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道安在佛典目录学上的贡献

　　试论道安在佛典目录学上的贡献

　　曾友和

　　道安，俗姓卫氏，常山扶柳人。早丧父母，从小由外兄孔氏抚养，天资聪颖，为乡邻嗟异。年12出家，因其貌不扬，被剃度师驱役田舍，从事体力劳动多年，后于劳役中两次读经而能及时成诵，才使其师转变成见，并为他受具足戒，任其游学。约24岁时师事佛图澄，深受赏识。(高僧传)卷5云：“澄讲，安每复述，众未之惬，咸言：‘须待后次，当难杀昆仑子。’即安后更复讲，疑难锋起，安挫锐解纷，行有余力，时人语日：‘漆道人，惊四邻’”。佛图澄死后，为躲避战乱，道安不得不辗转奔波于河北、山西、河南一带。期间几十年，他访经问道，就学于竺法济、支昙等，与法汰隐居于飞龙山，并在恒山建立寺塔。至晋太元三年(378年)被前秦苻坚请到长安五重寺，先是讲经释经，后主持译场，译经注经。

　　他一生著述丰硕，在总结译经、编撰经录、注释佛典、创立戒规僧制等诸多方面皆有建树，影响深远，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最著名的高僧之一，同时他又是中国佛教目录学的奠基人和开创者。“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面对译经如此混乱，道安尽其所能搜集佛经译本，并加以整理，于晋孝武帝宁康二年(374年)编成{综理众经录)一部。据僧祜的整理，它分为经论录第一、古异经录第二、失译经录第三、凉土失译经录第四、关中失译经录第五、疑经录第六、注经及杂志录第七共7个部分，现已失传了，但在今人所见的(出三藏记集)仍可见其概貌。道安编撰《综理众经录)，既为后来长安译经作铺垫，更开中国佛典目录学之先河。对此，僧祜对道安编撰{综理众经录)评价甚高，日：”自汉魏迄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说。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诠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的据，实由其功”。又赞：“爰自安公，始述名录。铨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证，实赖斯人。”可见，道安对中国佛典目录学贡献之大、影响之远。这里，笔者着眼于道安{综理众经目录)，尝试讨论道安在中国佛典目录学上作出的重大贡献，以求教于方家。

　　一、总集名目、标列译人、诠晶新旧，奠定佛典目录学之基础

　　佛教典籍目录的编制，其初始在于记录，如朱士行著有(汉录)1卷，之后有竺法护的(众经录目)、聂道真的(众经录目)，这些经录大都是承个人著述目录之绪，只是用以记录自己翻译的经典。至”东晋中叶，支敏度撰(经论都录)(经论别录)于前，释道安撰(综理众经目录)于后，佛录之基础始得顾立。”

　　因此，严格地来讲，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佛教最早的奠基经录当属道安编撰的{综理众经目录)。道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铨品新旧，撰为经录”，对译经进行初步整理分类，分译经论录、古异经录、失译经录、凉土失译经录、关中失译经录、疑经录、注经杂志等类。这样就扩大了收录范围，著录了译本、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异译本，而且也著录了类似经典，但有议、存疑之经典，为鉴定、利用和传播经典奠定基础。对此，僧祜说：“寻夫大法运流，世移六代(汉、魏、秦、凉、晋、宋)，撰注群录，独见安公”。道宣也称赞此目录“众经有据自此而明；在后群录，资而增广”。而越到后世，道安{综理众经录)的地位也越高，因为过去的许多经录都逐渐地散佚了，只有依据道安(综理众经录)才知道当时的情况。近代目录学家姚名达先生称”安(录)区区一卷，其注意点唯在‘铨品译才，标列岁月”’。”‘铨品译才’表明了道安对翻译和翻译者的重视，而以之施于目录，实使佛录成为有别于古典目录提要的一种新的评价方式。因此，奠定了佛经目录的基础”。对此，姚名达先生更甚评价说：“安诚无愧为佛录开山之祖矣”。

　　二、态度严谨，考辨有据，开创佛典目景编制之典范

　　道安著录态度严谨，考辨务实求真，体例科学规范。近代著名的佛学大师汤用彤先生认为：”他的整理、编订，均以眼见的为据，不像后来目录，只据前人的旧录辗转抄写。因此，道安录十分可靠。凡是他见到有译家记载的书，当然好处理，如果找不出直接线索的，他就对比各译家的译文风格，列入相类似的一家译著中，并注明是‘似出’。例如，安世高和支谶两家所译，年代较早，其中不少是从译文风格上比较出来的，这些都注明‘似出’，不稍含糊。”又说：“安公考定，其法有二。(一)广求写本，每逢同经，此一写本缺失译人，他本或有载之者。而此等记载往往系译经时所书，常详译人年月，所谓出经记是也。安公根据此项记载，乃‘总集名目，表时其人’。(二)若写本均缺记载，则安公校阅全文，比校诸经辞体，以定其译人……安公校阅群经，精寻文体，而于每人译经之良窳，于录中间加以详定。至若各本无记录，又难辨其文体，译人缺失，无由考定，则安公特列一(失译录)。而失译之本，按其文辞，知甚古远，或辩为凉州关中所出，法师乃于此等总为一古异经、凉土异经、关中异经等三录。其辨伪造者，则列入(伪经录)。此又均可见安公考定之方法谨严也。”同时，为使大众了解佛教典籍，区分真伪，道安在每部佛经书目下，都写有内容提要，这对于考证佛教经藏的版本源流，辨别真伪，著注译者及其出书年代都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安录之后，祜录、宣录均沿之。即如升录，也如前述分7类，这7类总体来看乃形式类，尽管其前两类用了内容分类。但内容分类也很重要，所以安录之后不久即有(众经别录)，主要依三藏内容分类，而辅之以形式。在佛经目录发展史上，可以看出，后制作的目录善于吸收前此目录分类的优点。一些优秀的佛经目录总是混一或综合前此诸类，从而形成综合的佛录”。从近代目录学大师梁启超先生对(综理众经录)评价的5个优点来看，可知除第一点为佛录惯例外，其他都是道安所创，并为后世佛典目录学家所效仿，真可谓后世佛典目录编制之典范。

　　三、穷潭至委，竟其流别，彰垦我国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淀”之精髓

　　道安(综理众经录)是一部著录佛经译者和译经时间的一部佛经目录。从很大程度上来讲，这种因书及人，因人及地区、时代的著录体例，也就有统计、登记某时代、某地区、某部门的佛教目录等，全面起到了佛典目录的备存、对勘，以至提供了查考源流、网罗文献、梳理典籍的作用。梁启超评论此目优点时说：“《安录)虽仅区区一卷，然其体裁足称者盖数端一日纯以年代为次，令读者得知斯学发展之迹及诸家派别；二日失译者别自为篇；三日摘译者别自为篇，皆以书之性质分别，使眉目犁然；四日严真伪之辨，精神最为忠实；五日注解之书别自为部，不与本经混，主从分明。凡此诸义，皋牢后此经录，殆莫之能易。”从以上5个优点可窥见，(综理众经录)一则实为在考定诸经版本异同的基础上，标列出著译年月，这有助于了解每一种佛经的译出年代，反映出译经的时代特点及其版本演变源流，明确其发展的历史轨迹。二则实为先以著述人的年代为序，再著录较好的版本，依次著录失译经、择译经、疑经、注经、杂经。以权衡轻重，主次分明，充分彰显了我国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精髓。

　　总之，道安(综理众经录)开创了佛典目录学之先河，它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奠定了佛典编目的坚实基础，并对后世佛典目录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作者工作单位为重庆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