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从雪域高原走进雍和宫的大喇嘛——第六世班禅大师
第一位从雪域高原走进雍和宫的大喇嘛——第六世班禅大师
雍和宫法轮殿东侧矗立一座上、下二层的阁楼式建筑,楼内中央的楠木佛龛内供奉着一尊银质镏金佛像,此像做工精细,庄严慈祥,为第六世班禅大师镏金像。此楼即“班禅楼”,因曾为六世班禅讲经礼佛后的休息之所而得名。
18世纪末19世纪初,正值西方殖民势力向外扩展之时。当时与我国西藏地方毗邻的印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邻邦不丹成为英国人觊觎的又一目标。
不丹在当时是西藏的藩属,有重大问题直接请示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当英军侵入不丹后,不丹政治领袖即向第六世班嘉木样·久美旺波著《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禅大师求救。不丹的险恶局势,使第六世班禅大师深感唇亡而齿寒。1774年,班禅大师便派人与英国人进行周旋,不丹的局势因此有了好的转机。当时,由于第八世达赖喇嘛年纪尚轻,西方势力便施压于第六世班禅大师,希望与我国西藏地方建立通商关系,被班禅大师婉言拒绝。但是,英国人并不会就此罢休,他们以各种手段向班禅大师施压。一心捍卫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班禅大师希望得到强大的中央政权的支持,朝见乾隆皇帝成为他很久以来的夙愿。
乾隆四十五年(l780),系乾隆皇帝七十岁寿辰。为加强与西藏地方政教首领之间的联系,早已知晓班禅大师有朝见之意的乾隆皇帝向第六世班禅大师发出了邀请,一心致力于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的第六世班禅大师欣然接受乾隆皇帝的邀请,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率三百僧众冒着生命危险自后藏启程,走上了艰难的朝见之路。他们从日喀则出发,东渡通天、楚玛、黄河,翻越终年积雪的大雪山,横穿广漠的戈壁沙滩,历时一年,行程数万里,于翌年七月二十一日抵达热河。
其实早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就曾向乾隆皇帝奏报了班禅大师想“来京朝见大皇帝”的意思。乾隆皇帝得知此消息后十分高兴,他立即下令:过两年朕七十大寿,请他到热河相见。并命理藩院立即着手准备迎接之事。
为迎接大师到来,乾隆皇帝大兴土木,兴建或改建了许多寺庙,今承德避暑山庄内的须弥福寿之庙,北京的香山昭庙,雍和宫内的“班禅楼”,都是当年为迎接班禅大师到来而兴建的。
雍和宫内与班禅楼同时改建的还有当时的授戒殿,即现在法轮殿西侧的戒台楼。此楼仿承德广安寺戒台而建,内建戒台三层,均由汉白玉雕砌而成。戒台充分体现佛教空间观,从下至上依此分别象征欲界、色界和无色界。乾隆皇帝十分关心这二座楼的改建工程,对重建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诸如:主体建筑的重要部位,殿内造像,挂画以及其它陈设品的详细情况小至每个细部装饰都做了具体要求。这二座楼后来成为班禅大师在雍和宫讲经礼佛和休息的重要场所。
在大师赴京途中,乾隆皇帝就十分关注班禅大师的每一步行程。1780年5月,当班禅大师行抵内蒙古时,乾隆皇帝便派皇六子允瑢和三世章嘉活佛前去迎接,代表乾隆皇帝向他们表示慰问,颁给谕旨和赏赐物品,后来在内蒙多伦诺尔,由三世章嘉率数千僧俗官员设宴迎接。乾隆皇帝还谕班禅:“朕现时正操学藏语,尔喇嘛来临时,将遣王公大臣前去接之,当面欣然交谈,朕同班禅额尔德尼相会,即朕之万福,万万福也。”乾隆四十五年(1780)七月二十一日,第六世班禅抵热河行宫。当天,乾隆皇帝御驾亲迎,第二天,又到大师驻地看望并用藏语与班禅大师交谈,并说:“朕过去不会藏语,只是为了迎接您的到来,才特意向章嘉活佛学了些日常用语,很不熟练。”“在朕七十寿辰庆典之时,班禅额尔德尼佛驾光临,对此方众生大有利益。朕多年来是从章嘉呼图克图学过若干佛法,然而佛法无边,深似大海,朕须料理全部国事,不得闲暇,未能参究呼图克图所授佛法,只是时常勉力而已。今日福田施主相会,可为前世誓愿及祝祷得以实现,朕要向上师请教佛法。”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六世班禅由热河行抵北京。作为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雍和宫理所当然成为大师讲经礼佛的重要场所。
关于六世班禅大师在雍和宫的活动情况,《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中记载了如下内容:
六世班禅九月二日抵京至同年十一月二日圆寂,在仅仅二个月的时间里,共到过雍和宫六次。
九月十四日,班禅大师在皇六子陪伴下莅临雍和宫。大师到雍和宫后向大经堂上下的身、语、意三所依塔及皇帝寝室献供,为诸位僧人摩顶,传授《兜率上师瑜伽论》、《大慈悲经》、《三时怙主陀罗尼经》,并先后到了雍和宫附近的和尚庙和北海白塔。
九月二十八日,六世班禅在西黄寺大经堂接受了雍和宫僧人及班智达堪布桑杰欧色的献礼,并为一千多名僧人摸顶。应与会全体僧人请求,讲授了《上师供仪轨》、《兜率上师瑜伽论》、《三时怙主陀罗尼经》、《无量寿佛修念随许法》等经典,并向僧众赐赏法会护身符,佛像,法器,铃杵,红黄香料,有色氆氇等。
十月十日,大师为雍和宫等寺院的六十名僧人授近圆戒。
十月十四日,为祝愿国泰民安、格鲁派教理长盛不衰,雍和宫、旃檀寺等北京28座寺院联合举行法会,大师向法会发放布施。
十月二十一日,应雍和宫邀请,大师带领随从莅临雍和宫祈愿法会,详细观看了寺院佛像、佛塔,并向佛像献供哈达、祭品,为新建卧室开光。之后,班禅大师又到新建戒台分别为雍和宫的17名僧人授出家戒,为19名僧人授沙弥戒,晚上,又为78人授近圆戒。
夜幕降临,要求大师摸顶、授戒的人们络驿不绝,当时陪同的六皇子劝大师道:“您常为他人授戒会感到烦闷,请不要再会见,摸顶、授戒,这样会好一点。”大师却回答道:“为了成就佛法众生之大事,无论怎样艰苦,我仍然感到高兴,而无烦恼。”其实这正是班禅大师能够不畏艰险万里东行的精神支柱。
十月二十八日,应乾隆皇帝之邀,六世班禅到雍和宫为其讲经说法,三世章嘉国师担任翻译。大师向乾隆皇帝讲解了“迅捷智慧六臂依怙随许法”,向皇帝敬献了哈达、佛像、印度火枪、宝剑等,乾隆皇帝向大师赏赐了很多财物,作为讲经之礼。雍和宫戒台楼里现完好地保存着班禅大师为乾隆讲经时的戒台、乾隆皇帝的御用珍品、六世班禅大师送给乾隆皇帝的枪和宝剑等珍贵物品。
据不完全统计,六世班禅在雍和官先后为主要包括雍和宫僧人在内的近三百名僧人授戒。
然而,在雍和宫的活动只是班禅大师万里东行壮举中一个很短暂的过程,他的东行壮举跨越遥遥数万里,沿途以其格鲁派领袖的特殊身份,向成千上万来自蒙、藏地区上至王公下至黎民的广大信教群众广布教乘,宣扬乾隆之圣德,将广大信教群众的心无形中凝聚在乾隆皇帝身边,他对维护国家安定所做出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
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一月二日,第六世班禅大师圆寂于北京驻锡地西黄寺。此消息令乾隆皇帝非常悲痛,他在给第八世达赖喇嘛的敕谕中说:“班禅驾诚远来,不能平安返藏,朕心实为悼惜。”遂在西黄寺祭祀百日,雍和宫率北京的各喇嘛寺院都为其回响,乾隆皇帝和各级王公大臣都纷纷前来哀悼,内外蒙古诸部及满、蒙僧俗都纷纷前来致意并奉送了大量祭品。1781年2月13日,乾隆皇帝御赐7000两黄金制作的六世班禅灵塔启运回藏,乾隆皇帝亲临西黄寺拈香祭送。乾隆四十七年(1782),乾隆皇帝命三世章嘉在西黄寺内建清净化城塔,永久保留六世班禅衣履经咒。塔内藏大师“法冠一顶,法衣三件,氆氇袈裟一件,斗篷一件,比肩一件,念珠一盘,净水瓶一个,米盒一个,碗一个(连座)、靴一双”。乾隆皇帝亲自撰写“清静化城塔记”刻碑立于西黄寺:“初班禅之来宾也,以海宇清宴,氏物熙和,乐观华夏之振兴黄教,而蒙古诸藩一闻其事,无不欣喜顶戴,倾心执役,内地人亦延领企踵,奔走皈依,以为国家吉祥善事,于震旦国土宣扬宗乘,成就无量功德者焉。”
六世班禅大师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九月二日到京至1781年二月十三日灵塔起运回藏,在北京仅仅停留了短短数月时间;但将他爱国爱教的精神永远留在了广大僧众心中,被后人千古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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