性，遂成为当时两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和沙俄的争夺目标。在清朝与英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有多项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西藏的通商贸易、传教、旅行考察等方面的事宜。与英国为上述权益处于尖锐对抗之中的沙皇俄国，在1907年《英俄条约》签订之前，也一直试图将西藏作为其势力向南亚扩张的突破口，使得西藏成为英俄两国在中亚和南亚次大陆争夺霸权的重要战场。由于西藏与英属印度近在咫尺，1855年，英国人唆使尼泊尔的亲英统治者发动侵藏战争，强迫中方签订了直接损害西藏权益的不平等条约，此后，西藏传统的近邻、受到藏文化强烈影响的地区，从西部的拉达克、锡金到东部的不丹，都逐一落入英国人的控制之下，使西藏失去了阻止外来势力入侵的屏障。在这样的情况下，1888年、1904年由英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已成为必然，西藏同中国内地一样，正处于严重的外患侵扰之中。与此同时，在西藏政权内部，封建农奴制之下的教政合一制度使得西藏社会的发展陷入了长期停滞的局面，加之在西藏政治制度的“怪胎”——摄政制度的影响下，西藏僧俗官员内部长期陷于拉帮结派、相互倾轧的权力争斗之中，各种形式的内讧从来就没有停息过，这一现象对于西藏社会及藏民族的发展而言，起到了严重的破坏和阻碍作用，对于宗教思想的行善和利他精神而言，也是一种极大的亵渎。在这样的内外因素的双重影响之下，西藏社会中长期形成的封闭保守思想明显地暴露出其弱点和弊端，封建统治者们找不到摆脱危机的出路，只能对一切新生事物采取抵制和反对的态度，而对于外来的威胁无法作出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举动。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来看，以1719年驱逐准噶尔军队扰藏事件为起点，清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大加强了对西藏的直接治理，稍后时期驻藏大臣制度的确立则是这种统治趋于顶峰的标志。然而，伴随着清王朝的衰败，藏边诸事也逐步转向了无暇顾及或是穷于应付的局面，派驻西藏的官员由过去高头衔的有为之士变为昏庸无能之辈，或是戴罪立功、类似受惩贬之人，藏事衰颓已成为必然。而随之而至的清朝官场上的种种弊习与噶丹颇章政权自身滋生的腐败结合在一起，使得西藏政局完全被陈腐的官场积习所左右，即便有个别官员试图挽救这种颓势也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西藏的僧俗统治者们开始采取尾大不掉的办法对付中央政府。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辛亥革命之后西藏政治局势的全面逆转可以说也具有着一定的必然性。1870年左右，西藏政坛上曾出现过一名叫班旦东顿的流氓喇嘛担任基巧堪布，并把持西藏政要、称雄一时的现象，此事恐怕应从清代中央政府和西藏社会本身滋生的腐败中去找寻原因，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事实上，对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往往需要我们从文化角度去加以分析和研究，才能得到更为完整和合理的解释。我个人认为，由于西藏独特的文化形态，这一普遍性的规律对于西藏历史研究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从三世达赖喇嘛开始正式进行灵童寻访这一程序以来，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寻访过程是历辈达赖喇嘛中最为细致，最为复杂，也是藏文档案中记载最为完备的，这些珍贵的史料至今仍完整地保存在拉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格桑卓嘎曾参考西藏档案馆保存的大量藏文史料，撰写了一篇题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土丹嘉措是怎样选定的》论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寻访、坐床过程：

　　（一）十二世达赖喇嘛圆寂，广做佛事祈祷早日转世

　　（二）以十二世达赖喇嘛灵体的倾斜方向确定灵童的转世方向

　　（三）西藏地方政府曾两次向全区发布文告寻找达赖灵童

　　（四）向桑耶护法神和班禅等大活佛问卜灵童转世方向

　　（五）曾三次向主要护法神乃穷问卜灵童转世的方向和地方特征

　　（六）在布达拉宫，乃穷护法神卜示灵童出生的“方向”及“父母名称”并确定观圣湖者

　　（七）居堆堪苏在圣湖观看

　　（八）地方官报告发现灵异幼童，居堆堪苏前往查看

　　（九）居堆堪苏初见婴孩

　　（十）堪苏返拉萨后报告观湖寻访情况，摄政等对朗顿灵童表示满意

　　（十一）寻访情况经驻藏大臣奏报清廷，光绪帝谕示再行核查

　　（十二）派居堆堪苏携带前世达赖喇嘛遗物再次前去朗顿察验灵童

　　（十三）对各地上报之其他灵童以不灵异或通过问卜方式全部否定，并要求朗顿灵童免予金瓶掣签

　　（十四）为要求朗顿之灵童免予掣签，摄政请班禅出面干预此事

　　（十五）摄政要求灵童免予金瓶掣签

　　（十六）为迎请灵童来拉萨，分批派高级官员前去迎接并在沿途恭候

　　（十七）灵童在公塘寺聆听清帝免予掣签之救谕

　　按九世达赖喇嘛免予金瓶掣签之例，请二钦差驻藏大臣到公塘宣读圣旨。在日光殿，灵童面东而坐，其后有摄政王功德林、经师及僧俗大官员等，驻藏大臣宣读光绪帝救谕：贡噶仁青之子罗桑陶克甲措即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毋庸掣瓶。宣读完毕，达赖喇嘛向东南献哈达以谢帝恩，并将献帝之哈达请驻藏大臣转呈。接着上酥油茶、人参果酥油饭、油炸“卡赛”等，举行庆贺。

　　（十八）达赖灵童移居日加桑丹林寺

　　正月十八日，达赖灵童在摄政及各大活佛、僧俗官员等陪同下，从公塘出发，到拉萨河北面的日加桑丹林寺等候，按传统规定，灵童年龄达到四岁才能正式举行坐床典礼，故在该寺居住一年多，然后选定日期，举行坐床典礼。

　　（十九）清光绪帝救谕照准十三世达赖举行坐床大典

　　达赖灵童移居日加桑丹林寺后，摄政王功德林即向驻藏大臣报告：拟于藏历土兔年（1879年）举行达赖喇嘛坐床大典，请转奏皇帝。

　　1879年藏历五月，钦差送来清光绪帝圣旨：达赖喇嘛转世已确定，今年六月十三日良辰吉时举行坐床，钦此。摄政噶厦等筹备有关达赖灵童举行坐床事就绪。

　　六月九日，驻藏大臣衙门派人将皇帝赐十三世达赖之金印金册送交摄政功德林。

　　六月十日，摄政功德林从布达拉宫前往日加桑丹林寺迎接十三世达赖喇嘛。

　　六月十二日，达赖喇嘛在大小官员、贵族、活佛及僧俗百姓的夹道迎接下，到拉萨东郊之岗堆堆谷塘之大帐篷内入座，驻藏大臣来此恭候迎接，此外迎接的还有班禅之代表、第穆等各大呼图克图、公、噶伦、粮官、代本、孜本及贵族世袭子弟，还有以噶丹寺夏、绛二法王为首的三大寺和上下密院的执事等。

　　六月十三日良辰吉时，按照旧例举行盛大的出行仪式：十三世达赖喇嘛乘坐黄轿，前有经幡宝盖及香炉引路之仪仗队，后有摄政、经师及依次排列的大小僧俗官员、贵族、活佛等。在拉萨参加迎接仪式的有：皇帝派来的钦差及驻藏大臣、周边国家之大君、国王的代表和洛乌宗里王、各部落长，回（克什米尔）、尼泊尔头领、蒙古官员等。达赖喇嘛一行先来到拉萨羊土神变幻化大昭寺，朝拜释迦牟尼佛像后，到布达拉宫进入日光殿，达赖登上无畏大自在天宝座。

　　六月十四日，在有寂圆满大殿举行隆重坐床大典。从六月十五日起，扎什伦布、功德林拉让、噶厦、基巧堪布、达赖处及摄政处、噶厦所属官员及三大寺、四大林、卫藏大寺、各世达赖尧西家、各方国王大君、各部落第本、各教派之寺庙活佛、各地百姓等均陆续前来庆贺。

　　一般情况下，达赖喇嘛的亲政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考取拉然巴格西学位，二是要年满18岁。达赖喇嘛被认定举行坐床典礼后，有正副2名经师，通常还有4名侍读，只有在经典造诣和品德方面都被社会推崇认可的人才可担任这些职务。达赖喇嘛的学习过程有着一整套严格的、逐级加深的规范程序，每天从起床到晚上10点钟就寝之前，都定有严格的课程作息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正副经师分工开讲后，由侍读们分工帮助复习功课。学完五部大论，与经师、侍读们进行辩论得到认可之后，达赖喇嘛还要亲自到三大寺，与该寺的拉然巴格西们在措钦大殿中进行辩论，一般到了这个时候，达赖喇嘛的年龄已达十七八岁左右。近20岁时，要选择一个吉祥年，到传大召法会上与三大寺的优等拉然巴格西们进行辩论，获得拉然巴格西的学位。就通常情况而言，达赖喇嘛都会取得本届拉然巴格西的第一名。如果在应试者中确有出类拔萃的僧人，则可与达赖喇嘛并列第一。如195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参加拉然巴格西考试时，就与前几年在拉萨去世的波米·强巴洛卓并列第一。通过对许多知情人的访问调查，我个人认为，西藏传统社会对达赖喇嘛学习教育的重视程度和规范程度，在世界各宗教团体培养领袖人物的过程中堪称绝无仅有。

　　从这一角度而言，在评价十三世达赖喇嘛时，对其性格的形成过程，特别是其所受的教育及成长的环境进行深层次的进一步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在政教合一的传统社会制度中，达赖喇嘛是至高无上的“神王”，但是，如果剥离其中所蕴含的神学色彩，不难看出，这一制度实际上仍然是西藏上层统治阶级人为创造出来的产物。历辈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只要一经确认，就立即被置于一个脱离社会、脱离原家庭的封闭式环境中完全控制起来，接受一整套规范化、程式化的传统教育。在这个教育过程中，达赖喇嘛的经师是全权实施者，他们要向西藏最高当局全权负责，经常与达赖喇嘛接触和提供服务的近侍僧官们，也必须遵守不使达赖越轨的保证。在经师、侍读、近侍僧官的选拔任用中，首要的一条标准就是确保达赖喇嘛按照他们的理想目标成长，即将达赖培养成忠实维护封建农奴制下的教政合一体制永远“昌隆”的领袖人物。在这种教育思路下，达赖喇嘛本人身上最容易养成一种惟我独尊、目空一切的性格特征，因此，十三世达赖喇嘛刚腹自用的行事作风如此突出并不奇怪。据称，达赖喇嘛年幼时只怕正经师一人，按照旧规，经师有权在达赖不听话，或是学习不好时对其进行体罚。因此，每次经师向小达赖磕头，也就是要挨揍的前奏时，达赖经常会吓得求饶哀号。为了消除灵童孩提时代没有同年龄玩伴的寂寞，往往要找一名比灵童稍大一些的亲属幼童作为其学习时的陪读和玩耍时的友伴。一些时候，这个玩伴就成了经师用来吓唬达赖的替罪羊，经师们有时会当着达赖的面惩罚他，“杀山羊吓抖绵羊”，以期达到震慑达赖的目的。除经师之外，其他任何人，包括达赖自己的父母兄长都要对他毕恭毕敬，近侍僧官无论年龄有多大，也必须如此。虽然达赖喇嘛年幼尚未亲政，但政教方面的主要活动他都要参加。在这些场合，达赖喇嘛均被安放在最高的宝座之上，包括其父母在内的所有人都要接受他的摸顶赐福。按照规定，达赖喇嘛的母亲1年内可以定期到达赖喇嘛住地探视几次，但时间不能长，也不能在其住地留宿过夜。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向达赖喇嘛灌输对自己神圣权威的自信心和自持力。对于这些做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们绝不能忽视。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成长起来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其强烈的性格特点在其亲政前后的几次政治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89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年满18岁，并考完了拉然巴格西，己经完全符合亲政的必要条件。当时，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许多人不满摄政第穆的所作所为，散布达赖喇嘛应届时亲政的言论，在这种舆论压力下，第穆在不情愿之下提出了由达赖喇嘛亲政的意见书，但十三世达赖喇嘛深谙其中所暗含的危险，出人意料地提出，当前政务形势纷繁复杂，自己年幼难以担任，顺水推舟地婉拒了第穆被迫提出的意见。对于达赖的这种举动，第穆当然是乐于接受的。接下来又过了2年，在此期间，第穆喇嘛不愿辞去摄政的做法实际上造成了自己在官员中更加孤立的境地，于是，在几乎成为众矢之的的情况下，第穆不得不于1895年再次提出由达赖喇嘛亲政的问题。十三世达赖喇嘛十分冷静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即将此问题提交官员会议讨论。这一手可谓漂亮之极，一方面，他表明了自己的谦和和无权欲之心，由此更加反衬出第穆的贪权；另一方面，达赖亲政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交予官员会议讨论，体现了他对下属官员们的信任和尊重，于无形中拉近了他与这些官员的关系，为其日后的统治奠定了人心方面的基础。官员会议的结果当然是一致要求达赖喇嘛亲政，于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接受了这个决定，第穆的摄政职权也就相应地被免除，同时也埋下了3年之后第穆被惩肃的伏笔。

　　第二件事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对布里亚特蒙古人多吉也夫（德尔智）的重用以及与沙俄之间的交往。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至今仍存在着许多空白点。如，多吉也夫，即“参孝”（侍读）昂旺洛桑究竟何年所生？何年入藏（个人研究认为，应在19世纪80年代）？入藏前曾在何处学习经典？学习成绩和水平如何？其入藏前是否已经成为沙俄的情报人员？如何获得了十三世达赖喇嘛那样高的信任，特别是被任命为达赖的侍读？关于最后一个问题，我曾经与西藏的一些学者探讨过。一般说来，如果昂旺洛桑是在19世纪80年代入藏的，那么他在不算很长的时间里学完全部五部大论并考取拉然巴格西是不可能的事情。此外，昂旺洛桑是布里亚特蒙古人，要讲流利的拉萨藏语为十三世达赖喇嘛辅导经典，显然先天不足，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被任命为“参孝”的高位的。依此推断，昂旺洛桑被任命为“参孝”只能用非常规的特例来解释，即十三世达赖喇嘛为了特殊的需要，在其亲政后，自己可以提出直接任命某人担任某种职务，达赖喇嘛是有这样的特权的。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在历辈达赖喇嘛中，这实属罕见的事例，似乎只有他一人行使了这一特权。在其后十三世达赖喇嘛与沙俄的关系中，昂旺洛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这一件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十三世达赖喇嘛性格的一大特点，即他认为是对的，或是形成了一种看法之后很难改变，一定要坚持到底，这完全反映了特殊环境中的特殊领袖人物的个性特点和风格。藉此，我们还可以深入地认识到，在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其个人因素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在研究十三世达赖喇嘛时，如果沿着上述思路进行分析探讨，我认为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对研究的深入将会大有裨益。

　　其三，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后的第3年，即1898年，不顾驻藏大臣的劝阻和清室的不满，将自己的经师和掌管政局的摄政第穆撤职查办，并没收了其担任摄政以来所得的全部庄园和财产，对其本人则处以终身软禁的刑罚。他的这一举措在历辈达赖喇嘛中从未出现过，从其仅仅掌权3年就运用近侍机构和护法神汉等人制造了这样一起宗教诬陷的大冤案不难看出其性格中不惜破釜沉舟，一定要置政敌于死地的这一特点，也可以看出他在权术谋略方面的心机之深。

　　最后一个事例即1903年，其亲政后的第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将摄政时期经清朝皇帝批准任命的4名噶伦（夏扎、雪康、强钦、霍尔康）全部软禁在罗布林卡，让官员会议组织审查他们的罪行，其中的霍尔康噶伦，于软禁期间的某天早晨，人们在罗布林卡南面的一条水渠旁发现了他的尸体，成为了自杀抑或他杀的一件历史悬案。对于噶伦们的罪名，则完全是采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手段，强加了若干莫须有的罪名，并以这些冠冕堂皇的罪名，使得驻藏大臣不能不首肯并报光绪皇帝批准，其独断专横，且精于权谋的政治手腕由此可见一斑。

　　上述这4件事例，再清楚不过地勾勒出了十三世达赖喇嘛青年时期的真实画像。因此，在其亲政后不久，所有僧俗官员和三大寺堪布即完全屈从于其权威和控制之下，同时，他利用官员会议以实现不需要自己直接出面的谙熟手段，更是表现出了其在政治上特有的精明。

　　在铲除了第穆和四噶伦两个异己集团之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统治地位牢固地树立起来，其领袖权欲也急剧膨胀起来。由于清朝的腐朽衰败而在与英帝国主义妥协的过程中损害了西藏的权益，引起了西藏方面的极大不满，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利用混乱局面进一步自行其是提供了绝好的良机。但应当看到，在另一方面，由于英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入侵政策，西藏的僧俗官员们出于宗教上的保守排他性，也自发地滋生出一股强大的反英思想和势力，而十三世达赖喇嘛本人，正是20世纪初这一势力的领导者，他敢于将英国驻印度总督寇松的3封亲笔信退回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1904年，在英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大举进攻下，加之驻藏大臣有泰等人执行了一条投降主义的政策，西藏人民的抗英斗争遭到了惨痛的失败。在这样的情况下，十三世达赖喇嘛不得不走上了背井离乡的流亡道路。在清室对其采取撤职的蛮横政策之后，他曾经一度来到外蒙的库伦，以期得到沙俄的援助和支持，但恰在此时，沙俄在日俄战争中败北，同时，由于英俄1907年签署的《英俄协定》使得他不可能从俄国得到任何形式的援助，达赖喇嘛的这一期望也彻底落空。在多重打击之下，十三世达赖喇嘛走投无路，只能勉强听从清室的规劝，返回内地住在青海的塔尔寺。由于英国人害怕达赖喇嘛返藏后对其办理侵藏善后事宜不利，遂向清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阻止达赖喇嘛返藏，他只能暂时滞留在青海，而驻藏大臣联豫等人则乘达赖喇嘛不在西藏，不顾西藏的主客观情况，强制推行所谓的“整肃”政策，以此与被称为“藏东屠夫”的赵尔丰的“改土归流”政策相配合。这种以高压、震慑手段办理藏务的方略使得清政府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之间结怨甚深，内向的感召力既不存在，取而代之的必定是外向的离心力，从而使得其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几乎成为必然。与此同时，英、日、俄、德、美等国利用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京的机会，纷纷试图与其搭上关系，藉此开辟新的势力范围。英帝国主义为了配合其驻京公使朱尔典，特地派出了熟悉中国国情的殖民老手庄思敦，印度官员中负责藏事的鄂康纳和精通藏语文的达斯、锡金王子等人也以不阻挠十三世达赖喇嘛返藏为条件，劝诱他改变对英帝国主义的态度，对于吃软不吃硬的达赖喇嘛来说，这一招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其后，以1910年川军新军开进拉萨为导火索，十三世达赖喇嘛再次离开拉萨踏上了流亡道路，但这次却是去寻求以往的敌人—英国人的保护。这一结果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由于当时的偶然因素促成的，但如果与之前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联系在一起加以分析，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一点早在1907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塔尔寺直接任命夏扎、雪康、哲康为司伦一事中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因为按照惯例，达赖任命噶伦需要报请清朝皇帝才算合法，但司伦一职在清朝治理西藏时从未设立过，因此，他钻了这个程序上的空子，不经皇帝批准就直接任命了这3名高级官员。

　　辛亥革命爆发后，驻藏官兵的内证是加剧清朝在西藏统治彻底崩溃的主要原因，驻藏大臣衙门系统和新军中各种政治倾向的尖锐对立在革命爆发后迅速白热化，一下子推翻了原有的上下统属关系，其中，代表封建势力的哥老会分子所起到的败坏作用尤甚。由于清末治藏政策的反复无常，以及一些官员在西藏实施的大民族主义的高压歧视政策，许多藏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都表示出了对清廷的不满，矛盾自益尖锐和突出，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严重恶化，为流亡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群众和舆论基础。从这一史实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地区或是国家如果激起了民族矛盾，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要化解这种矛盾，往往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完全证实了这一点，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返藏时，其亲信已将清廷派驻西藏的所有人员缴械，大部分从印度遣送出境，社会秩序已经趋于安定。所谓的“亲汉”噶伦擦绒·旺秋嘉布父子被色拉寺僧人擒杀于布达拉宫及其宅邸；第穆活佛的主寺丹吉林几乎被夷为平地；主要由西康僧人组成的哲蚌寺洛色林札仓受到了惩处；吐蕃王室后裔的山南拉加里赤钦被剥夺特权，几乎降为庶民；更为残忍的是派遣拉恰觉拉沿达孜、墨竹工卡经塔工地区到山南一线执杀残留的汉人，曾经发生过将汉族婴儿抓住脚摔死在墙上的惨事，甚至对与汉人结婚的个别藏族妇女，竟然发生过为泄恨而在其生殖器中钉上木撅惨杀的事例。这种兽性行为是对佛教教义的绝大污辱和讽刺，但政治性的民族仇杀往往是常人所无法理解的。十三世达赖喇嘛返藏后，对噶丹颇章权力机构的组成人员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洗，所依据的原则就是“亲汉者亡、亲英者昌”，这是导致西藏和平解放之前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的不正常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生搬硬套西方民主的过程中，十三世达赖喇嘛曾以扩大人民代表权利为由，对官员会议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让西藏各宗黔派代表（即各宗原措本之类的非正式官员）常驻拉萨，意图仿照西方的议会制民主模式，将藏政府的一些事宜交予会议讨论并提出建议。但这一举措很快流产，其主要原因是：在封建农奴制社会中，等级制度极为森严，因此，讨论问题的发言权几乎完全被改革前官员会议中的高级别官员代表和三大寺的代表所把持，在这样的会议气氛中，各宗黯的代表根本不敢贸然发言，完全成了听会的陪衬代表。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代表常驻拉萨的食宿费用与其他富裕的贵族官员一样，藏政府不予负担，需要自行解决，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开销。于是，他们很快叫苦不迭，纷纷以请假等方式逃避会议，有鉴于此，十三世达赖喇嘛也不得不一改固执己见的性格，作了一次妥协，遣散了这些代表。

　　辛亥革命之后，十三世达赖喇嘛所实行的“新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英国人的对外开放，即一改过去的抵制政策，派遣幼童留英、派遣大量贵族子弟到江孜的英国军营学习军事技术等等；西藏军队的一切，包括服装、军号等等，几乎与英国在全球的殖民地土著武装力量一模一样；西藏的进出口贸易也几乎全部被英印政府所垄断。同时，西方的饮食文化也影响到了西藏的贵族阶层，亚东、江孜的很多人和拉萨的某些贵族以喝甜茶为时尚，使得拉萨的甜茶馆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另一方面，藏政府开始大力扩充武装力量，进口现代武器，彻底改变了辛亥革命之前藏政府的主要开支在宗教方面的原有格局，使得其支出急剧膨胀，甚至到了难以维系的地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十三世达赖喇嘛决定采取重新丈量土地以增加赋税的方法进行解决，这一举措使得西藏各个阶层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内部矛盾也由此而进一步加剧。然而，十三世达赖喇嘛所倡导的“新政”中的某些举措对于西藏社会及民族的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的，对于它们从客观角度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应当予以区别对待。如1916年创办门孜康（医药历算局）；1921年成立军粮局，在重新丈量土地的基础上，赋税负担的不合理状况得到了相当程度上的改观；1923年成立警察局，在冲破传统、学习现代城市管理方面有所创新；1925年创建邮政局、电报局，迈出了西藏现代化的重要一步；1927年在拉萨筹办水电厂，以及在波密地区种植茶叶、开采金矿等等，都是推动西藏社会由长期停滞状态走向发展道路的可贵努力。对于这些举措，我个人认为，不应对其过于苛求，而是应当将其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去考虑，才能得出较为客观和公允的结论。由于长期处于政教合一制度的压制和束缚之下，西藏社会，以至整个藏民族的发展都陷入了一种几乎停滞的状态，因此，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对原来的一切只要作出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改变和创新，使长期裹足不前的西藏社会中透进几丝微弱的光线，都是值得欢迎的举动，是值得我们对之加以肯定的。

　　为了巩固驱汉行动的成果，1917年，藏军开始向东扩张，其实际目的是占领原由清朝驻藏大臣直接管辖的昌都、察雅、类乌齐、三十九族等地区。昌都驻军在四川军阀混战、无暇顾及的情况下被消灭，驻军统领彭日升被押解至西藏后流放到山南洛扎多宗地方。在解决了昌都地区之后，藏军渡过金沙江，直抵德格、甘孜和巴塘所属的盐井等地，直至四川、青海解放之前，西藏地方政府与四川军阀刘文辉、青海军阀马步芳之间的战争一直连绵不断，双方人民都是最大的受害者。而英帝国主义既是此事的始作俑者，也是最大的获益者。例如，1912年4月10日，北洋政府曾宣布恢复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封号，对于派驻西藏的代表陆兴祺，不仅西藏方面予以了接受，他还一直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之间保持着联系，但是在英印政府的阻挠下，却造成了始终无法进入西藏的尴尬局面。对于藏军向西康扩张这个问题，究竟应当如何加以认识，如何确切评述，是一个值得很好研究的问题。若提“向东侵略”显然是搞混了性质的错误提法，若将东扩作为地方势力之间的行为也是不准确的，因为西藏方面之所以驱汉和东扩都是在英帝国主义的直接支持下进行的，如果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很可能就不会发生其后的一系列战争。我个人的观点是，这些战争应当描述为在英帝国主义的唆使下，西藏封建割据野心膨胀的扩张战争。

　　1911年之后，中国国内陷入了长期的军阀混战，这种局面为英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西藏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将西藏作为保护其印度殖民地的天然地理屏障是英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企图，从其发展历史上来看，1913年左右是英帝国主义势力从巅峰开始滑落的前夜，在此之前，它企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不是遇到沙俄从中作梗，就是遇到西藏强烈反英情绪的抵制，而这一切在1913年时均已得到了彻底的改观，沙俄已无力与其争夺在西藏的控制权，西藏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英国人的庇护下生活了2年之后被送回西藏故土，英帝国主义向西藏渗透的能力得到了大大的加强。于是，在1913年，它开始向北洋政府提出召开“英藏中三方会议”，以解决所谓的“中藏关系”。袁世凯政府在开始时态度相当强硬，认为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完全没有外部势力干预的必要。但是，为了应付新崛起的国民党的北伐威胁，袁世凯仍有求于英帝国主义以借款备战，最终不得不屈从于其建议，派出代表参加在西姆拉举行的三方会议。现在看来，整个会议实际上完全是由英帝国主义所操纵的，西藏代表不仅完全听任英国人的摆布，从主导思想到具体文件的准备都接受了英方的布置和安排，更有甚者，他们还曾前往江孜在英国人的操办下演习了近2个月之久。于是，在会议期间、会场内外，英国代表与受操纵的西藏代表一起，上演了一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双簧政治丑剧，对于这一点，许多学者都有专论，故在本文中不作赘述。本文试图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对于这次会议，十三世达赖喇嘛究竟持一种怎样的态度？我个人认为，这一问题的答案可以从某些细节上看出一些端倪。首先，在会议的准备阶段，十三世达赖喇嘛是否曾对西藏代表夏扎等人作出过指示？目前可以看到的西藏政府的藏文档案中对此从未提及，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一书中也没有任何记载，因为夏格巴的舅父是赤门（后曾担任噶伦），而赤门曾以夏扎秘书的身份参加了西姆拉会议。据夏格巴在《西藏政治史》的前言中讲，他的很多材料都得自于赤门。因此，如果十三世达赖喇嘛有什么指示的话，夏格巴是绝对不会忽视的。平叛改革后，我曾经向很多知情人询问过此事，但他们均未谈到有此情况。由此可见，这个问题的答案应当是可以确定的。其二，从夏扎参加完会议返回拉萨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对其的态度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情况。在西藏传统社会中，礼仪是最能够具体反映政治态度的一种表现。夏扎时任司伦，并作为西姆拉会议的藏方代表，回到拉萨时，按照旧规，藏政府的主要官员在外出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之后，噶厦是一定要在郊外搭设帐篷，并组织文武官员前去迎接的。例如，1951年9月12日，阿沛在完成和谈使命回到拉萨时，噶厦即在东郊举行了隆重的迎接仪式，并破例派了2名噶策（代理噶伦）夏苏·居美多吉和柳霞·土登塔巴前去迎接。但是，在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中，却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载，而详细地记有老夏扎被软禁在尼木庄园后被允许返回拉萨、经过布达拉宫“雪”时，从布达拉宫达赖喇嘛的膳房由设灶郊迎处赏赐了茶水一事，并认为这一举措非同小可。由此可见，这绝不是记述上的疏漏，而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我个人认为，从这一违背常规的细节上，完全可以看出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西姆拉会议的态度。第三，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听取夏扎汇报西姆拉会议情况时的态度也是很耐人寻味的。据一些文献和许多知情人回忆，夏扎回到拉萨后，除了未按旧规举行迎接仪式外，达赖喇嘛也没有很快安排听取他的汇报。在后来安排汇报的当天，据说十三世达赖喇嘛让夏扎足足等了一两个时辰后才接见了他。我所见到的文献中，也从未提到过达赖喇嘛在听取夏扎汇报后发表过什么重要意见。听取汇报时，夏扎还交上了标有麦克马洪线的地图，据朗顿回忆，达赖喇嘛除了听完汇报后让下属将该地图收起来之外，别无任何表示，这又是一次有着实际含义的表态。第四，在西藏的传统政治中，一个官员做了一件重大的事情之后，当局对他是否重用是衡量他所做的那件事的评判标志，而夏扎在参加完西姆拉会议之后，几乎在西藏政坛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十三世达赖喇嘛也再未委派他办过任何重要事情，曾经有人称，此事不久后，达赖喇嘛就让夏扎辞职告退，结束了其政治生涯。

　　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西姆拉会议的态度实际上暗含着对西藏独立问题的评判。就其个人经历而言，他的一生中曾两次被迫离开西藏，流亡异地，其阅历不可谓不丰富，政治视野也不可谓不开阔，因此，以他的经历和从中获得的知识来看，他是不可能不懂得真正要搞独立应该做些什么的，因此，我个人认为，他的行为更像是一个高度封建割据地区最高统治者的姿态，从其1914年派遣龙厦带领4名少年去英国留学时所交待的秘密任务来看，他对世界局势仍处于一种观望之中。他对龙厦讲：现在汉地以所谓的共和制把清朝皇帝给废除了（有点惋惜的意思），你到欧洲后，要自己秘密考察一下，各国的皇帝是否都废除了，政体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因此，龙厦到了英国后，就按照达赖喇嘛的秘密指示行事，无视英人的阻挠，与各国人士进行接触，并去了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从1912年到20年代初的10年间，可谓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充分实施其政治抱负的10年，也是他独揽西藏教政大权、为所欲为的10年，但即使是在这一段时期，他也从未向外国宣布过西藏独立，也从未积极在外国活动以争取承认西藏的独立，对于这一点，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1919年时，达赖喇嘛还曾经允许和接待由甘肃省督军派出李仲莲、朱绣为专员的代表团，他们于当年11月24日抵达拉萨，并得到了达赖喇嘛的多次接见和交谈，开启了辛亥革命之后西藏地方政府与内地政府官员直接见面往来的先例，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内地人员前往西藏时，在昌都、藏北都需经藏政府官员审查，并报请噶厦批准后才能前往，若经海路由印度进藏就会被英印政府所拒而无法实现。但是，此时的达赖喇嘛在政治上仍有左右摇摆的倾向，在接待甘肃督军派来的专员同时，他还热情接待了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官员查尔斯·贝尔来藏，后者停留在西藏的事件和关系的密切程度远远超过了内地人员。同时，他还接受了贝尔关于扩军加税的建议，并由此引起了以哲蚌寺为首的僧众的反对，实际上，这是在僧俗官员，尤其是俗官们的暗中支持下发动的，最终以达赖喇嘛的计划失败而告终，这件事情对他而言很可能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启迪教育作用。

　　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拉萨发生的藏军军官围攻官员会议的事件引起了达赖喇嘛对亲英行为的警觉和反思。辛亥革命之后组建的藏军是十三世达赖喇嘛采取非爱国行动的产物之一，某种程度上带有英帝国主义帮助组建的半殖民地武装力量的色彩，其直接领导者是倾向英人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宠臣擦绒·达桑占堆。到了20年代之后，藏军已经成为了除贵族、寺庙之外新崛起的一支踌躇满志的新兴力量。但是，由于传统政治一直将他们排斥在决策之外，因此，部分军官秘密商议，决定采取非常手段来获取权力。1924年，在一次官员会议期间，藏军两名年轻代本崔科和夏苏·居美多吉突然来到大昭寺的会议住地，让会议主持人出来，称他们有事情交谈。会议主持者推举龙厦出去接见两个代本，其余人仍旧继续开会。当龙厦出去与他们见面时，他们完全不像一般官员在见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宠臣之一龙厦时那种弯腰吐舌、细声说话的样子，而是气势汹汹地责问龙厦：我二人不是个人的单独行为，是我们藏军军官开会后推举我二人为代表来的，在外国，国家的一切重大事情，军队方面的代表一定要参与决策，并且不能小视他们的意见，我们这里则完全不一样，我们代本只能进入兵营后才能向下级和士兵下达命令，一出兵营，我们什么权力都没有，要官员会议对我们提出的问题立即答复等等。双方在谈话中都动了感情，崔科和夏苏还推操了龙厦，由于他们在会场外喧哗，一些代表走出会场，最终由三大寺的代表进行劝架才算罢休。当晚，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属达布仲巴连夜向他作了报告，第二天早朝时，崔科和夏苏被传到场，由卓尼钦莫宣布了达赖喇嘛的指令：撤销两个代本的一切官员资格，贬为庶民，“坐垫不能在三人中的首位”（这表明贬为最下等人的等级），并当场剥掉了他们的官服、衣帽、靴子和佩饰，拆散了象征官员资格的发髻。由于受到这样的惩处，他们两人的身上只剩下了衬衣和内裤，光着脚无法行动，夏苏立即让佣人赶快到拉萨官邸取来衣服鞋袜。这里还有一段插曲，不妨一同写出，让世人了解西藏贵族妇人们的能耐、肚量。夏苏的佣人去官邸将其母亲叫出会客厅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当时，夏苏的母亲正在和几位贵族妇人打麻将，她听了之后，毫无惧色地回到会客厅，向几位妇人亲热地说：“色古秀（少爷）要在罗布林卡的平台上跳孔雀舞，派人来取衣服的。”家中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变，她还能这样沉着应付，其他的几人毫无察觉并信以为真。此事后来作为夏苏母亲的佳话传遍了拉萨，许多贵族家庭还以此作为对子女进行教育的素材。

　　这一事件的发生对于达赖喇嘛而言等于敲响了警钟，于是，他立即任命自己的侄子达布仲巴为藏军副司令，事发后不久，又将擦绒在从印度返回拉萨的途中于曲水渡口宣布免去了其藏军总司令一职，后来又免去了他的噶伦职务，定为高头衔但无实权的札萨级官员。很多人认为，这一事件的幕后首脑是噶伦兼玛基擦绒，但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来看，那些军官不满他们的处境是事实，但实际上，他们只是藉擦绒的权势发难，而非擦绒授意进行。1952-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之前，擦绒被任命为拉萨小学主管工程的副董事长，因此，我们之间交往较多，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这个人文化水平不高，知识面也不广，并不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也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野心。此外，在代本事件之前，他一直在印度度假，称他在幕后指使的观点恐怕很值得怀疑。因此，我们既要看到擦绒的政治倾向，但也不能将其能量估计过高。

　　发生在同一时期的另一重大事件是九世班禅的出走，引起这一事件的表面原因是藏政府扩军增税时，援引1791年清军反击廓尔喀入侵时向班禅系统征收的军费数额的先例，要求班禅系统限期交纳军粮1万克（约28万斤）、军费2—3万品（合藏银10—15万两），并对班禅的个别亲信以亲汉罪名进行逮捕，有时还干涉到了扎什伦布寺的内部事务。对于藏政府的这些举措，班禅系统虽然进行过多次陈述和解释，但十三世达赖喇嘛均不加理睬。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压力下，九世班禅遂于1923年冬逃往内地，造成了历史上亲如师徒的西藏两大活佛系统空前的不和和公开的对抗。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除去上述这些表面原因之外，达赖、班禅之间关系的恶化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在1910年之前，由于十三世达赖喇嘛坚决抗英，英帝国主义一直试图拉拢班禅，以期在时机成熟时扶植班禅取代达赖喇嘛，进而控制西藏。1904年，达赖喇嘛在英国入侵军队迫近拉萨前率领少数随从离开拉萨流亡外蒙及内地，在此期间，英国人曾于1905年派人前往扎什伦布寺与九世班禅密谈，邀请他前往印度访问。班禅接受了这一邀请，在加尔各答拜会了英国王储，并与英印官员多次密谈，提出英国帮助和支持九世班禅扩大势力，并要求援助军械物资等，做了一些很不光彩的事情。但其后，班禅对这一问题的公开说法是，1905年去印度访问是在英国人的胁迫下不得已进行的。这一谎言流传了90余年，直到数年前英国政府正式公布了九世班禅1905年访问印度时与英印官员密谈的文献档案之后，事实真相才大白于天下。而达赖喇嘛出走期间，清朝驻藏官员联豫等人也曾经试图利用班禅取代达赖喇嘛。因此，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返藏重新执掌政权后，对九世班禅诸如此类的举动自然怀恨在心，所颁布的一系列针对班禅系统的法令恐怕还有着寻机报复的成分蕴含于其中。

　　代本事件和班禅出走事件可以说是促使十三世达赖喇嘛反思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并最终在其晚年转而内向的两个具有决定性的事件。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中期，达赖喇嘛去世之前的几年中，他先后作出了一系列标志性的举动，反映了其思想深处的转折与变化。1928年，国民党政府结束北伐，基本上形成了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的局面后，达赖喇嘛即主动派遣雍和宫堪布札萨贡觉仲尼去内地与中央政府直接与蒋介石商谈汉藏关系问题。很显然，在军阀混战的局面基本结束的形势下，十三世达赖喇嘛清醒地认识到，如果西藏方面再不调整与中央的关系，对他而言将会是十分不利的，同时，其中恐怕还有对国民政府利用尚在内地的班禅大做文章的担心，因此，抢先一步获得主动权，对其自身领导地位的稳固也是极为有利的，这件事情充分显示了其在政治上敏锐的洞察力。第二年，贡觉仲尼又被蒋介石派回西藏向达赖喇嘛转达意向和宣慰事宜，具有中央政府委派的身份。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授意下，西藏地方政府对他的到来举行了超规格的迎接仪式，其在藏期间，十三世达赖喇嘛曾多次接见他并与之密谈，在极其讲究礼仪等级的西藏官场，对贡觉仲尼的礼节态度，实际上就是体现政治冷热程度的寒暑表，这种特殊的优礼方式可以说是非同一般的，其中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也是不言自明的。其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又任命贡觉仲尼为西藏驻内地办事处的总代表，在内地多年的政治生涯中，贡觉仲尼为加强汉藏关系、密切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交往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对此，我们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第二个举动，即同意刘曼卿作为中央政府委派的代表前往西藏，应当视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中央示好的重要标志。在西藏传统社会中，妇女长期处于受歧视的地位，西藏地方如果没有一定的亲善意向，是绝不会轻易接受一名女性代表的。当刘曼卿一行渡过金沙江抵达昌都后，昌都总管向噶厦报告：来了一名汉方派出的女代表，请示是否放行。拉萨方面在请示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后很快作出了答复，并命令他们将其安全地送往拉萨。到了拉萨之后，不仅藏政府对刘曼卿一行热情有加，十三世达赖喇嘛还亲自接见她并与之进行了交谈，在西藏历史上，这的确是违背常理的破天荒的政治大手笔，其中所蕴含的意义甚至超过了事件本身。

　　第三个重要举动是不再坚持所谓的“西姆拉模式”，打开了西藏地方与中央友好协商解决西藏问题的大门。在贡觉仲尼和刘曼卿等人的往来疏通之前，虽然也有一些中央希望与西藏当局互通信息的表示，但西藏当局经常采取不大理睬的态度，或是搬出所谓的“西姆拉模式”，即西藏与中央商谈问题，必须请英国人作为中间调停者参加。国民政府对此作出了明确表态，即西藏当局与中央政府进行会谈，完全是中国内部的事务，决不允许外国人干预插手，几经交涉之后，西藏当局终于不大坚持有英国人参加的三方会谈，这一点应视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汉藏关系立场的一个原则性的修正。在文献资料中，经常可以看到西藏驻京办事处反映并要求中央政府制止或约束西康、青海两省行动的言辞，这就使得康藏和青藏纠纷问题地方化，而不再是“中藏纠纷”的问题。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前，中央政府和西藏当局曾达成一项协议，即由中央方面委派代表到西藏商谈解决问题，很可惜的是，由于他的去世，这一问题被搁置了下来。西藏当局对西藏与中央的关系虽然不公开表态，但西藏驻内地各办事处的住所、派驻人员的行政生活经费完全由中央支付，对于这一点，他们是欣然同意的。

　　第四个重要的举措是1931年中央政府召开国民大会时，达赖喇嘛决定派遣代表出席，依照其政治阅历，达赖喇嘛完全了解参加国民大会意味着什么，而并非像一些西方学者所声称的那样：是受到了中国人的欺骗。这个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晚年作出的极为重要且正确的政治决策，对以后西藏问题的解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34年，中央政府决定在1936年召开国民大会，西藏方面就是否派出代表参加大会这一问题曾在噶厦进行了讨论，文献档案中的记载反映出，西藏方面决定要派遣代表参加国民大会，理由是1931年达赖喇嘛在世时曾决定派遣代表参加会议，现在亦应循旧例进行，这正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其晚年为后世汉藏关系留下的宝贵政治遗产。

　　十三世达赖喇嘛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极其复杂，且政治跨度相当巨大的时代，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造就了他一生的坎坷与曲折，困惑与迷茫，矛盾与冲突，也使得他的功过是非很难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清，恐怕应当划分出几个阶段进行评析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然而，终其一生，十三世达赖喇嘛从未向外界宣布过西藏独立，特别是在其最后的几年时间里，更是以积极的态度试图弥合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裂痕，因此，对他的整体评价仍然是值得肯定的，直到目前，我们对他的研究仍然有待于深化，从其经历中可以总结和吸取怎样的经验教训仍然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和思考的问题。如何评价诸如十三世达赖喇嘛这样有争议性的历史人物在当前的藏学研究中是一个不容忽视，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大体上讲，应当坚持这样两条基本性的原则，一是应当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研究，而不要以当前的标准来要求古人；二是应当避免非黑即白，非左即右的简单化、绝对化的做法，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些历史人物作出更加客观和公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