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撰《敦煌零拾》札记整理后记

　　陈寅恪撰《敦煌零拾》札记整理后记

　　荣新江

　　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藏有罗振玉《敦煌零拾》（甲子岁上虞罗氏自印本）一册，为陈寅恪先生旧藏（图72），有“陈寅恪印”，大概后归先生弟子陈庆华先生，由陈庆华先生赠北大历史系。因为此书一直封存在一间不对外开放的屋子里，所以此书自入藏以来从未有人借阅，书后的借阅卡片记录上空白无字，似可为证。

　　《敦煌零拾》计收巴黎、伦敦和罗氏自藏的敦煌文献抄本七种，有韦庄《秦妇吟》、《云谣集杂曲》三十首、《季布歌》、《佛曲》三种、《俚曲》三种、《小曲》三种、《搜神记》一卷。陈寅恪先生在《秦妇吟》和《云谣集》上，曾施句读。1936年陈先生曾发表《读〈秦妇吟〉》（《清华学报》第11卷第4期）。1940年又有所增订，发表《韦庄〈秦妇吟〉校笺》（昆明自印本，题《秦妇吟校笺》）。1950年又写有《〈秦妇吟〉校笺旧稿补正》（《岭南学报》第12卷第2期）。后以《韦庄秦妇吟校笺》名，收入其《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间有改订。陈先生校笺《秦妇吟》的工作，大概就起始于这本《零拾》。

　　陈先生在《佛曲》三种部分，写有大量眉批，尤以第二种《文殊问疾》为多，天头地角之外，有的写在行间，颇难辨识。现参照有关引文，整理校录，以供更多的读者参考。

　　陈先生也曾就这三种佛曲分别写过跋文，有的内容与眉批有关或重复，有的则各有详略，在文字解释方面，以眉批为详。两相对照，或可见陈先生治学途径之一斑。

　　《佛曲》第一种，罗振玉氏称不知演何经。陈先生撰《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指出“盖演须达起精舍因缘中舍利弗降伏六师一节，并引《贤愚经》九等汉文、巴利文藏经为证。文载《国学论丛》第1卷第4期（1928年10月出版），又见大阪静安学社编《东洋学丛编》第1册（东京刀江书院1934年版），后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172－174页。陈先生眉批中，据吉藏《金刚般若疏》卷一，指出须达起精舍故事所据经典。眉批主要集中在对六师的解释上，梵汉兼备。按，此卷现已知有六个敦煌写本，除罗氏旧藏本现不知所在外，还有S.5511＋胡适藏本、S.4398、P.4615、P.4524，据S.5511保存的首题，原名当是“降魔变文”。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合诸本校录全文，以后学者多有订补，最新的录校本见黄征、张涌泉的《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和周绍良等《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对此卷变文详加注释者，有梅维恒（Victor H. Mair）《敦煌通俗叙事文学作品》（Tun-huang Popular Narrativ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和项楚《敦煌变文选注》（巴蜀书社1989年版），但两者关于“六师”的注释（前者198页，后者532、468页）都没有陈先生眉批为详。

　　《佛曲》第二种原有题目曰“文殊问疾”，罗振玉指出系“演《维摩诘经》”。陈寅恪先生撰《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考察了《维摩诘经》这一独特的佛典的成立及其流行的情况，并且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指出佛典体裁长行与偈颂相间，经演义而影响章回小说和弹词等体裁情形；还指出经典与演义的关系，正如小说英雄传与其本书正传的关系相同，“然此只可为通识者道，而不能喻于拘方之士也”。文载1930年5月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后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180－186页。文章篇幅较其他两个《佛曲》跋文要长，但主题明确，文字谨严。文末补记北京图书馆敦煌卷子中的相关材料，应当是写完跋文以后才见到的。此外，陈先生还有《敦煌本维摩诘经问疾品演义书后》短文，引经据典，补考文中“骨崙”一词的含义。文载1932年5月出版的《清华周刊》第37卷第9、10期，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310页。陈先生对此卷用力最多，其所写眉批也较其他两种要多得多。大略说来，眉批内容主要集中在关于《维摩诘经》汉藏文译本存佚、关于维摩诘眷属问题、“金粟上人”的含义和来历以及“骨崙”一词的解释上，同时就其中的疑难词语或佛教名相给予解释，如“三祇”、“四生”、“三界”、“六通”、“十地”、“八智”、“四辩”、“天龙八部”、“七珍”等，所据文献，有汉文内外典籍、敦煌文书以及梵藏文书籍。对比跋文所引典籍，眉批往往更为丰富，这显然是陈先生在写完跋文以后，仍继续关注本卷，续有增补。如关于《维摩诘经》诸文本，跋文提到藏文《圣无垢称所说大乘经》，眉批写出藏文原文和对应的梵文拉丁转写，这或许是排版不易而未写入跋文。但眉批中的《出三藏记集》、《历代三宝记》材料，则非跋文所有，而敦煌《维摩诘经十四品诗》，跋文末虽然提到，但不俱引，眉批中则有全文。又如维摩诘眷属，跋文与眉批大多相同，但眉批多敦煌本《大通方广经》一条，不见跋文，或许是因为眉批所说“不足据也”，表明陈先生的谨慎。又关于“骨崙”一词，陈先生专门写有《书后》，引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及《太平广记》加以诠释，均见眉批，而眉批上又多出玄奘《大唐西域记》、慧琳《一切经音义》、叶适《习学记言》、朱熹《朱子语类》、临济义玄《语录》、杨盈之《醉翁谈录》及《西厢记》等，详加考释，其所引《寄归传》以Pulo Condore括注骨崙，表明陈先生利用了高楠顺次郎的英文译本（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Religion as Practised in India and the Malay Archipelago, by I-Tsing, trans. By J. Takakusu, Oxford 1896），因为这正是高楠氏的看法。陈先生在解释佛教名相时常常引用梵文，以便追寻一些概念的原意。其注“七珍之宝”，引梵文《阿弥陀经》，陈先生所用此梵文本现仍保存在北京大学东方学系资料室，表明陈先生释词，并非据辞典，而是据原典。陈先生跋文和眉批都表明，他对当时新公布或还没有公布的敦煌写本，都尽可能地取而用之。他曾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1930年6月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2分，与本跋文几乎同时发表）中，提示了许多北图藏敦煌写本的价值，其一为“《佛说诸经杂缘喻因由记》中弥勒之对音，可与中亚发见之古文互证”（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37页），而他已把这条材料抄在本卷“众中弥勒又推辞”句的页边，惜未详释。以后考“弥勒”中亚原语者数家，然未及这条材料。按，罗振玉所刊布的这件“佛曲”，现一般称之为《维摩诘经讲经文》，《敦煌变文集》、《敦煌变文校注》、《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都有录文，项楚《敦煌变文选注》有注释，可以与陈寅恪先生眉批相发明。

　　《佛曲》第三种，罗氏亦称不知演何经。陈寅恪先生撰《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指出故事所本，为魏吉迦夜与昙曜共译之《杂宝藏经》卷十优陀羡王缘，惟国王名称不同。文载1927年9月出版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论丛》第1卷第2号，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171页。眉批只有三条，其一为国王名称的考释，可能因为仍“俟考”而没有写入跋文。按，此卷实与P.3375背为同一写本，现一般称之为“欢喜国王缘”，《敦煌变文集》、《敦煌变文校注》、《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有校录本。

　　《敦煌零拾》札记，主要是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和清华大学中文、历史系教书时的读书札记。从1927年至1931年，可以说是陈先生治学的第一个阶段，其所处理的问题，主要是中印关系和西北史地，所处理的材料主要是敦煌新发现的内典和俗文学作品，以及梵文巴利文藏文文献和蒙元史料，他往往从小处着眼，写的是一些具体的材料，但实际上关涉到二十世纪初叶国际东方学一些新问题，其视野之广阔，当时罕有其匹。

　　从陈先生在清华开设的课程，如“西人东方学之目录学”、“佛经翻译文学”等，以及他这一时期的读书札记上，我们可以看出陈先生打算做的东方学研究课题远较他发表的文字要多得多。因此，他的读书札记和讲课笔记亟待整理。这里整理的《敦煌零拾》札记，只不过是其中篇幅不大的一种。

　　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梵文佛典的研究，给汉文佛典及相关文献的解释提供了强有力的语源和史源基础，特别是中亚、敦煌发现的新史料，对于中古汉语文献的理解帮助尤多。陈先生在欧美留学时，在梵文、巴利文、藏文以及中亚语言文献等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回国时带回了许多这方面的西文图书（现存北大东方学系），以后又为清华大学购置了不少同类的东方学图籍，这些书籍在他第一阶段的学术研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惜的是，后来时局不利于这项纯静的学术研究，颠沛流离的生活又使陈先生本人患上眼疾，使陈先生不得不在三十年代中期转向以汉文材料为主体的中古史研究，开始了他的第二阶段学术研究。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来看，这不能不说是个重大的损失，甚至今天仍未得到应有的弥补。而西方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则代不乏人。

　　陈先生治学，是以立足于世界之林为志向的，他批评中国学者治学“闭门造车”，“罕具通识”，于学术境地标举甚高。我们今天从整体上理解陈寅恪先生，似不应仅仅局限在他后来撰作的“三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和“别传”（《柳如是别传》）上，而应当充分考虑清华研究院时代的陈先生。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认为不应当把陈先生放在“国学大师”的圈子里，而应当全面继承他留给我们的丰厚文化遗产。

　　（附记：陈明博士代校若干史料并告知东方学系藏书情况，谨此致谢。）

　　1999年12月20日完稿，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2001年。